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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了一首感叹曹操的《邺中歌》，其中有一句“雄谋韵事与文心”，盛赞其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全面成就。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一至二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做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的。
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能有这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人物，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弄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年，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他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儿们，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容精雕细琢，只求痛快宣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一至二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做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的。
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能有这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人物，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弄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年，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他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儿们，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容精雕细琢，只求痛快宣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