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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中，山涛最长，王戎最少，两人都活过了70岁，“寿则多辱”，两人生前身后所受的批评乃至抨击也最多。
相比山涛，王戎的言行更复杂多元，7岁的时候，面对“攀栏而吼”猛虎的“震地”咆哮，王戎能“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表现了勇敢的天赋；但为什么到了晚年，位至“三公”，却成了三缄其口的泥菩萨？他年轻时，对金钱了无心动，广有令名的他，为什么多年之后痴迷金钱几乎成了惟一的乐趣，甚至连女儿借钱还得迟了些都“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
年轻时，他与阮籍关系非同一般，阮籍自视甚高，因志趣相投，竟能放下架子与小自己24岁的小字辈、年仅15岁的王戎谈得热火朝天，可是，几年后，王戎已把结交的重心转向了钟会这类当权者的“红人”上面，他对俗世的功名、富贵已经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兴趣，竹林聚会而后往，明显心不在焉，并因此遭到了阮籍言简意赅的批评。《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又复来败人意。”由“清赏”到“俗物”，几年的时间王戎就完成了其人生指向的“转型”，何其速也？
王戎的蜕变固然有其自身的因素，有人说，王戎如此做是“自污”，以求在乱世之中得以保全。这有一定道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西晋时代类似石崇、王恺斗富的大戏时有上演，整个上流社会对财富的追逐已到了疯狂的地步。斗富是炫耀，吝啬是另一种形式的炫耀，置身这样的场中，定力再强的人恐怕也要被同化，何况，王戎可能本来定力就不怎么强。做官的人大多没有政治信仰，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没有“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风骨，尤其是“八王之乱”，城头变换大王旗，要保命，除了做墙头草，就只能装疯卖傻做糊涂蛋。还好，王戎选择的是后者。
隋唐之际有个叫裴矩的，在隋炀帝的时候是个只知“悦媚取容”的佞臣，入唐后则常常直言进谏，与唐太宗“廷折，不肯面从”。原因很简单，环境变了，与魏征、房玄龄、张玄素这些人一块儿合唱，想跑调都难。
人之初，性本善。走上社会后，有很多人变得很现实，原则、人格、尊严，变成了俗之又俗的“俗物”。可以批评、指责、嘲笑他们，但必须要想一想，是谁造成了他们的“转捩”，就像王戎，在荆州刺史任上，第一次以权谋私为自己修宅院，本应免官， 却“诏以赎论，迁豫州刺史”了事；做侍中后收人贿赂，也被晋武帝以一句“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宽宥而过。触犯国法尚且得不到追究，爱钱、守财，又算得了什么呢？
看起来，营造一个良性的“场”真的很有必要，且尤为迫切。
相比山涛，王戎的言行更复杂多元，7岁的时候，面对“攀栏而吼”猛虎的“震地”咆哮，王戎能“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表现了勇敢的天赋；但为什么到了晚年，位至“三公”，却成了三缄其口的泥菩萨？他年轻时，对金钱了无心动，广有令名的他，为什么多年之后痴迷金钱几乎成了惟一的乐趣，甚至连女儿借钱还得迟了些都“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
年轻时，他与阮籍关系非同一般，阮籍自视甚高，因志趣相投，竟能放下架子与小自己24岁的小字辈、年仅15岁的王戎谈得热火朝天，可是，几年后，王戎已把结交的重心转向了钟会这类当权者的“红人”上面，他对俗世的功名、富贵已经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兴趣，竹林聚会而后往，明显心不在焉，并因此遭到了阮籍言简意赅的批评。《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又复来败人意。”由“清赏”到“俗物”，几年的时间王戎就完成了其人生指向的“转型”，何其速也？
王戎的蜕变固然有其自身的因素，有人说，王戎如此做是“自污”，以求在乱世之中得以保全。这有一定道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西晋时代类似石崇、王恺斗富的大戏时有上演，整个上流社会对财富的追逐已到了疯狂的地步。斗富是炫耀，吝啬是另一种形式的炫耀，置身这样的场中，定力再强的人恐怕也要被同化，何况，王戎可能本来定力就不怎么强。做官的人大多没有政治信仰，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没有“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风骨，尤其是“八王之乱”，城头变换大王旗，要保命，除了做墙头草，就只能装疯卖傻做糊涂蛋。还好，王戎选择的是后者。
隋唐之际有个叫裴矩的，在隋炀帝的时候是个只知“悦媚取容”的佞臣，入唐后则常常直言进谏，与唐太宗“廷折，不肯面从”。原因很简单，环境变了，与魏征、房玄龄、张玄素这些人一块儿合唱，想跑调都难。
人之初，性本善。走上社会后，有很多人变得很现实，原则、人格、尊严，变成了俗之又俗的“俗物”。可以批评、指责、嘲笑他们，但必须要想一想，是谁造成了他们的“转捩”，就像王戎，在荆州刺史任上，第一次以权谋私为自己修宅院，本应免官， 却“诏以赎论，迁豫州刺史”了事；做侍中后收人贿赂，也被晋武帝以一句“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宽宥而过。触犯国法尚且得不到追究，爱钱、守财，又算得了什么呢？
看起来，营造一个良性的“场”真的很有必要，且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