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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我结束常驻日内瓦代表团GATT参赞事务，从外经贸部调往海关总署关税司,负责执行关税政策，一方面为中央财政征税，另一方面调节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当时，海关税收被认为是中央财政最稳定、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
1991年我国平均关税是38%，海关共征收关税189亿元，进口环节国内税（增值税和产品税）149亿元，分别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938亿元的19.2%和18.8%。
1992年我国“复关”谈判，要求与中国举行关税谈判的国家和集团有37个。它们要我们减让关税幅度之大，涉及商品之多，谈判态度之硬，超出我们的预料，也令国内产业和政府主管部门担忧。我国数亿农村劳力，户均耕地只有欧盟的七十分之一，美国的七百分之一，失去了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能不能抵挡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我国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业，几十年来靠高关税保护，大幅度降税后，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我也深深感到关税谈判对我国产业和对中央财政带来的风险。
中央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冷静分析了我国的关税制度。高关税是在建国之初确定的，80年代中期调低过税率。（是在利用国际资源、开辟国际市场的形势下，税率仍然偏高。）长年的高关税“既保护落后，又引发走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税率方面没有适时进一步下调，却在减免税政策上再三扩大，财政海关税基（既应税进口额）只占进口总额的15%。1992年名义关税水平是43.2%，而实际税负只有4%。中央在求实分析的基础上果断作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决策：第一，从1993年开始分阶段把高关税降下来，累计降税幅度相当于乌拉圭回合参加国关税谈判目标的两倍。第二，在1993年全面清理关税优惠政策，决定废除大部分减免税政策文件，包括经济特区自用物资的免税进口，使海关税基从15%回升到30%以上。第三，授权“复关”谈判代表团在1994年下半年提交一揽子关税减让方案，如果按此减让，中国将变成发展中世界关税保护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个方案扭转了我国关税谈判的被动局面。
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我国“复关”谈判变为“入世”谈判。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试图按照发达国家标准逼迫我国接受许多产品部门的零关税:要求我国实施化工原料、中间体和成品的协调税率。有的被我们顶回去了；有的折衷妥协了。我国先后与37个世贸组织成员签定了37个双方市场准入协定。每签一个协定，我们就朝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前进一步。我深知自由化步伐的含义。只要我国相关产业不被严重损害，贸易自由化将给财政带来收入，将给消费者带来现代生活丰富多彩的选择，包括汽车、家电、时装和美酒。
2001年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通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次年我国正式成为世贸成员，并开始履行关税义务。根据入世议定书的关税减让表，我国承诺把关税逐步降到10%以下，其中农产品15.1%，工业品9.2%，并且对全部税目产品实行关税约束，不经谈判不得自行提高税率。2002年、2003年、2004年这三年我国关税已分别下降到12%、11%和10.4%，被世贸组织公认为“严肃认真”地信守义务。
入世后，首先要确定我国将沿着贸易自由化道路继续走下去。要准备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承诺继续减让关税；要在今年夏天完成与东盟十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便明年起分阶段实施。其次要正视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现实。跨国公司（包括我国的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在不断延伸构筑，我国还在变成越来越多产品的世界“车间”、“加工厂”、甚至是“制造中心”。在保留关税壁垒和逐步消除关税壁垒之间，我国政府自当选择后者。第三，要理性分析关税的财政作用。2003年关税水平降至11%，海关征收关税923亿元，增值税和消费税2789亿元，分別占中央财政收入12,465亿元的7.4%和22.4%。与1992年相比，关税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从19.2%缩减为7.4%，而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贡献则从18.8%上升为22.4%。发达国家关税的财政作用已提前减到很低的程度，譬如日本占1.7%，美国占1.8%，澳大利亚占3.5%。我国正在走它们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似乎已经看到贸易自由化之后关税财政作用的“替代物”——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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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煌，男，1939年生于浙江省海盐县。
1999年起担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商务谈判学会副会长；农业部WTO农产品新一轮谈判顾问。
1991-1998 在国家海关总署任关税司副司长、司长，兼复关/入世关税谈判代表，1992年被国家劳动人事部认定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89-1990 在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任参赞、主管复关谈判和乌拉圭回合谈判。
1982-1988 在外经贸部国际局任副处长、处长，先后主管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谈判等事务。
1978-1981 在联合国秘书处（日内瓦）担任贸发会议秘书；组织联合国会议，担任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
1991年我国平均关税是38%，海关共征收关税189亿元，进口环节国内税（增值税和产品税）149亿元，分别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938亿元的19.2%和18.8%。
1992年我国“复关”谈判，要求与中国举行关税谈判的国家和集团有37个。它们要我们减让关税幅度之大，涉及商品之多，谈判态度之硬，超出我们的预料，也令国内产业和政府主管部门担忧。我国数亿农村劳力，户均耕地只有欧盟的七十分之一，美国的七百分之一，失去了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能不能抵挡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我国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业，几十年来靠高关税保护，大幅度降税后，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我也深深感到关税谈判对我国产业和对中央财政带来的风险。
中央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冷静分析了我国的关税制度。高关税是在建国之初确定的，80年代中期调低过税率。（是在利用国际资源、开辟国际市场的形势下，税率仍然偏高。）长年的高关税“既保护落后，又引发走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税率方面没有适时进一步下调，却在减免税政策上再三扩大，财政海关税基（既应税进口额）只占进口总额的15%。1992年名义关税水平是43.2%，而实际税负只有4%。中央在求实分析的基础上果断作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决策：第一，从1993年开始分阶段把高关税降下来，累计降税幅度相当于乌拉圭回合参加国关税谈判目标的两倍。第二，在1993年全面清理关税优惠政策，决定废除大部分减免税政策文件，包括经济特区自用物资的免税进口，使海关税基从15%回升到30%以上。第三，授权“复关”谈判代表团在1994年下半年提交一揽子关税减让方案，如果按此减让，中国将变成发展中世界关税保护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个方案扭转了我国关税谈判的被动局面。
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我国“复关”谈判变为“入世”谈判。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试图按照发达国家标准逼迫我国接受许多产品部门的零关税:要求我国实施化工原料、中间体和成品的协调税率。有的被我们顶回去了；有的折衷妥协了。我国先后与37个世贸组织成员签定了37个双方市场准入协定。每签一个协定，我们就朝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前进一步。我深知自由化步伐的含义。只要我国相关产业不被严重损害，贸易自由化将给财政带来收入，将给消费者带来现代生活丰富多彩的选择，包括汽车、家电、时装和美酒。
2001年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通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次年我国正式成为世贸成员，并开始履行关税义务。根据入世议定书的关税减让表，我国承诺把关税逐步降到10%以下，其中农产品15.1%，工业品9.2%，并且对全部税目产品实行关税约束，不经谈判不得自行提高税率。2002年、2003年、2004年这三年我国关税已分别下降到12%、11%和10.4%，被世贸组织公认为“严肃认真”地信守义务。
入世后，首先要确定我国将沿着贸易自由化道路继续走下去。要准备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承诺继续减让关税；要在今年夏天完成与东盟十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便明年起分阶段实施。其次要正视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现实。跨国公司（包括我国的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在不断延伸构筑，我国还在变成越来越多产品的世界“车间”、“加工厂”、甚至是“制造中心”。在保留关税壁垒和逐步消除关税壁垒之间，我国政府自当选择后者。第三，要理性分析关税的财政作用。2003年关税水平降至11%，海关征收关税923亿元，增值税和消费税2789亿元，分別占中央财政收入12,465亿元的7.4%和22.4%。与1992年相比，关税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从19.2%缩减为7.4%，而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贡献则从18.8%上升为22.4%。发达国家关税的财政作用已提前减到很低的程度，譬如日本占1.7%，美国占1.8%，澳大利亚占3.5%。我国正在走它们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似乎已经看到贸易自由化之后关税财政作用的“替代物”——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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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煌，男，1939年生于浙江省海盐县。
1999年起担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商务谈判学会副会长；农业部WTO农产品新一轮谈判顾问。
1991-1998 在国家海关总署任关税司副司长、司长，兼复关/入世关税谈判代表，1992年被国家劳动人事部认定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89-1990 在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任参赞、主管复关谈判和乌拉圭回合谈判。
1982-1988 在外经贸部国际局任副处长、处长，先后主管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谈判等事务。
1978-1981 在联合国秘书处（日内瓦）担任贸发会议秘书；组织联合国会议，担任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