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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对“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它常被误用，并且“自由”这个词意思含糊不清。自由贸易体系是一个依靠市场经济的体系，但是所谓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是不够明确的。有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这种说法意味着支持一种对市场作用的偏见，有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也被用来证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在今天，“全球化”这个词被滥用了，但是毕竟对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人们都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在全世界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交换、以及货物和人员的流动。今天市场的特征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准确地讲，我们已经目睹了在两个关键领域的技术革新：第一，运输方面的革新减少了货物和服务运输的时间、降低了运输价格。第二，通讯系统革新，为了越过多个国家的边境实行快速传输需要真正良好的通讯。同时，一个愈加全球化的世界意味着有更大的危险存在，因为危机能够迅速传播。
我们需要用国际协定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之后，WTO有了一个电信协定，这解决了贸易的基础设施问题。各成员方政府知道如果它们不签署这个协定，它们将会被甩下，所以这个协定变成了一个你追我赶的协定：外交官们正在追赶技术。这意味着对快速通信系统的核心地位的承认。
1944年，在建立国际贸易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制时设立了两个目标。第一个，并且最重要的是防止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现今当我们讨论贸易政策时，有时我们忘记了那个最初的目标，因为我们是如此全神贯注于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为整个世界创造更多的财富——把馅饼做大而不是分切现存的馅饼。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这些机构还实现了另外两个目标。一是WTO和别的国际机构将必须致力于解决贫穷问题。如果多哈回合真正成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回合，我们将见证此事。另外一个是致力于处理经济危机或者对付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电子兽群”：全世界无数投资者能够瞬间移动资金的力量。
以上是全部的背景。目前，WTO的政策框架面临着两个最大的挑战，即多哈回合和WTO为中国这个新成员所做的调整，以及WTO的机构性结构。
WTO面临着两大挑战：中国这个大成员新加入所引起的调整和多哈回合。中国为了加入WTO较其他任何加入国而言承担更多的额外义务。中国人希望WTO是使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所需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的内部改革。中国人出于改革的考虑，认为这些义务是值得的。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中国不得不改革其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进行调整的过程中，WTO成员也有责任帮助中国。我不认为中国更加需要WTO，而是WTO更加需要中国。
关于WTO的机制问题。争端解决过程适用这些规则，而WTO的另外一个部分制定这些规则，界线含糊不清，但是请争端解决人员制定规则是很危险的。该争端解决体系的构造、上诉程序、广泛的管辖权非常独特。它做出的决定使得各成员方政府可以改变其政策，帮助它们做它们认为是正确的事。这是一个成功的体系并且得到普遍的遵守。发展中国家支持这个体系是因为它给发展中国家以力量。
然而，WTO的决策机制是一个大问题。WTO的这个部分接近瘫痪。全体协商一致规则是问题的根源，因为任何成员方政府有权反对某些决定，在协商决策过程中就可以把将要做出的决定挫败。所以成员方政府利用这个机制，可以把它们不关心的问题当作它们所关心问题的交换条件。《电信协定》是通过部分成员一致达成的;这可以被看作一个典范，以此推动改革WTO的决策机制。如果存在一个坏的决策机制，你就会看到争端解决体系开始制定规则。
让我来消除两个关于WTO的妄言。
妄言之一：WTO的授权只局限于原关贸总协定（GATT）的核心管辖权，即边境措施。这是错误的。GATT从来不存在这种情形;GATT一直致力于解决国民待遇问题。
妄言之二：WTO政策制定机构应当有权否决争端解决机制做出的决定。不，这是一个坏的观点。那样的话，各成员方政府会游说日内瓦的外交官和干涉处理过程。我主张改变决策机构而不是拆除争端解决体系。问题是为了改变“协商一致”的体系，必须达成全体一致。我们应该在不改变法律规则，特别是即使不改变全体协商一致规则这样高要求的情况下，看提高政策制定的办法。
好的管理需要透明、广泛参与以及讨论的过程。WTO需要比以上三点更多的要求。它需要更少的秘密和更多的透明度，需要非赢利组织的介入。最后，需要一个说服的过程，这可能意味着更漫长的决策过程。
约翰·H·杰克逊教授（John H.Jackson）20世纪60年代初曾在GATT秘书处访问研究，近40年来，一直从事世界贸易体制的法律与政策问题的研究与教学，20世纪70年代，杰克逊教授曾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聘为“总咨询师”（General Counsel）。
相关链接：
杰克遜教授主要学术作品包括：《世界贸易与GATT法律》（1969）、《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问题》（1995年第3版，主编）、《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1997年第2版）、《世界贸易组织：宪法与法理学》（1998年）和《GATT与WTO的法理学：对条约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看法》（2000年）
在今天，“全球化”这个词被滥用了，但是毕竟对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人们都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在全世界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交换、以及货物和人员的流动。今天市场的特征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准确地讲，我们已经目睹了在两个关键领域的技术革新：第一，运输方面的革新减少了货物和服务运输的时间、降低了运输价格。第二，通讯系统革新，为了越过多个国家的边境实行快速传输需要真正良好的通讯。同时，一个愈加全球化的世界意味着有更大的危险存在，因为危机能够迅速传播。
我们需要用国际协定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之后，WTO有了一个电信协定，这解决了贸易的基础设施问题。各成员方政府知道如果它们不签署这个协定，它们将会被甩下，所以这个协定变成了一个你追我赶的协定：外交官们正在追赶技术。这意味着对快速通信系统的核心地位的承认。
1944年，在建立国际贸易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制时设立了两个目标。第一个，并且最重要的是防止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现今当我们讨论贸易政策时，有时我们忘记了那个最初的目标，因为我们是如此全神贯注于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为整个世界创造更多的财富——把馅饼做大而不是分切现存的馅饼。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这些机构还实现了另外两个目标。一是WTO和别的国际机构将必须致力于解决贫穷问题。如果多哈回合真正成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回合，我们将见证此事。另外一个是致力于处理经济危机或者对付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电子兽群”：全世界无数投资者能够瞬间移动资金的力量。
以上是全部的背景。目前，WTO的政策框架面临着两个最大的挑战，即多哈回合和WTO为中国这个新成员所做的调整，以及WTO的机构性结构。
WTO面临着两大挑战：中国这个大成员新加入所引起的调整和多哈回合。中国为了加入WTO较其他任何加入国而言承担更多的额外义务。中国人希望WTO是使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所需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的内部改革。中国人出于改革的考虑，认为这些义务是值得的。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中国不得不改革其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进行调整的过程中，WTO成员也有责任帮助中国。我不认为中国更加需要WTO，而是WTO更加需要中国。
关于WTO的机制问题。争端解决过程适用这些规则，而WTO的另外一个部分制定这些规则，界线含糊不清，但是请争端解决人员制定规则是很危险的。该争端解决体系的构造、上诉程序、广泛的管辖权非常独特。它做出的决定使得各成员方政府可以改变其政策，帮助它们做它们认为是正确的事。这是一个成功的体系并且得到普遍的遵守。发展中国家支持这个体系是因为它给发展中国家以力量。
然而，WTO的决策机制是一个大问题。WTO的这个部分接近瘫痪。全体协商一致规则是问题的根源，因为任何成员方政府有权反对某些决定，在协商决策过程中就可以把将要做出的决定挫败。所以成员方政府利用这个机制，可以把它们不关心的问题当作它们所关心问题的交换条件。《电信协定》是通过部分成员一致达成的;这可以被看作一个典范，以此推动改革WTO的决策机制。如果存在一个坏的决策机制，你就会看到争端解决体系开始制定规则。
让我来消除两个关于WTO的妄言。
妄言之一：WTO的授权只局限于原关贸总协定（GATT）的核心管辖权，即边境措施。这是错误的。GATT从来不存在这种情形;GATT一直致力于解决国民待遇问题。
妄言之二：WTO政策制定机构应当有权否决争端解决机制做出的决定。不，这是一个坏的观点。那样的话，各成员方政府会游说日内瓦的外交官和干涉处理过程。我主张改变决策机构而不是拆除争端解决体系。问题是为了改变“协商一致”的体系，必须达成全体一致。我们应该在不改变法律规则，特别是即使不改变全体协商一致规则这样高要求的情况下，看提高政策制定的办法。
好的管理需要透明、广泛参与以及讨论的过程。WTO需要比以上三点更多的要求。它需要更少的秘密和更多的透明度，需要非赢利组织的介入。最后，需要一个说服的过程，这可能意味着更漫长的决策过程。
约翰·H·杰克逊教授（John H.Jackson）20世纪60年代初曾在GATT秘书处访问研究，近40年来，一直从事世界贸易体制的法律与政策问题的研究与教学，20世纪70年代，杰克逊教授曾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聘为“总咨询师”（General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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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遜教授主要学术作品包括：《世界贸易与GATT法律》（1969）、《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问题》（1995年第3版，主编）、《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1997年第2版）、《世界贸易组织：宪法与法理学》（1998年）和《GATT与WTO的法理学：对条约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看法》（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