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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体系建设应当与时俱进。通过对培训信息的不对称性、培训内容供给与需求的冲突、短期转移培训与系统职业教育博弈三方面的分析讨论，促进政府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传递者、引领者、保障者三个角色的职能完善，以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就业；准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郭燕妮，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于飞，男，助理农艺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学。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8）01-0061-04
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开展农民工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2016年，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
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指出：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和技术技能水平，帮助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对农民工进行培训，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职业培训中的主体。
一、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解读
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于这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人产品是指一个人对这种产品消费后，其他人便不能再次消费的产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准公共产品则介于两者之间，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非義务性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16岁以上，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青年。[1]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是针对这部分群体进行技能锻炼或知识教育的活动，属于非义务教育的范围，应当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导型的培训模式，即由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主导，通过委托各类职业学校、联合用工企业等方式和途径，引导农民工进行各类培训活动，提升其知识、技能及综合素质等。[2]政府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主要组织者和监督者。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政府必须加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以满足制造业发展的产业需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紧迫性
次级劳动市场人力资本的构成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不匹配，激化了劳务市场的供需矛盾。在两方外力的推动下，一方面，促使用人单位重新审视职业培训的效用；另一方面，迫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强烈的职业技能诉求。为更好地利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红利，弥合劳务市场供需断层，增强个体职业发展的能力和潜力，亟需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服务。
（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
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 747万人，按照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至2015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应在16～35岁之间，这部分年龄群体的占比约为42.9%。随着时间推移，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比例仍将继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将在未来劳动力市场占据主体地位。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职业期望、维权意识、对于未来生活的追求等方面都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老两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逐渐增多，提升整个社会的技能素质必须要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
（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老一代农民工迎合了这一经济发展需求，以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为代价换取更高水平的薪资待遇。而随着“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态。我国目前正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在着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制造业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为31.1%，从事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为44.5%。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倾向于第三产业和含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产业升级转型的人才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在此基础上，劳动力供需信息的匹配度、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程度与岗位的匹配度中存在的差距，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必须成为政府、企业人才发展战略中底部支撑。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收入等层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3]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提高其就业质量必须受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包括个体自身特质、工作技能与知识的累积、社会资本的多寡等微观影响，也包括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市场需求等宏观影响。职业培训需要以其优势，因势利导，在宏观因素的影响下，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缺陷，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从而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府培训的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高认同感与低参与率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冲突点和矛盾点，究其原因，与培训主体、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有显著相关性。
（一）培训主体：培训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由英国学者詹明斯·莫里斯和美国学者威廉·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它是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呈不均匀的分布状态，即发生经济关系双方一方比另一方对某些事情的信息掌握得多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培训问题，虽然政府、农民工不是纯粹的经济主体，二者也不是纯粹的买卖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竞争性企业提供效益外部化成本、内部化的准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所以，作为目前农民工培训产品主要供应者的政府和作为培训产品需求者的农民工，二者同样存在供求关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样应该以充分的市场调研为基础，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终极目标。因此，信息不对称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这一问题。政府作为农民工培训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培训的意图、目的、机制等信息占有绝对优势。[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生代农民工除了社会资本外，新生代农民工还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信息化手段获取信息。即便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取培训信息的整个过程中，同样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政府作为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者，政府发布的培训信息存在滞后性，存在找不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受培训的情况；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有参加某种培训的意愿，但是经常面临政府培训信息已经关闭或是找不到相关培训机构的问题。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到制约，普遍处于信息劣势。
（二）培训内容：供给与需求冲突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发展诉求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内容也应该随着行业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变化进行调整。目前，公共培训中对于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差的工种培训较多，但是，据“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对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较高程度地指向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如计算机知识在所有选项中居首位，分别占总人数的39.8%和53.6%；其次是管理、营销、驾驶、裁剪和法律知识等。而选择电工、钳工、装修、厨师以及车工等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的比例大多较低。从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的专业培训具有较强需求，而对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传统技术培训需求较弱。[5]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逐渐走上正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能够通过学历和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教育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而政府和社会在这一方面所提供的培训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三）培训方式：短期转移培训与系统职业教育的博弈
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培训投资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对于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人群进行的培训项目（转移培训），这部分培训时间比较短，能够促进农民工技能快速提高适应就业需求；二是对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较长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免费政策，农村中未来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能够接受规范的中等职业教育，初步系统的掌握所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根据调查，建筑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转移培训的比例最高，而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职业教育的比例最高。[6]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下，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未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会有较高的比例从事制造业。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随着被投资人的年龄增加而逐渐衰减。由此，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就业倾向，政府是否应该在短期转移培训和系统职业教育中有所倾向，从而以前瞻性的视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就业。
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的解决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是准公共产品，这其中既有市场的参与也有政府的参与。政府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传递者、引领者和保障者，完善角色职能。
（一）传递者：從“信息闭塞”到“开放畅通”
无论是输出地政府还是输入地政府，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负有推广培训信息的责任，需要双方统筹规划培训信息体系。作为输出地政府，要收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及时进行跟踪联系，推广培训信息，做到“精准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的输入地通常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培训内容与当地产业背景紧密相关，输入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加明确，因而应当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使想参加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及时接受信息、参与培训，提高培训的信息有效性。政府保证培训信息的开放畅通既能切实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也是高效利用培训资源这一准公共物产品的重要手段。
（二）引领者：从“内容单一”到“优质多元”
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应当以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机倾向为导向，以提高“人职匹配”的比率。调查显示，在培训内容上，新生代农民工有73.8%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有55.9%需要创业知识培训，有 48.7%需要学历提升培训，有 38%的人需要劳动法等法律知识的培训。另外，需要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有 15.9%，需要人文知识培训有15.6%，需要生活知识培训有11.6%。[7]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内容趋向多样化和优质化，内容层次“上移”，政府作为供给方，应将培训内容分为三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二是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三是要兼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知识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对自身的定位也不局限于“打工者”，特别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现象也层出不穷。政府在此基础上应当依据不同的培训目标设置优质多样的教育内容与课程，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走上更高的职业发展阶段。
（三）保障者：从“短期培训”到“系统职业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除了需要短、平、快的培训项目增强自身职业技能外，也需要为他们搭建学历与技能相结合的提升平台，职业教育是这一平台的最佳载体。澳大利亚“培训包”模式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与职业教育结合提供了借鉴。培训包具有宽松的入学条件、多样化的培训地点、灵活的教学模式、多样化的考核方式等特点，符合农民工的工作特性。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职业教育培训包，明确工作岗位要求与标准，能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走向常态化、标准化。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从“短期培训”向“系统的职业教育”发展是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要求，其作为准公共产品予以保障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杨晓军，陈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缺失与解决途径[J].农村经济，2012（1）：98-102.
[2] 王竹林，吕默.农民工培训模式及动力机制探析[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26（3）：87-91.
[3] 詹华山.市民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15）：8-12.
[4] 赫连志巍，赵春霞.政府培训和农民受训的信号传递博弈分析[J].理论探讨，2008（2）：89-92.
[5] 农民的培训需求与培训研究课题组.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总报告）[J].经济研究参考，2005（35）：2-27.
[6] 翁杰，郭天航.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培训？——基于培训效果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4）：73-82.
[7] 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全文）[EB/OL].（2010-07-15）[2017-09-08].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82/12154737.html.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就业；准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郭燕妮，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于飞，男，助理农艺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学。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8）01-0061-04
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开展农民工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2016年，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
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指出：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和技术技能水平，帮助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对农民工进行培训，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职业培训中的主体。
一、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解读
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于这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人产品是指一个人对这种产品消费后，其他人便不能再次消费的产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准公共产品则介于两者之间，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非義务性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16岁以上，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青年。[1]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是针对这部分群体进行技能锻炼或知识教育的活动，属于非义务教育的范围，应当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导型的培训模式，即由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主导，通过委托各类职业学校、联合用工企业等方式和途径，引导农民工进行各类培训活动，提升其知识、技能及综合素质等。[2]政府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主要组织者和监督者。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政府必须加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以满足制造业发展的产业需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紧迫性
次级劳动市场人力资本的构成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不匹配，激化了劳务市场的供需矛盾。在两方外力的推动下，一方面，促使用人单位重新审视职业培训的效用；另一方面，迫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强烈的职业技能诉求。为更好地利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红利，弥合劳务市场供需断层，增强个体职业发展的能力和潜力，亟需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服务。
（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
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 747万人，按照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至2015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应在16～35岁之间，这部分年龄群体的占比约为42.9%。随着时间推移，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比例仍将继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将在未来劳动力市场占据主体地位。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职业期望、维权意识、对于未来生活的追求等方面都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老两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逐渐增多，提升整个社会的技能素质必须要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
（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老一代农民工迎合了这一经济发展需求，以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为代价换取更高水平的薪资待遇。而随着“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态。我国目前正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在着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制造业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为31.1%，从事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为44.5%。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倾向于第三产业和含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产业升级转型的人才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在此基础上，劳动力供需信息的匹配度、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程度与岗位的匹配度中存在的差距，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必须成为政府、企业人才发展战略中底部支撑。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收入等层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3]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提高其就业质量必须受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包括个体自身特质、工作技能与知识的累积、社会资本的多寡等微观影响，也包括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市场需求等宏观影响。职业培训需要以其优势，因势利导，在宏观因素的影响下，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缺陷，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从而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府培训的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高认同感与低参与率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冲突点和矛盾点，究其原因，与培训主体、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有显著相关性。
（一）培训主体：培训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由英国学者詹明斯·莫里斯和美国学者威廉·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它是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呈不均匀的分布状态，即发生经济关系双方一方比另一方对某些事情的信息掌握得多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培训问题，虽然政府、农民工不是纯粹的经济主体，二者也不是纯粹的买卖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竞争性企业提供效益外部化成本、内部化的准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所以，作为目前农民工培训产品主要供应者的政府和作为培训产品需求者的农民工，二者同样存在供求关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样应该以充分的市场调研为基础，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终极目标。因此，信息不对称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这一问题。政府作为农民工培训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培训的意图、目的、机制等信息占有绝对优势。[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生代农民工除了社会资本外，新生代农民工还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信息化手段获取信息。即便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取培训信息的整个过程中，同样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政府作为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者，政府发布的培训信息存在滞后性，存在找不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受培训的情况；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有参加某种培训的意愿，但是经常面临政府培训信息已经关闭或是找不到相关培训机构的问题。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到制约，普遍处于信息劣势。
（二）培训内容：供给与需求冲突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发展诉求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内容也应该随着行业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变化进行调整。目前，公共培训中对于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差的工种培训较多，但是，据“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对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较高程度地指向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如计算机知识在所有选项中居首位，分别占总人数的39.8%和53.6%；其次是管理、营销、驾驶、裁剪和法律知识等。而选择电工、钳工、装修、厨师以及车工等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的比例大多较低。从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的专业培训具有较强需求，而对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传统技术培训需求较弱。[5]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逐渐走上正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能够通过学历和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教育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而政府和社会在这一方面所提供的培训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三）培训方式：短期转移培训与系统职业教育的博弈
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培训投资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对于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人群进行的培训项目（转移培训），这部分培训时间比较短，能够促进农民工技能快速提高适应就业需求；二是对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较长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免费政策，农村中未来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能够接受规范的中等职业教育，初步系统的掌握所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根据调查，建筑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转移培训的比例最高，而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职业教育的比例最高。[6]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下，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未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会有较高的比例从事制造业。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随着被投资人的年龄增加而逐渐衰减。由此，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就业倾向，政府是否应该在短期转移培训和系统职业教育中有所倾向，从而以前瞻性的视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就业。
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的解决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是准公共产品，这其中既有市场的参与也有政府的参与。政府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传递者、引领者和保障者，完善角色职能。
（一）传递者：從“信息闭塞”到“开放畅通”
无论是输出地政府还是输入地政府，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负有推广培训信息的责任，需要双方统筹规划培训信息体系。作为输出地政府，要收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及时进行跟踪联系，推广培训信息，做到“精准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的输入地通常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培训内容与当地产业背景紧密相关，输入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加明确，因而应当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使想参加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及时接受信息、参与培训，提高培训的信息有效性。政府保证培训信息的开放畅通既能切实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也是高效利用培训资源这一准公共物产品的重要手段。
（二）引领者：从“内容单一”到“优质多元”
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应当以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机倾向为导向，以提高“人职匹配”的比率。调查显示，在培训内容上，新生代农民工有73.8%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有55.9%需要创业知识培训，有 48.7%需要学历提升培训，有 38%的人需要劳动法等法律知识的培训。另外，需要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有 15.9%，需要人文知识培训有15.6%，需要生活知识培训有11.6%。[7]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内容趋向多样化和优质化，内容层次“上移”，政府作为供给方，应将培训内容分为三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二是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三是要兼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知识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对自身的定位也不局限于“打工者”，特别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现象也层出不穷。政府在此基础上应当依据不同的培训目标设置优质多样的教育内容与课程，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走上更高的职业发展阶段。
（三）保障者：从“短期培训”到“系统职业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除了需要短、平、快的培训项目增强自身职业技能外，也需要为他们搭建学历与技能相结合的提升平台，职业教育是这一平台的最佳载体。澳大利亚“培训包”模式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与职业教育结合提供了借鉴。培训包具有宽松的入学条件、多样化的培训地点、灵活的教学模式、多样化的考核方式等特点，符合农民工的工作特性。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职业教育培训包，明确工作岗位要求与标准，能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走向常态化、标准化。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从“短期培训”向“系统的职业教育”发展是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要求，其作为准公共产品予以保障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杨晓军，陈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缺失与解决途径[J].农村经济，2012（1）：98-102.
[2] 王竹林，吕默.农民工培训模式及动力机制探析[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26（3）：87-91.
[3] 詹华山.市民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15）：8-12.
[4] 赫连志巍，赵春霞.政府培训和农民受训的信号传递博弈分析[J].理论探讨，2008（2）：89-92.
[5] 农民的培训需求与培训研究课题组.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总报告）[J].经济研究参考，2005（35）：2-27.
[6] 翁杰，郭天航.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培训？——基于培训效果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4）：73-82.
[7] 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全文）[EB/OL].（2010-07-15）[2017-09-08].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82/121547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