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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文以2000年的一次对老志诚的采访为据，揭示出犹太籍音乐家耒维思在京活动及其理论意义；王洛宾创作、改编“新疆歌曲”部分历史实情；北平（1927—1949）——一个被忽略的文化中心的内在意义等三个问题为要点，意在还原、补正历史之遗、之失、之缺。
2000年9月11日（中秋节的前一天），笔者与俞玉姿教授及林凌风研究员，对老志诚先生进行了采访，地点？押老志诚先生北京木樨地寓所。
采访要点：
1.耒维思①在“平”②活动
据老先生说：耒氏与他曾频繁接触（其时老先生住中南海与耒氏为邻居——即耒也居住于此），老先生提供了一张耒氏与先生的合影（见图片），该照是耒氏与老先生临别时的照片，据莽克荣讲：耒氏与老志诚有一段时间交往频繁，③耒当时研究中国音乐，与中国京剧界中的梅兰芳、徐兰沅等过从甚密，钢琴也弹得很好，还练习过吹唢呐，他当时在协和礼堂也做过中国音乐报告会，听的人稀稀拉拉的——即没什么人听。据此，我曾深入查找了此人的资料，发现耒氏不但对中国音乐研究有成，并著有专著《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1936），还多次在北平、上海等地发表中国音乐研究的演讲……笔者曾有专文对耒氏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④拙文发表后，耒维思再一次进入中国学界视野，并曾引起多位学人——如李云；⑤袁昱；⑥宫宏宇；⑦等人的更进一步研究。而此研究的源头，是老志诚先生提供的线索。
而对耒氏的忽略，与学界权威对他的评价甚低有关。杨荫浏曾说：
有一个外国人，名叫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简直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字调迷”；他写了一部《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 Art，1936），把中国的平仄系统，抬到了高而又高的地位，把它说成是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他把我国较早研究四声的沈约（441—513，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引者注）去与西洋的作曲家巴哈相并比，而大意说，“沈约之在旋律方面，比之巴哈之在和声及对位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沈约是中国音乐创作的奠基人，而巴哈则不过是根据当时他所找到的最好的技巧上的范例而加以发展而已。”（第47—78页——此为耒氏原著中的页码——引者注）若照他的说法推论下去，则我们从古到今，无数能够运用平仄系统或研究平仄理论的人，诗人或音韵学家，就都成了作曲家了！他这类话，在我们已经了解四声的人看来，固然会觉得荒谬可笑，但应该知道，这也不过是对于字调系统片面强调的极端形式而已！⑧
现在看来此言不确，尤其当回到历史情境时，对中国文化的褒扬显得十分重要，而一个外国人能有这种认识，并非一时兴起。首先，耒氏之认识，是建立在中国的声调基础之上，而声调所形成的高低错落之字，已经被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新文化人士及那些喝了点洋墨水的人不以为然了，其结果必然是“字”之音不正、意不达。故而对中国文化本真含义，有一种显明而又深切的伤害。
其次，能将中国音韵学大家沈约所代表的中国旋律，与西洋以巴赫为代表的和声、对位加以比较，依据是文化的平等甚至对等观，是当时的文化价值相对论。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重要，因如果文化交流、或在价值观上不对等，很容易造成文化价值的失重，其偏向哪一方都是片面的。
第三，耒氏在他的《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1936）到底揭示了什么？杨荫浏并未述及，据笔者所知，这是一部相当值得国人研究的著作，其中甚至蕴含着一些迄今为止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惊世之言”。以他对中西音乐之异的分析而论，他认为：“在西方的作曲学科中，和声、复调、曲式与配器这四大件中，唯独没有‘旋律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旋律是不可以进行传授的，而仅是个人内心不可言传，进而也不可模仿并纯属个人内心独白的艺术。西方一位学者劳威尔（Arthur Lowrie）曾在1929年敏感地认为：‘在旋律艺术方面，我们（西方人——引者）成就甚微，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必须对旋律进行发展、改编或仅仅是为它进行伴奏的原因’，他（指劳威尔——引者）进一步指出，‘我们创造出来的旋律是最少量的。’”⑨由此耒氏认为：“对中国音乐而言则恰恰相反，旋律，不但有多样及最易让人理解的基本术语加以界定，而且它在中国音乐中，是最丰富多彩的。并且它们统统是被创造出来的。”⑩而他的惊世之言是：
西方没有一个完善的旋律学科，而中国则与之相反，旋律艺术不但丰富多彩，而且被创作出来的旋律极其繁杂多样，同时还有一些极为明晰的术语加以界定，故它有规可循。{11}
由于此前西方对“旋律”的探求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旋律变得高度非“歌唱性”及“器乐化”，甚至西方音乐界权威人士乔兹库斯（Percy Goetschius）曾在1933年不无悲观地认为：“在音乐曲调及与它相关的乐句的修饰法则中所产生的十分奇特、并显然是莫测高深的因素中，似乎任何因素，都没有像旋律那样云山雾罩而令人望洋兴叹，在某些时期，可能是最生动而又最基本的旋律属性，业已困惑了我们几代音乐家。在经过长期认真的思索后，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从任何角度讲，在音乐学中，没有比旋律（创造的过程）更深不可测及难以令人理解了。”{12}但耒氏却从中国音韵学的研习中，看到了拯救西方音乐的曙光。
第四，耒氏在西方的汉学界，至今声名显赫，是因其在中国音韵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杨荫浏对他的偏低评价，使学界至今也没人对耒氏做出深入、并符合历史原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界、而非耒氏的重大损失。当然这与我们对耒氏资料、尤其是其外文资料的挖掘不够深入有关。而耒氏在建立、乃至整理中国音乐之音韵学，走在了中国人的前头、并理应受到中国学界的尊重！
2.王洛宾
老志诚先生曾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新疆民歌的改编，而此事与王洛宾有关，但后来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正如老先生自已说： 《半个月亮爬上来》（以下简称《月亮》）原来的素材，是王洛宾搜集的，但伴奏他写不了，他只能写简谱的do、re、mi、fa、sol……我写的伴奏他根本弹不了，但出版了的带伴奏的谱子，却只有他王洛宾一个人的署名。王洛宾一般采集的谱子，均用简谱，然后交给我，而《月亮》的素材，不是从新疆搞到的，记得是1957年我到苏联，在全苏第二届作曲家代表大会时，看到过一个歌本（“十月”革命后的出版物），其中有这首歌，是乌兹别克的，记得那个歌的最初旋律是，3 4 | 5 5 4 5 4 3 — | ，只是王洛宾以后加了一点弯儿，变成3 4 | 5 5 4 5 4 3 2 3 | 后，就变成他的了……
老先生在此披露的事实仅王洛宾以后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王氏“创作”、还是“改编”新疆民歌版权官司的“冰山一角”。以后据《老志诚传》作者莽克荣采访老先生得到的讯息所知：在王洛宾去世后，在公开发表的《王洛宾年谱》中，老志诚发现自已以徐志摩诗《云游》创作的歌曲，变成了王洛宾的作品后，曾请姚思源先生帮忙，将此歌在2002年《音乐创作》杂志上重新发表，“算是对事实的澄清。”{13}而没有被澄清的此类事实还有多少？
在此次采访时，老先生曾对我们三位采访者说：
我对他（指王洛宾——引者）是毫无保留的。我绝没想到，他的这些经我改编的歌曲在传唱了以后，恐怕也是别人给他写的，他自己也不会卑鄙到这样的程度，拿着人家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
此婉转之话语透露出：即使老先生受到伤害，但对老朋友王洛宾，也还是“宽大为怀”的，由此显现出老先生人格的温柔敦厚。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莽克荣曾客观地评述道：
王洛宾在挖掘、整理、介绍西北民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志诚在加工、整理、改编新疆歌曲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他为新疆少数民族歌曲的和声处理积累了经验，功不可没。{14}
3.北平——一个在民国时期被忽视了音乐文化中心
广东音乐研究所林凌风研究员曾有言：“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中，北京、天津的音乐生活，是一段空白，这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且，在以往将上海和延安作为音乐史研究重点的‘作法’本身，是有偏差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姚思源教授，在委约写作北京地方志音乐部分时，也深感北京、天津的音乐生活是相当丰富的，而在现代音乐史中，却恰恰缺少这一幅本应浓彩重抹的画卷。笔者也颇有同感，并且作为此种意念的赞同者，已对天津及北平的几个音乐学会如天津音乐学会、北师大西乐社及爱美乐社，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天津音乐学会成立旨趣及初期相应活动考》{15}；《海菲慈1931年冬季在中国》{16}；《朔风起时弄乐潮── 20世纪20年代的西乐社、爱美乐社及柯政和》{17}，但这些文论对丰富多彩的平津地区音乐史（1928—1948），均可称之为“怀水之于车薪”，有鉴于此，对现依然健在历史当事人的采访，显得尤为重要。老志诚先生，是笔者上述构想的一位重要采访人选。
老先生对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赞同，他说：“当时在北京，我听了很多著名外国音乐家的演奏会，如夏里亚宾、埃尔曼、津巴利斯特等，当时有很多，记得当时的票价很贵，大概六块钱，那时的六块钱能买二袋白面，后来很多人征求他们来中国的演出资料。”不仅限于此，作为这个中心的一员，当时老志诚的音乐活动也十分频繁。姚思源说：
老先生是历经三朝（清末、民国、新中国）的音乐界元老……作为钢琴家，他是最早在中国演奏李斯特第二、六《匈牙利狂想曲》、《钟》、萧邦的《波罗乃兹》及贝多芬第三、五《奏鸣曲》的演奏家；作为作曲家，他的《牧童之乐》（1934年），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奖的作品之一，并迅速赢得世界声誉。老先生还曾创作过一首双钢琴协奏曲，但遗憾的是，手稿在文革中遗失。{18}
而老先生的这些音乐活动，也仅是北京音乐活动的一个小小的“断片”，即便如此，老先生的音乐活动对中国现代音乐史的深巨影响，绝不可小视，正如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杨瑞敏所说：“老先生在音乐教育事业中耕耘了七十余年，桃李满天下，而老先生的作品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问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老先生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音乐史，因为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音乐历史事件，老先生都是一个活的见证。”{19}而在其身后所映衬着的北平音乐文化，更有待后来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中长期活跃于北京乐坛、教育界的柯政和、张秀山、李抱忱、李树化、李荣寿、杨仲子、江文也、王庆勋等，外国音乐家如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布契尔、齐尔品、托诺夫等，在北平到底有哪些事迹？哪些音乐建树？至今很多都是未知数。而老志诚先生本身，既是一种召示、激励、鼓舞，更是鞭策我们进行上述研究的力量。
4.结语
本文由对老志诚先生的采访所引带的问题，现暂告一段落，这是由于对老先生的采访本应再进行多次，但由于时间关系及老先生的逝去而永远成为“遗憾”。笔者与类似于老先生这样高寿的世纪老人如缪天瑞先生也曾多有接触，好在在缪先生临走之前，笔者为他老人家（与汪洋先生合作）编辑出一本《百岁学人缪天瑞：庆贺缪天瑞百年华诞影集》{20}，也算略能告慰九泉之下的缪老，而且在缪先生临走前，亲眼得见此书，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事。而与老先生的接触中，笔者也深感像老先生这样的音乐家，我们只有在他在世时，以最大可能进行抢救式采访，才能得到最宝贵的“口述”史料。待“往事不可追”时，一切均悔之晚矣！这是笔者最深刻的感触。
其次，由于对北平音乐事项研究的需要，老志诚先生的行踪经常被笔者关注，2000年12月29日晚，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举办的“纪念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老志诚作为萧友梅同辈也应邀出席并演奏，我曾撰文记述了这一场景：
这台晚会最令人称奇的是已年届九十的老志诚，这位稍晚萧友梅一代的著名音乐家，在舞台上，以一首他本人在萧友梅1934年主持的中国风格钢琴曲比赛中获银奖的作品《牧童之乐》，奉献给观众，并且是用他那饱经沧桑但依然灵巧的手指，将当时就已震惊国人，同时也感动了一个有心于中国文化的俄国人齐尔品的著名旋律，以时而流畅、时而又澎湃异常的速率，现场演示给观众。如此高龄的演奏，在世界演奏史上也实属罕见。{21} 此段文字曾被莽克荣转述于他的《老志诚传》{22}中。
最后，笔者认为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权威的一些“想当然”事项中，其实有很多是“无公理”的，更不符合客观标准，由此延宕了我们认识事物本真的最佳时机。杨荫浏在世时，就已经有人指出“一钟双音”的现象，但被杨师无情否定，并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由此使我们对这一自先秦（甚至更早）以来的客观史实的认识，拖后数十年。对耒维思的认识与研究，至今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展开，仅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无助我们对耒维思遗产的深入了解与认识。至少从今日始，我们应将耒维思及相类人物——对中国音乐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外籍音乐理论专家——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这既是笔者的呼吁，也是一种热盼，更是历史研究者应尽的义务。
①John Hazedel Levis又译为“莱维思”、“李维思”、“乐维思”、“勒维思”等，为行文统一起见，以下除引文为保原型不得更改外，一律使用“耒维思”。
②1927年4月12日—1949年10月前，北京被称“北平”，当时的国都为“南京”、“重庆”——陪都。
③莽克荣《老志诚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4页。
④李岩《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沪、平演讲暨音乐会溅起的微澜余波》，《人民音乐》2001年第11期，第27—31页。
⑤李云《论乐维思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4期，第108—111页。李云曾说该文的“有关史料，主要来源于乐维思著作中的自序，并以李岩、萧友梅等文章中的记载为补充。”第108页。
⑥袁昱《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12月，未发表）。
⑦宫宏宇《上世纪20-30年代部分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天籁》2011年第1期。
⑧杨荫浏《语文音乐学初探》，《语文与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版，第52—53页。
⑨⑩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 Art.[M]Peiping，Henri Vetch发行所，北平法文图书馆/上海字林报社印刷，1936年版，第7页。
{11}{12}同⑨，第8页。
{13}同③，第199—200页。
{14}同③，第111页。
{15}李岩《天津音乐学会成立旨趣及初期相应活动考》，《天籁》2000年第3—4期。
{16}李岩《海菲慈1931年冬季在中国》，《环球音乐》2002年第1期。
{17}李岩《朔风起时弄乐潮── 20世纪20年代的西乐社、爱美乐社及柯政和》，《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
{18}{19}李岩《三朝元老的活见证——老志诚92岁华诞暨“老志诚音乐作品选集拾遗”首发式纪要》，2002年3月29日《音乐周报》，第3版。
{20}李岩、汪洋主编《百岁学人缪天瑞：庆贺缪天瑞百年华诞影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版。
{21}龙源《世纪末的祭奠——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音乐会记盛》，2001《人民音乐》第2期，第35页，龙源为李岩笔名。李岩《世纪末的祭奠——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音乐会记盛》，2001年1月19日《光明日报》（文化版）。
{22}同③，第202—203页。
李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本文以2000年的一次对老志诚的采访为据，揭示出犹太籍音乐家耒维思在京活动及其理论意义；王洛宾创作、改编“新疆歌曲”部分历史实情；北平（1927—1949）——一个被忽略的文化中心的内在意义等三个问题为要点，意在还原、补正历史之遗、之失、之缺。
2000年9月11日（中秋节的前一天），笔者与俞玉姿教授及林凌风研究员，对老志诚先生进行了采访，地点？押老志诚先生北京木樨地寓所。
采访要点：
1.耒维思①在“平”②活动
据老先生说：耒氏与他曾频繁接触（其时老先生住中南海与耒氏为邻居——即耒也居住于此），老先生提供了一张耒氏与先生的合影（见图片），该照是耒氏与老先生临别时的照片，据莽克荣讲：耒氏与老志诚有一段时间交往频繁，③耒当时研究中国音乐，与中国京剧界中的梅兰芳、徐兰沅等过从甚密，钢琴也弹得很好，还练习过吹唢呐，他当时在协和礼堂也做过中国音乐报告会，听的人稀稀拉拉的——即没什么人听。据此，我曾深入查找了此人的资料，发现耒氏不但对中国音乐研究有成，并著有专著《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1936），还多次在北平、上海等地发表中国音乐研究的演讲……笔者曾有专文对耒氏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④拙文发表后，耒维思再一次进入中国学界视野，并曾引起多位学人——如李云；⑤袁昱；⑥宫宏宇；⑦等人的更进一步研究。而此研究的源头，是老志诚先生提供的线索。
而对耒氏的忽略，与学界权威对他的评价甚低有关。杨荫浏曾说：
有一个外国人，名叫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简直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字调迷”；他写了一部《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 Art，1936），把中国的平仄系统，抬到了高而又高的地位，把它说成是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他把我国较早研究四声的沈约（441—513，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引者注）去与西洋的作曲家巴哈相并比，而大意说，“沈约之在旋律方面，比之巴哈之在和声及对位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沈约是中国音乐创作的奠基人，而巴哈则不过是根据当时他所找到的最好的技巧上的范例而加以发展而已。”（第47—78页——此为耒氏原著中的页码——引者注）若照他的说法推论下去，则我们从古到今，无数能够运用平仄系统或研究平仄理论的人，诗人或音韵学家，就都成了作曲家了！他这类话，在我们已经了解四声的人看来，固然会觉得荒谬可笑，但应该知道，这也不过是对于字调系统片面强调的极端形式而已！⑧
现在看来此言不确，尤其当回到历史情境时，对中国文化的褒扬显得十分重要，而一个外国人能有这种认识，并非一时兴起。首先，耒氏之认识，是建立在中国的声调基础之上，而声调所形成的高低错落之字，已经被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新文化人士及那些喝了点洋墨水的人不以为然了，其结果必然是“字”之音不正、意不达。故而对中国文化本真含义，有一种显明而又深切的伤害。
其次，能将中国音韵学大家沈约所代表的中国旋律，与西洋以巴赫为代表的和声、对位加以比较，依据是文化的平等甚至对等观，是当时的文化价值相对论。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重要，因如果文化交流、或在价值观上不对等，很容易造成文化价值的失重，其偏向哪一方都是片面的。
第三，耒氏在他的《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1936）到底揭示了什么？杨荫浏并未述及，据笔者所知，这是一部相当值得国人研究的著作，其中甚至蕴含着一些迄今为止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惊世之言”。以他对中西音乐之异的分析而论，他认为：“在西方的作曲学科中，和声、复调、曲式与配器这四大件中，唯独没有‘旋律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旋律是不可以进行传授的，而仅是个人内心不可言传，进而也不可模仿并纯属个人内心独白的艺术。西方一位学者劳威尔（Arthur Lowrie）曾在1929年敏感地认为：‘在旋律艺术方面，我们（西方人——引者）成就甚微，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必须对旋律进行发展、改编或仅仅是为它进行伴奏的原因’，他（指劳威尔——引者）进一步指出，‘我们创造出来的旋律是最少量的。’”⑨由此耒氏认为：“对中国音乐而言则恰恰相反，旋律，不但有多样及最易让人理解的基本术语加以界定，而且它在中国音乐中，是最丰富多彩的。并且它们统统是被创造出来的。”⑩而他的惊世之言是：
西方没有一个完善的旋律学科，而中国则与之相反，旋律艺术不但丰富多彩，而且被创作出来的旋律极其繁杂多样，同时还有一些极为明晰的术语加以界定，故它有规可循。{11}
由于此前西方对“旋律”的探求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旋律变得高度非“歌唱性”及“器乐化”，甚至西方音乐界权威人士乔兹库斯（Percy Goetschius）曾在1933年不无悲观地认为：“在音乐曲调及与它相关的乐句的修饰法则中所产生的十分奇特、并显然是莫测高深的因素中，似乎任何因素，都没有像旋律那样云山雾罩而令人望洋兴叹，在某些时期，可能是最生动而又最基本的旋律属性，业已困惑了我们几代音乐家。在经过长期认真的思索后，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从任何角度讲，在音乐学中，没有比旋律（创造的过程）更深不可测及难以令人理解了。”{12}但耒氏却从中国音韵学的研习中，看到了拯救西方音乐的曙光。
第四，耒氏在西方的汉学界，至今声名显赫，是因其在中国音韵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杨荫浏对他的偏低评价，使学界至今也没人对耒氏做出深入、并符合历史原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界、而非耒氏的重大损失。当然这与我们对耒氏资料、尤其是其外文资料的挖掘不够深入有关。而耒氏在建立、乃至整理中国音乐之音韵学，走在了中国人的前头、并理应受到中国学界的尊重！
2.王洛宾
老志诚先生曾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新疆民歌的改编，而此事与王洛宾有关，但后来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正如老先生自已说： 《半个月亮爬上来》（以下简称《月亮》）原来的素材，是王洛宾搜集的，但伴奏他写不了，他只能写简谱的do、re、mi、fa、sol……我写的伴奏他根本弹不了，但出版了的带伴奏的谱子，却只有他王洛宾一个人的署名。王洛宾一般采集的谱子，均用简谱，然后交给我，而《月亮》的素材，不是从新疆搞到的，记得是1957年我到苏联，在全苏第二届作曲家代表大会时，看到过一个歌本（“十月”革命后的出版物），其中有这首歌，是乌兹别克的，记得那个歌的最初旋律是，3 4 | 5 5 4 5 4 3 — | ，只是王洛宾以后加了一点弯儿，变成3 4 | 5 5 4 5 4 3 2 3 | 后，就变成他的了……
老先生在此披露的事实仅王洛宾以后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王氏“创作”、还是“改编”新疆民歌版权官司的“冰山一角”。以后据《老志诚传》作者莽克荣采访老先生得到的讯息所知：在王洛宾去世后，在公开发表的《王洛宾年谱》中，老志诚发现自已以徐志摩诗《云游》创作的歌曲，变成了王洛宾的作品后，曾请姚思源先生帮忙，将此歌在2002年《音乐创作》杂志上重新发表，“算是对事实的澄清。”{13}而没有被澄清的此类事实还有多少？
在此次采访时，老先生曾对我们三位采访者说：
我对他（指王洛宾——引者）是毫无保留的。我绝没想到，他的这些经我改编的歌曲在传唱了以后，恐怕也是别人给他写的，他自己也不会卑鄙到这样的程度，拿着人家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
此婉转之话语透露出：即使老先生受到伤害，但对老朋友王洛宾，也还是“宽大为怀”的，由此显现出老先生人格的温柔敦厚。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莽克荣曾客观地评述道：
王洛宾在挖掘、整理、介绍西北民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志诚在加工、整理、改编新疆歌曲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他为新疆少数民族歌曲的和声处理积累了经验，功不可没。{14}
3.北平——一个在民国时期被忽视了音乐文化中心
广东音乐研究所林凌风研究员曾有言：“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中，北京、天津的音乐生活，是一段空白，这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且，在以往将上海和延安作为音乐史研究重点的‘作法’本身，是有偏差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姚思源教授，在委约写作北京地方志音乐部分时，也深感北京、天津的音乐生活是相当丰富的，而在现代音乐史中，却恰恰缺少这一幅本应浓彩重抹的画卷。笔者也颇有同感，并且作为此种意念的赞同者，已对天津及北平的几个音乐学会如天津音乐学会、北师大西乐社及爱美乐社，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天津音乐学会成立旨趣及初期相应活动考》{15}；《海菲慈1931年冬季在中国》{16}；《朔风起时弄乐潮── 20世纪20年代的西乐社、爱美乐社及柯政和》{17}，但这些文论对丰富多彩的平津地区音乐史（1928—1948），均可称之为“怀水之于车薪”，有鉴于此，对现依然健在历史当事人的采访，显得尤为重要。老志诚先生，是笔者上述构想的一位重要采访人选。
老先生对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赞同，他说：“当时在北京，我听了很多著名外国音乐家的演奏会，如夏里亚宾、埃尔曼、津巴利斯特等，当时有很多，记得当时的票价很贵，大概六块钱，那时的六块钱能买二袋白面，后来很多人征求他们来中国的演出资料。”不仅限于此，作为这个中心的一员，当时老志诚的音乐活动也十分频繁。姚思源说：
老先生是历经三朝（清末、民国、新中国）的音乐界元老……作为钢琴家，他是最早在中国演奏李斯特第二、六《匈牙利狂想曲》、《钟》、萧邦的《波罗乃兹》及贝多芬第三、五《奏鸣曲》的演奏家；作为作曲家，他的《牧童之乐》（1934年），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奖的作品之一，并迅速赢得世界声誉。老先生还曾创作过一首双钢琴协奏曲，但遗憾的是，手稿在文革中遗失。{18}
而老先生的这些音乐活动，也仅是北京音乐活动的一个小小的“断片”，即便如此，老先生的音乐活动对中国现代音乐史的深巨影响，绝不可小视，正如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杨瑞敏所说：“老先生在音乐教育事业中耕耘了七十余年，桃李满天下，而老先生的作品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问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老先生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音乐史，因为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音乐历史事件，老先生都是一个活的见证。”{19}而在其身后所映衬着的北平音乐文化，更有待后来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中长期活跃于北京乐坛、教育界的柯政和、张秀山、李抱忱、李树化、李荣寿、杨仲子、江文也、王庆勋等，外国音乐家如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布契尔、齐尔品、托诺夫等，在北平到底有哪些事迹？哪些音乐建树？至今很多都是未知数。而老志诚先生本身，既是一种召示、激励、鼓舞，更是鞭策我们进行上述研究的力量。
4.结语
本文由对老志诚先生的采访所引带的问题，现暂告一段落，这是由于对老先生的采访本应再进行多次，但由于时间关系及老先生的逝去而永远成为“遗憾”。笔者与类似于老先生这样高寿的世纪老人如缪天瑞先生也曾多有接触，好在在缪先生临走之前，笔者为他老人家（与汪洋先生合作）编辑出一本《百岁学人缪天瑞：庆贺缪天瑞百年华诞影集》{20}，也算略能告慰九泉之下的缪老，而且在缪先生临走前，亲眼得见此书，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事。而与老先生的接触中，笔者也深感像老先生这样的音乐家，我们只有在他在世时，以最大可能进行抢救式采访，才能得到最宝贵的“口述”史料。待“往事不可追”时，一切均悔之晚矣！这是笔者最深刻的感触。
其次，由于对北平音乐事项研究的需要，老志诚先生的行踪经常被笔者关注，2000年12月29日晚，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举办的“纪念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老志诚作为萧友梅同辈也应邀出席并演奏，我曾撰文记述了这一场景：
这台晚会最令人称奇的是已年届九十的老志诚，这位稍晚萧友梅一代的著名音乐家，在舞台上，以一首他本人在萧友梅1934年主持的中国风格钢琴曲比赛中获银奖的作品《牧童之乐》，奉献给观众，并且是用他那饱经沧桑但依然灵巧的手指，将当时就已震惊国人，同时也感动了一个有心于中国文化的俄国人齐尔品的著名旋律，以时而流畅、时而又澎湃异常的速率，现场演示给观众。如此高龄的演奏，在世界演奏史上也实属罕见。{21} 此段文字曾被莽克荣转述于他的《老志诚传》{22}中。
最后，笔者认为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权威的一些“想当然”事项中，其实有很多是“无公理”的，更不符合客观标准，由此延宕了我们认识事物本真的最佳时机。杨荫浏在世时，就已经有人指出“一钟双音”的现象，但被杨师无情否定，并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由此使我们对这一自先秦（甚至更早）以来的客观史实的认识，拖后数十年。对耒维思的认识与研究，至今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展开，仅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无助我们对耒维思遗产的深入了解与认识。至少从今日始，我们应将耒维思及相类人物——对中国音乐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外籍音乐理论专家——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这既是笔者的呼吁，也是一种热盼，更是历史研究者应尽的义务。
①John Hazedel Levis又译为“莱维思”、“李维思”、“乐维思”、“勒维思”等，为行文统一起见，以下除引文为保原型不得更改外，一律使用“耒维思”。
②1927年4月12日—1949年10月前，北京被称“北平”，当时的国都为“南京”、“重庆”——陪都。
③莽克荣《老志诚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4页。
④李岩《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沪、平演讲暨音乐会溅起的微澜余波》，《人民音乐》2001年第11期，第27—31页。
⑤李云《论乐维思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4期，第108—111页。李云曾说该文的“有关史料，主要来源于乐维思著作中的自序，并以李岩、萧友梅等文章中的记载为补充。”第108页。
⑥袁昱《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12月，未发表）。
⑦宫宏宇《上世纪20-30年代部分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天籁》2011年第1期。
⑧杨荫浏《语文音乐学初探》，《语文与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版，第52—53页。
⑨⑩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 Art.[M]Peiping，Henri Vetch发行所，北平法文图书馆/上海字林报社印刷，1936年版，第7页。
{11}{12}同⑨，第8页。
{13}同③，第199—200页。
{14}同③，第111页。
{15}李岩《天津音乐学会成立旨趣及初期相应活动考》，《天籁》2000年第3—4期。
{16}李岩《海菲慈1931年冬季在中国》，《环球音乐》2002年第1期。
{17}李岩《朔风起时弄乐潮── 20世纪20年代的西乐社、爱美乐社及柯政和》，《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
{18}{19}李岩《三朝元老的活见证——老志诚92岁华诞暨“老志诚音乐作品选集拾遗”首发式纪要》，2002年3月29日《音乐周报》，第3版。
{20}李岩、汪洋主编《百岁学人缪天瑞：庆贺缪天瑞百年华诞影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版。
{21}龙源《世纪末的祭奠——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音乐会记盛》，2001《人民音乐》第2期，第35页，龙源为李岩笔名。李岩《世纪末的祭奠——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音乐会记盛》，2001年1月19日《光明日报》（文化版）。
{22}同③，第202—203页。
李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