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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音乐文化自其发端，远及先秦下至明清，都从未中断过对外的交流与传播，并在此交融的过程中得到丰富与更为多元的发展。时至当下，伴随着国门的打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正通过更为现代、多元化的途径，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一
就学界而言，对有关中外音乐交流传播领域的关注亦是由来已久。首先，在已有诸多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著述中将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论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状况。如季羡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提到的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音乐交流。滕军等编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武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林一、马萱主编的《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等著述中都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华音乐文化在历史上的传播交流情况。
随着音乐学界的跟进，也出现了一批，如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张前的《中日音乐交流史》、陶亚兵的《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王静怡的《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以马来西亚为例》等以及相关的如汪毓和的《建国初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状况》，吴少静的《近代东南亚华人对闽南音乐的继承与传播》、罗天全《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肖复兴《国际音乐节如何走进大众》、陈圆《对二胡艺术走向世界问题的探讨》、李秀清《胡琴在日本的传播》、孙玄龄《简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日本传播的现状》、渡里文惠《论中国二胡在日本流行的文化现象》、刘彦《古琴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一瞥》等。
纵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上尚存有两个问题：首先，成果多集中在对音乐海外传播历史的研究，而对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的现状则关注不够；其次，研究成果关注的学术点较为分散，个案研究也较为零散，缺乏体系。
二
鉴于此，无论是作为学术热点研究的呼唤，还是作为国家层面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关“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的研究选题也历史性地被拟定列入了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的选题，而以王耀华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历时了4年的研究，终于在2015年3月以结项总报告的形式提交并出版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①一书，作者将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以全面详实的内容一举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全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上篇为“理论基础”，含“文化多样性理论、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软实力理论等”，旨在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依据做较为全面深入的阐释；中篇“历史与现状”分别从国别、体裁的角度，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日、韩、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美、英、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俄、澳、新西兰、毛里求斯、埃及等国家进行了传播的历史梳理，并有对传播现状的调查实录。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传媒、影视作品、网络、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孔子学院、中国作曲家作品、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等载体和场所中的传播状况做了综述，并总结其内在的规律性。下篇为“反思与对策”，立足从传播的历史回顾中得到启示，总结规律，并从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的传播经验中得到借鉴，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通览全书，该著述主要运用了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音乐传播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写作思路上则采用了纵向、横向交错的思维。即纵向上为历时性对先秦至近代相关中外音乐交流史学材料的全面梳理，还运用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现状做了诸多个案调查。横向上则跳出单一分类标准的思维模式，分别以受传国别、传播媒介（广播、影视、互联网）、传播乐种体裁（戏曲、古琴、二胡等）、作品、人物、场所（孔子学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多线索的交织，囊括了更为全面的传播事项，而构建了著述丰富充实的内容体系。
三
无论是回溯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还是观照当下的传播现状，都还面临着诸多亟待厘清的问题。所以该课题的首要任务之一即是发现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而《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在其上中下三篇章浩瀚丰富的内容体系中，也正是集中体现了较为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立足于实地的田野调查，还对诸多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并找出阻碍其海外传播的不利因素，以探寻可供资鉴的传播规律。
在实际研究中，著述在诸多繁杂的线索中集中抓住了中国民族音乐海外传播中“传播什么”与“如何传播”这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选择什么样的内容与形式去传播？通过什么方式、路径、策略传播？”诸如：摸清哪些内容和形式的中国音乐作品是海外友人所乐于接受的，通过哪些路径来传播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可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还有哪些中华民族音乐的体裁形式、乐器种类还没有传播出去等问题也都是该课题研究的重点关键所在。
如就中华民族音乐对外传播的内容，即“传播什么”的问题，著述中就做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并大胆提出：“音乐民族性的这一天然属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中的实际困难，即如何遴选适合出口国外的音乐的种类来进行国际传播？……所以，中国音乐的对外国际传播要克服盲目性，不是什么艺术品种都一定要去国外得到认证，之后再带着光环‘出口转内销’”。{2}
而且著述中对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中所存在问题的发现无不是在通过对若干具体个案实例的调查中所发现、析出。如课题组通过对古琴在美国传播现状的调查，发现了尚存有在美古琴师资来源紧张，部分学生学琴急于求成，异域传播下的古琴呈现出“传承脉络单一化，美学内涵单一化”{3}等弊端。还发现并提出美国古琴作为乐器所面临着异域移植的存活、文化变异等诸多问题。再如，课题还深度关注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热”，提出应理性看待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传播功效。在对该场所对中国音乐国际交流传播发挥功效客观肯定的前提下，也对近年来过多国内演出团体盲目扎堆，随后借助媒体赞誉，而使得金色大厅一时变成了“镀金大厅”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同时，课题研究中还发现并提出了诸如当前音乐海外传播在输入和输出上存在逆差、入不敷出，传播内容、路径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与“多、快、好、省”的功利性以及存在“传者主导”或“受者主导”单一视角的局限等诸多问题与不足。
四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研究探索的步骤无外乎都是首先“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进而最终“解决问题”。难得可贵的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发现并提出当前音乐海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是进一步围绕着“传播什么”“如何传播”这两个核心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饶有建设性的对策与方案。
如就“传播什么”而言，书中提出“因乐制宜”。的确，正是因为并非所有中华民族音乐的类别都适合用来进行国际传播，如受民族语言与声腔美学观念等因素影响较大的地方戏曲说唱类，就并非十分适合用于对外国际传播。而如二胡以及现代民乐合奏形式（新民乐）则相对得到较好的国际传播。所以在传播中要“因乐制宜”“要有选择地进行对外的国际传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更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开展传播的工作，才能提高传播的功效。”{4}
而就“如何传播”的问题，书中提出“因地制宜”的原则，并提出了“传者主导”和“受者主导”相结合的双视角，要以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审美观念下适宜的方式传播中国当代音乐，以达到可以使其获得在音乐的审美情感与思想理解上的共鸣。
如就传播路径的创新研究方面，书中还单辟出两章集中探讨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传媒、影视作品”中的国际传播，并将其列为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传播路径。特别是近年，中华民族音乐借助搭载电影媒介，特别是武侠题材的电影在国际上得到更为迅捷的传播。在诸如《卧虎藏龙》《英雄》等电影的配乐中，无论是马友友的大提琴，还是帕尔曼的小提琴，都在与中国音乐的交融中，朝着“二胡化”“马头琴化”，乃至“古琴化”的美学趋向发展，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引领西方观众走进东方的音乐世界，而在中西的交融中产生出更加多元的音效与趣味。并且随着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碰撞更为频繁，不少作曲家尝试将民族音乐语汇与现代音乐理念、重组变幻出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将欧洲管弦乐器，中国锣鼓、二胡、古琴、巴乌、日本太鼓融为一炉，在中西的多元融合中传播着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著述中在下篇“反思与对策”中还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三关键”“五步骤”的解决对策，所谓“三关键”即“关注影响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人口迁徙等因素；关注传播方式的欣赏性传播、品鉴式传播、组合式传播、教学实践参与式传播、局内人生活体悟式传播等；关注传播者与受众中的专业人才、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5}在具体推行有效传播上则提出了“五步骤”，即“调查研究，知己知彼，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选准良好的合作伙伴；以权威人士和权威媒体的权威宣传，追求激发传播对象社会心理倾向的权威性；精心组织受众，创设温馨的传播情景；延伸宣传，扩展传播效果。”{6}这些对策的提出亦无不反映了课题研究过程中思考的深入。
结 语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全面客观呈现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既总结了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发现了诸如当前音乐海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一定的层面上思考并探讨了传播什么、如何传播等相关问题，提出饶有建设性的对策与方案。虽然在课题研究的广度、深度方面亦还有着一定拓展与提升的空间，但这些并不影响著述以其合理的架构与充实的内容而成为了迄今为止该领域最为厚重、深入的研究成果。
著述学术价值还在于探索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交接点，以推动中华民族音乐海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创新，使传播的作品、乐器、体裁形式易于被广大受众所接受。并大胆借鉴经济学界的“路径依赖”理论，正确处理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的关系，引申出“音乐文化传播路径创新论”，以推动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路径的不断创新，服务于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的实践。
我们相信，该著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摒弃“多、快、好、省”的盲短视行为心理，做好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海外国际传播工作长期、可持续的“战略”准备与发展。并在未来的传播中继续加大传播力度，拓展传播种类、纵深传播层次，以推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海外传播事业的发展。
①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03万字。
{2} 施咏《中国民族音乐在国际上传播的现状述评——以孔子学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为例》，《音乐传播》2014年第1期，第102页。
{3} 王耀华等著《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页。
{4} 同{3}，第629页。
{5} 郭小利、王耀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海外有效传播的“三关键”与“五步骤”》，《中国音乐学》2014年3期，第96—101页。同{3}，第715—720页。
{6} 同{3}，第723—727页。
施咏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一
就学界而言，对有关中外音乐交流传播领域的关注亦是由来已久。首先，在已有诸多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著述中将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论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状况。如季羡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提到的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音乐交流。滕军等编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武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林一、马萱主编的《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等著述中都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华音乐文化在历史上的传播交流情况。
随着音乐学界的跟进，也出现了一批，如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张前的《中日音乐交流史》、陶亚兵的《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王静怡的《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以马来西亚为例》等以及相关的如汪毓和的《建国初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状况》，吴少静的《近代东南亚华人对闽南音乐的继承与传播》、罗天全《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肖复兴《国际音乐节如何走进大众》、陈圆《对二胡艺术走向世界问题的探讨》、李秀清《胡琴在日本的传播》、孙玄龄《简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日本传播的现状》、渡里文惠《论中国二胡在日本流行的文化现象》、刘彦《古琴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一瞥》等。
纵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上尚存有两个问题：首先，成果多集中在对音乐海外传播历史的研究，而对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的现状则关注不够；其次，研究成果关注的学术点较为分散，个案研究也较为零散，缺乏体系。
二
鉴于此，无论是作为学术热点研究的呼唤，还是作为国家层面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关“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的研究选题也历史性地被拟定列入了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的选题，而以王耀华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历时了4年的研究，终于在2015年3月以结项总报告的形式提交并出版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①一书，作者将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以全面详实的内容一举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全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上篇为“理论基础”，含“文化多样性理论、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软实力理论等”，旨在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依据做较为全面深入的阐释；中篇“历史与现状”分别从国别、体裁的角度，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日、韩、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美、英、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俄、澳、新西兰、毛里求斯、埃及等国家进行了传播的历史梳理，并有对传播现状的调查实录。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传媒、影视作品、网络、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孔子学院、中国作曲家作品、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等载体和场所中的传播状况做了综述，并总结其内在的规律性。下篇为“反思与对策”，立足从传播的历史回顾中得到启示，总结规律，并从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的传播经验中得到借鉴，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通览全书，该著述主要运用了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音乐传播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写作思路上则采用了纵向、横向交错的思维。即纵向上为历时性对先秦至近代相关中外音乐交流史学材料的全面梳理，还运用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现状做了诸多个案调查。横向上则跳出单一分类标准的思维模式，分别以受传国别、传播媒介（广播、影视、互联网）、传播乐种体裁（戏曲、古琴、二胡等）、作品、人物、场所（孔子学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多线索的交织，囊括了更为全面的传播事项，而构建了著述丰富充实的内容体系。
三
无论是回溯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还是观照当下的传播现状，都还面临着诸多亟待厘清的问题。所以该课题的首要任务之一即是发现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而《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在其上中下三篇章浩瀚丰富的内容体系中，也正是集中体现了较为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立足于实地的田野调查，还对诸多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并找出阻碍其海外传播的不利因素，以探寻可供资鉴的传播规律。
在实际研究中，著述在诸多繁杂的线索中集中抓住了中国民族音乐海外传播中“传播什么”与“如何传播”这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选择什么样的内容与形式去传播？通过什么方式、路径、策略传播？”诸如：摸清哪些内容和形式的中国音乐作品是海外友人所乐于接受的，通过哪些路径来传播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可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还有哪些中华民族音乐的体裁形式、乐器种类还没有传播出去等问题也都是该课题研究的重点关键所在。
如就中华民族音乐对外传播的内容，即“传播什么”的问题，著述中就做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并大胆提出：“音乐民族性的这一天然属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中的实际困难，即如何遴选适合出口国外的音乐的种类来进行国际传播？……所以，中国音乐的对外国际传播要克服盲目性，不是什么艺术品种都一定要去国外得到认证，之后再带着光环‘出口转内销’”。{2}
而且著述中对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中所存在问题的发现无不是在通过对若干具体个案实例的调查中所发现、析出。如课题组通过对古琴在美国传播现状的调查，发现了尚存有在美古琴师资来源紧张，部分学生学琴急于求成，异域传播下的古琴呈现出“传承脉络单一化，美学内涵单一化”{3}等弊端。还发现并提出美国古琴作为乐器所面临着异域移植的存活、文化变异等诸多问题。再如，课题还深度关注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热”，提出应理性看待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传播功效。在对该场所对中国音乐国际交流传播发挥功效客观肯定的前提下，也对近年来过多国内演出团体盲目扎堆，随后借助媒体赞誉，而使得金色大厅一时变成了“镀金大厅”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同时，课题研究中还发现并提出了诸如当前音乐海外传播在输入和输出上存在逆差、入不敷出，传播内容、路径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与“多、快、好、省”的功利性以及存在“传者主导”或“受者主导”单一视角的局限等诸多问题与不足。
四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研究探索的步骤无外乎都是首先“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进而最终“解决问题”。难得可贵的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发现并提出当前音乐海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是进一步围绕着“传播什么”“如何传播”这两个核心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饶有建设性的对策与方案。
如就“传播什么”而言，书中提出“因乐制宜”。的确，正是因为并非所有中华民族音乐的类别都适合用来进行国际传播，如受民族语言与声腔美学观念等因素影响较大的地方戏曲说唱类，就并非十分适合用于对外国际传播。而如二胡以及现代民乐合奏形式（新民乐）则相对得到较好的国际传播。所以在传播中要“因乐制宜”“要有选择地进行对外的国际传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更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开展传播的工作，才能提高传播的功效。”{4}
而就“如何传播”的问题，书中提出“因地制宜”的原则，并提出了“传者主导”和“受者主导”相结合的双视角，要以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审美观念下适宜的方式传播中国当代音乐，以达到可以使其获得在音乐的审美情感与思想理解上的共鸣。
如就传播路径的创新研究方面，书中还单辟出两章集中探讨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传媒、影视作品”中的国际传播，并将其列为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传播路径。特别是近年，中华民族音乐借助搭载电影媒介，特别是武侠题材的电影在国际上得到更为迅捷的传播。在诸如《卧虎藏龙》《英雄》等电影的配乐中，无论是马友友的大提琴，还是帕尔曼的小提琴，都在与中国音乐的交融中，朝着“二胡化”“马头琴化”，乃至“古琴化”的美学趋向发展，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引领西方观众走进东方的音乐世界，而在中西的交融中产生出更加多元的音效与趣味。并且随着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碰撞更为频繁，不少作曲家尝试将民族音乐语汇与现代音乐理念、重组变幻出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将欧洲管弦乐器，中国锣鼓、二胡、古琴、巴乌、日本太鼓融为一炉，在中西的多元融合中传播着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著述中在下篇“反思与对策”中还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三关键”“五步骤”的解决对策，所谓“三关键”即“关注影响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人口迁徙等因素；关注传播方式的欣赏性传播、品鉴式传播、组合式传播、教学实践参与式传播、局内人生活体悟式传播等；关注传播者与受众中的专业人才、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5}在具体推行有效传播上则提出了“五步骤”，即“调查研究，知己知彼，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选准良好的合作伙伴；以权威人士和权威媒体的权威宣传，追求激发传播对象社会心理倾向的权威性；精心组织受众，创设温馨的传播情景；延伸宣传，扩展传播效果。”{6}这些对策的提出亦无不反映了课题研究过程中思考的深入。
结 语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全面客观呈现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既总结了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发现了诸如当前音乐海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一定的层面上思考并探讨了传播什么、如何传播等相关问题，提出饶有建设性的对策与方案。虽然在课题研究的广度、深度方面亦还有着一定拓展与提升的空间，但这些并不影响著述以其合理的架构与充实的内容而成为了迄今为止该领域最为厚重、深入的研究成果。
著述学术价值还在于探索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交接点，以推动中华民族音乐海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创新，使传播的作品、乐器、体裁形式易于被广大受众所接受。并大胆借鉴经济学界的“路径依赖”理论，正确处理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的关系，引申出“音乐文化传播路径创新论”，以推动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路径的不断创新，服务于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的实践。
我们相信，该著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摒弃“多、快、好、省”的盲短视行为心理，做好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海外国际传播工作长期、可持续的“战略”准备与发展。并在未来的传播中继续加大传播力度，拓展传播种类、纵深传播层次，以推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海外传播事业的发展。
①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03万字。
{2} 施咏《中国民族音乐在国际上传播的现状述评——以孔子学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为例》，《音乐传播》2014年第1期，第102页。
{3} 王耀华等著《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页。
{4} 同{3}，第629页。
{5} 郭小利、王耀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海外有效传播的“三关键”与“五步骤”》，《中国音乐学》2014年3期，第96—101页。同{3}，第715—720页。
{6} 同{3}，第723—727页。
施咏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