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简称《意见》），赋予深圳以“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
纵观全国，有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和自贸区，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即便这些定位都旨在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探路，却从未有任何一个城市或区域像深圳一样，被点名“示范”的同时，前面的定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囊括一切，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
《意见》发布后11天，深圳第一个利好政策落地。8月29日，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从深圳前海推开到全市。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来深圳，和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讨论数字货币。专家推测，依据央行8月的数次“发声”，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且很可能首落深圳。
定位变化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两年前，中央就已经开始就文件内容进行调研和讨论。今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意见》。
事实上，中央对深圳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2017年5月，深圳市委提出，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在当年12月9日召开的深圳市委六届八次全会，对“先行区”进一步阐述：建设先行区，不是当单项冠军，而是要多领域全方位地走在前列;不能满足于某一阶段领先，而是要全过程领跑;不仅要走在全国前列，更要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出更大贡献。
2018年1月14日，在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上，讨论了《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规划纲要（2018-2035年）（讨论稿）》。有接近深圳市委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深圳提出“先行区”的建设，背后不可能没有中央的授意。可见，中央在深圳的战略布局，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但这一阶段，主要强调的还是“先行一步”。
2018年下半年，“先行区”的提法有了变化。当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12月26日，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的当天，习近平对深圳时隔四年后再次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提出：深圳要“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从“先行区”到“先行示范区”，要求不仅先行，继续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而且要在先行中当示范。
这次《意见》对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有五个具体的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坚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五个战略定位，也是深圳未来核心的五条发展路径、先行和示范的重点。从中可以看出，新时代深圳的探索，和特区时代明显不同。
从以经济为主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改革，所以会特别强调法治和民生，因为现代化是个综合体。并且，过去是按特区的规律探索，现在按照城市的发展规律改革，包括强调城市的管理、服务和安全，向国际化城市转型。
《意见》对深圳的“总体要求”中也明确提出，深圳要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作为“城市范例”的深圳，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的表述中。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新时代，中央明确告诉深圳要示范什么。
“示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理念，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意义上，理念是清楚的，路径是清晰的，制度是明确的。”他说。
为什么是深圳？
《意见》开篇即指明，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为什么选择深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原因很简单，五个特区中深圳最成功，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创新实力。
数据显示，深圳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3871.71亿元，同比增长11.6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8296.63亿元，同比增长12.73%。衡量创新的关键指标——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深圳在2018年达到了4.2%。同期，上海为4%。在PCT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在2017年就占到全国的43%，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第二。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8》对中国289个城市的科创实力进行了排名，深圳仅次于北京，位居第二，超过了上海。而在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中心与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指数2018”排名中，深圳一举超过了北京和上海，位列第一。
郭万达指出，深圳的创新活力主要来自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模式，创新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而上海虽然创新基础优于深圳，但国企居多，抑制了活力。
截至2018年9月，深圳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298.14万家，占比百分之97.65%。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有7家，且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其中，腾讯和华为为世界500强科技企业。
一组数据表明，在2009年至2014年间，深圳市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均在85%以上，而上海市只占到50%左右。以华为为例，2017年共支出研发费用89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15%，位列全球企业第六。 在钟坚看来，更关键的是，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大多是本土企业，说明深圳的科创已经具有内生动力。
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从中央对深圳发展目标的设定，可以明显看出，对其创新能力寄予厚望。
《意见》对深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分别对应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到2025年，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深圳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郭万达注意到，在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中，中央对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创意之都，《意见》增加了“创业”一词，成为“三创”之都。他指出，深圳的龙头科技企业以华為、中兴这些大企业为主，而创业将更聚焦于小企业和年轻人。“有小企业，才有创新后劲，城市才有活力和竞争力。”他说。
纵观《意见》，创新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五大战略定位中，首要定位是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核心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体政策设计上，既针对深圳的优势，又结合其短板。
《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建设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
郭万达表示，上述产业既是深圳的优势产业，也是目前全球重要的科技前沿领域，有些已经突破，比如5G;有些在突破的前夜。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和高校资源一直是深圳的短板。深圳副市长王立新曾坦率地说：“深圳科技创新仍存在高端顶尖人才紧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创新平台缺乏等问题和薄弱环节，制约了可持续创新发展。”
王立新是在2019年5月9日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上说这番话的。当时，深圳正在积极争取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今年2月公布的大湾区《纲要》没有提及第四个中心的布局。此前，北京、上海和合肥各有一个。
作为基础研究的“国家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仅有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还会布局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在此基础上，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一流研究团队将在此汇聚，有利于补齐深圳科创的短板。
5月21日，在深圳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上，广东省发改委主任、省大湾区办主任葛长伟透露，国家已经基本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国际科创中心为依托，布局一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就是要加强基础研究。
3个月后，第四个“国家队”花落深圳。《意见》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国际背景方面，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无法忽视。
在中国 “出口依存度”（出口额占GDP比重）最高的城市中，深圳位居第二（仅次于东莞），2017年出口依存度为74%。
其中，美国在深圳的主要出口国（地区）中，排名第二。2017年，对美出口总额达到了2531.53亿元。2018上半年，深圳出口罕见地出现负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7%。
在钟坚看来，深圳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突出，是最受冲击的城市之一。以深圳为突破口，体现出中央对扩大对外开放的态度，也是对美国乃至世界发出的信号。“深圳面临的问题需要真正解决，让它代表中国往前走。”他说。
深港互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毗邻香港。大湾区中的“三极点”带动，最核心的就是深港。社会主义的深圳和资本主义的香港，通过合作，能够创造世界的新奇迹。
《意见》开篇指出，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在钟坚看来，深圳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的湾区战略下去理解，《意见》的出台突出了深圳在大湾区中的龙头作用。
实际上，《纲要》本身虽然没有说明由谁来发挥龙头作用。但以香港为统领、服务香港的思路随处可见。
比如，大湾区囊括“港澳 珠三角九市”，但《纲要》仅对四大中心城市给出了明确定位，对香港的定位尤其明确，不仅再次强调了其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的枢纽地位，而且点明要“巩固提升”。
相比之下，深圳则被要求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可以看出，《纲要》对深圳的定位还仅局限于国内，是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
张燕生指出，在香港的优势领域，《纲要》将其放在一个重点位置上，而将广州、深圳放在一个配合的角色。
《纲要》颁布后，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深圳应该为香港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香港应继续发挥特有的优势和纽带作用，辐射和带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但整半年后，《意见》对深圳的定位明显提升。《意见》提出，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深圳地位的提升，是否意味着它将要取代香港呢？
2019年8月21日，在《意见》公布后的第三天，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深圳首届全球创新创业大会暨大湾区创新创业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他指出，“先行示范区”这个决定出来后，很多人认为先行示范区的提出，似乎是要以深圳替代香港，成为创新中心或者金融中心，这完全是误读和误解。
深圳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香港，到现在依然如此。深圳之所以这些年来迅速地超过了很多城市，成为全国最具潜力的城市，而且即将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就是因为深圳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毗邻香港。
深圳的命运和香港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龙永图表示，“只有香港好了，深圳才会更好。”
钟坚也认为，深圳不可能取代香港。香港是个自由港，有独立的货币，独立的关税区和独立的金融监管體系，资金可以进出自由，而深圳不可能有这种自由度。且香港的法律体系、标准和规则都是对照英美体系，在对外开放上具有先天优势，其本质在于“一国两制”。
而在金融领域，在张燕生看来，深圳和香港，至少有100年的差距。国际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是历史形成，绝非可以轻易赶超。在资本和金融市场方面，深圳和香港不是一个量级。
事实上，金融业也是深圳确定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9年上半年，金融业给深圳GDP带来的增加值占到13.7%，仅次于京沪，位居全国第三。截至2019年6月末，深圳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0497.93亿元，同比增长13.0%。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6561.79亿元，同比增长12.0%，存、贷款规模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上半年深圳22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65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一。深圳共有境内上市公司288家，居全国各省市第六位。深圳上市公司总市值5.99万亿元，排名全国第二。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榜单中，深圳列第14位，国内仅次于香港、上海和北京。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撰文指出，一直以来，尽管深圳的金融地位非常微妙，但深圳在金融领域是有大抱负的。此次《意见》虽然没有提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但给深圳的金融重任一点都不轻。
《意见》提出，要提高深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其中，对深圳金改而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很关键。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上海科技企业的国际化、规模化不如深圳。但是科创板的设立，上海科技企业占比明显更多。加快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可以让科创板与创业板成为两地竞争的焦点和推动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作为深圳“先行示范”的抓手，创新需要金融。在郭万达看来，这既是《意见》赋予深圳优惠政策之间的内部逻辑，也是深港合作的结合点。
张燕生也指出，深港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互补性合作的基础，香港有金融，深圳有创新型企业，香港有现代服务业，深圳有制造业。
国世平指出，让深圳“先行示范”，无论是在创新领域继续强化，还是改革金融，亦或是适度放开外汇管制，都不是为了取代香港。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说：“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
郭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句话很有分量，现在再来看这段话，中央的思路很清晰，并不是用深圳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香港，而是两个都建设好，这样才能体现共产党的执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