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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青的父母是江苏无锡人，他在苏州吴江区度过了中小学时光，“文革”期间曾辗转于上海的亲戚家。十多岁时，刘丹青就学会了无锡话、吴江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四种方言，并隐隐觉得几种方言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1977年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刘丹青开始致力于方言的研究。身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对60多年来汉语方言生存境况的起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已超90%的今天，他认为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日前，在位于北京东二环内的办公室里，刘丹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语言自豪感不足是方言危机的一大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你成长过程中语言环境是怎样的？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历经了怎样的转变？
刘丹青：我算是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我小时候上学时几乎没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普通话只存在于语文课和一些文艺演出、诗朗诵之间。平时，老师们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方言上课，大部分是吴语地区的方言，只有一些外地来的老师，会用普通话或者带有官话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上课。在校外，无论是孩子们之间，还是大人和孩子间，都说方言。如果一个外地人平日里说普通话，会被本地人视为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时候是一个方言盛行，而普通话推广不足的一个阶段。
1977年，我考上蘇州大学中文系，两个班共108名学生。除了1名从苏北地区移居苏州的同学说官话，其他同学都说吴语。我和同学之间交流用两种方言，一种是吴江话，一种是苏州话，因为苏州话比较容易懂，当时也是强势方言。
推广普通话在中国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推普初期政府行为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电视普及后，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大。电视的普及使得普通话每天萦绕在大众耳边，收看电视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家家户户每晚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电视当时是新媒体，这一传播媒介的到来，对于中国普通话的普及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印象中，什么时候方言出现了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刘丹青：普通话的大普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媒体的丰富使得推普有了加速度。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形态发生的重要变化。原来中国经济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经济生活的区域性比较强。改革开放及后来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各省乃至各国之间的这种区域性被打破，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务工者大范围的流动，都对方言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方言出现式微的因素是多重的。
到了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通过，这是我们国家语言文字领域一个根本性的纲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非常重要，同时也赋予了普通话更大的影响力。但如果没能把握好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传承方言两者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过分压抑方言的情况。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不少方言面临的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哪些方言出现了危机，方言出现危机的表现有哪些？
刘丹青：方言生存现状的差异比较大，像粤语比较强势，在当地人中间认同感也比较高。而且，在广东韶关等非粤语区，粤语也在使用，它的强势远超过其他方言。这当中有个语言自豪感问题，我感觉到广州人的语言自豪感很强，上海人的语言自豪感属于中等偏上，南京、福州等城市，当地人的语言自豪感就不太强，具体什么原因我没有研究清楚。
我在南京媒体上做节目的时候，有观众问，我们南京话不好听怎么办？南京话在明清时期曾是一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语言，还是南系官话的代表，但什么时候南京人语言自豪感开始下降的，我没有专门研究。同时据我了解，福州人也不认为自己的方言很强。在泉州和厦门这些闽南语区，闽南话相对强势，而福州虽为福建的省会城市，但属于闽东方言的福州话却没能赢得很多人的心。
语言自豪感的强弱实际上会影响到语言或者说方言的保护程度。语言自豪感不强的方言，丢失起来更容易。联合国关于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的评价系统里面有好多项参数，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人们对于母语的态度。
另一个方言出现危机的重要表现，也是重要原因，就是使用环境的萎缩。以我的家乡吴江为例，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差不多是1：1，而本地人口中包含了很多老弱病幼，而外来人口大部分是青壮年，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你绝大多数打交道的青年人都是外地人，交流需要用普通话，这就使得方言的使用环境大大减少。
现在的小孩子一到入园年龄就会被送入幼儿园，家长自己带的情况比较少，在公共教育机构都是通行普通话。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开始到长大参加工作，都很少有使用方言的环境。
同龄人交际是母语习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同龄人交际的环境被限制在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用自己的方言来进行交际的能力和习惯都会降低。因此他慢慢形成非常自发地优先用普通话交际，方言的使用动机不强，最后的结果就是方言越来越萎缩，这是这些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方言需要传承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国家关于方言保护的政策是怎样的？
刘丹青：十多年前开始，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就提出了语言资源的保护。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过去，方言被很多人视为是阻碍国家发展、阻碍普通话推广的因素，负面视角多一些，提出语言资源概念以后，就意味着所有的语言方言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都有它的文化积淀、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当时就设立了一些项目，开展了语言资源的调查，我承担了语法调查项目标准的设计。
2015年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把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结合起来。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些省份比如湖南还得到了民间力量的支持。
真正把方言列为保护的对象，应该是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这份文件里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这里面最重要的词就是传承，保护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人就把它记录下来，也就算一种保护，但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传承，它最终就只是成为一个档案里的东西，那么作为一种语言来说，它可能就消亡了。
所以现在提出来的传承，就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把方言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提法，表明国家看到了很多方言所处的弱势。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收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