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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2日，台湾国民党中常会就部分“党产”信托作出决定，将旗下两大投资公司之一的中华投资公司（简称中投公司）交付全球第二大信托公司——瑞士信贷信托公司掌管，同时裁撤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投管会）的业务，由负责国民党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管理委员会接手。由此，自2000年1月连战宣示将“党产”交付信托以来，久久未见起色的国民党“党产”处理进程终于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将有争议的捐出去，再将没有争议的部分统统信托掉”
将“党产”交付信托，是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上届台湾“总统”大选前夕，作为国民党候选人作出的承诺。国民党“党产”总体上包括 “党营事业”、海外财产（包括以国民党或个人名义购置的从大陆带去的资产）和不动产三部分，亦可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动产之中包括现金和投资公司。不动产据统计有千余笔，包括非自用房屋、土地等，总值约88亿元（新台币，下同）。
现金部分的信托已于2001年完成。2001年3月26日，国民党与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简称中信银）及大型公营银行“中央信托局”（简称中信局）签约，将以现金为主的新台币20亿元交付信托。其中，交付中信银信托的现金10亿元、中信局3亿元，其余的6亿多元美金公债，由中信银保管。不动产的信托，虽经国民党推动，却由于属岛内首例，不动产委托开发无规可循而一度陷于停滞。
投资公司包括目前国民党全资拥有的中投和华夏两大投资公司及其控股或占有部分股份的下属公司。此次交付信托的是该党在中投旗下公司中拥有的全部股权。据报道，中投公司净值为249亿元，还有五六十亿元亏损尚未提列损失。下阶段即将信托的华夏投资公司净值则不到90亿元。
包括中投和华夏公司在内的“党营事业”的信托，国民党一直称难度最大，需待“《政党法》”出台后方可运作。2002年9月，台湾“行政院”通过“《政党法》”，呈交“立法院”审议。该法关于政党财务来源的章节中规定，今后任何政党的财务来源都将限制在党费、依法收受的政治献金与竞选经费的捐赠、政党补助金(即各政党依据其在立法院所占席位或在选举中得票多少，从政府那里相应获得的补助），及前三项所产生的利息这四个渠道。
显然，在国民党现有的三条聚财管道，即“党费收入”、“特别捐献”和“党营事业收入”中，“党营事业收入”属于经营营利收入，不符合“《政党法》”规定的渠道。至于“党营事业收入”在三条管道中所占的比例外界则说法不一，有的说其甚至占国民党财务收入的80％以上。
“‘党营事业收入’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国民党相对于其他政党所特有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每次竞选都有人借此批评国民党。我们干脆就把它斩断，先把有争议的东西捐出去，再把其他没有争议的部分统统信托掉。作为政党，以后就不再经营事业了。”
“党产”之争
这里所说的“有争议的东西”，就是指外界指责国民党以“国库通党库”的手法，不当取得的“党产”。
国民党党产有争议的部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1958年～1988年，台湾地区各级“政府”机关将其管有的公有86笔土地及37幢建筑物赠与国民党及其所属单位；一类是指国民党接收的日本占据时期的财产。
据国民党人士介绍，目前争议最大的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不动产。一些批评者指出，这些不动产本来是交给政府的，但却被国民党接收，几乎未经登记便拿来使用，如有些土地被用于盖建地方党部。虽然后来在法制化名义下，国民党以低价购买等方式完成了过户等及一系列法定程序，使其合法化，但是经台湾“监察院”调查后，仍有一些被列作有争议，即疑为不当取得，按市价粗估，约合9亿元。
“虽然从法定产权上讲是属于国民党，但因为有‘国库通党库’的争议……”一位国民党人士如是说。去年9月25日，连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国民党早年无偿获赠和转账拨用的110笔土地和42栋房屋主动捐赠，即“回赠”原单位或作公益使用。
然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民进党一直在指责国民党在其50多年执政期内将国有财产转为党产，才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党”，并得以在选举时依靠丰厚的财力进行动员辅选。
“投管会”：李登辉时代的遗物
事实上，此次伴随信托将予裁撤的投管会就是李登辉时代的遗留产物。
在投管会成立之前，“党营事业” 一直长期由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简称财委会）掌管。李登辉将财委会一分为二，成立投管会的真正目的就是将财委会架空。改由投管会作为国民党旗下投资公司的管理单位，统管国民党“党营事业”投资的重大决策，并由其亲信刘泰英出面打理。
从表面看，投管会由十几名专家学者及金融、产业界人士组成，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发挥类似企业董事会的监督、制衡作用。然而实际上，投管会的运作方式是，各投资公司依靠自己的专业人员，对下属公司的一般投资、增资项目作自主决策。当涉及金额较大时，一律呈报投管会主委，由其决定是否由投管会集体审议。
显然，投管会主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关键角色。有国民党人士说：“在刘泰英担任投委会主委期间，投委会委员个个由他亲定，基本上形同虚设。其间，一切重大投资案皆由李、刘二人把持。”
前“党产”掌柜刘泰英沉浮
在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的12年间，国民党投资版图大肆拓展，下属公司及投资项目则大多亏损。这其中固然有政府官员或其他非专业人员担任企业要职，导致普遍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的损失；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近十几年来的不当投资和掏空行为。
上世纪80年代，国民党直接参与“国营事业”投资或承揽金融票券等特许业务。进入90年代，李登辉主导“党营事业”与民间势力结合，“党营事业”开始以“参与投资”的方式取代原有的“直接经营”模式，作为“大股东”参与投资高回报事业。
1992年，在李登辉的安排下，刘泰英接任属下持有股票的公司多达数百家的“党营事业”——“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简称中华开发）董事长，随即成为政商名流为赢得“投资合作”方便而争相巴结的对象，“党营事业”则沦为其经营政商关系的工具。刘泰英上台后的中华开发，在九年内由净值数十亿元的信托公司，扩张成为一家规模上千亿元的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后的八件重大争议投资，即东隆五金掏空案、国产实业跳票案、安锋集团增资案、国扬建设跳票案、台凤公司护盘案、尖美建设纾困案、宏福建设案、台肥炒股案，无一不是国民党做明知必然亏损的投资，结果被掏空98亿元。另有200亿元投资亦大幅亏损。
在这些案件中，国民党为了维持“政商版图”，通过“党营事业”利益输送，支援受金融风暴波及的“大财团”而不计成本。在这背后，则是刘泰英中饱私囊，掏空国民党“党产”的恣意妄为。例如，台湾当局现已查明，在1997年～1998年期间，台凤集团董事长黄宗宏与尖美建设前董事长张国福为酬谢刘泰英金援纾困，曾以关系企业名义分别开具1.5亿元的支票作为“回馈金”。
新瑞都案的曝光最终导致刘泰英被收审查办。为在高雄县实施192亿元大湖工商综合区开发计划而于1998年成立的新瑞都，曾请刘泰英掌管的中华开发银行出面向其他银行联合贷款95亿元，被刘泰英索要10.5亿元佣金。之后由于贷款未能到位，刘泰英开始为新瑞都筹募的8亿元，亦作为投资亏损记到国民党账上。
然而据报道，刘泰英案由于涉及“高层人物”，因此一度多有反复。自2002年11月以来，台北“地检署”为侦办“新瑞都弊案”，两度申请羁押刘泰英，都被台北“地方法院”驳回。经过台北“地检署”的两度抗告，刘泰英终于作为新瑞都案主犯于2003年2月10日被收押。虽然舆论对民进党当局此举颇多猜测，疑是出于政治动机，“选择性侦办特定个案，以除弊之名行斗争之实”，或是想掩盖某些弊案，然而收押刘泰英无疑是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的。
在“政商勾结”的背景下，“党营事业”亦曾是国民党参加各种选举的最大资金来源，名曰“选举资金”。例如据报道，1994年台湾省市长选举中，国民党财务委员会向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索要45亿元；1995年“立委”选举时增至65亿元。所谓“金钱外交”、“务实外交”的丑闻亦不绝于耳。又如，2002年高雄市新科“议长”朱安雄贿选案中，朱安雄以重金收买高雄市“议员”，在“议长”选举中投他的票，受贿人数竟占全部44名“议员”中的35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安雄及其妻子前“立委”吴德美掌管的安锋集团向“中华开发”等金融机构借得的近400亿元贷款，目前大都转为不良贷款。有国民党人士指出：“这些金融机构投资安锋集团的原因，就是因为朱安雄曾是国民党内的红人。”
国民党自清门户
2000年3月，李登辉下台，连战继任国民党主席。自上任第一天起就担心成为他人替罪羊的连战，刚一上任便立即指示时任投管会主委的张昌邦和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张哲琛开展全面清查，厘清国民党党产。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1993年3月，国民党前财委会主委徐立德离职接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前，曾作过全面清查，当时中华开发、华信银行、中兴票券、台苯以及中美和等党营企事业公司持股的资产净值逾千亿台币。随后，刘泰英接替徐立德。
到2000年3月31日，连战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初，国民党旗下的中央投资、光华投资、华夏投资、建华投资、启圣实业、景德投资和悦升昌等七大投资公司以控股和转投资方式掌控着数百家公司，账面资产总计719亿元，但其中已有不少严重亏损。
投管会委员被重新任命后，开始着手清理“党产”。一位投管会委员告诉《财经》，由于国民党党产不仅包含数量众多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隐藏各类秘密账户，极为复杂，因此，对于到底有多少党产，国民党内部一直是一本糊涂账。“国民党党产以前没有什么账，十分混乱。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投资案了，所要做的就是要想办法，尽量把它整合、清理出来。整理清楚后，赶快把它信托出去。”
经过一系列并购整合，“党营事业”中原有的七大投资公司缩减至两家——经管产业的中央投资公司和经管媒体的华夏投资公司。此次交付信托的就是中央投资公司。
政商财源断其一臂
“党营事业”是国民党久遭诟病却又难以割舍的“包袱”。其最早起源是1947年由陈立夫成立的齐鲁企业。国民党到台后，依靠特权迅速扩张，建立了一大批“党有企业”。早期垄断金融证券等特许行业、独家经营航运及公共工程项目，或是贱买贵卖炒作地皮、用大笔资金炒作股市汇市；近来则参股高科技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企业众多、资本规模庞大的财团。尤其作为经管产业投资的中央投资公司，向来是国民党“党营事业”获利的重要阵地，一般年纯利均达五六十亿元，即使在2002年台湾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向“党库”提交了30亿元获利。
然而随着国民党党产的经营在李登辉下台后恢复正常化，民进党当局日益担心其经济效益提高，将继续构成国民党扩充实力及参选的强大经济后盾，因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讨”运动。2002年10月，国民党“党产”清查中自曝刘泰英掏空案，令台湾民众对“党产”黑幕深恶痛绝。“党营事业”更加成为外界口诛笔伐的焦点，同时亦成为国民党受人痛击的“软肋”。
民进党当局乘此时机，不断将民众注意力引向国民党党产问题，并以此作为2004年大选的有力砝码。“总统府”前“秘书室主任”苏志诚于2002年9月对媒体表示，当局“行政院”的追讨党产行动，是着眼于两年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切断国民党的财源，为陈水扁连任铺路。
2002年9月，民进党当局以本会期最优先法案的级别，将“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院”审议。由于所谓政党不当取得财产或投资营利事业，仅国民党存在相关问题，因此该草案的矛头可谓直指国民党党产。
虽然该草案由于国民党的反对，至今尚未通过，但是，在一片“追讨”声中，祈望在2004年大选中东山再起的国民党亦急切地想要摆脱利用政治关系经营营利事业、更能投资优良产业牟利等指责。国民党秘书长林正丰曾就“党产”问题指出：“今天要护的不是党产，而是维护党的形象。”
“透明化”与留一手的疑惑
对于此次的“党产”信托，有国民党人士表示乐观，“今后斩断政商关系，就不会再有人来勒索。本来想在‘党产’里混水摸鱼的人，现在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交给国外信托公司，一切都将管得清清楚楚。”
信托公司的遴选是一个敏感问题。据《财经》了解，连战在产生信托想法之初，曾向投管会征求意见。当时即有委员建议，即使“信托法”通过，可以交付岛内公司信托，也要找国外公司。一则国外公司专业性强，经验丰富；二则可以避嫌。
此次中选的瑞士信贷以规模计为世界第二大金融机构，其专业性与公信力似乎不容置疑，实质亦非白璧无瑕。2001年获利1.17亿美元的瑞士信贷，由于旗下证券分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卷入华尔街丑闻而支付赔款等原因，2002年创下24.9亿美元的亏损新纪录。
据投管会委员透露，与瑞士信贷信托的签约期为三年。瑞士信贷将每年与国民党结算一次，提供一份公开报表，列明回报、经营绩效、获利等信息。目前双方尚未正式签约，因为中华投资虽属国民党全资拥有，但其控股的众多公司含有很多公众股权。要将公司信托出去，就要征求这些公众投资者的意见，还有些法律问题亟待处理。近期的工作便是要依照公司程序，与小股东沟通，待同意信托的股东达到公司规定比例之后，再与瑞士信贷信托正式签约。“国民党希望尽快完成，越快越好。”
针对外界有关国民党拖延处理华夏交付信托是要在“党产”信托上留一手的猜测，该投管会委员称，连战在中常会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华夏交付信托的最终期限，且目前正在与国外公司接洽。鉴于华夏旗下几乎都是媒体、文化事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投资，具有特殊性，因此将其独立出来，并将优先考虑具有相应特色的信托公司。
“将有争议的捐出去，再将没有争议的部分统统信托掉”
将“党产”交付信托，是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上届台湾“总统”大选前夕，作为国民党候选人作出的承诺。国民党“党产”总体上包括 “党营事业”、海外财产（包括以国民党或个人名义购置的从大陆带去的资产）和不动产三部分，亦可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动产之中包括现金和投资公司。不动产据统计有千余笔，包括非自用房屋、土地等，总值约88亿元（新台币，下同）。
现金部分的信托已于2001年完成。2001年3月26日，国民党与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简称中信银）及大型公营银行“中央信托局”（简称中信局）签约，将以现金为主的新台币20亿元交付信托。其中，交付中信银信托的现金10亿元、中信局3亿元，其余的6亿多元美金公债，由中信银保管。不动产的信托，虽经国民党推动，却由于属岛内首例，不动产委托开发无规可循而一度陷于停滞。
投资公司包括目前国民党全资拥有的中投和华夏两大投资公司及其控股或占有部分股份的下属公司。此次交付信托的是该党在中投旗下公司中拥有的全部股权。据报道，中投公司净值为249亿元，还有五六十亿元亏损尚未提列损失。下阶段即将信托的华夏投资公司净值则不到90亿元。
包括中投和华夏公司在内的“党营事业”的信托，国民党一直称难度最大，需待“《政党法》”出台后方可运作。2002年9月，台湾“行政院”通过“《政党法》”，呈交“立法院”审议。该法关于政党财务来源的章节中规定，今后任何政党的财务来源都将限制在党费、依法收受的政治献金与竞选经费的捐赠、政党补助金(即各政党依据其在立法院所占席位或在选举中得票多少，从政府那里相应获得的补助），及前三项所产生的利息这四个渠道。
显然，在国民党现有的三条聚财管道，即“党费收入”、“特别捐献”和“党营事业收入”中，“党营事业收入”属于经营营利收入，不符合“《政党法》”规定的渠道。至于“党营事业收入”在三条管道中所占的比例外界则说法不一，有的说其甚至占国民党财务收入的80％以上。
“‘党营事业收入’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国民党相对于其他政党所特有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每次竞选都有人借此批评国民党。我们干脆就把它斩断，先把有争议的东西捐出去，再把其他没有争议的部分统统信托掉。作为政党，以后就不再经营事业了。”
“党产”之争
这里所说的“有争议的东西”，就是指外界指责国民党以“国库通党库”的手法，不当取得的“党产”。
国民党党产有争议的部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1958年～1988年，台湾地区各级“政府”机关将其管有的公有86笔土地及37幢建筑物赠与国民党及其所属单位；一类是指国民党接收的日本占据时期的财产。
据国民党人士介绍，目前争议最大的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不动产。一些批评者指出，这些不动产本来是交给政府的，但却被国民党接收，几乎未经登记便拿来使用，如有些土地被用于盖建地方党部。虽然后来在法制化名义下，国民党以低价购买等方式完成了过户等及一系列法定程序，使其合法化，但是经台湾“监察院”调查后，仍有一些被列作有争议，即疑为不当取得，按市价粗估，约合9亿元。
“虽然从法定产权上讲是属于国民党，但因为有‘国库通党库’的争议……”一位国民党人士如是说。去年9月25日，连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国民党早年无偿获赠和转账拨用的110笔土地和42栋房屋主动捐赠，即“回赠”原单位或作公益使用。
然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民进党一直在指责国民党在其50多年执政期内将国有财产转为党产，才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党”，并得以在选举时依靠丰厚的财力进行动员辅选。
“投管会”：李登辉时代的遗物
事实上，此次伴随信托将予裁撤的投管会就是李登辉时代的遗留产物。
在投管会成立之前，“党营事业” 一直长期由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简称财委会）掌管。李登辉将财委会一分为二，成立投管会的真正目的就是将财委会架空。改由投管会作为国民党旗下投资公司的管理单位，统管国民党“党营事业”投资的重大决策，并由其亲信刘泰英出面打理。
从表面看，投管会由十几名专家学者及金融、产业界人士组成，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发挥类似企业董事会的监督、制衡作用。然而实际上，投管会的运作方式是，各投资公司依靠自己的专业人员，对下属公司的一般投资、增资项目作自主决策。当涉及金额较大时，一律呈报投管会主委，由其决定是否由投管会集体审议。
显然，投管会主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关键角色。有国民党人士说：“在刘泰英担任投委会主委期间，投委会委员个个由他亲定，基本上形同虚设。其间，一切重大投资案皆由李、刘二人把持。”
前“党产”掌柜刘泰英沉浮
在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的12年间，国民党投资版图大肆拓展，下属公司及投资项目则大多亏损。这其中固然有政府官员或其他非专业人员担任企业要职，导致普遍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的损失；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近十几年来的不当投资和掏空行为。
上世纪80年代，国民党直接参与“国营事业”投资或承揽金融票券等特许业务。进入90年代，李登辉主导“党营事业”与民间势力结合，“党营事业”开始以“参与投资”的方式取代原有的“直接经营”模式，作为“大股东”参与投资高回报事业。
1992年，在李登辉的安排下，刘泰英接任属下持有股票的公司多达数百家的“党营事业”——“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简称中华开发）董事长，随即成为政商名流为赢得“投资合作”方便而争相巴结的对象，“党营事业”则沦为其经营政商关系的工具。刘泰英上台后的中华开发，在九年内由净值数十亿元的信托公司，扩张成为一家规模上千亿元的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后的八件重大争议投资，即东隆五金掏空案、国产实业跳票案、安锋集团增资案、国扬建设跳票案、台凤公司护盘案、尖美建设纾困案、宏福建设案、台肥炒股案，无一不是国民党做明知必然亏损的投资，结果被掏空98亿元。另有200亿元投资亦大幅亏损。
在这些案件中，国民党为了维持“政商版图”，通过“党营事业”利益输送，支援受金融风暴波及的“大财团”而不计成本。在这背后，则是刘泰英中饱私囊，掏空国民党“党产”的恣意妄为。例如，台湾当局现已查明，在1997年～1998年期间，台凤集团董事长黄宗宏与尖美建设前董事长张国福为酬谢刘泰英金援纾困，曾以关系企业名义分别开具1.5亿元的支票作为“回馈金”。
新瑞都案的曝光最终导致刘泰英被收审查办。为在高雄县实施192亿元大湖工商综合区开发计划而于1998年成立的新瑞都，曾请刘泰英掌管的中华开发银行出面向其他银行联合贷款95亿元，被刘泰英索要10.5亿元佣金。之后由于贷款未能到位，刘泰英开始为新瑞都筹募的8亿元，亦作为投资亏损记到国民党账上。
然而据报道，刘泰英案由于涉及“高层人物”，因此一度多有反复。自2002年11月以来，台北“地检署”为侦办“新瑞都弊案”，两度申请羁押刘泰英，都被台北“地方法院”驳回。经过台北“地检署”的两度抗告，刘泰英终于作为新瑞都案主犯于2003年2月10日被收押。虽然舆论对民进党当局此举颇多猜测，疑是出于政治动机，“选择性侦办特定个案，以除弊之名行斗争之实”，或是想掩盖某些弊案，然而收押刘泰英无疑是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的。
在“政商勾结”的背景下，“党营事业”亦曾是国民党参加各种选举的最大资金来源，名曰“选举资金”。例如据报道，1994年台湾省市长选举中，国民党财务委员会向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索要45亿元；1995年“立委”选举时增至65亿元。所谓“金钱外交”、“务实外交”的丑闻亦不绝于耳。又如，2002年高雄市新科“议长”朱安雄贿选案中，朱安雄以重金收买高雄市“议员”，在“议长”选举中投他的票，受贿人数竟占全部44名“议员”中的35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安雄及其妻子前“立委”吴德美掌管的安锋集团向“中华开发”等金融机构借得的近400亿元贷款，目前大都转为不良贷款。有国民党人士指出：“这些金融机构投资安锋集团的原因，就是因为朱安雄曾是国民党内的红人。”
国民党自清门户
2000年3月，李登辉下台，连战继任国民党主席。自上任第一天起就担心成为他人替罪羊的连战，刚一上任便立即指示时任投管会主委的张昌邦和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张哲琛开展全面清查，厘清国民党党产。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1993年3月，国民党前财委会主委徐立德离职接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前，曾作过全面清查，当时中华开发、华信银行、中兴票券、台苯以及中美和等党营企事业公司持股的资产净值逾千亿台币。随后，刘泰英接替徐立德。
到2000年3月31日，连战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初，国民党旗下的中央投资、光华投资、华夏投资、建华投资、启圣实业、景德投资和悦升昌等七大投资公司以控股和转投资方式掌控着数百家公司，账面资产总计719亿元，但其中已有不少严重亏损。
投管会委员被重新任命后，开始着手清理“党产”。一位投管会委员告诉《财经》，由于国民党党产不仅包含数量众多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隐藏各类秘密账户，极为复杂，因此，对于到底有多少党产，国民党内部一直是一本糊涂账。“国民党党产以前没有什么账，十分混乱。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投资案了，所要做的就是要想办法，尽量把它整合、清理出来。整理清楚后，赶快把它信托出去。”
经过一系列并购整合，“党营事业”中原有的七大投资公司缩减至两家——经管产业的中央投资公司和经管媒体的华夏投资公司。此次交付信托的就是中央投资公司。
政商财源断其一臂
“党营事业”是国民党久遭诟病却又难以割舍的“包袱”。其最早起源是1947年由陈立夫成立的齐鲁企业。国民党到台后，依靠特权迅速扩张，建立了一大批“党有企业”。早期垄断金融证券等特许行业、独家经营航运及公共工程项目，或是贱买贵卖炒作地皮、用大笔资金炒作股市汇市；近来则参股高科技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企业众多、资本规模庞大的财团。尤其作为经管产业投资的中央投资公司，向来是国民党“党营事业”获利的重要阵地，一般年纯利均达五六十亿元，即使在2002年台湾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向“党库”提交了30亿元获利。
然而随着国民党党产的经营在李登辉下台后恢复正常化，民进党当局日益担心其经济效益提高，将继续构成国民党扩充实力及参选的强大经济后盾，因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讨”运动。2002年10月，国民党“党产”清查中自曝刘泰英掏空案，令台湾民众对“党产”黑幕深恶痛绝。“党营事业”更加成为外界口诛笔伐的焦点，同时亦成为国民党受人痛击的“软肋”。
民进党当局乘此时机，不断将民众注意力引向国民党党产问题，并以此作为2004年大选的有力砝码。“总统府”前“秘书室主任”苏志诚于2002年9月对媒体表示，当局“行政院”的追讨党产行动，是着眼于两年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切断国民党的财源，为陈水扁连任铺路。
2002年9月，民进党当局以本会期最优先法案的级别，将“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院”审议。由于所谓政党不当取得财产或投资营利事业，仅国民党存在相关问题，因此该草案的矛头可谓直指国民党党产。
虽然该草案由于国民党的反对，至今尚未通过，但是，在一片“追讨”声中，祈望在2004年大选中东山再起的国民党亦急切地想要摆脱利用政治关系经营营利事业、更能投资优良产业牟利等指责。国民党秘书长林正丰曾就“党产”问题指出：“今天要护的不是党产，而是维护党的形象。”
“透明化”与留一手的疑惑
对于此次的“党产”信托，有国民党人士表示乐观，“今后斩断政商关系，就不会再有人来勒索。本来想在‘党产’里混水摸鱼的人，现在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交给国外信托公司，一切都将管得清清楚楚。”
信托公司的遴选是一个敏感问题。据《财经》了解，连战在产生信托想法之初，曾向投管会征求意见。当时即有委员建议，即使“信托法”通过，可以交付岛内公司信托，也要找国外公司。一则国外公司专业性强，经验丰富；二则可以避嫌。
此次中选的瑞士信贷以规模计为世界第二大金融机构，其专业性与公信力似乎不容置疑，实质亦非白璧无瑕。2001年获利1.17亿美元的瑞士信贷，由于旗下证券分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卷入华尔街丑闻而支付赔款等原因，2002年创下24.9亿美元的亏损新纪录。
据投管会委员透露，与瑞士信贷信托的签约期为三年。瑞士信贷将每年与国民党结算一次，提供一份公开报表，列明回报、经营绩效、获利等信息。目前双方尚未正式签约，因为中华投资虽属国民党全资拥有，但其控股的众多公司含有很多公众股权。要将公司信托出去，就要征求这些公众投资者的意见，还有些法律问题亟待处理。近期的工作便是要依照公司程序，与小股东沟通，待同意信托的股东达到公司规定比例之后，再与瑞士信贷信托正式签约。“国民党希望尽快完成，越快越好。”
针对外界有关国民党拖延处理华夏交付信托是要在“党产”信托上留一手的猜测，该投管会委员称，连战在中常会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华夏交付信托的最终期限，且目前正在与国外公司接洽。鉴于华夏旗下几乎都是媒体、文化事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投资，具有特殊性，因此将其独立出来，并将优先考虑具有相应特色的信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