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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词类在语言学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而词类标注在汉语/汉外词典编纂中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文章结合国内外学界在词类及词类标注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汉意—意汉双解词典》（2012）的词类标注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该词典在词类标注方面成绩与问题并存，其在词类标注上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汉语等分析语词类研究困境的真实写照；而作为印欧语的意大利语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也存在兼类现象，这无疑给汉语词类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汉意—意汉双解词典》；词类标注；兼类词；印欧语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2-0020-07
1.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中意两国交往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加入到学习汉语的队伍中。截至2014年底，意大利的汉语学习者超过1万人，其中参加学历教育的汉语学习者超过5000人。意大利现有孔子学院（课堂）31所，开设中文或相近专业的大学有30多所，其中威尼斯大学和罗马智慧大学汉语教学历史悠久。《汉意—意汉双解词典》（以下简称“《汉意双解》”）是北京语言大学赵秀英教授主编、意大利著名的Zanichelli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一部针对意大利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汉意双解》包括纸质版和光盘版词典，一经推出就受到意大利广大汉语学习者的喜爱。汉语词类在语言学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陆俭明，2013：34），而词类标注在汉语/汉外词典编纂中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汉意双解》是目前唯一一部标注词类的汉意双语词典，而汉外词典词类标注须坚持“汉语本位法”（王仁强，2006），那么《汉意双解》的词类标注情况如何？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学界在词类及词类标注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汉意双解》用法说明以及词类标注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内容涉及词类标注体系的选择、词类判断的标准和程序、词类标注的对象以及“词类对译”原则的把握等等。通过深入考察《汉意双解》词类标注情况将有助于全面评价其编纂的得失，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编纂水平，更好地服务意大利汉语学习者。
与此同时，以《汉意双解》为例，对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词类标注问题进行研究还有助于深化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正如吕叔湘（1992：4）所言，“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Tomaszczyk（1983：45）认为，“从某种真正意义上讲，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都是对比词汇研究的习作。”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词类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而不是个体词的分类”（陆俭明，2013：35）。朱德熙、盧甲文、马真（1961：60）指出，“词典里头的词就是概括词，而非个体词”。遗憾的是，大多数有关汉语等所谓灵活语言（flexible languages）词类问题的研究中，在比较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的词类时，实际上都主要限于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例的词类现象对比，而非基于词典进行跨语言的词类问题研究（Rijkhoff & van Lier，2013；沈家煊，2012），因而难以准确把握跨语言词类比较的实质。鉴于意大利语是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综合语，而汉语则是隶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语，因此本项以《汉意双解》为例所进行的词类标注问题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
2. 《汉意双解》词类标注体系的选择
《汉意双解》在“用法说明”中列出了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量词、名词、拟声词、数词、感叹词、套语、形容词、方言和助词等15个“汉语词类”。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汉语词类”清单中既有大家熟悉的从语法上对该词典所收汉语词条进行的分类，还有“套语”这类大于词的条目单位，又有“方言”这个社会语言学标签。诚然，把“方言”列入“汉语词类”是不够妥当的。此外，王仁强（2010，2012）曾指出，汉语构词上的“拟声词”理应在语法上归入动词、名词等语法上的词类。其实，正如Haspelmath（2001：16538）所言，词汇可以按照各种标准进行分类，如按照语音属性区分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按社会因素区分为普通词汇和术语，按照语言历史可以区分外来词和本土词等等，这些都是词的分类，但是作为一个术语，“词类”专指源于希腊罗马传统对词所作的语法上的分类。由此观之，与《简明汉德词典》情况类似（王仁强，2014c），《汉意双解》词类体系中包含“方言”的做法实质上是混淆了词典中的词类标注指的是语法上“狭义”的词类。
在词类数量方面，根据认知心理学家Miller（1956）提出的短时记忆容量组块（7±2），王仁强（2006：40）指出：汉语/汉外词典选用的词类标注体系应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相适应；为了让用户查询词典时不至于为过多的词类及其内涵所困扰，一种语言的词类大类最好不要远远超出9个。这种有关词类体系中词类数量原则的观点与Rauh（2010：399）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词类数量维度上看，《汉意双解》选用的词类体系（如排除“方言”和“套语”的话）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还是大致适应的。
3. 《汉意双解》词类标注对象的选择
汉语/汉外词典标注词类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标注词类（程荣，1999；王仁强，2006，2011，2014c；徐枢、谭景春，2006；赵大明，2009）。为深入调查《汉意双解》的词范畴观，我们抽取了拼音A之下收录的全部汉语条目进行成词情况的统计分析。如表1 所示，在263个抽样条目中，成词条目231个，占87.83%；非词单字语素6个，占2.28%；短语26个，占9.89%。由此观之，《汉意双解》是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对汉语条目进行了词类标注。
但是，上述结果与王仁强（2011）基于《现汉》（第5版）的统计数据还是有一定出入：《现汉》（第5版）的成词比例为78.20%相比，《汉意双解》成词比例高了9.63%。而且，王仁强（2011）的研究还发现，现代汉语中最典型的词是双字词，其次是三字词，而单字词和四字及其以上的词为词范畴的非典型成员。双字条目不仅自身成词比例高（99.98%成词），而且在整部词典成词条目总数中所占比例也高（占82.91%）；三字条目中的成词条目尽管在整部词典成词条目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占10.54%），但自身成词比例高（90.35%成词）；单字条目自身完全成词的比例仅为27.71%，且在整部词典中成词条目总数中所占比例仅为5.84%，而四字及其以上条目成词比例就更低了。显然，有必要对《汉意双解》成词条目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如表2所示，《汉意双解》中的单字条目成词比例为88.68%，双字条目成词比例为100%，三字条目成词比例为96.30%，四字条目成词比例为19.35%。与《现汉》（第5版）相比，《汉意双解》双字条目和三字条目的成词比例比较正常，但单字条目成词比例显得过高，这很可能意味着词典编者的词范畴观出现偏差，不少非词单字语素条目被错误地标注了词类。
于是，我们对47个单字条目的微观结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这47个单字条目中不少的确是词，如“啊、哎、唉、爱、矮、碍、按、暗、俺、熬、安、傲”等等，但至少以下几个条目统统标注为词还是值得商榷的：如“埃、黯、谙、盎、懊、奥”等条目在现代汉语中从来不单用；而“艾”等条目则属于部分义项可单用，部分义项从不单用。
此外，我们发现，146个双音节词条中还有“挨打、挨饿、爱国、挨近、挨骂、爱美、碍事、安身、安神”等9个所谓的离合词。《汉意双解》的做法是拼音进行分写，但标注了词类。鉴于拼音A之内的离合词有限，我们于是把离合词考察范围扩大到整部词典。结果发现，有的所谓离合词只是做动词时有离析用法，而做名词或形容词时没有离析用法，而遇到这种情况，编者一般处理为两个条目，如“移民”和“随便”。这是一种用心的尝试，不过问题是：即便是动词用法，也并非只能离析使用。王海峰（2011）表明，所谓的离合词，离析频率也不一致，有的词可能从不分开使用，有的兼而有之。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根据其离析频率进行处理，如果做谓语使用时也兼有离合两种规约化的用法，建议处理为词和短语两个级阶。
4. 《汉意双解》词类判断的标准和程序
《汉意双解》没有明确阐述其词类标注所采用的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鉴于汉语/汉外词典词类标注的难点在于兼类词的处理（郭锐，2002；陆俭明，2013；王仁强 2006，2012，2013，2014ab），因而从兼类词的处理看以洞察编者所采用的词类标准和程序。总体而言，《汉意双解》的兼类词处理比较妥当。比如，就“暗示、信仰”两个条目而言，《汉意双解》处理为动名兼类词就比《外研社·现代意汉汉意词典》（2000）各自笼统处理为一个义项更为科学合理，也比《现汉》（第5版）的词条处理更为科学合理。其中，“信仰”这个词条直到2012年出版《现汉》（第6版）才得到改进（而“暗示”则依然如故）。
但是，《汉意双解》在某些汉语条目的处理上还是存在问题的。鉴于对称性既是汉外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的操作原则，又是汉外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问题的发现方法；汉外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对称与否既是译义和谐平衡的美学原则，同时又是译义准确客观的科学要求（王仁强，2005：96），下文我们将随机抽取具有反义、同义和类义等对称性关系的词条进行重点研究，以期能够准确发现《汉意双解》编者在词类标注过程中所采用的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
首先，我们抽取了该词典中的汉语和对应的意大利语颜色词词条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在《汉意双解》所收录的7个汉语颜色词条目中，尽管有5个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只有“白色、灰色”被处理为名形兼类词，而其他5个颜色词都只有名词义项。《汉意双解》的词类标注与《现汉》（第5/6版）比较接近：《现汉》（第5版）收录了其中5个独立的颜色词目（未收“黑色”和“蓝色”），尽管都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没有一例处理为兼类，其所有形容词引申义项都不是颜色义；《现汉》（第6版）收录了其中6个独立的颜色词目（未收“蓝色”），尽管都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也没有一例处理为兼类。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在《汉意双解》中，这7个意大利语颜色词全部都是形名兼类词，尽管意大利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族。外研社2000年出版的《现代意汉汉意词典》，这7个意大利语颜色词也全部都处理为形名兼类词。Schwegler（1990：xvi）指出，印欧语系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有向分析性（analyticity）发展的趋势。随着屈折变化的大部分丧失，属于印欧语系的现代英语已经从屈折变化丰富的综合语发展成为典型的分析语（Crystal，1997：295；Haselow，2011：1-2；王仁强，2014b）。本项研究发现，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意大利语也体现出一定的分析性特征，意大利语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居然也存在不少兼类现象：7个颜色词表达颜色义时居然全部是名形兼类词。尽管《汉意双解》的编者已进行了积极努力（如把2个汉语颜色词条的颜色义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仍然没有摆脱汉语本体研究所提出的要求兼类要少的所谓“简略原则”的桎梏，其核心就是“词义不变，词类不变”，但这个与一阶逻辑一脉相承的“简略原则”只能作用于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例的词类判断，而不适用于语文词典中所表征的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概括词的词类归属判断（王仁强，2009，2010，2013，2014ab；王仁强、陈和敏，2014）。毋庸置疑，《汉意双解》所展现出来的汉语和意大利语颜色词兼类情况并非汉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真实差异，而是编者的汉语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出错所导致的结果差异。
基于对称性原则，我们还发现，《汉意双解》中还有不少违背对称性原则的实例：“调查、工作、安排、生产”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学习、研究、分配”却只标注为动词；“经历、体会”是动名兼类词，而“体验”只标注为动词；“安全”标注为形名兼类词，而“危险”却只标注为形容词；“科学、民主、文明”标注为形名兼类词，而“传统、现代”却只标注为形容词；“难产”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顺产”却只标注为动词；“出生”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死亡”却只标注为动词；“土葬、海葬”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埋葬、火葬”却只标注为动词；“暗示”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提示”却只标注为动词；“理性”标注为形名兼类词，而“感性”却只标注为形容词；“拼命”标注为动副兼类词，而“提前”却只标注为形容词；“质变、量变”标注为名词，而“渐变、突变”却标注为动词；“忽然”标注为副词，而“突然”却只标注为形容词；“失败”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成功”却标注为动形兼类词；“危亡”标注为动词，而“安危”标注为名词；“自杀”标注为动词，“他杀”标注为名词；“笔试”标注为名词，“口试”标注为动名兼类词，等等。这些疑似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通过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之后解决（详见王仁强，2006，2009，2010，2013，2014b；王仁强、陈和敏，2014）。 5. 《汉意双解》“词类对译”原则的把握
双语词典在词目（及其义项）的译义过程中必须坚持“词类对译”原则（Zgusta，1971：313；黄建华，1998：10；王仁强，2007），汉意词典也不例外。但是，“词类对译”的前提是汉语词目的词类识别，因此不论汉意词典是否标注词类，都涉及到汉语词目的词类识别。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显性的词类标注有助于汉外词典更好地把握“词类对译”原则，增加功能义项，确保词类标注与例证的协调，从而提高汉英词典整体编纂质量（王仁强、章宜华，2006）。鉴于词目翻译“词类对译”的实质是指称、陈述等等命题言语行为功能的对等（王仁强，2007），因而“词类对译”的结果要保证对应词在词类大类上与词目词的词类一致。抽样调查表明，《汉意双解》总体上坚持了“词类对译”原则。以“安排”为例：
尽管如此，《汉意双解》中还是存在违背“词类对译”原则的现象。比如，在“阴性、阳性”这一对呈对称关系的词条中，尽管“阳性”标注为名词并遵循“词类对译”原则进行译义，但“阴性”虽标注为名词，其第一个义项却是按照形容词进行译义的。难道“阴性、阳性”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没有形容词词类属性？再如，在“冷门、热门”这一对呈对称关系的词条中，“热门”只标注形容词并遵循“词类对译”原则进行译义，而“冷门”只标注名词并遵循“词类对译”原则进行译义。难道“冷门、热门”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词类属性完全相反？研究表明，违背“词类对译”原则多半是因为功能义项缺失埋下的隐患，而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6. 结语
综上所述，《汉意双解》在词类标注方面成绩与问题并存，其在词类标注上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汉语等分析语词类研究困境的真实写照。只有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正视存在的问题，方可真正提升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兼具语法研究经历和词典编纂经历的Pamela Munro教授指出，“词典编纂对于实现对一门语言的完整语法分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词典编纂中需要全面标注词类的时候。”（Munro，2005：307）研究表明，作为印欧语的意大利语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颜色词普遍存在兼类现象，这无疑给汉语词类研究提供重要启示。基于Schmidt （1990）针对二语习得所提出的“关注假设”，我们也认为：外向型词典必须准确提供显性的语法知识，其中包括语法单位（如语素、词、词组等）和语法类别的知识。有鉴于此，《汉意双解》在词与非词的区分尤其是兼类词的处理上仍然局限于汉语理解的视角，而从汉语生成的角度考虑不够。只有兼顾意大利汉语学习者语言理解和生成的需要，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方可做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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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word classes in Chinese has long been a hard nut to crack in linguistics， and word class labeling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in Chinese and Chinese-foreign language dictionaries. Dizionario Cinese-Italiano Italiano-Cinese （2012） is the first Chinese-Italian dictionary to have labeled its entries with word classes. In view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word classe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word class labeling in the dictiona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both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word class labeling of the dictionary， tha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ompilers to a great extent reflects the true picture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word class studies of analytic languages like Modern Chinese，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multi-category words in Italian a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in its lexicon at the level of langue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word classes.
Key words： Dizionario Cinese-Italiano Italiano-Cinese （2012）； word class labeling； multi-category words； Indo-European language
作者简介：王仁强，男，博士，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词典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及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邮编400031
E-mail：richardwang71@163.com
（责任编辑：周统权）
关键词：《汉意—意汉双解词典》；词类标注；兼类词；印欧语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2-0020-07
1.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中意两国交往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加入到学习汉语的队伍中。截至2014年底，意大利的汉语学习者超过1万人，其中参加学历教育的汉语学习者超过5000人。意大利现有孔子学院（课堂）31所，开设中文或相近专业的大学有30多所，其中威尼斯大学和罗马智慧大学汉语教学历史悠久。《汉意—意汉双解词典》（以下简称“《汉意双解》”）是北京语言大学赵秀英教授主编、意大利著名的Zanichelli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一部针对意大利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汉意双解》包括纸质版和光盘版词典，一经推出就受到意大利广大汉语学习者的喜爱。汉语词类在语言学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陆俭明，2013：34），而词类标注在汉语/汉外词典编纂中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汉意双解》是目前唯一一部标注词类的汉意双语词典，而汉外词典词类标注须坚持“汉语本位法”（王仁强，2006），那么《汉意双解》的词类标注情况如何？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学界在词类及词类标注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汉意双解》用法说明以及词类标注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内容涉及词类标注体系的选择、词类判断的标准和程序、词类标注的对象以及“词类对译”原则的把握等等。通过深入考察《汉意双解》词类标注情况将有助于全面评价其编纂的得失，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编纂水平，更好地服务意大利汉语学习者。
与此同时，以《汉意双解》为例，对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词类标注问题进行研究还有助于深化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正如吕叔湘（1992：4）所言，“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Tomaszczyk（1983：45）认为，“从某种真正意义上讲，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都是对比词汇研究的习作。”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词类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而不是个体词的分类”（陆俭明，2013：35）。朱德熙、盧甲文、马真（1961：60）指出，“词典里头的词就是概括词，而非个体词”。遗憾的是，大多数有关汉语等所谓灵活语言（flexible languages）词类问题的研究中，在比较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的词类时，实际上都主要限于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例的词类现象对比，而非基于词典进行跨语言的词类问题研究（Rijkhoff & van Lier，2013；沈家煊，2012），因而难以准确把握跨语言词类比较的实质。鉴于意大利语是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综合语，而汉语则是隶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语，因此本项以《汉意双解》为例所进行的词类标注问题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
2. 《汉意双解》词类标注体系的选择
《汉意双解》在“用法说明”中列出了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量词、名词、拟声词、数词、感叹词、套语、形容词、方言和助词等15个“汉语词类”。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汉语词类”清单中既有大家熟悉的从语法上对该词典所收汉语词条进行的分类，还有“套语”这类大于词的条目单位，又有“方言”这个社会语言学标签。诚然，把“方言”列入“汉语词类”是不够妥当的。此外，王仁强（2010，2012）曾指出，汉语构词上的“拟声词”理应在语法上归入动词、名词等语法上的词类。其实，正如Haspelmath（2001：16538）所言，词汇可以按照各种标准进行分类，如按照语音属性区分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按社会因素区分为普通词汇和术语，按照语言历史可以区分外来词和本土词等等，这些都是词的分类，但是作为一个术语，“词类”专指源于希腊罗马传统对词所作的语法上的分类。由此观之，与《简明汉德词典》情况类似（王仁强，2014c），《汉意双解》词类体系中包含“方言”的做法实质上是混淆了词典中的词类标注指的是语法上“狭义”的词类。
在词类数量方面，根据认知心理学家Miller（1956）提出的短时记忆容量组块（7±2），王仁强（2006：40）指出：汉语/汉外词典选用的词类标注体系应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相适应；为了让用户查询词典时不至于为过多的词类及其内涵所困扰，一种语言的词类大类最好不要远远超出9个。这种有关词类体系中词类数量原则的观点与Rauh（2010：399）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词类数量维度上看，《汉意双解》选用的词类体系（如排除“方言”和“套语”的话）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还是大致适应的。
3. 《汉意双解》词类标注对象的选择
汉语/汉外词典标注词类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标注词类（程荣，1999；王仁强，2006，2011，2014c；徐枢、谭景春，2006；赵大明，2009）。为深入调查《汉意双解》的词范畴观，我们抽取了拼音A之下收录的全部汉语条目进行成词情况的统计分析。如表1 所示，在263个抽样条目中，成词条目231个，占87.83%；非词单字语素6个，占2.28%；短语26个，占9.89%。由此观之，《汉意双解》是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对汉语条目进行了词类标注。
但是，上述结果与王仁强（2011）基于《现汉》（第5版）的统计数据还是有一定出入：《现汉》（第5版）的成词比例为78.20%相比，《汉意双解》成词比例高了9.63%。而且，王仁强（2011）的研究还发现，现代汉语中最典型的词是双字词，其次是三字词，而单字词和四字及其以上的词为词范畴的非典型成员。双字条目不仅自身成词比例高（99.98%成词），而且在整部词典成词条目总数中所占比例也高（占82.91%）；三字条目中的成词条目尽管在整部词典成词条目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占10.54%），但自身成词比例高（90.35%成词）；单字条目自身完全成词的比例仅为27.71%，且在整部词典中成词条目总数中所占比例仅为5.84%，而四字及其以上条目成词比例就更低了。显然，有必要对《汉意双解》成词条目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如表2所示，《汉意双解》中的单字条目成词比例为88.68%，双字条目成词比例为100%，三字条目成词比例为96.30%，四字条目成词比例为19.35%。与《现汉》（第5版）相比，《汉意双解》双字条目和三字条目的成词比例比较正常，但单字条目成词比例显得过高，这很可能意味着词典编者的词范畴观出现偏差，不少非词单字语素条目被错误地标注了词类。
于是，我们对47个单字条目的微观结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这47个单字条目中不少的确是词，如“啊、哎、唉、爱、矮、碍、按、暗、俺、熬、安、傲”等等，但至少以下几个条目统统标注为词还是值得商榷的：如“埃、黯、谙、盎、懊、奥”等条目在现代汉语中从来不单用；而“艾”等条目则属于部分义项可单用，部分义项从不单用。
此外，我们发现，146个双音节词条中还有“挨打、挨饿、爱国、挨近、挨骂、爱美、碍事、安身、安神”等9个所谓的离合词。《汉意双解》的做法是拼音进行分写，但标注了词类。鉴于拼音A之内的离合词有限，我们于是把离合词考察范围扩大到整部词典。结果发现，有的所谓离合词只是做动词时有离析用法，而做名词或形容词时没有离析用法，而遇到这种情况，编者一般处理为两个条目，如“移民”和“随便”。这是一种用心的尝试，不过问题是：即便是动词用法，也并非只能离析使用。王海峰（2011）表明，所谓的离合词，离析频率也不一致，有的词可能从不分开使用，有的兼而有之。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根据其离析频率进行处理，如果做谓语使用时也兼有离合两种规约化的用法，建议处理为词和短语两个级阶。
4. 《汉意双解》词类判断的标准和程序
《汉意双解》没有明确阐述其词类标注所采用的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鉴于汉语/汉外词典词类标注的难点在于兼类词的处理（郭锐，2002；陆俭明，2013；王仁强 2006，2012，2013，2014ab），因而从兼类词的处理看以洞察编者所采用的词类标准和程序。总体而言，《汉意双解》的兼类词处理比较妥当。比如，就“暗示、信仰”两个条目而言，《汉意双解》处理为动名兼类词就比《外研社·现代意汉汉意词典》（2000）各自笼统处理为一个义项更为科学合理，也比《现汉》（第5版）的词条处理更为科学合理。其中，“信仰”这个词条直到2012年出版《现汉》（第6版）才得到改进（而“暗示”则依然如故）。
但是，《汉意双解》在某些汉语条目的处理上还是存在问题的。鉴于对称性既是汉外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的操作原则，又是汉外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问题的发现方法；汉外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对称与否既是译义和谐平衡的美学原则，同时又是译义准确客观的科学要求（王仁强，2005：96），下文我们将随机抽取具有反义、同义和类义等对称性关系的词条进行重点研究，以期能够准确发现《汉意双解》编者在词类标注过程中所采用的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
首先，我们抽取了该词典中的汉语和对应的意大利语颜色词词条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在《汉意双解》所收录的7个汉语颜色词条目中，尽管有5个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只有“白色、灰色”被处理为名形兼类词，而其他5个颜色词都只有名词义项。《汉意双解》的词类标注与《现汉》（第5/6版）比较接近：《现汉》（第5版）收录了其中5个独立的颜色词目（未收“黑色”和“蓝色”），尽管都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没有一例处理为兼类，其所有形容词引申义项都不是颜色义；《现汉》（第6版）收录了其中6个独立的颜色词目（未收“蓝色”），尽管都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也没有一例处理为兼类。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就表达颜色义而言，在《汉意双解》中，这7个意大利语颜色词全部都是形名兼类词，尽管意大利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族。外研社2000年出版的《现代意汉汉意词典》，这7个意大利语颜色词也全部都处理为形名兼类词。Schwegler（1990：xvi）指出，印欧语系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有向分析性（analyticity）发展的趋势。随着屈折变化的大部分丧失，属于印欧语系的现代英语已经从屈折变化丰富的综合语发展成为典型的分析语（Crystal，1997：295；Haselow，2011：1-2；王仁强，2014b）。本项研究发现，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意大利语也体现出一定的分析性特征，意大利语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居然也存在不少兼类现象：7个颜色词表达颜色义时居然全部是名形兼类词。尽管《汉意双解》的编者已进行了积极努力（如把2个汉语颜色词条的颜色义处理为名形兼类词），但仍然没有摆脱汉语本体研究所提出的要求兼类要少的所谓“简略原则”的桎梏，其核心就是“词义不变，词类不变”，但这个与一阶逻辑一脉相承的“简略原则”只能作用于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例的词类判断，而不适用于语文词典中所表征的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概括词的词类归属判断（王仁强，2009，2010，2013，2014ab；王仁强、陈和敏，2014）。毋庸置疑，《汉意双解》所展现出来的汉语和意大利语颜色词兼类情况并非汉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真实差异，而是编者的汉语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出错所导致的结果差异。
基于对称性原则，我们还发现，《汉意双解》中还有不少违背对称性原则的实例：“调查、工作、安排、生产”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学习、研究、分配”却只标注为动词；“经历、体会”是动名兼类词，而“体验”只标注为动词；“安全”标注为形名兼类词，而“危险”却只标注为形容词；“科学、民主、文明”标注为形名兼类词，而“传统、现代”却只标注为形容词；“难产”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顺产”却只标注为动词；“出生”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死亡”却只标注为动词；“土葬、海葬”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埋葬、火葬”却只标注为动词；“暗示”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提示”却只标注为动词；“理性”标注为形名兼类词，而“感性”却只标注为形容词；“拼命”标注为动副兼类词，而“提前”却只标注为形容词；“质变、量变”标注为名词，而“渐变、突变”却标注为动词；“忽然”标注为副词，而“突然”却只标注为形容词；“失败”标注为动名兼类词，而“成功”却标注为动形兼类词；“危亡”标注为动词，而“安危”标注为名词；“自杀”标注为动词，“他杀”标注为名词；“笔试”标注为名词，“口试”标注为动名兼类词，等等。这些疑似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通过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之后解决（详见王仁强，2006，2009，2010，2013，2014b；王仁强、陈和敏，2014）。 5. 《汉意双解》“词类对译”原则的把握
双语词典在词目（及其义项）的译义过程中必须坚持“词类对译”原则（Zgusta，1971：313；黄建华，1998：10；王仁强，2007），汉意词典也不例外。但是，“词类对译”的前提是汉语词目的词类识别，因此不论汉意词典是否标注词类，都涉及到汉语词目的词类识别。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显性的词类标注有助于汉外词典更好地把握“词类对译”原则，增加功能义项，确保词类标注与例证的协调，从而提高汉英词典整体编纂质量（王仁强、章宜华，2006）。鉴于词目翻译“词类对译”的实质是指称、陈述等等命题言语行为功能的对等（王仁强，2007），因而“词类对译”的结果要保证对应词在词类大类上与词目词的词类一致。抽样调查表明，《汉意双解》总体上坚持了“词类对译”原则。以“安排”为例：
尽管如此，《汉意双解》中还是存在违背“词类对译”原则的现象。比如，在“阴性、阳性”这一对呈对称关系的词条中，尽管“阳性”标注为名词并遵循“词类对译”原则进行译义，但“阴性”虽标注为名词，其第一个义项却是按照形容词进行译义的。难道“阴性、阳性”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没有形容词词类属性？再如，在“冷门、热门”这一对呈对称关系的词条中，“热门”只标注形容词并遵循“词类对译”原则进行译义，而“冷门”只标注名词并遵循“词类对译”原则进行译义。难道“冷门、热门”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词类属性完全相反？研究表明，违背“词类对译”原则多半是因为功能义项缺失埋下的隐患，而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6. 结语
综上所述，《汉意双解》在词类标注方面成绩与问题并存，其在词类标注上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汉语等分析语词类研究困境的真实写照。只有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正视存在的问题，方可真正提升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兼具语法研究经历和词典编纂经历的Pamela Munro教授指出，“词典编纂对于实现对一门语言的完整语法分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词典编纂中需要全面标注词类的时候。”（Munro，2005：307）研究表明，作为印欧语的意大利语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颜色词普遍存在兼类现象，这无疑给汉语词类研究提供重要启示。基于Schmidt （1990）针对二语习得所提出的“关注假设”，我们也认为：外向型词典必须准确提供显性的语法知识，其中包括语法单位（如语素、词、词组等）和语法类别的知识。有鉴于此，《汉意双解》在词与非词的区分尤其是兼类词的处理上仍然局限于汉语理解的视角，而从汉语生成的角度考虑不够。只有兼顾意大利汉语学习者语言理解和生成的需要，汉意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方可做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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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word classes in Chinese has long been a hard nut to crack in linguistics， and word class labeling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in Chinese and Chinese-foreign language dictionaries. Dizionario Cinese-Italiano Italiano-Cinese （2012） is the first Chinese-Italian dictionary to have labeled its entries with word classes. In view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word classe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word class labeling in the dictiona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both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word class labeling of the dictionary， tha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ompilers to a great extent reflects the true picture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word class studies of analytic languages like Modern Chinese，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multi-category words in Italian a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in its lexicon at the level of langue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word classes.
Key words： Dizionario Cinese-Italiano Italiano-Cinese （2012）； word class labeling； multi-category words； Indo-European language
作者简介：王仁强，男，博士，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词典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及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邮编4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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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