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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米·沃特曼的处女作小说《屈服》讲述了一个围绕2003年美国“9·11”纪念馆设计大赛中标者的穆斯林名字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及其严重后果的故事。它并没有对事件及其后果进正面书写，而是聚焦各类受害者的个体感受及其与不同群体、社会机构之间的文化和情感冲突。通过对这些迥异态度和观点的全方位扫描，使我们看到故事主人公如何跨越个人创伤，以艺术的方式建构一种“纪念文化”，并以一个含混的主题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艾米·沃特曼；《屈服》；纪念文化；文化创伤；抗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6-0049-09
1. 引言
在“9·11”小说的创作领域，近年来英美文坛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福厄的《特别响，非常近》以及奥尼尔的《地之国》等。但是，关于小说叙事能否表征现实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而人们还在翘首期盼一部完美的“9·11”小说，一方面为了纪念十多年前逝去的数千名无辜生灵，另一方面加深人们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解以便阻止历史重演。就在人们抱怨现有作品不尽如人意之时，2011年一名美国女记者艾米· 沃特曼（Amy Waldman）的处女作小说《屈服》（The Submission ）横空出世，使大家眼前一亮，引来广泛好评。它成为美国《娱乐周刊》2011年度“最受喜爱小说”，《时尚先生》杂志2011“年度之书”，《纽约时报》2011年度“优秀书籍”，《华盛顿邮报》2011年度“优秀小说”，全国广播公司2011年度“十大最佳小说”以及亚马逊公司2011年8月的“每月一书”。其中有人这样评论：“沃特曼精彩的描绘包括9/11遗产，艺术、宗教与政治的交集、个人与群体的匯合以及《欲望之火》中那种超越性移情的辉煌。”
一般而言，小说题名中的英文单词“submission”可作“投稿”之意。但是，它显然还有“屈服、顺从”之意，而结合本书内容来看，这个别出心裁的题名引出了一大堆问题。例如，美国“9·11”纪念馆设计大赛的评审团，乃至纽约市和纽约州，应该向谁的意志屈服？应该以什么标准衡量投标者的作品，甚至人品？鉴于“伊斯兰”（Islam）这一阿拉伯词的本义是屈服于真主的意志，应该对此作出什么解释？而投标者坎汗（Mohammad Khan）到底想要干什么，其赞助商从他那里想要的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由这次大赛引发，并通过一条花边新闻从一间小小的评审室蔓延至全市乃至全国。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意见，由此上演了一则又一则闹剧。他的设计方案被称为“伊斯兰花园”、一个“胜利者的花园”、“烈士陵园”、“给圣战者发出的一个信号”，并认为亵渎了“9·11”受害者的灵魂，起到伤口抹盐的效果，因为那十九个自杀性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四面楚歌的他决定撤稿，离开美国，在中东、印度或者中国继续从事建筑设计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功，但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要么为了仕途不择手段，为了升迁费尽心机，被迫放弃了开明态度及容忍；要么丧失族裔敏感性及移情，甚至在大庭广众残酷杀害无辜，使作品平添一丝灰色调，只有到了篇尾想象的景象中才出现家庭成员般共同理解之圆满结局。
鉴于该作品面世不久，其相关的学术论文还很稀少，只有网上几篇零星书评及国内余艳娥的几篇介绍性文章。有人对其写作水平大加赞赏，有人则惊叹于其中富有哲理的话语，也有人对其结尾的巧夺天工欣赏不已。有人说曾经为之痛哭过，也大笑过①。关于该小说仅有的一篇学术论文的作者基博（Arin Keeble）将其视为“多维度记忆”（multidimensional memory）的一个例子，认为“虽然该小说无疑具有新闻报道因素，如其全景式人物分布，但其愿意考察人物所经历的内部冲突及争议使之成为对后‘9·11’思想迷失状况有如此影响力的描述。”（Keeble， 2014： 166）本文拟参照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关于“纪念文化”（the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的相关论述，并结合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关于“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的“社会过程”（the social process）的相关观点，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解读，以期对其特别含混的主题进行探讨，从而不仅加深人们对美国“9·11”事件本身及其严重后果的理解，而且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内部肌理也进行全方位的透视。
2. 跨越个人的“文化创伤”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创伤研究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在美国学者卡鲁斯（Cathy Caruth）等人的带领下，这个医学术语已经进入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的研究范围，并尤其对美国战争创伤的理解产生了积极影响。它被定义为：突发或者灾难性的事件所导致的令人无法使唤的经历中，人们对其反应往往是延后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幻觉的，其他强行进入大脑的影像会反复出现。（Caruth 11） 这个源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论点后来被一系列学者接受并运用于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如赫尔曼（Judith Lewis Herman）、劳布（Dori Laub ）及雷斯（Ruth Leys）等。亚历山大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创伤”的“社会过程”理论。在他看来，只有当社会危机演变成为文化危机时，创伤才能在集体层面出现，因为创伤并非一个小组成员经历痛苦之结果，而是这种激烈的不适感进入集体关于自身文化身份危机感的核心之后果。集体行为者（social actors）决定将这种社会苦痛作为威胁自身文化身份的大敌，于是提出赔偿要求（make a claim）， 形成“承受者群组”（carrier groups），将创伤投射至广大公众，其行为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the speech act theory）相暗合。总之，对创伤的表征类似于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必须对苦痛的性质、受害者的组成情况、受害者与广大听众的关系以及责任的确定进行系统性叙述（Alexander 10-15）。由于创伤事件与其表征之间的鸿沟形成“创伤过程”（the trauma process），因此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弥合这个鸿沟需要与其他人交往和沟通，不断地创造意义，进行文化分类，使大众与其产生共鸣并投入相应的行动。虽然对于每个美国人来说，无论是亲历者，还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其遭受的创伤都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在心灵上刻上了一道道印记。 就《屈服》的主人公之一克莱尔（Claire Burwell）而言，丧失丈夫无疑是灭顶之灾，使她蒙受个人创伤。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她见多识广，作为家属代表，她出席许多聚会，与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展开激烈争斗。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记者冲她大声喊道：“你怎么回应那些说对你们的授权感很厌倦，说你们太贪婪的美国人？”克莱尔攥紧钱包，毫不掩饰自己颤抖的声音，反驳道：“授权？是你用的词？……我难道有权丧失丈夫，难道必须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永远不能认识他们的父亲，必须独自带领他们长大？我有权在得知丈夫遭受的苦难的情况下生活一辈子吗？这不是关于贪婪。做你的回家作业：我不需要赔偿金的一个子儿，不要保留它。这不关乎金钱，它关乎公正、责任感。是的，我有权享受它。”（Waldman 10）
很明显，她无法走出丧夫之痛，显得强词夺理，但她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处境更加艰难的是另一位主人公穆罕默德·坎汗。他从祖父那里继承的穆斯林姓氏（穆罕默德）立即使他成为了一个“他者”。当他袭击一周后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返回纽约市的家时受到警察的盘问：“袭击发生时你在哪里？” 他答道： “在这儿，洛杉矶呢， 在设计剧院图纸”（24）。他说出自己所设计的剧院的名字，并拿出一沓图纸作为证明。坎汗②“意识到差异并不在于别人对待他的方式，而是他自己的行为方式。虽然通常在工作场所风风火火，但他已变得十分小心、礼貌，极力不出差错以避免引起警觉或者批评。”（25）他很不喜欢这种新的谨慎态度，其努力适应暗示着某种内疚心理，使他欲罢不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对世贸大厦有一个独特的理解，并难以掩盖一种喜爱：“它们是对怀旧的活生生反击，这些庞然大物压垮了许多小企业，使生动活泼的街景、代际纽带以及其它浪漫思想烟消云散。但他反而怀旧了。一个天际线是一次代际合作之结果，即使充满偶然性，它却如同从地面跃起的一个山岭那样自然而成。这个新出现的空洞使时间倒转。”（29）
与个人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各地发生了14次伊斯兰裔妇女的头巾撕扯事件，而为了反抗出现了25支穆斯林自卫巡逻队；8个州共有11个伊斯兰寺庙被玷污；22个伊斯兰国家对美国对待穆斯林的做法及其主流媒体对伊斯兰的负面描述表示关切。虽然形势十分压抑，但是反过来说，文化创伤反而能够使美国的穆斯林团结起来，并“就它们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社区的关注点对美国公众进行教育。”（Abu-Ras et al 17） 例如，评审团中有人认为像拱门及运河那样的伊斯兰建筑要素表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弥漫于坎汗的作品。克莱尔还指出了坎汗“引用”的阿富汗园林建筑的某些细节。按照她的逻辑，由于它们就是一个伊斯兰天堂的构件，那么他的“花园”也应该是一个天堂。可是，这只是一个故事而言，坎汗也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两条相交的直线，然后以不同角度拿起来看。克莱尔先看到一个十字架，然后看到一个X图案。当坎汗加上几条线后，她看到一扇窗户、一个棋盘或一个格栅，也许是曼哈顿城区分布图。坎汗于是解释道：“是这些东西，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平面上的几条线而已，就像那个花园那样。”（268-269）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虽然拱门通常出现于16世纪的阿富汗建筑物，表示天堂之意，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纽约或者21世纪的孟买，其意义已经完全变了样。
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反而到处宣扬穆斯林的刻板形象，令其十分苦恼。在媒体就“9·11”纪念馆的设计大赛争论不休时，坎汗在成年生涯中第一次过开斋节。“真相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绝食，而这个迷茫内含许多其它迷茫，甚至源自它们：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坚持自己的设计，或者是否应该拒绝解释自己的行为。”（236） 这就是为什么他拒绝向他人解释其设计方案，以及没有对克莱尔的支持表示感谢的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抗击媒体给强加于他的文化身份。他的固执、坚强与克莱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最后被其他受害者家属及精明、狡猾的记者拉下了水。当然，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一次一对一的交谈中。克莱尔说，“如果你需要我为你而战，我需要知道更多一些。我需要你，如果不是谴责，那么与那些宗教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在你的设计中做些改动。这不是关乎你。这关乎宗教。”（271）当坎汗马上将自己由于偶然与恐怖分子的宗教信仰（其实只是名字）相同而遭受的痛苦与她丈夫的惨死做比较时（都是附带伤害），她痛苦地关上了门，与坎汗分道扬镳，并加入了要求他撤稿的队伍。
从坎汗与克莱尔的交往来看，其受害者身份随时间的推移慢慢成形，其日积月累的心理创伤的演变构成一个“创伤过程”，而跨越这一“事件”与其“表征”之间的鸿沟有赖于理论家汤普逊（Kenneth Thompson）所谓的“意指螺旋”（ the spiral of signification）。他们之间屡次三番的针尖对麦芒似得交锋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效果，因为他们讲着不同的故事。值得欣慰的是，坎汗并不畏惧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风暴中心人物的角色转变。扎实的专业素养及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不惜离开美国远走他乡，也要捍卫自己的理想及抱负，寻找一种以建筑艺术为支撑的纪念文化，实现文化创伤的建构③。
3. 建构一种“纪念文”
人们对死者的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敏感的场合，可以评测大文化氛围中变与不变之间的动态平衡。虽然这些普世性仪式可用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但葬礼、纪念碑、墓志铭及讣告特别容易被运用于政治和商业炒作。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战士无论在滑铁卢、盖茨堡等战场上牺牲都很习以为常了，但对受其直接影响的家人及朋友来说，每个死亡都无可复制、太突然。纪念文化旨在将个人的强烈悲哀转化为一种形而上及政治、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
旨在将个人记忆融入国家集体记忆的记忆文化盛行于上世纪末的25年间，当时人们希望不要忘记纳粹大屠杀那样的人类灾难。而不同国家对待自己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认知及解释，如德国和日本对其战争侵略事实的态度截然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可避免的是，美国对“9·11”事件的纪念也是“文化的”（cultured），即所有纪念物的设计都与大众消费及审美情趣有关，而每个人讲述的“故事版本”都不同。虽然我们知道事件发生在那个显眼的日子纯属偶然④，但其本身的影響与“911”在美国是一个紧急电话号码不无关系，可以暗示将来在美国可能发生类似灾难，强化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延续性。法国理论大师德里达2001年10越2日在与巴路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的谈话中就表示，必须用“911”这个日期来表达它其实是一种恼人的不可理解性：“这个伤口中的‘无限性”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不知道如何描述、认出或者命名它。”（Derrida 94） 的确，“9·11”事件几乎成为了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后《纽约时报》更改了讣告政策，连续几周刊登15篇关于近三千名牺牲于双子楼内、飞机里及营救过程中的人的纪念文章。就这样，本来不能出现的关于平民百姓的消息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发现这些人生前的笑脸及音容笑貌，领略美国民主的好处。以书籍形式出版的《悲哀肖像》内含投资银行家及公司大亨，以及清洁工、饭店员工及外国游客的人生故事。每张照片的尺寸都几乎一样大小，没有阶级、收入或者族裔区分。“9·11”纪念册上也只记录了优秀事迹，说死者都是慈爱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社区栋梁等。辛普森认为，这其实是对死者的大不敬（Simpson 36）。因为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言，墓志铭应该靠近死者的遗体时才能成为爱国主义之树的根基，但是这些悲哀肖像无法做到，因为发生于纽约市中心的事件只能够先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然后通过各家地方报纸的转载才传达到各地的。如果说房子和宫殿建立在先辈的坟墓之上是为了提醒我们向死而生的态度，那么这种对地基性联想的剥夺应该是“9·11”内含的威胁之一。许多人粉身碎骨，无法让我们想象他们会以鬼魂的形式造访我们；他们都变成了尘埃和水汽。但是，由于强大的美国国家机器（尤其是媒体）在不停地运转，他们一律被英雄化了。他们为自由活，为自由死，于是为美国政府其后发动的“反恐战争”造势。
众所周知，建造一座纪念馆是牵一发动全身之事。如急于回笼资金的建筑开发商、宣传爱国主义情绪的政客以及当地居民等，都对此持不同意见，使“9·11”纪念文化充满争议、举步不前。独具个性的坎汗成为了建构纪念文化的最佳人选。生于美国的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学院，虽然曾经超速及漏报税款，但算是一位良民。年近四十的他仍然单身，从来不去寺庙做礼拜，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宗教。他明白死者需要被“建构”（frame），而如辛普森所言该英文单词有两层不同的意思：一方面是将本来没有字面意义、可记住及保留的事件赋予一个结构和一种语境，另一方面是编造、利用，即将责怪和惩罚往无辜人员身上推，以纪念死者的名义做坏事（Simpson 87）。坎汗当然选择了前者，其设计的蓝图具有深刻的涵义。在这个花园中，两条运河穿插其中，将这个六公顷的园地划为四块，既有人工种植的一行行果树，如梨树、杏仁树、樱桃树、栗子树以及地中海柏树，又有从世贸大厦残骸取下的钢筋碎片做成的一颗颗铁树，它们倒立着，根部朝上，底部树叶及树枝处像一个不安的女人乱蓬蓬的头发那样。白色围墙的内壁刻着死难者的名单，其格栅式排列法临摹了世贸大厦外部的几何图案。花园的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的亭子，它是一尊矗立在地面和水面之上的巨大雕塑物，简约又雅致：平顶，灰色大理石柱子以及锐角外观。 其内部，白色大理石格栅向下投射着一组精致的几何图案，呈长凳形状，营造了一系列思索空间。两条运河在亭子下面流淌，通过地下一个开口的圆形水域与一个所有生命之源——水库——相连。它具有两层涵义：其一，这道墙像恐怖袭击之后的悲哀那样笼罩我们，挥之不去，但我们的生活必须继续，精神必须重振，就像花园的植物会不断生长那样；其二，虽然大自然每天都在变化，即花园会随着四季变更而变化，但围墙是永存的，亘古不变的，就像我们的哀悼及思念那样。
就这样，将现代简约主义与穆斯林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单凭其作者有着一个十足的穆斯林名字而遭致如此的特别对待，引发脸红脖子粗、勾心斗角、甚至血雨腥风，表明美国民主存在制度性缺陷。坎汗还被认为是在开美国人民的玩笑，虽然他自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呢！当然，最悲催的是那位孟加拉移民阿斯玛（Asma）。虽然与丈夫一样都是当年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她顽强生活着，有一份工作，遵纪守法，并在一位律师帮助下获得一百万元美金的政府抚恤金。虽然不懂英语，生活空间狭窄，但知识面很广，通情达理，还知道孟加拉国议会大厦的建筑设计师反而是一个美国人。当她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呼吁大家克服偏见、拥抱国际主义，坚定支持坎汗，并表示其默默无闻的丈夫也应该被一同纪念时，在光天化日下丧命于一名疯子的匕首之下。虽然这些情节都是想象之物，但是小说出版前一年纽约市民关于在离原世贸大厦不远的地方建造一个穆斯林文化中心的争吵不休却是一个事实，难道冥冥之中沃特曼对此早有预感？也许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使她不仅练就一手好文笔，而且增加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敏感性，因此发现叙事焦点应该从“9·11”事件转向美国人民如何纪念逝者，恢复集体记忆，使伤口愈合。小说中，每个人都有其屈服的对象，如评审团团长保罗对上司，纽约州州长比特曼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小报记者阿丽莎对升迁，失去消防员哥哥的希恩对父亲，穆斯林组织领导人伊沙穆对金钱等。而只有坎汗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最后向自己心目中的上帝低头。当在阿富汗旅游时看到一个正在祷告的人连身边的人都没有注意时，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做一个站在祷告者身边的无动于衷的看客：“他忘记了自己，而这就是真正的屈服”（281）。很显然，这一描述旨在拷问美国人民的良心：我们到底需要向这位美国穆斯林学习，看起来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其实积极反抗呢，还是跟随政府部门后面摇旗呐喊，在爱国主义大旗掩盖下向自己内心的各种欲望低头，甚至从事暗杀活动呢？一句话，我们到底是屈服，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呢？
4. 屈服，还是抗争？
就文化创伤来说，按照亚力山大的说法，言说它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公共机构中向听众传递信息，从而产生共鸣、化解乃至治愈创伤。可是，在“9·11”之后的美国，这个语境和言说对象是极度分化的。就2010年世贸遗址旁边建造一个伊斯兰社区文化中心而言，反对者认为伊斯兰是一种宣扬暴力的宗教信仰，所以该中心对恐怖分子来说将是一个胜利；而支持者认为伊斯兰并非一种暴力宗教，恐怖分子并不能够代表伊斯兰，而此中心恰恰是温和派伊斯兰的具象化：我们都是美国人，穆斯林应该拥有与其他社群同样的民权。与此对应的小说情节是，美国穆斯林协调委员会（Muslim American Coordinating Council）的一個成员甚至对建立“9·11”纪念馆的必要性发起了质疑：“既然我们在讨论纪念馆，那么哪儿是为被美国制裁致死的五十万伊拉克儿童建立的纪念馆呢？对于为了对这次袭击作出的反应的借口下杀死的数千名无辜阿富汗人，或者在对袭击作出反应的幌子下杀死的伊拉克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悲剧，并给予同样的时间思考、关注，那么对这儿的袭击的悲剧性就降低了。”（101） 可见，这场文化论战注定没有胜利者，因为参加者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保护坎汗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Defend Mohammad Khan ）、“坎恩保护基金”（The Mohammad Khan Defense Fund）、“纪念馆保护委员会”（The Memorial Defense Committee ）、“清除美国的伊斯兰协会”（Save America from Islam）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些组织虽然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目标和动机都不太纯，既不代表大部分成员的利益，也不为团体成员说话。其二，它們的存在表明其内部同样存在“跨文化”矛盾，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违背，因为后者由于强调世界范围内八大文明体系的本质差异，并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迟早要与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论调显得太学术化了，根本全然忽视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差异和分歧。由此可见，只有在艺术创作领域才能分出高低，从而曲线救国般地建构一种“9·11”纪念文化。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沃特曼才离开供职十多年的记者职业，转行当作家——从现实走向虚构。同样地，她笔下的坎汗的“花园”之所以比第二名灰暗色调的“虚空”（the Void）高明，就在于它通过强调文化差异的手段抹平了政治分歧，暗示“生活必须继续，艺术之树常青”。如《能指的形状》（The Shape of the Signifier）一书的作者米开尔斯（Walter B. Michaels）所言，“文化……已经成为将政治分歧从文化差异中移开的一个主要手段。”（Abu el-Haj ）原来，在身份政治话语中，我们往往从自己的视角发声，于是出现众声喧哗之局面。小说中，这些关于文化身份的主张没有高低之分，因为当克莱尔和保罗摸着良心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时，就说明其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不再是一种源自哲学传统和现代国家历史的原则——美国思想的主旋律，其表现形式也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例如，有人认为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将大自然看成“第二本书”，而人造的、有围墙的花园被认为是从该书中撕下了一页；有人不懂为什么在举国悲哀之时偏偏需要受害者家属付出如此不可容忍的代价？有人说花园需要人工照料，不容易维护，天气不好时尤其如此；有人表示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先知蓄奴、袭击大篷车队，并与一个六岁的女孩结婚，并非道德楷模；有人提出伊斯兰是一种扩张性宗教，迷信征服，所到之处都建了花园，从印度到西班牙，再到摩洛哥，而现在正向纽约市挺进。
上述观点验证了美国评论者卡普兰的相关论述。她指出，“就回归灾难发生之前的状况，或者目睹灾难之前的状况而言，创伤永远无法‘愈合’；但是如果说创伤的伤口裂开着，那么其痛苦可以通过艺术的‘翻译’过程中得到化解。”（Kaplan 19） 果然，正如该花园的形式源自伊斯兰传统，但其内容已经非常西方化了（出于平等考虑，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占有同样的空间）那样，小说的结尾也呈开放式，展示一种艺术美感。20年后由克莱尔的儿子及儿媳录制的纪录片非同寻常，因为录制人员兼任演员，其对坎汗和克莱尔的采访还原了历史真相，使他们重新和好，犹如一对恩爱夫妻，这是本书的结局之一。她儿子威廉垒起的小石堆写上了父亲的名字，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这是第二种结局。坎汗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市散步这一闪回镜头提供了另外一种结局：他艺术创作的源泉的确来自伊斯兰传统，其原型是1526年莫卧儿王国皇帝巴布尔所建的私人花园。这证明克莱尔是正确的，但也是错误的，因为虽然创作灵感来自伊斯兰，但它是一个正面的灵感，是一幅在受难和混乱中保持和平和秩序的美学图景，正好可以用来消除族裔及文化差异，并建构一种独特的“9·11”纪念文化。
问题是，克莱尔撤回对坎汗的支持为什么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它说明富有的自由派上层人士在阶级属性方面具有脆弱性，如克莱尔对讨厌的记者阿丽莎和蓝领工人希恩及其父母的妥协表明其在跨文化理解方面立场很不坚定。换言之，当受到社会地位低于她的人逼迫时，她会放弃自己原来很开明的世界主义观念，立刻接受军事入侵的必要性，正如在现实中美国自由派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发动时的表态那样。在小说中，克莱尔始终没有道歉，但是能够代替她道歉的是她的儿子（包括媳妇）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寓言，说明自由派人士十多年前如何梦游似地支持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他们感觉如何，如是否出现悔改的态度等。更何况，即使当克莱尔们看到纽约的“9·11” 纪念碑上本来应该是英文的现在变成了阿拉伯文字（该书的封面设计之一是两个倒写的阿拉伯文字）时，他们仍然没有道歉。这样的结尾通过艺术的模糊性化解了由中标者的穆斯林名字（身份？）而引发的连锁反应（文化创伤），使伤痕累累的心灵得以恢复平静，也使我们难以确定克莱尔到底也是一个屈服者，还是像坎汗那样的坚守良心底线的反抗者呢？
5. 结语
学者拉玛楠（Mohan Ramanan）写道，“创伤到底能否被表征？坐在空调公寓里舒舒服服的人可以向人们宣讲恐怖及其后果吗？……创伤应当被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书写吗，或者只是有第一手经历的人的专利？”（Ramanan135）读完这部小说后，相信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远离新闻报道之喧嚣的沃特曼受林樱（Maya Lin）⑤赢得越战将士纪念碑设计大赛前所引起的争论的启发，用四年时间潜心写下这部作品，以围绕建造“自由之塔”（Freedom Tower）的争论为契机，不仅向我们刻画了一位像坎汗那样视艺术为生命的设计师，展示他如何以艺术创新克服、化解个人的文化创伤，并建构一种纪念文化，也向我们揭示了一般自由派人士（如克莱尔）在关键时刻是如何走向妥协的，如何将坎汗三缄其口的行为解释为此地无银三百两，致使美国走上了战争之路，而且塑造了许多崭新的人物形象，如阿斯玛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独具匠心地为小说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迫使读者诘问：小说中到底谁是屈服者，向什么东西屈服（如名誉、地位、金钱、权力等），谁又是反抗者，而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被逼到悬崖时应该如何处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美国人民选择屈服于政府的宣传，将自己家人视为神圣的英雄，怀有严重的报复心理，或者狭隘地以貌取人（如将坎汗的名字的内涵无限放大，无法克服对伊斯兰文化的内心恐惧），那么一种适切的“9·11”纪念文化将无处可寻，作为法国理论家诺拉（Pierre Nora）所谓的“记忆之场”（lieu de memoire）的花园将会落空，创伤记忆将无法复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等“他者”的认知将会缺省，更谈不上为他们担负起道德责任了。换言之，克莱尔的亡夫将看不到小石堆⑥，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更为甚者，“9·11”引发的文化毒瘤将无法根治，梦中的伊甸园将遥不可及，因为如莱特费尔德（Marc Redfield）所言，“这些形象本身是沉默的……它们呼吁我们对其进行解读，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活过的生命的独特性，一次经受过的死亡的独特性。”（Redfield 78）这些牺牲者的形象或者面容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将会被渐渐遗忘，但通过这个花园内墙上刻着的文化符号传递着一种诉求，使“9·11”通过其梦幻般回忆及风吹雨打传递着一份有限但具有绝对道德涵义的希冀。这个愿景，美国人民能否实现，作者没有也无法挑明。这，也许就是沃特曼凭借其十分歧义的小说题名留给我们广大读者最大的主题悬念及审美享受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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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or Resistance： A Thematic Exploration of Amy Waldman’s The Submission
DING Xiali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Amy Waldman’s debut novel The Submission focuses on the fierce debate and its consequences surrounding the Muslim-sounding name of the successful bidder in the blinded competition for the 9/11 Memorial design in 2003. Its depicti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feelings and agonies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tensions and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with an aim of building a“culture of commemoration.”By way of limning the various attitudes and views of both victim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she demonstrates how her protagonists transcend personal trauma and via artistic means construct a particular“culture of commemoration，”in the process of which she showcases her remarkabl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via a poignantly ambiguous book title.
Key Words： Amy Waldman； The Submission；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cultural trauma； resistance
作者簡介：丁夏林，男，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卫岗1号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0095
E-mail：xialinding@hotmail.com
（责任编辑：张甜）
关键词：艾米·沃特曼；《屈服》；纪念文化；文化创伤；抗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6-0049-09
1. 引言
在“9·11”小说的创作领域，近年来英美文坛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福厄的《特别响，非常近》以及奥尼尔的《地之国》等。但是，关于小说叙事能否表征现实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而人们还在翘首期盼一部完美的“9·11”小说，一方面为了纪念十多年前逝去的数千名无辜生灵，另一方面加深人们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解以便阻止历史重演。就在人们抱怨现有作品不尽如人意之时，2011年一名美国女记者艾米· 沃特曼（Amy Waldman）的处女作小说《屈服》（The Submission ）横空出世，使大家眼前一亮，引来广泛好评。它成为美国《娱乐周刊》2011年度“最受喜爱小说”，《时尚先生》杂志2011“年度之书”，《纽约时报》2011年度“优秀书籍”，《华盛顿邮报》2011年度“优秀小说”，全国广播公司2011年度“十大最佳小说”以及亚马逊公司2011年8月的“每月一书”。其中有人这样评论：“沃特曼精彩的描绘包括9/11遗产，艺术、宗教与政治的交集、个人与群体的匯合以及《欲望之火》中那种超越性移情的辉煌。”
一般而言，小说题名中的英文单词“submission”可作“投稿”之意。但是，它显然还有“屈服、顺从”之意，而结合本书内容来看，这个别出心裁的题名引出了一大堆问题。例如，美国“9·11”纪念馆设计大赛的评审团，乃至纽约市和纽约州，应该向谁的意志屈服？应该以什么标准衡量投标者的作品，甚至人品？鉴于“伊斯兰”（Islam）这一阿拉伯词的本义是屈服于真主的意志，应该对此作出什么解释？而投标者坎汗（Mohammad Khan）到底想要干什么，其赞助商从他那里想要的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由这次大赛引发，并通过一条花边新闻从一间小小的评审室蔓延至全市乃至全国。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意见，由此上演了一则又一则闹剧。他的设计方案被称为“伊斯兰花园”、一个“胜利者的花园”、“烈士陵园”、“给圣战者发出的一个信号”，并认为亵渎了“9·11”受害者的灵魂，起到伤口抹盐的效果，因为那十九个自杀性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四面楚歌的他决定撤稿，离开美国，在中东、印度或者中国继续从事建筑设计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功，但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要么为了仕途不择手段，为了升迁费尽心机，被迫放弃了开明态度及容忍；要么丧失族裔敏感性及移情，甚至在大庭广众残酷杀害无辜，使作品平添一丝灰色调，只有到了篇尾想象的景象中才出现家庭成员般共同理解之圆满结局。
鉴于该作品面世不久，其相关的学术论文还很稀少，只有网上几篇零星书评及国内余艳娥的几篇介绍性文章。有人对其写作水平大加赞赏，有人则惊叹于其中富有哲理的话语，也有人对其结尾的巧夺天工欣赏不已。有人说曾经为之痛哭过，也大笑过①。关于该小说仅有的一篇学术论文的作者基博（Arin Keeble）将其视为“多维度记忆”（multidimensional memory）的一个例子，认为“虽然该小说无疑具有新闻报道因素，如其全景式人物分布，但其愿意考察人物所经历的内部冲突及争议使之成为对后‘9·11’思想迷失状况有如此影响力的描述。”（Keeble， 2014： 166）本文拟参照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关于“纪念文化”（the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的相关论述，并结合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关于“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的“社会过程”（the social process）的相关观点，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解读，以期对其特别含混的主题进行探讨，从而不仅加深人们对美国“9·11”事件本身及其严重后果的理解，而且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内部肌理也进行全方位的透视。
2. 跨越个人的“文化创伤”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创伤研究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在美国学者卡鲁斯（Cathy Caruth）等人的带领下，这个医学术语已经进入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的研究范围，并尤其对美国战争创伤的理解产生了积极影响。它被定义为：突发或者灾难性的事件所导致的令人无法使唤的经历中，人们对其反应往往是延后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幻觉的，其他强行进入大脑的影像会反复出现。（Caruth 11） 这个源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论点后来被一系列学者接受并运用于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如赫尔曼（Judith Lewis Herman）、劳布（Dori Laub ）及雷斯（Ruth Leys）等。亚历山大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创伤”的“社会过程”理论。在他看来，只有当社会危机演变成为文化危机时，创伤才能在集体层面出现，因为创伤并非一个小组成员经历痛苦之结果，而是这种激烈的不适感进入集体关于自身文化身份危机感的核心之后果。集体行为者（social actors）决定将这种社会苦痛作为威胁自身文化身份的大敌，于是提出赔偿要求（make a claim）， 形成“承受者群组”（carrier groups），将创伤投射至广大公众，其行为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the speech act theory）相暗合。总之，对创伤的表征类似于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必须对苦痛的性质、受害者的组成情况、受害者与广大听众的关系以及责任的确定进行系统性叙述（Alexander 10-15）。由于创伤事件与其表征之间的鸿沟形成“创伤过程”（the trauma process），因此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弥合这个鸿沟需要与其他人交往和沟通，不断地创造意义，进行文化分类，使大众与其产生共鸣并投入相应的行动。虽然对于每个美国人来说，无论是亲历者，还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其遭受的创伤都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在心灵上刻上了一道道印记。 就《屈服》的主人公之一克莱尔（Claire Burwell）而言，丧失丈夫无疑是灭顶之灾，使她蒙受个人创伤。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她见多识广，作为家属代表，她出席许多聚会，与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展开激烈争斗。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记者冲她大声喊道：“你怎么回应那些说对你们的授权感很厌倦，说你们太贪婪的美国人？”克莱尔攥紧钱包，毫不掩饰自己颤抖的声音，反驳道：“授权？是你用的词？……我难道有权丧失丈夫，难道必须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永远不能认识他们的父亲，必须独自带领他们长大？我有权在得知丈夫遭受的苦难的情况下生活一辈子吗？这不是关于贪婪。做你的回家作业：我不需要赔偿金的一个子儿，不要保留它。这不关乎金钱，它关乎公正、责任感。是的，我有权享受它。”（Waldman 10）
很明显，她无法走出丧夫之痛，显得强词夺理，但她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处境更加艰难的是另一位主人公穆罕默德·坎汗。他从祖父那里继承的穆斯林姓氏（穆罕默德）立即使他成为了一个“他者”。当他袭击一周后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返回纽约市的家时受到警察的盘问：“袭击发生时你在哪里？” 他答道： “在这儿，洛杉矶呢， 在设计剧院图纸”（24）。他说出自己所设计的剧院的名字，并拿出一沓图纸作为证明。坎汗②“意识到差异并不在于别人对待他的方式，而是他自己的行为方式。虽然通常在工作场所风风火火，但他已变得十分小心、礼貌，极力不出差错以避免引起警觉或者批评。”（25）他很不喜欢这种新的谨慎态度，其努力适应暗示着某种内疚心理，使他欲罢不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对世贸大厦有一个独特的理解，并难以掩盖一种喜爱：“它们是对怀旧的活生生反击，这些庞然大物压垮了许多小企业，使生动活泼的街景、代际纽带以及其它浪漫思想烟消云散。但他反而怀旧了。一个天际线是一次代际合作之结果，即使充满偶然性，它却如同从地面跃起的一个山岭那样自然而成。这个新出现的空洞使时间倒转。”（29）
与个人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各地发生了14次伊斯兰裔妇女的头巾撕扯事件，而为了反抗出现了25支穆斯林自卫巡逻队；8个州共有11个伊斯兰寺庙被玷污；22个伊斯兰国家对美国对待穆斯林的做法及其主流媒体对伊斯兰的负面描述表示关切。虽然形势十分压抑，但是反过来说，文化创伤反而能够使美国的穆斯林团结起来，并“就它们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社区的关注点对美国公众进行教育。”（Abu-Ras et al 17） 例如，评审团中有人认为像拱门及运河那样的伊斯兰建筑要素表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弥漫于坎汗的作品。克莱尔还指出了坎汗“引用”的阿富汗园林建筑的某些细节。按照她的逻辑，由于它们就是一个伊斯兰天堂的构件，那么他的“花园”也应该是一个天堂。可是，这只是一个故事而言，坎汗也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两条相交的直线，然后以不同角度拿起来看。克莱尔先看到一个十字架，然后看到一个X图案。当坎汗加上几条线后，她看到一扇窗户、一个棋盘或一个格栅，也许是曼哈顿城区分布图。坎汗于是解释道：“是这些东西，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平面上的几条线而已，就像那个花园那样。”（268-269）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虽然拱门通常出现于16世纪的阿富汗建筑物，表示天堂之意，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纽约或者21世纪的孟买，其意义已经完全变了样。
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反而到处宣扬穆斯林的刻板形象，令其十分苦恼。在媒体就“9·11”纪念馆的设计大赛争论不休时，坎汗在成年生涯中第一次过开斋节。“真相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绝食，而这个迷茫内含许多其它迷茫，甚至源自它们：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坚持自己的设计，或者是否应该拒绝解释自己的行为。”（236） 这就是为什么他拒绝向他人解释其设计方案，以及没有对克莱尔的支持表示感谢的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抗击媒体给强加于他的文化身份。他的固执、坚强与克莱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最后被其他受害者家属及精明、狡猾的记者拉下了水。当然，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一次一对一的交谈中。克莱尔说，“如果你需要我为你而战，我需要知道更多一些。我需要你，如果不是谴责，那么与那些宗教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在你的设计中做些改动。这不是关乎你。这关乎宗教。”（271）当坎汗马上将自己由于偶然与恐怖分子的宗教信仰（其实只是名字）相同而遭受的痛苦与她丈夫的惨死做比较时（都是附带伤害），她痛苦地关上了门，与坎汗分道扬镳，并加入了要求他撤稿的队伍。
从坎汗与克莱尔的交往来看，其受害者身份随时间的推移慢慢成形，其日积月累的心理创伤的演变构成一个“创伤过程”，而跨越这一“事件”与其“表征”之间的鸿沟有赖于理论家汤普逊（Kenneth Thompson）所谓的“意指螺旋”（ the spiral of signification）。他们之间屡次三番的针尖对麦芒似得交锋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效果，因为他们讲着不同的故事。值得欣慰的是，坎汗并不畏惧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风暴中心人物的角色转变。扎实的专业素养及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不惜离开美国远走他乡，也要捍卫自己的理想及抱负，寻找一种以建筑艺术为支撑的纪念文化，实现文化创伤的建构③。
3. 建构一种“纪念文”
人们对死者的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敏感的场合，可以评测大文化氛围中变与不变之间的动态平衡。虽然这些普世性仪式可用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但葬礼、纪念碑、墓志铭及讣告特别容易被运用于政治和商业炒作。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战士无论在滑铁卢、盖茨堡等战场上牺牲都很习以为常了，但对受其直接影响的家人及朋友来说，每个死亡都无可复制、太突然。纪念文化旨在将个人的强烈悲哀转化为一种形而上及政治、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
旨在将个人记忆融入国家集体记忆的记忆文化盛行于上世纪末的25年间，当时人们希望不要忘记纳粹大屠杀那样的人类灾难。而不同国家对待自己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认知及解释，如德国和日本对其战争侵略事实的态度截然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可避免的是，美国对“9·11”事件的纪念也是“文化的”（cultured），即所有纪念物的设计都与大众消费及审美情趣有关，而每个人讲述的“故事版本”都不同。虽然我们知道事件发生在那个显眼的日子纯属偶然④，但其本身的影響与“911”在美国是一个紧急电话号码不无关系，可以暗示将来在美国可能发生类似灾难，强化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延续性。法国理论大师德里达2001年10越2日在与巴路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的谈话中就表示，必须用“911”这个日期来表达它其实是一种恼人的不可理解性：“这个伤口中的‘无限性”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不知道如何描述、认出或者命名它。”（Derrida 94） 的确，“9·11”事件几乎成为了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后《纽约时报》更改了讣告政策，连续几周刊登15篇关于近三千名牺牲于双子楼内、飞机里及营救过程中的人的纪念文章。就这样，本来不能出现的关于平民百姓的消息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发现这些人生前的笑脸及音容笑貌，领略美国民主的好处。以书籍形式出版的《悲哀肖像》内含投资银行家及公司大亨，以及清洁工、饭店员工及外国游客的人生故事。每张照片的尺寸都几乎一样大小，没有阶级、收入或者族裔区分。“9·11”纪念册上也只记录了优秀事迹，说死者都是慈爱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社区栋梁等。辛普森认为，这其实是对死者的大不敬（Simpson 36）。因为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言，墓志铭应该靠近死者的遗体时才能成为爱国主义之树的根基，但是这些悲哀肖像无法做到，因为发生于纽约市中心的事件只能够先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然后通过各家地方报纸的转载才传达到各地的。如果说房子和宫殿建立在先辈的坟墓之上是为了提醒我们向死而生的态度，那么这种对地基性联想的剥夺应该是“9·11”内含的威胁之一。许多人粉身碎骨，无法让我们想象他们会以鬼魂的形式造访我们；他们都变成了尘埃和水汽。但是，由于强大的美国国家机器（尤其是媒体）在不停地运转，他们一律被英雄化了。他们为自由活，为自由死，于是为美国政府其后发动的“反恐战争”造势。
众所周知，建造一座纪念馆是牵一发动全身之事。如急于回笼资金的建筑开发商、宣传爱国主义情绪的政客以及当地居民等，都对此持不同意见，使“9·11”纪念文化充满争议、举步不前。独具个性的坎汗成为了建构纪念文化的最佳人选。生于美国的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学院，虽然曾经超速及漏报税款，但算是一位良民。年近四十的他仍然单身，从来不去寺庙做礼拜，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宗教。他明白死者需要被“建构”（frame），而如辛普森所言该英文单词有两层不同的意思：一方面是将本来没有字面意义、可记住及保留的事件赋予一个结构和一种语境，另一方面是编造、利用，即将责怪和惩罚往无辜人员身上推，以纪念死者的名义做坏事（Simpson 87）。坎汗当然选择了前者，其设计的蓝图具有深刻的涵义。在这个花园中，两条运河穿插其中，将这个六公顷的园地划为四块，既有人工种植的一行行果树，如梨树、杏仁树、樱桃树、栗子树以及地中海柏树，又有从世贸大厦残骸取下的钢筋碎片做成的一颗颗铁树，它们倒立着，根部朝上，底部树叶及树枝处像一个不安的女人乱蓬蓬的头发那样。白色围墙的内壁刻着死难者的名单，其格栅式排列法临摹了世贸大厦外部的几何图案。花园的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的亭子，它是一尊矗立在地面和水面之上的巨大雕塑物，简约又雅致：平顶，灰色大理石柱子以及锐角外观。 其内部，白色大理石格栅向下投射着一组精致的几何图案，呈长凳形状，营造了一系列思索空间。两条运河在亭子下面流淌，通过地下一个开口的圆形水域与一个所有生命之源——水库——相连。它具有两层涵义：其一，这道墙像恐怖袭击之后的悲哀那样笼罩我们，挥之不去，但我们的生活必须继续，精神必须重振，就像花园的植物会不断生长那样；其二，虽然大自然每天都在变化，即花园会随着四季变更而变化，但围墙是永存的，亘古不变的，就像我们的哀悼及思念那样。
就这样，将现代简约主义与穆斯林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单凭其作者有着一个十足的穆斯林名字而遭致如此的特别对待，引发脸红脖子粗、勾心斗角、甚至血雨腥风，表明美国民主存在制度性缺陷。坎汗还被认为是在开美国人民的玩笑，虽然他自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呢！当然，最悲催的是那位孟加拉移民阿斯玛（Asma）。虽然与丈夫一样都是当年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她顽强生活着，有一份工作，遵纪守法，并在一位律师帮助下获得一百万元美金的政府抚恤金。虽然不懂英语，生活空间狭窄，但知识面很广，通情达理，还知道孟加拉国议会大厦的建筑设计师反而是一个美国人。当她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呼吁大家克服偏见、拥抱国际主义，坚定支持坎汗，并表示其默默无闻的丈夫也应该被一同纪念时，在光天化日下丧命于一名疯子的匕首之下。虽然这些情节都是想象之物，但是小说出版前一年纽约市民关于在离原世贸大厦不远的地方建造一个穆斯林文化中心的争吵不休却是一个事实，难道冥冥之中沃特曼对此早有预感？也许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使她不仅练就一手好文笔，而且增加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敏感性，因此发现叙事焦点应该从“9·11”事件转向美国人民如何纪念逝者，恢复集体记忆，使伤口愈合。小说中，每个人都有其屈服的对象，如评审团团长保罗对上司，纽约州州长比特曼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小报记者阿丽莎对升迁，失去消防员哥哥的希恩对父亲，穆斯林组织领导人伊沙穆对金钱等。而只有坎汗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最后向自己心目中的上帝低头。当在阿富汗旅游时看到一个正在祷告的人连身边的人都没有注意时，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做一个站在祷告者身边的无动于衷的看客：“他忘记了自己，而这就是真正的屈服”（281）。很显然，这一描述旨在拷问美国人民的良心：我们到底需要向这位美国穆斯林学习，看起来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其实积极反抗呢，还是跟随政府部门后面摇旗呐喊，在爱国主义大旗掩盖下向自己内心的各种欲望低头，甚至从事暗杀活动呢？一句话，我们到底是屈服，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呢？
4. 屈服，还是抗争？
就文化创伤来说，按照亚力山大的说法，言说它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公共机构中向听众传递信息，从而产生共鸣、化解乃至治愈创伤。可是，在“9·11”之后的美国，这个语境和言说对象是极度分化的。就2010年世贸遗址旁边建造一个伊斯兰社区文化中心而言，反对者认为伊斯兰是一种宣扬暴力的宗教信仰，所以该中心对恐怖分子来说将是一个胜利；而支持者认为伊斯兰并非一种暴力宗教，恐怖分子并不能够代表伊斯兰，而此中心恰恰是温和派伊斯兰的具象化：我们都是美国人，穆斯林应该拥有与其他社群同样的民权。与此对应的小说情节是，美国穆斯林协调委员会（Muslim American Coordinating Council）的一個成员甚至对建立“9·11”纪念馆的必要性发起了质疑：“既然我们在讨论纪念馆，那么哪儿是为被美国制裁致死的五十万伊拉克儿童建立的纪念馆呢？对于为了对这次袭击作出的反应的借口下杀死的数千名无辜阿富汗人，或者在对袭击作出反应的幌子下杀死的伊拉克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悲剧，并给予同样的时间思考、关注，那么对这儿的袭击的悲剧性就降低了。”（101） 可见，这场文化论战注定没有胜利者，因为参加者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保护坎汗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Defend Mohammad Khan ）、“坎恩保护基金”（The Mohammad Khan Defense Fund）、“纪念馆保护委员会”（The Memorial Defense Committee ）、“清除美国的伊斯兰协会”（Save America from Islam）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些组织虽然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目标和动机都不太纯，既不代表大部分成员的利益，也不为团体成员说话。其二，它們的存在表明其内部同样存在“跨文化”矛盾，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违背，因为后者由于强调世界范围内八大文明体系的本质差异，并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迟早要与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论调显得太学术化了，根本全然忽视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差异和分歧。由此可见，只有在艺术创作领域才能分出高低，从而曲线救国般地建构一种“9·11”纪念文化。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沃特曼才离开供职十多年的记者职业，转行当作家——从现实走向虚构。同样地，她笔下的坎汗的“花园”之所以比第二名灰暗色调的“虚空”（the Void）高明，就在于它通过强调文化差异的手段抹平了政治分歧，暗示“生活必须继续，艺术之树常青”。如《能指的形状》（The Shape of the Signifier）一书的作者米开尔斯（Walter B. Michaels）所言，“文化……已经成为将政治分歧从文化差异中移开的一个主要手段。”（Abu el-Haj ）原来，在身份政治话语中，我们往往从自己的视角发声，于是出现众声喧哗之局面。小说中，这些关于文化身份的主张没有高低之分，因为当克莱尔和保罗摸着良心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时，就说明其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不再是一种源自哲学传统和现代国家历史的原则——美国思想的主旋律，其表现形式也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例如，有人认为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将大自然看成“第二本书”，而人造的、有围墙的花园被认为是从该书中撕下了一页；有人不懂为什么在举国悲哀之时偏偏需要受害者家属付出如此不可容忍的代价？有人说花园需要人工照料，不容易维护，天气不好时尤其如此；有人表示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先知蓄奴、袭击大篷车队，并与一个六岁的女孩结婚，并非道德楷模；有人提出伊斯兰是一种扩张性宗教，迷信征服，所到之处都建了花园，从印度到西班牙，再到摩洛哥，而现在正向纽约市挺进。
上述观点验证了美国评论者卡普兰的相关论述。她指出，“就回归灾难发生之前的状况，或者目睹灾难之前的状况而言，创伤永远无法‘愈合’；但是如果说创伤的伤口裂开着，那么其痛苦可以通过艺术的‘翻译’过程中得到化解。”（Kaplan 19） 果然，正如该花园的形式源自伊斯兰传统，但其内容已经非常西方化了（出于平等考虑，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占有同样的空间）那样，小说的结尾也呈开放式，展示一种艺术美感。20年后由克莱尔的儿子及儿媳录制的纪录片非同寻常，因为录制人员兼任演员，其对坎汗和克莱尔的采访还原了历史真相，使他们重新和好，犹如一对恩爱夫妻，这是本书的结局之一。她儿子威廉垒起的小石堆写上了父亲的名字，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这是第二种结局。坎汗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市散步这一闪回镜头提供了另外一种结局：他艺术创作的源泉的确来自伊斯兰传统，其原型是1526年莫卧儿王国皇帝巴布尔所建的私人花园。这证明克莱尔是正确的，但也是错误的，因为虽然创作灵感来自伊斯兰，但它是一个正面的灵感，是一幅在受难和混乱中保持和平和秩序的美学图景，正好可以用来消除族裔及文化差异，并建构一种独特的“9·11”纪念文化。
问题是，克莱尔撤回对坎汗的支持为什么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它说明富有的自由派上层人士在阶级属性方面具有脆弱性，如克莱尔对讨厌的记者阿丽莎和蓝领工人希恩及其父母的妥协表明其在跨文化理解方面立场很不坚定。换言之，当受到社会地位低于她的人逼迫时，她会放弃自己原来很开明的世界主义观念，立刻接受军事入侵的必要性，正如在现实中美国自由派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发动时的表态那样。在小说中，克莱尔始终没有道歉，但是能够代替她道歉的是她的儿子（包括媳妇）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寓言，说明自由派人士十多年前如何梦游似地支持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他们感觉如何，如是否出现悔改的态度等。更何况，即使当克莱尔们看到纽约的“9·11” 纪念碑上本来应该是英文的现在变成了阿拉伯文字（该书的封面设计之一是两个倒写的阿拉伯文字）时，他们仍然没有道歉。这样的结尾通过艺术的模糊性化解了由中标者的穆斯林名字（身份？）而引发的连锁反应（文化创伤），使伤痕累累的心灵得以恢复平静，也使我们难以确定克莱尔到底也是一个屈服者，还是像坎汗那样的坚守良心底线的反抗者呢？
5. 结语
学者拉玛楠（Mohan Ramanan）写道，“创伤到底能否被表征？坐在空调公寓里舒舒服服的人可以向人们宣讲恐怖及其后果吗？……创伤应当被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书写吗，或者只是有第一手经历的人的专利？”（Ramanan135）读完这部小说后，相信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远离新闻报道之喧嚣的沃特曼受林樱（Maya Lin）⑤赢得越战将士纪念碑设计大赛前所引起的争论的启发，用四年时间潜心写下这部作品，以围绕建造“自由之塔”（Freedom Tower）的争论为契机，不仅向我们刻画了一位像坎汗那样视艺术为生命的设计师，展示他如何以艺术创新克服、化解个人的文化创伤，并建构一种纪念文化，也向我们揭示了一般自由派人士（如克莱尔）在关键时刻是如何走向妥协的，如何将坎汗三缄其口的行为解释为此地无银三百两，致使美国走上了战争之路，而且塑造了许多崭新的人物形象，如阿斯玛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独具匠心地为小说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迫使读者诘问：小说中到底谁是屈服者，向什么东西屈服（如名誉、地位、金钱、权力等），谁又是反抗者，而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被逼到悬崖时应该如何处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美国人民选择屈服于政府的宣传，将自己家人视为神圣的英雄，怀有严重的报复心理，或者狭隘地以貌取人（如将坎汗的名字的内涵无限放大，无法克服对伊斯兰文化的内心恐惧），那么一种适切的“9·11”纪念文化将无处可寻，作为法国理论家诺拉（Pierre Nora）所谓的“记忆之场”（lieu de memoire）的花园将会落空，创伤记忆将无法复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等“他者”的认知将会缺省，更谈不上为他们担负起道德责任了。换言之，克莱尔的亡夫将看不到小石堆⑥，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更为甚者，“9·11”引发的文化毒瘤将无法根治，梦中的伊甸园将遥不可及，因为如莱特费尔德（Marc Redfield）所言，“这些形象本身是沉默的……它们呼吁我们对其进行解读，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活过的生命的独特性，一次经受过的死亡的独特性。”（Redfield 78）这些牺牲者的形象或者面容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将会被渐渐遗忘，但通过这个花园内墙上刻着的文化符号传递着一种诉求，使“9·11”通过其梦幻般回忆及风吹雨打传递着一份有限但具有绝对道德涵义的希冀。这个愿景，美国人民能否实现，作者没有也无法挑明。这，也许就是沃特曼凭借其十分歧义的小说题名留给我们广大读者最大的主题悬念及审美享受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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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or Resistance： A Thematic Exploration of Amy Waldman’s The Submission
DING Xiali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Amy Waldman’s debut novel The Submission focuses on the fierce debate and its consequences surrounding the Muslim-sounding name of the successful bidder in the blinded competition for the 9/11 Memorial design in 2003. Its depicti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feelings and agonies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tensions and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with an aim of building a“culture of commemoration.”By way of limning the various attitudes and views of both victim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she demonstrates how her protagonists transcend personal trauma and via artistic means construct a particular“culture of commemoration，”in the process of which she showcases her remarkabl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via a poignantly ambiguous book title.
Key Words： Amy Waldman； The Submission；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cultural trauma； resistance
作者簡介：丁夏林，男，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卫岗1号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0095
E-mail：xialinding@hotmail.com
（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