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雅典的泰门》中，借饱尝世态炎凉的泰门之口尽情抒发了他对黄金的看法：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
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我想这句话的意思不仅是说金银的自然属性使它最适合担任货币的职能，而且指出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这是马克思对货币窄的定义，也是对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银充当货币现象的概述。莎士比亚笔下的黄金显然不再是那单纯的、“天然不是货币”的金子，它已经打上了货币的烙印。而且从对金子的咏叹中，我们可以看到“金钱万能”“金钱崇拜”观念原型的艺术化表现。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三大拜物教观念正是这种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深刻表现。货币本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可是它一经产生，就立即成为一般商品的代表。作为纯抽象的财富，货币成为具有支配人的活动的真实的权力，成为真正的上帝。
下面我将运用相关理论比较分析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四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以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它们具有极强的自传性，如结合作家的生平，从其中的相关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异化”与“货币拜物教”是如何在文学与现实中大放异彩的。
钻石：欲望的发动
四部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钻石。在与情人的关系中，钻石是欲望的最初诱发物：“他们看到他手指上戴着一只漂亮的钻戒，母亲默默地、目瞪口呆地盯着钻戒。”“钻戒很大……是的，那个人的面孔不英俊，窄肩短臀，个头在中等以下。……钻戒赋予了一种皇家的、有点没落意味的价值。”（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情人初遇场景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是钻石，而非戴钻石的人，引起了母亲一家的关注；由于钻石，那个不出色的男人在少女眼中也高贵了起来。在后面的小说里，钻石这一意象多次出现：“没有多久，我手上也戴起了钻石订婚指环”（杜拉斯《情人·乌发碧眼》），“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镌有花纹的金戒指，厚实的中央部分镶着一颗钻石”（杜拉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反复出现的钻石意象到底有什么意味呢？
首先是“金钱”，一颗小小的钻石等于一大笔钱，获得钻石就是获得金钱。情人有钻石，母亲需要钱，所以少女要从情人那里用某种交易取得钻石。钻石透露出“情人”关系的金钱本质，钻石的诱惑也就是金钱的诱惑。
另一方面，杜拉斯在小说中反复强调是钻戒，而不只是单颗的钻石。钻戒本来是情人所有，她得到后又把它献给母亲。众所周知，钻石因为自身坚硬的特质被视为永恒的象征，镶着钻石的戒指不只是富有金钱价值，而且象征着永恒的真爱。所以钻石的第二层意蕴是“爱欲”，献上钻石就是献上永恒之爱。
因而，小说中的少女想要献给母亲钻戒这一举动被赋予了双重含义：献上金钱与爱。但是金钱也是女儿出于对遭受不公、急需金钱的母亲的爱努力追求、奉献的，献上钻戒成了少女杜拉斯向母亲“求爱”的象征：快看我吧，快爱我吧，看我送给你的钻戒，送给你的爱，我是最有用的（能赚到你渴望的金钱），我是最爱你的。
这正反映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它能把任何特性、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能使冰炭化为胶漆，使仇敌互相亲吻……冰冷的金钱与宝贵的爱本来是格格不入的——不论是情人之爱还是母女之爱——但被“异化”的少女与她对母爱的欲望却是被作为金钱象征的钻戒所诱发，所谓的爱也就注定是畸形而非明朗健康的了。
金钱：“爱”的名义下的真相
杜拉斯的母亲在购买租借地上遭受了不公，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公对家庭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家里一贫如洗、生计困难；哥哥们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荒废时日；在贫穷的逼压下，道德的考虑被放置在金钱之后……
正是在这样混乱与贫困的温床上，才会发生现实中少女杜拉斯与“初恋”情人的关系。
很多单从后期小说出发的论者会大谈异国恋情，但联系早期的两部小说，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现实中這种关系的实质与少女杜拉斯的观感。
在早期的两部小说中，出现了三组类型人物：“小哥哥型”，基本对应现实生活中杜拉斯哥哥的身份与特点，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约瑟夫；“情人型”，胆怯无用，对少女怀有爱欲却遭少女鄙弃，即使用物质引诱，少女也不愿满足他的欲望，如《厚颜无耻的人》中的让·佩克雷斯；“哥哥-情人型”，具有现实中杜拉斯哥哥的某些特征，与少女共享肉体之爱，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开汽车的“猎人”阿戈斯蒂。到了晚期的两部小说里，第三种类型人物基本上消失，主要与原来的“情人型”人物融合，少女与中国情人在欲望的海洋里狂欢。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呢？早期的“哥哥-情人型”具有哥哥的某些特征，又与少女发生关系，这种设置是不是为了暗示后来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赤裸裸地袒露的兄妹间的乱伦关系？传记里没有肯定这种关系的存在，尽管对哥哥的爱慕可能是有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这种解释：早期小说里少女对“情人型”人物的观感，更接近现实中杜拉斯对情人的感情；而晚期小说里与中国情人的关系则反映了现实中曾发生过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至于“情深似海”云云，或是杜拉斯出于其他缘故的想象与创造。 在早期小说里，杜拉斯虚构了“哥哥-情人型”人物来夺取她的童贞，“情人”则只能永远渴望着，应该说是深具恶意的。这种情感源于现实生活中与情人关系的实质：金钱交易。它给当时的杜拉斯的印象与感觉，绝非后期小说里所形容的还有某些美好。
正如前面提到的原因，与情人关系的开始具有偶然中的必然性。母亲因为购买租借地遭受的不公破产，家里一贫如洗、混乱不堪，羞耻与道德的考虑早就被抛到生存之后。在遇到情人之前，母亲与哥哥就在谋划用少女换钱，只是没有碰到合适的人选，情人的出现正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少女被推了出来。这实际上是将殖民社会加诸母亲与家庭的不公转嫁给了少女。
那么谁是交易的主导者呢？杜拉斯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脚本：“‘你为什么死人般哭丧着脸？’母亲说，‘你不能装得可爱些？’”“苏珊朝北方种植园主笑了一下。”（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服从母亲意愿脚本；“孩子居然已经懂得怎样去干了，她知道怎样叫注意她的人去注意她所注意的钱。这样倒使得母亲脸上也现出了笑容。”（杜拉斯《情人·乌发碧眼》）——少女主动出击脚本……在给出的各个脚本中，《厚颜无耻的人》是最隐晦的，不联系其他小说很难觉察；但解读出来也是最可怕、最无耻的。
母亲携子女回到多年前购置的田产——于德朗庄园后，关于小女儿与他们邻居的独子——让·佩克雷斯缔结婚姻的可能性就开始了公开与私下的磋商。佩克雷斯家一心希望通过婚姻获得母亲的庄园，这种狂热与庄园实际价值的微不足道放到一起考虑，着实让人诧异。小说结尾，庄园最终卖给佩克雷斯家一部分了，女儿也与他人欢爱未婚怀孕……在这里，我认为杜拉斯实际上用了一个很常见的隐喻，用土地隐喻少女的肉体，土地的出卖就是少女肉体的出卖。谋划出卖庄园就喻指母子联合密谋用少女的肉体去换取金钱。
四部小说提供的不同脚本使杜拉斯的母亲及家庭对这场交易的参与及所持的态度变得模糊而不好断定，但不论哪部小说，少女对交易中获得的金钱的态度是不变的：弄钱首先是为了母亲，母亲遭受的不公使她与家庭都急需金钱来维持生计。“金钱”在这里对少女的意义，基本等同于前面提到的钻戒。
但不论少女是不是出于对母亲的爱而自愿参与，都无法改变现实中这场关系的丑恶实质：因为贫穷而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交易。实际上，综观四部小说，我认为虚构“哥哥-情人型”人物，采用各种隐喻或象征，这些都因其素材源于杜拉斯少年最难以启齿的创伤性记忆：情人是越南当地人、情人长得丑、情人用金钱购买她……这里面充斥阶级、种族、金钱等种种不平与偏见，屈辱与创伤是记忆里最深刻的。而杜拉斯选择在作品里不断重现这一切：母亲遭受的不公，连累家庭受到的不公以及转嫁到少女身上、使她留下又一创伤的不公，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这不公的思考与批判：从母亲发财致富的美梦，到母亲、家庭与女儿受到的重重打击与创伤，所有的一切首先源于殖民主义，尤其是金钱的毒害。少女一家的遭遇不过是受它毒害、做着发财梦而遭遇不幸的其他白人家庭的缩影。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本应是两情相悦的爱情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家人间真诚的亲情可以成为逼诱少女出卖身体的工具，在所谓“爱”的名义下包藏的是被当成“万能之物”膜拜的金钱的污秽丑陋。
预告：丑恶的必然结局
尽管自己与家庭遭受如此不公，导致种种不幸，但杜拉斯并沒有完全沉湎在个人的情绪里。从母亲遭受的不公出发，杜拉斯开始在作品里审视殖民主义社会里充斥的种种不公与罪恶：在母亲租借地所在的平原，当地的孩子们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饿，死于饥饿带来的疾病和意外”；发财的白种人终日身穿白衣聚居在上城区，这里街上的商店不卖任何实用的物件，因为“高贵派头是最重要的”；“千千万万当地劳动者给十万公顷红土地上的橡胶树割胶……胶乳在流，血也在淌”……（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除了母亲与自己遭受的不公，这个殖民社会还存在着如此令人震惊的不公与罪恶！这样的社会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杜拉斯在小说里宣告了它的必然毁灭，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有一天会有大批的人来讨还血债”（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艺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