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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鲁迅是同乡，还曾经与鲁迅是邻居—他住大陆新村九号，我在大陆新村三号出生、长大—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少年时期，读着鲁迅的书成为文青，模仿他的文笔，以至于八十年代发表知识分子文章时，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我从来没有写过鲁迅。写鲁迅的人太多，几次想动笔，都放下了。特别是喜欢胡适以后，似乎与鲁迅更远了。不过，鲁迅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有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然而，最近我重新读了鲁迅以及王晓明、钱理群两位对鲁迅的研究，忍不住想说说鲁迅，特别是他的虚无主义。
是的，鲁迅骨子里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五四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晚清思想界的旋律是高昂的，不仅儒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进化论思潮也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到了五四时代，王权崩解了，儒家的信仰也随之沉没，旧的已经逝去，新的尚未立足，于是，“五四”便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心灵秩序也破碎了。
钱永祥先生提出过，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何尝不是有这两种态度？周作人有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哭;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知堂老人在这里描述的，是面对旧价值的崩解，无路可走时，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第一种“纵欲”是精神性的，找到了新的皈依与信仰，“以为是往天国去”，这是“五四”后期出现的各种主义以及为主义献身的狂热。第二种“纵欲”是物欲性的，“醉了”“睡了”，精神的信仰既然陨落，那么就沉湎于身体的欲望之中，成为一个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这是杜亚泉犀利批评过的民初功利主义狂潮。第三种是逃遁的“虚无”，李叔同出家、朱谦之自杀，周作人以平和的心情，苦中作乐，成为在世的隐士。而第四种呢，则是另类的“虚无”，“以为是下地狱去”，以战士的姿态“悲哭”。这，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的虚无，似乎与生俱来。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下了大狱，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从人人奉承的少爷跌入到处处遭受亲戚街坊白眼的境地，让他的心灵受了创伤，一生从未痊愈。在肃杀的世态炎凉之中，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心中的冷酷。“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恐怕是鲁迅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自比尼采式的“魔罗战士”，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而自己，正是启蒙群氓的精神救世主。然而，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玫瑰色的启蒙之梦破灭了，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的缘故。他似乎悟透了一切，像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那样，“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以他怀疑的性格，认定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苏格拉底、耶稣，到雪莱、拜伦，不是死于民众的围观，就是被庸众视为异端。革命者就义，看客吃冷血馒头，是多么令人心寒的景象！即使后来鲁迅被钱玄同说服，重新拿起了笔，内心里未必有多少暖色，眼前晃动的，都是小说《药》中那些华老栓式的愚众身影。
鲁迅对铁屋子的顽固是深有感受的，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与缓慢的文明进步相比，人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十年、二十年对于人类历史，只是一瞬而已，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漫无尽头的煎熬，如同行走在长长的隧道，看不到依稀的光亮。
那么，启蒙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唤醒了沉睡者，究竟是善还是另一种恶？鲁迅犹豫地承认：“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甚至，他有点怀疑，自己在無意中就是一个帮凶，“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鲁迅的悲观背后，是对他曾经相信过的历史进化论的失望。在出山之作《狂人日记》之中，他悲哀地发现，国人一方面在被吃，另一方面也在吃别人。但此时的他，依然将希望寄托于还不曾吃过人的孩子，“救救孩子”的声音虽然微弱，毕竟是有盼头的。然而，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让鲁迅感到透心凉，不唯被杀的是青年人，杀人的同样也是青年人，其中有穿着军装的赳赳武夫，也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以各种方式加入屠夫阵营。他沉痛地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他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独特的“俱分进化论”，历史的进化总是善恶并进，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一寸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候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最大的恶，不是以恶行恶，而是以善的名义所行之恶。恶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行恶者自觉理亏，有所畏惧，但一旦罩上了某种善的神圣光环，行恶者就理直气壮，无所顾忌。 因为对终极的天国不再迷恋，也就没有了执著，放弃了功利的目的，鲁迅的抵抗性人生，反而变得潇洒起来。他对许广平说：“你的反抗，是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的反抗，不過是与黑暗捣乱而已。”他承认自己思想的矛盾性，“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捣乱也罢，玩玩也罢，都是一种魏晋式的洒脱。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但他与同样继承了魏晋精神血脉的周作人不同，后者更接近阮籍，而鲁迅，则是民国的嵇康，有儒家的认真执著，更有老庄的玩世不恭。
在柔石的日记里面，记载了鲁迅教他的生存之道：“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对于鲁迅，皮厚，有老庄的成分所在，而强韧地、慢慢地走，则继承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人生当如大象。洒脱与执著、消极与进取、虚无与奋斗，竟然奇妙地融合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他的双重逻辑。
因为有了这两面，鲁迅很反对那种“赤膊上阵”的鲁莽，再三提倡“韧性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他对许广平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候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他告诫年轻人，假若设定了人生的目标，大可不必像墨家那般摩顶放踵，过苦行僧日子，“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黑暗是没有尽头的，即使是与恶势力捣乱，也全然不必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搭进去，你不是为你的敌人活着，你有你的生活，有你的快乐。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当与黑暗纠缠不清，内心只剩下愤怒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被黑暗吞没，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回到文首提到的纵欲与虚无四种类型，鲁迅所展示的，不正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他的人生姿态，不是前瞻的，更不是复古的，而是立足于此刻与大地的持久抵抗。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是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像康有为、章太炎那样想复古的，有像弘一法师那样决然出家的，有像陈独秀、胡适那样憧憬着未来天国的。也有像梁济、朱谦之那样想着自杀的，但鲁迅，尽管内心充满了虚无与绝望，依然不离不弃，依附于大地，执著于现在。他不对未来负责，也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心中只有当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马克斯·韦伯说的“责任伦理”。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上帝，不再有天国，不再有信仰。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为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而鲁迅，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价值重新衡量人世、要求自己。
他舍弃了天国，却获得了大地。
我从来没有写过鲁迅。写鲁迅的人太多，几次想动笔，都放下了。特别是喜欢胡适以后，似乎与鲁迅更远了。不过，鲁迅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有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然而，最近我重新读了鲁迅以及王晓明、钱理群两位对鲁迅的研究，忍不住想说说鲁迅，特别是他的虚无主义。
是的，鲁迅骨子里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五四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晚清思想界的旋律是高昂的，不仅儒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进化论思潮也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到了五四时代，王权崩解了，儒家的信仰也随之沉没，旧的已经逝去，新的尚未立足，于是，“五四”便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心灵秩序也破碎了。
钱永祥先生提出过，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何尝不是有这两种态度？周作人有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哭;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知堂老人在这里描述的，是面对旧价值的崩解，无路可走时，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第一种“纵欲”是精神性的，找到了新的皈依与信仰，“以为是往天国去”，这是“五四”后期出现的各种主义以及为主义献身的狂热。第二种“纵欲”是物欲性的，“醉了”“睡了”，精神的信仰既然陨落，那么就沉湎于身体的欲望之中，成为一个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这是杜亚泉犀利批评过的民初功利主义狂潮。第三种是逃遁的“虚无”，李叔同出家、朱谦之自杀，周作人以平和的心情，苦中作乐，成为在世的隐士。而第四种呢，则是另类的“虚无”，“以为是下地狱去”，以战士的姿态“悲哭”。这，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的虚无，似乎与生俱来。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下了大狱，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从人人奉承的少爷跌入到处处遭受亲戚街坊白眼的境地，让他的心灵受了创伤，一生从未痊愈。在肃杀的世态炎凉之中，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心中的冷酷。“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恐怕是鲁迅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自比尼采式的“魔罗战士”，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而自己，正是启蒙群氓的精神救世主。然而，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玫瑰色的启蒙之梦破灭了，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的缘故。他似乎悟透了一切，像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那样，“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以他怀疑的性格，认定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苏格拉底、耶稣，到雪莱、拜伦，不是死于民众的围观，就是被庸众视为异端。革命者就义，看客吃冷血馒头，是多么令人心寒的景象！即使后来鲁迅被钱玄同说服，重新拿起了笔，内心里未必有多少暖色，眼前晃动的，都是小说《药》中那些华老栓式的愚众身影。
鲁迅对铁屋子的顽固是深有感受的，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与缓慢的文明进步相比，人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十年、二十年对于人类历史，只是一瞬而已，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漫无尽头的煎熬，如同行走在长长的隧道，看不到依稀的光亮。
那么，启蒙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唤醒了沉睡者，究竟是善还是另一种恶？鲁迅犹豫地承认：“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甚至，他有点怀疑，自己在無意中就是一个帮凶，“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鲁迅的悲观背后，是对他曾经相信过的历史进化论的失望。在出山之作《狂人日记》之中，他悲哀地发现，国人一方面在被吃，另一方面也在吃别人。但此时的他，依然将希望寄托于还不曾吃过人的孩子，“救救孩子”的声音虽然微弱，毕竟是有盼头的。然而，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让鲁迅感到透心凉，不唯被杀的是青年人，杀人的同样也是青年人，其中有穿着军装的赳赳武夫，也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以各种方式加入屠夫阵营。他沉痛地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他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独特的“俱分进化论”，历史的进化总是善恶并进，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一寸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候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最大的恶，不是以恶行恶，而是以善的名义所行之恶。恶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行恶者自觉理亏，有所畏惧，但一旦罩上了某种善的神圣光环，行恶者就理直气壮，无所顾忌。 因为对终极的天国不再迷恋，也就没有了执著，放弃了功利的目的，鲁迅的抵抗性人生，反而变得潇洒起来。他对许广平说：“你的反抗，是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的反抗，不過是与黑暗捣乱而已。”他承认自己思想的矛盾性，“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捣乱也罢，玩玩也罢，都是一种魏晋式的洒脱。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但他与同样继承了魏晋精神血脉的周作人不同，后者更接近阮籍，而鲁迅，则是民国的嵇康，有儒家的认真执著，更有老庄的玩世不恭。
在柔石的日记里面，记载了鲁迅教他的生存之道：“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对于鲁迅，皮厚，有老庄的成分所在，而强韧地、慢慢地走，则继承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人生当如大象。洒脱与执著、消极与进取、虚无与奋斗，竟然奇妙地融合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他的双重逻辑。
因为有了这两面，鲁迅很反对那种“赤膊上阵”的鲁莽，再三提倡“韧性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他对许广平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候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他告诫年轻人，假若设定了人生的目标，大可不必像墨家那般摩顶放踵，过苦行僧日子，“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黑暗是没有尽头的，即使是与恶势力捣乱，也全然不必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搭进去，你不是为你的敌人活着，你有你的生活，有你的快乐。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当与黑暗纠缠不清，内心只剩下愤怒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被黑暗吞没，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回到文首提到的纵欲与虚无四种类型，鲁迅所展示的，不正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他的人生姿态，不是前瞻的，更不是复古的，而是立足于此刻与大地的持久抵抗。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是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像康有为、章太炎那样想复古的，有像弘一法师那样决然出家的，有像陈独秀、胡适那样憧憬着未来天国的。也有像梁济、朱谦之那样想着自杀的，但鲁迅，尽管内心充满了虚无与绝望，依然不离不弃，依附于大地，执著于现在。他不对未来负责，也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心中只有当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马克斯·韦伯说的“责任伦理”。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上帝，不再有天国，不再有信仰。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为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而鲁迅，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价值重新衡量人世、要求自己。
他舍弃了天国，却获得了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