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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极度绝望而来的是极度的漠然，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只有打黑的时候才会引发一点点涟漪，引来原来如此的喟叹。
在这场审判里，有金钱、有黑暗，有裹挟也有堕落。从来没什么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但到现在呈现的却是群像的积重难返。
我们选择了三张面孔。他们在中国足球的堕落史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故事。他们的人生在不同面相上呈现着中国足球的症结所在。他们的蜕变过程呈显了从足协高层到俱乐部、裁判这个自上而下腐败链条上的三个节点。
杨一民，第一批被审人员当中的最高领导，学院派出身，刚入足坛时身上有着旧式文人特有的味道：清高、爱钻研、做事认真。可是随着他在足球圈待的时间拉长，从当年的拒绝收钱，到后来收熟人的一些小钱，再到后来对送礼来之不拒……杨一民成了足坛官员堕落史的典型代表。
陆俊曾经是国内“业务能力最好”的裁判、甲A时期六届金哨得主，对于裁判事业的执着和努力是他成功的关键。陆俊当年那批同学当中，坚持选择做裁判的只有他一人，而最终成功的也只有他一人。可是，裁判工作最后成了陆俊收黑钱的工具，本来的金哨也彻底变成了黑哨。
作为足球经理人的王珀，多年来始终混迹于多个低水平、管理糟乱的俱乐部，这样的糟糕环境其实更有利于王珀这样人生存。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俱乐部成为这些经理人敛财赚钱的工具，他们不惜让球队打假球、为足坛官员送礼，像蛀虫一样，腐蚀着中国足球原本健康的躯体。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这些“足坛恶人”们也曾愿意为中国足球奉献一切，但糟糕的环境让他们的理想变得虚无缥缈，紧绷的神经随着环境糟糕而变得松懈，最终迷失了自我。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扫赌反黑运动进行了两年多，有人认为之后，中国足球将迎来春天。事实并非如此。扫赌反黑不过是一次运动，这场运动将中国足坛过去的一些黑暗现象和腐败问题曝光，涉案人员也将受到制裁。肃清过去的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让以后的足坛变得不那么浑浊。中国足球变得好起来，并非某个运动可以做到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框架的搭建也需要细部的磨合，当然，它也无法脱离整个社会。
但愿，足球史上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更光洁的面孔。
杨一民
理想主义者的蜕变
“安徽蚌埠只出过两个足球名人，一个是你，另外一个（是杨一民）……”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前国脚李毅打断了：“另外一个就不要说了。”
出生于1956年的杨一民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当他在安徽省二队担任替补守门员时，李毅还没有出生。因为伤病，杨一民早早从安徽队退役，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运动员、受伤、退役、读书，运动员时期的杨一民走了一条看上去理所当然的很顺利的路。
本科毕业后，杨一民又考上了研究生，主攻足球理论研究。和上大学时一样，杨一民研究生时代的最大爱好依然是看书，并且时常会写一些关于足球的论文。学生时代的杨一民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1992年，中国足协在体育系统内招聘，已经是北京体育大学足球教研室副主任的杨一民应征入伍，这次入伍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前途无量
进入足协一年后，杨一民就以助理教练的身份跟随施拉普纳一起征战世界杯预选赛。兵败后，杨一民先后在技术、联赛、国家队等部门工作，是足协精通业务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中国足协竞聘，杨一民、郎效农、冯建明三人都准备竞选足协副主席，结果杨一民胜出。胜出的理由同样是因为业务出色。依照现有的体育官场制度，足协的高层干部一般都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派，从中层一路实干升至高层，杨一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混到了足协副主席，杨一民靠的不是关系，而是自己的能力。”一位足协现任官员说。“他不太会搞政治，是靠业务吃饭的，他能够在这样的体系中担任高官，所走过来的路也不容易。”
“刚进入足协的时候，我喜欢写一些专业的论文，搞一搞业务研究。业务工作实在是太关键了。”杨一民在狱中追忆自己的过去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爱较真、喜欢钻研业务”也是他给足球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足协工作期间，杨一民也兼任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博导，足球圈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共著书19部，全是关于足球业务和理论的。目前全国体育学府足球专业所用的教材多半都是杨一民所著。就连杨一民的律师王树静都认为他既有实践，又有理论，“如果不犯错的话，前途无量。”
虽然在足协工作，但杨一民却住在北京体育大学南侧的家属院。每天上班要从西北五环跑到东南二环附近的龙潭湖（足协老办公楼）。一位足协工作人员1997年曾去过杨一民家，当时的感觉就是：两居室、破旧、杂乱、拥挤。
纠结
“我很爱跟学生们交流足球问题，我从他们身上能看出自己当年的影子。”很久以前，杨一民曾对本刊记者这样说。和朋友探讨起足球来，杨一民往往精力充沛。2008年在葡萄牙采访女足阿尔加夫杯赛时，七八个记者一大早就来到杨一民的房间。聊起足球他甚至忘记了吃早饭，记者们都有些按耐不住了，他依然是滔滔不绝。喜欢跟别人探讨足球让杨一民结交了不少朋友，很多足球圈内人都喜欢跟他接触。
随着杨一民在足协的“官越来越大、管的事越来越多”，这种接触也就不像原来那样变得纯洁、干净。作为杨一民的学生，贾秀全曾在10年内给杨一民送了20万元；鲁能俱乐部也曾给杨一民送过20万元，高洪波给杨一民送过2万元现金和价值6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殷铁生给杨一民送过3000元……检方指控杨一民总共收受贿赂125万。
在这125万受贿赃款中，有不少是逢年过节送的礼品和礼金。比如教练员王军在杨一民搬家时送的价值9500元的电冰箱、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潘强在杨一民母亲去世时送5000元礼金、教练员哈威送给杨一民女儿出国的礼金2万元、河南建业总经理杨楠在杨一民爱人病危时送上的一万块钱看病钱、广州医药俱乐部送给杨一民爱人的1万元药材、河南建业俱乐部过春节时送来的5000元加油卡、5000元购物卡……
据杨一民在狱中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刚开始在足协工作时就有不少人送钱，“我那个时候是不收钱的，人家送我钱一般也会被我给退回去，我觉得干这事不好。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圈内说，杨一民这人‘不收钱’。”
可是随着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杨一民渐渐开始无法把控自己了,后来就慢慢地收下了。杨一民说自己当时也很纠结，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收的那些钱当中，哪些是属于受贿，哪些是属于亲朋好友的馈赠。
被专案组带走后，杨一民把自己这么多年收的钱，全都招了。他在招供时还不忘叮嘱说：“我是什么都说，至于哪些是犯法的，哪些不是，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法院来裁定。”
同样因受贿被捕的前足管中心主任南勇同杨一民共事多年，他深知要想在足球圈里混，做到真正的清廉并不现实。“人家给你送礼，你不收，人家会很难受，你也会得罪人。有时送礼的人就把钱放到办公室，有时送两条烟，但里面放了钱，或者是中秋节送月饼，里面也有点钱。稍不注意你拿的就不是一般礼品了。”
据一位足球圈内人介绍，这个圈子送礼、送钱现象很普遍，“有的时候别人来你（宾馆）房间串门，结果他走的时候悄悄在你枕头底下放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的，想不收下都难。”
忏悔
在看守所里关押了一年多，杨一民变得消瘦、憔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满头的白发和当年那个油亮大背头形象形成鲜明反差。
2011年11月21日庭审时，杨一民是第一批被庭审的最高级别官员。从押解车上走下时，杨一民穿着橘红色的囚服，佝偻着腰、低着头，脸色难看。他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的哥哥和姐姐立刻失声痛哭。被审判时，他也多次痛哭，以至法官不得不暂停审判，让他控制情绪。
一位曾在杨一民手下干过的足协人士说，是足球这个糟糕的圈子害了杨一民这位儒雅的博士生导师。“有些钱，他确实拒绝不了。那些站在高高位置批判的人如果进了这个圈子，能保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
“杨一民是个文化人，他的忏悔比任何人都虔诚。”王树静曾在看守所探望过杨一民，那时的他就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悔过之意。杨一民在忏悔书中称，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很多，有机制问题，不正之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原因。“自己作为行业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6岁的杨一民在看守所里说，自己将来有一天如果可以重新获得自由，那么还会继续投身到足球事业当中。“杨一民在足球理论方面还是有很高造诣的，所以他出来后，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王树静说。
陆俊 金哨的黑色人生
1959年3月，陆俊出生在一个位于清华大学附近的教师家庭中。19年后，他考进了离家往北不到两公里的北京体育大学（当时叫北京体育学院），成了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据陆俊当年一位同班同学介绍，体育大学当年在全国只招20多个足球专业的学生，北京有两个名额，“考进来的两个北京学生，一个来自东城，一个来自海淀，没有陆俊。”
可是后来，体育大学想要扩招一批走读生，家住体育大学附近的陆俊也就得到了机会，成了扩招政策的眷顾对象。那时的足球班要学很多东西，足球裁判课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据陆俊的这位同学回忆，陆俊当年在足球班里踢球水平算是比较差的，在场上也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候分组比赛，一边缺个边后卫，都会让他凑数。”
踢球一般，学习也不太理想。足球班文化考试时，陆俊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倒数。不过，陆俊的老师、号称“中国足球裁判鼻祖”的曹镜鉴却认为，陆俊当时学习还算努力。
傲气、各色、不合群，这是陆俊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因此他在班里也没什么朋友，毕业后和同学基本上往来不多。
1981年，陆俊他们那一批学生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由于当时工作相对好找，很多人都到各地政府、体育机关单位、高校寻找一份“铁饭碗”工作。陆俊也同样如此，他到北京联合大学某学院担任体育教师（后被合并至北京工业大学）。
陆俊他们那批有三个人在上学期间获得了“一级足球裁判”资格，两个人毕业后放弃了裁判工作。坚持下来的，只有陆俊。他一边在学校里教书，一边从事裁判工作，整整坚持了25年。
“陆俊在裁判方面还是很有造诣的，自己也下了不少工夫。那种对于裁判业务执着的精神，是很多人不具备的。”陆俊的同学说。
助推陆俊
毕业十年后，陆俊从一级裁判晋升到了国际级。在那个世界足球整体欠发达的年代，这样的晋级步伐基本上属于“动车速度”了。陆俊的裁判之路之所以这么顺利，跟他的恩师曹镜鉴有直接关系。
作为中国足球裁判圈的第一位国际级裁判（1979年），曹镜鉴不但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陆俊当年在北体大读书时，曹镜鉴就一直对这个徒弟偏爱有佳。
当年读书时，陆俊也曾犹豫是否还继续做裁判。可是曹镜鉴却经常对他说：“不要放弃，你将来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好裁判。”而且他还经常会把自己出国吹比赛时的故事讲给陆俊听，这也更加坚定了陆俊的决心。以至于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时，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还都没有开始。
陆俊成名后，变得更加狂傲，甚至会在公开场合批评曹镜鉴，让对方很下不来台。对于这段往事，曹镜鉴显然不太愿意提及，“都过去了，还谈那些有什么意思？”
除了曹镜鉴之外，陆俊还要感谢的就是张建强了。张建强也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但并非陆俊同窗，他比陆俊晚一年入学。由于陆俊性格相对孤僻，因此两个人在大学期间基本上不太熟悉。
1992年，张建强进入中国足协，并且担任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而陆俊则刚刚获得了国际级裁判资格。两个人因工作熟识，并且成了好朋友。在张建强的帮助下，陆俊成了甲A当年的最佳裁判员，六次获得金哨奖。曾在男、女足世界杯、世青赛、联合会杯等国际最顶级赛事中担任主裁判。
对于恩人张建强，陆俊一直很尊敬，而张建强也一直很欣赏陆俊。他担任裁委会秘书长期间，将所有好事都安在了陆俊头上。以至于有俱乐部的人找张建强在裁判方面给予照顾，张建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俊。
渝沈之战前，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建给了张建强68万元，希望他在裁判方面给予照顾。结果张建强派陆俊担任那场比赛的第四裁判。下半场比赛比其他各场比赛晚开始了五分钟，使得沈阳队在最后时刻进球，2比1战胜重庆队，保级成功。
据足协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陆俊当年经常进出张建强的办公室，两个人偶尔会在办公室里嘀嘀咕咕。“来足协时，陆俊很少跟我们打招呼，基本上是直接进入建强办公室，然后便是大门紧闭。”
在这次扫赌反黑案件中，张建强的供词中明确写着：自己在办公室里跟陆俊分了申花俱乐部给的70万元好处费，“每人35万，用纸袋子装着。”
伪装
“陆俊很黑，而且收钱最多。”这句话早在10年前就已成了圈内人的共识。只是当时的中国足坛没有司法介入，这样的说法也就自然成了流言蜚语。
1998年，《羊城体育》刊登文章称，陆俊在广州松日同大连万达队比赛中收受大连队20万好处费。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引起了较大轰动。
一怒之下，陆俊将《羊城体育》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索赔自己精神损失费100万元。据说，陆俊当时之所以这么坚决，是因为背后有张建强在撑腰。当时身为足协官员的张建强一是认为《羊城体育》刊登这样的文章没有证据，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压媒体。
由于证据不足，《羊城体育》最终输掉了官司，报社刊登声明向陆俊致歉，赔偿陆俊精神损失费8.5万元，实际经济损失17832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打赢官司后，陆俊没有将赔款收入自己的囊中，全部捐给了北京体育大学，他也因此走到哪里都会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成了足协树立的好裁判典型。
“我觉得这（打官司）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不光能够给我一个交代，给关心我的新闻界还有球迷都有一个交代，我觉得庭下调解总有再让人说出一些话（的可能），反正我觉得还是让法律公公正正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交给大家就完了。”陆俊当年接受央视采访，谈到同《羊城体育》打官司时曾这样说。
这场官司成全了陆俊，但却毁掉了一个媒体人—前《羊城体育》总编辑范柏祥的前途。本有机会进入报社集团编委的他，因为这件事最终离开了《羊城体育》。直到退休前，也只是在《羊城晚报》体育部谋了个闲职。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足坛扫赌反黑庭审过程中，检方指控陆俊总共收受贿赂81万，但并没有证明1998年那场球存在问题。回忆过往，范柏祥已不想再检举和继续投诉，“都过去了，我们现在都知道陆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就足够了。”
“金哨”陆俊吹黑哨、收黑钱，这在圈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曹镜鉴在回忆陆俊当年学裁判时，记住的是一张消瘦、青涩的脸庞，“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没钱，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也看不出他对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随着陆俊在足球圈的声名鹊起，他在毕业十多年后便成了中国足球圈的第一裁判。在中国足球这池浑水中，陆俊越陷越深。“进入工作岗位后，他对自己要求不严。再加上又是国际级裁判，没人能管得住他，所以就出了问题。”虽然这个学生曾经不尊重自己，但曹镜鉴在说到爱徒时，还是显得很客气，他说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太差了，毁了很多人，“还有就是，他没有把握住自己。”
狂傲
1997年，陆俊辞掉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教师的工作，专心当裁判。当时就有人认为，陆俊忍受不了教师工作的贫苦，上一年课不如他做一场球挣得多；也有人认为，陆俊辞去教师工作，是为的更好地研究裁判业务。
只是足球裁判当年收入相对低廉，执法一场比赛差不过500块钱。这样的收入，显然很难让陆俊支撑起自己的家庭。
2005年，陆俊正式挂哨，并于2007年辞去了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职务。陆俊辞职的理由是“因为个人工作比较繁忙，不能更好履行裁委会委员职务，因而请辞”。有消息称，陆俊在北京同朋友合伙经营一家贸易公司。
不再担任裁判，辞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职务，陆俊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他为某门户网站担任裁判专家，为某电视台担任嘉宾，对国内外裁判员的执法品头论足。
无论是在门户网站写博客，还是在电视台担任嘉宾，陆俊的出场费均不低。人们经常看到他开着自己的宝马车出现在体育场、足协、电视台，而且不止一辆。
除了富有之外，陆俊的暴脾气在圈内也是尽人皆知的。在参加足协组织的一次业务学习时，孙葆洁因与陆俊意见相左，两人吵了起来。结果陆俊对孙葆洁破口大骂。
“你凭什么骂人？”对于孙葆洁这样的质问。陆俊更是火大，“骂你？我还抽你呢！”暴怒的陆俊冲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其他裁判及时制止才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冲突。
据一位裁判员介绍，陆俊在担任国际级裁判期间，确实很霸道，“讨论业务时基本上都是他说的对。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别人都不能说不对。”
孙葆洁是圈内公认最廉洁的裁判，而且同陆俊是北体大校友。只是，两人没有任何往来，平时见面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也有人想让孙葆洁评价一下陆俊的为人，不善言辞的孙葆洁往往会苦笑着说：“说他干吗……”
国安2009年夺冠那场比赛开赛前，陆俊也到工体去看球。他准备从摄影记者通道直接进入球场，但由于没有证件，被保安拦住。“你丫SB吧！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敢拦我？你要是不认识就去问问他们我是谁！”
说话时，陆俊的嘴里夹杂着各种国骂，但依然被保安拒绝入场。“你TMD等着，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让他立刻开除了你！”后来，陆俊在一位领导的带领下才终于走进了球场。
“陆俊确实很有个性，这对他做裁判起到很大作用，也对他以后犯错误产生了影响。”这是曹镜鉴对陆俊个性的评价。
王珀 掮客落马
2003年，一个叫王珀的人进入了足球圈，落脚点是山西国力俱乐部。据传，王珀来足球圈之前曾当过兵、干过刑警、在石油公司做过领导。欠债、赌博、被追债，王珀在来足球圈之前就被这些糟乱之事情缠身。
王珀曾先后担任过5家足球俱乐部的高管，几乎在每家都制造了堪称“经典”的疑似假球，是中国足坛臭名昭著的足球经理人。甚至传出过他还有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等令人发指的行为。坊间普遍认为，与许多人被染黑不同，王珀是把足球这缸水搅得越来越浑。他的落网，圈内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讶。
搅浑史
2003年9月21日，王珀出任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后的第一场球，就做了一场好买卖。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王珀首先通知巴西籍主教练卡洛斯晚上对阵四川冠城队的比赛不用去现场，由他全权指挥。然后他召集队长和主力队员等，要求球队上半场必须输成0比4。当场比赛的结果为1比5，事后成功保级的四川冠城将50万现金送到西安。
仅两个月后，又一场假球在他的手中诞生。当时有中间人找到陕西国力董事长李志民，表达了上海申花俱乐部欲以200万元，买陕西队输球，以达到夺冠目的。李志民同意后，由王珀告知队员操作假球，他再以同样的方式换来了陕西队0比2输球。事后上海申花让中间人转交给王珀事先说好的200万元。
国力这一年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看不懂的比赛，关于这些比赛的谣言也是满天飞，其中最多的就是王珀收了对方俱乐部的钱让球队故意输球。然后在联合赌博公司下注，赚双份的钱。
一位陕西球迷曾在一场比赛赛前跳入球场，跪在地上给王珀磕头哭着说：“王珀，我求你，滚蛋吧！”任凭球迷哭诉，王珀都不为所动，并且让现场的安保人员将这名球迷拉走，这是中国足坛最著名的“跪求王珀滚蛋”事件。
陕西国力队降级后，王珀将球队整体搬迁到了宁波。由于球迷对中甲联赛关注度不高，因此王珀的丑陋行为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作为前国脚，江洪曾同王珀通过媒体对骂。江洪称王珀是足球的蛀虫，并揭露了他赌球、指使球员打假球，而王珀则予以反击，称江洪吸毒。后来，江洪在博客中坦承表述自己曾有过吸毒史，但如今已戒毒；王珀也如江洪所说的那样，因诈骗和受贿罪被检方指控。
2005年，国力又被王珀拉到了哈尔滨。由于欠薪，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王珀那一年还因同足协发生分歧，险些同前足协联赛部副主任马成全大打出手。随后，王珀被中国足协列入黑名单，永远禁赛。中国足协当年将王珀定性为“足坛恶霸”，而王珀则认为“中国足协没一个是好东西”、“谢亚龙（时任足管中心主任）就是个政客。”
被抵制的恶棍
搞垮陕西国力队后，王珀又来到了西藏惠通俱乐部。几经折腾，王珀又将这支球队迁到了太原，并且更名为山西沃森路虎足球俱乐部。由于成绩糟糕和经营不善，王珀被迫离开。
后来沉寂多时的王珀再次出山，准备以600万的价格收购呼和浩特队。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球队的9名球员拒绝参加比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抵制王珀的到来。
“我们对王珀太了解了，他肯定又会指使我们打假球。”一位队员当年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跟着王珀打假球，所以采取了罢赛的行为，“我们拿自己的青春跟王珀去赌。”结果在这场赌博当中，双方都是失败者。王珀没能收购球队，呼和浩特队也因没有参加比赛，被足协定性为弃赛。足协扣除了球队6分，这就等于宣布球队降级。被罚后呼和浩特队无法继续支撑，只能宣布解散。这批年轻的球员因为“抵制王珀”而丢掉了饭碗。
事后，当本刊记者问他们这样做是否值得时，他们基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值得，因为像王珀这样的人，就是中国足坛的恶棍，我们是在用实际行动向这样的恶棍宣战。只可惜，我们输了这场赌博，而且输得很惨。”
那次弃赛事件事，本刊记者曾电话同王珀进行过一个小时的采访。王珀当时毫不犹豫地承认“昧良心的事我干过，中国足球干昧良心的事的人太多了。”王珀说自己也是出于无奈，是俱乐部更高层领导主使他这么干的，他明确表示要退出中国足坛，“从此不再碰中国足球。”
可是，这场扫赌反黑风波再次让王珀的名字出现。2009年11月，王珀被专案组带走调查。两年后，王珀因诈骗罪和受贿罪被公诉。
杨一民
1978年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并读完研究生，担任过北体大足球教研室副主任。1993年以国家队助理教练的身份参与了世界杯预选赛，1995年被借调到足管中心，历任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联赛部主任，最终成为足协副主席和足管中心副主任。
陆俊
19岁便开始足球裁判生涯，1991年成为国际级裁判员，在中国顶级足球赛事中担任主裁场次超过200场，并当选为甲A联赛10年最佳裁判，两度当选亚足联颁发的年度最佳裁判，是中国足坛首位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决赛阶段执罚的裁判，2005年初正式宣布挂哨。2011年3月30日陆俊被曝在2003年中超联赛中收受35万贿金，帮助申花赢得冠军。
王珀
原陕西国力、西藏惠康、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呼和浩特队的俱乐部总经理，因涉嫌赌球，被公认为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行动的下一个突破口。2009年11月10日，被认为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球最多的人物被警方控制。
在这场审判里，有金钱、有黑暗，有裹挟也有堕落。从来没什么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但到现在呈现的却是群像的积重难返。
我们选择了三张面孔。他们在中国足球的堕落史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故事。他们的人生在不同面相上呈现着中国足球的症结所在。他们的蜕变过程呈显了从足协高层到俱乐部、裁判这个自上而下腐败链条上的三个节点。
杨一民，第一批被审人员当中的最高领导，学院派出身，刚入足坛时身上有着旧式文人特有的味道：清高、爱钻研、做事认真。可是随着他在足球圈待的时间拉长，从当年的拒绝收钱，到后来收熟人的一些小钱，再到后来对送礼来之不拒……杨一民成了足坛官员堕落史的典型代表。
陆俊曾经是国内“业务能力最好”的裁判、甲A时期六届金哨得主，对于裁判事业的执着和努力是他成功的关键。陆俊当年那批同学当中，坚持选择做裁判的只有他一人，而最终成功的也只有他一人。可是，裁判工作最后成了陆俊收黑钱的工具，本来的金哨也彻底变成了黑哨。
作为足球经理人的王珀，多年来始终混迹于多个低水平、管理糟乱的俱乐部，这样的糟糕环境其实更有利于王珀这样人生存。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俱乐部成为这些经理人敛财赚钱的工具，他们不惜让球队打假球、为足坛官员送礼，像蛀虫一样，腐蚀着中国足球原本健康的躯体。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这些“足坛恶人”们也曾愿意为中国足球奉献一切，但糟糕的环境让他们的理想变得虚无缥缈，紧绷的神经随着环境糟糕而变得松懈，最终迷失了自我。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扫赌反黑运动进行了两年多，有人认为之后，中国足球将迎来春天。事实并非如此。扫赌反黑不过是一次运动，这场运动将中国足坛过去的一些黑暗现象和腐败问题曝光，涉案人员也将受到制裁。肃清过去的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让以后的足坛变得不那么浑浊。中国足球变得好起来，并非某个运动可以做到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框架的搭建也需要细部的磨合，当然，它也无法脱离整个社会。
但愿，足球史上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更光洁的面孔。
杨一民
理想主义者的蜕变
“安徽蚌埠只出过两个足球名人，一个是你，另外一个（是杨一民）……”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前国脚李毅打断了：“另外一个就不要说了。”
出生于1956年的杨一民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当他在安徽省二队担任替补守门员时，李毅还没有出生。因为伤病，杨一民早早从安徽队退役，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运动员、受伤、退役、读书，运动员时期的杨一民走了一条看上去理所当然的很顺利的路。
本科毕业后，杨一民又考上了研究生，主攻足球理论研究。和上大学时一样，杨一民研究生时代的最大爱好依然是看书，并且时常会写一些关于足球的论文。学生时代的杨一民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1992年，中国足协在体育系统内招聘，已经是北京体育大学足球教研室副主任的杨一民应征入伍，这次入伍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前途无量
进入足协一年后，杨一民就以助理教练的身份跟随施拉普纳一起征战世界杯预选赛。兵败后，杨一民先后在技术、联赛、国家队等部门工作，是足协精通业务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中国足协竞聘，杨一民、郎效农、冯建明三人都准备竞选足协副主席，结果杨一民胜出。胜出的理由同样是因为业务出色。依照现有的体育官场制度，足协的高层干部一般都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派，从中层一路实干升至高层，杨一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混到了足协副主席，杨一民靠的不是关系，而是自己的能力。”一位足协现任官员说。“他不太会搞政治，是靠业务吃饭的，他能够在这样的体系中担任高官，所走过来的路也不容易。”
“刚进入足协的时候，我喜欢写一些专业的论文，搞一搞业务研究。业务工作实在是太关键了。”杨一民在狱中追忆自己的过去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爱较真、喜欢钻研业务”也是他给足球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足协工作期间，杨一民也兼任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博导，足球圈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共著书19部，全是关于足球业务和理论的。目前全国体育学府足球专业所用的教材多半都是杨一民所著。就连杨一民的律师王树静都认为他既有实践，又有理论，“如果不犯错的话，前途无量。”
虽然在足协工作，但杨一民却住在北京体育大学南侧的家属院。每天上班要从西北五环跑到东南二环附近的龙潭湖（足协老办公楼）。一位足协工作人员1997年曾去过杨一民家，当时的感觉就是：两居室、破旧、杂乱、拥挤。
纠结
“我很爱跟学生们交流足球问题，我从他们身上能看出自己当年的影子。”很久以前，杨一民曾对本刊记者这样说。和朋友探讨起足球来，杨一民往往精力充沛。2008年在葡萄牙采访女足阿尔加夫杯赛时，七八个记者一大早就来到杨一民的房间。聊起足球他甚至忘记了吃早饭，记者们都有些按耐不住了，他依然是滔滔不绝。喜欢跟别人探讨足球让杨一民结交了不少朋友，很多足球圈内人都喜欢跟他接触。
随着杨一民在足协的“官越来越大、管的事越来越多”，这种接触也就不像原来那样变得纯洁、干净。作为杨一民的学生，贾秀全曾在10年内给杨一民送了20万元；鲁能俱乐部也曾给杨一民送过20万元，高洪波给杨一民送过2万元现金和价值6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殷铁生给杨一民送过3000元……检方指控杨一民总共收受贿赂125万。
在这125万受贿赃款中，有不少是逢年过节送的礼品和礼金。比如教练员王军在杨一民搬家时送的价值9500元的电冰箱、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潘强在杨一民母亲去世时送5000元礼金、教练员哈威送给杨一民女儿出国的礼金2万元、河南建业总经理杨楠在杨一民爱人病危时送上的一万块钱看病钱、广州医药俱乐部送给杨一民爱人的1万元药材、河南建业俱乐部过春节时送来的5000元加油卡、5000元购物卡……
据杨一民在狱中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刚开始在足协工作时就有不少人送钱，“我那个时候是不收钱的，人家送我钱一般也会被我给退回去，我觉得干这事不好。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圈内说，杨一民这人‘不收钱’。”
可是随着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杨一民渐渐开始无法把控自己了,后来就慢慢地收下了。杨一民说自己当时也很纠结，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收的那些钱当中，哪些是属于受贿，哪些是属于亲朋好友的馈赠。
被专案组带走后，杨一民把自己这么多年收的钱，全都招了。他在招供时还不忘叮嘱说：“我是什么都说，至于哪些是犯法的，哪些不是，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法院来裁定。”
同样因受贿被捕的前足管中心主任南勇同杨一民共事多年，他深知要想在足球圈里混，做到真正的清廉并不现实。“人家给你送礼，你不收，人家会很难受，你也会得罪人。有时送礼的人就把钱放到办公室，有时送两条烟，但里面放了钱，或者是中秋节送月饼，里面也有点钱。稍不注意你拿的就不是一般礼品了。”
据一位足球圈内人介绍，这个圈子送礼、送钱现象很普遍，“有的时候别人来你（宾馆）房间串门，结果他走的时候悄悄在你枕头底下放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的，想不收下都难。”
忏悔
在看守所里关押了一年多，杨一民变得消瘦、憔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满头的白发和当年那个油亮大背头形象形成鲜明反差。
2011年11月21日庭审时，杨一民是第一批被庭审的最高级别官员。从押解车上走下时，杨一民穿着橘红色的囚服，佝偻着腰、低着头，脸色难看。他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的哥哥和姐姐立刻失声痛哭。被审判时，他也多次痛哭，以至法官不得不暂停审判，让他控制情绪。
一位曾在杨一民手下干过的足协人士说，是足球这个糟糕的圈子害了杨一民这位儒雅的博士生导师。“有些钱，他确实拒绝不了。那些站在高高位置批判的人如果进了这个圈子，能保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
“杨一民是个文化人，他的忏悔比任何人都虔诚。”王树静曾在看守所探望过杨一民，那时的他就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悔过之意。杨一民在忏悔书中称，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很多，有机制问题，不正之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原因。“自己作为行业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6岁的杨一民在看守所里说，自己将来有一天如果可以重新获得自由，那么还会继续投身到足球事业当中。“杨一民在足球理论方面还是有很高造诣的，所以他出来后，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王树静说。
陆俊 金哨的黑色人生
1959年3月，陆俊出生在一个位于清华大学附近的教师家庭中。19年后，他考进了离家往北不到两公里的北京体育大学（当时叫北京体育学院），成了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据陆俊当年一位同班同学介绍，体育大学当年在全国只招20多个足球专业的学生，北京有两个名额，“考进来的两个北京学生，一个来自东城，一个来自海淀，没有陆俊。”
可是后来，体育大学想要扩招一批走读生，家住体育大学附近的陆俊也就得到了机会，成了扩招政策的眷顾对象。那时的足球班要学很多东西，足球裁判课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据陆俊的这位同学回忆，陆俊当年在足球班里踢球水平算是比较差的，在场上也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候分组比赛，一边缺个边后卫，都会让他凑数。”
踢球一般，学习也不太理想。足球班文化考试时，陆俊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倒数。不过，陆俊的老师、号称“中国足球裁判鼻祖”的曹镜鉴却认为，陆俊当时学习还算努力。
傲气、各色、不合群，这是陆俊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因此他在班里也没什么朋友，毕业后和同学基本上往来不多。
1981年，陆俊他们那一批学生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由于当时工作相对好找，很多人都到各地政府、体育机关单位、高校寻找一份“铁饭碗”工作。陆俊也同样如此，他到北京联合大学某学院担任体育教师（后被合并至北京工业大学）。
陆俊他们那批有三个人在上学期间获得了“一级足球裁判”资格，两个人毕业后放弃了裁判工作。坚持下来的，只有陆俊。他一边在学校里教书，一边从事裁判工作，整整坚持了25年。
“陆俊在裁判方面还是很有造诣的，自己也下了不少工夫。那种对于裁判业务执着的精神，是很多人不具备的。”陆俊的同学说。
助推陆俊
毕业十年后，陆俊从一级裁判晋升到了国际级。在那个世界足球整体欠发达的年代，这样的晋级步伐基本上属于“动车速度”了。陆俊的裁判之路之所以这么顺利，跟他的恩师曹镜鉴有直接关系。
作为中国足球裁判圈的第一位国际级裁判（1979年），曹镜鉴不但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陆俊当年在北体大读书时，曹镜鉴就一直对这个徒弟偏爱有佳。
当年读书时，陆俊也曾犹豫是否还继续做裁判。可是曹镜鉴却经常对他说：“不要放弃，你将来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好裁判。”而且他还经常会把自己出国吹比赛时的故事讲给陆俊听，这也更加坚定了陆俊的决心。以至于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时，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还都没有开始。
陆俊成名后，变得更加狂傲，甚至会在公开场合批评曹镜鉴，让对方很下不来台。对于这段往事，曹镜鉴显然不太愿意提及，“都过去了，还谈那些有什么意思？”
除了曹镜鉴之外，陆俊还要感谢的就是张建强了。张建强也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但并非陆俊同窗，他比陆俊晚一年入学。由于陆俊性格相对孤僻，因此两个人在大学期间基本上不太熟悉。
1992年，张建强进入中国足协，并且担任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而陆俊则刚刚获得了国际级裁判资格。两个人因工作熟识，并且成了好朋友。在张建强的帮助下，陆俊成了甲A当年的最佳裁判员，六次获得金哨奖。曾在男、女足世界杯、世青赛、联合会杯等国际最顶级赛事中担任主裁判。
对于恩人张建强，陆俊一直很尊敬，而张建强也一直很欣赏陆俊。他担任裁委会秘书长期间，将所有好事都安在了陆俊头上。以至于有俱乐部的人找张建强在裁判方面给予照顾，张建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俊。
渝沈之战前，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建给了张建强68万元，希望他在裁判方面给予照顾。结果张建强派陆俊担任那场比赛的第四裁判。下半场比赛比其他各场比赛晚开始了五分钟，使得沈阳队在最后时刻进球，2比1战胜重庆队，保级成功。
据足协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陆俊当年经常进出张建强的办公室，两个人偶尔会在办公室里嘀嘀咕咕。“来足协时，陆俊很少跟我们打招呼，基本上是直接进入建强办公室，然后便是大门紧闭。”
在这次扫赌反黑案件中，张建强的供词中明确写着：自己在办公室里跟陆俊分了申花俱乐部给的70万元好处费，“每人35万，用纸袋子装着。”
伪装
“陆俊很黑，而且收钱最多。”这句话早在10年前就已成了圈内人的共识。只是当时的中国足坛没有司法介入，这样的说法也就自然成了流言蜚语。
1998年，《羊城体育》刊登文章称，陆俊在广州松日同大连万达队比赛中收受大连队20万好处费。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引起了较大轰动。
一怒之下，陆俊将《羊城体育》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索赔自己精神损失费100万元。据说，陆俊当时之所以这么坚决，是因为背后有张建强在撑腰。当时身为足协官员的张建强一是认为《羊城体育》刊登这样的文章没有证据，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压媒体。
由于证据不足，《羊城体育》最终输掉了官司，报社刊登声明向陆俊致歉，赔偿陆俊精神损失费8.5万元，实际经济损失17832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打赢官司后，陆俊没有将赔款收入自己的囊中，全部捐给了北京体育大学，他也因此走到哪里都会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成了足协树立的好裁判典型。
“我觉得这（打官司）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不光能够给我一个交代，给关心我的新闻界还有球迷都有一个交代，我觉得庭下调解总有再让人说出一些话（的可能），反正我觉得还是让法律公公正正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交给大家就完了。”陆俊当年接受央视采访，谈到同《羊城体育》打官司时曾这样说。
这场官司成全了陆俊，但却毁掉了一个媒体人—前《羊城体育》总编辑范柏祥的前途。本有机会进入报社集团编委的他，因为这件事最终离开了《羊城体育》。直到退休前，也只是在《羊城晚报》体育部谋了个闲职。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足坛扫赌反黑庭审过程中，检方指控陆俊总共收受贿赂81万，但并没有证明1998年那场球存在问题。回忆过往，范柏祥已不想再检举和继续投诉，“都过去了，我们现在都知道陆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就足够了。”
“金哨”陆俊吹黑哨、收黑钱，这在圈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曹镜鉴在回忆陆俊当年学裁判时，记住的是一张消瘦、青涩的脸庞，“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没钱，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也看不出他对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随着陆俊在足球圈的声名鹊起，他在毕业十多年后便成了中国足球圈的第一裁判。在中国足球这池浑水中，陆俊越陷越深。“进入工作岗位后，他对自己要求不严。再加上又是国际级裁判，没人能管得住他，所以就出了问题。”虽然这个学生曾经不尊重自己，但曹镜鉴在说到爱徒时，还是显得很客气，他说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太差了，毁了很多人，“还有就是，他没有把握住自己。”
狂傲
1997年，陆俊辞掉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教师的工作，专心当裁判。当时就有人认为，陆俊忍受不了教师工作的贫苦，上一年课不如他做一场球挣得多；也有人认为，陆俊辞去教师工作，是为的更好地研究裁判业务。
只是足球裁判当年收入相对低廉，执法一场比赛差不过500块钱。这样的收入，显然很难让陆俊支撑起自己的家庭。
2005年，陆俊正式挂哨，并于2007年辞去了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职务。陆俊辞职的理由是“因为个人工作比较繁忙，不能更好履行裁委会委员职务，因而请辞”。有消息称，陆俊在北京同朋友合伙经营一家贸易公司。
不再担任裁判，辞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职务，陆俊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他为某门户网站担任裁判专家，为某电视台担任嘉宾，对国内外裁判员的执法品头论足。
无论是在门户网站写博客，还是在电视台担任嘉宾，陆俊的出场费均不低。人们经常看到他开着自己的宝马车出现在体育场、足协、电视台，而且不止一辆。
除了富有之外，陆俊的暴脾气在圈内也是尽人皆知的。在参加足协组织的一次业务学习时，孙葆洁因与陆俊意见相左，两人吵了起来。结果陆俊对孙葆洁破口大骂。
“你凭什么骂人？”对于孙葆洁这样的质问。陆俊更是火大，“骂你？我还抽你呢！”暴怒的陆俊冲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其他裁判及时制止才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冲突。
据一位裁判员介绍，陆俊在担任国际级裁判期间，确实很霸道，“讨论业务时基本上都是他说的对。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别人都不能说不对。”
孙葆洁是圈内公认最廉洁的裁判，而且同陆俊是北体大校友。只是，两人没有任何往来，平时见面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也有人想让孙葆洁评价一下陆俊的为人，不善言辞的孙葆洁往往会苦笑着说：“说他干吗……”
国安2009年夺冠那场比赛开赛前，陆俊也到工体去看球。他准备从摄影记者通道直接进入球场，但由于没有证件，被保安拦住。“你丫SB吧！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敢拦我？你要是不认识就去问问他们我是谁！”
说话时，陆俊的嘴里夹杂着各种国骂，但依然被保安拒绝入场。“你TMD等着，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让他立刻开除了你！”后来，陆俊在一位领导的带领下才终于走进了球场。
“陆俊确实很有个性，这对他做裁判起到很大作用，也对他以后犯错误产生了影响。”这是曹镜鉴对陆俊个性的评价。
王珀 掮客落马
2003年，一个叫王珀的人进入了足球圈，落脚点是山西国力俱乐部。据传，王珀来足球圈之前曾当过兵、干过刑警、在石油公司做过领导。欠债、赌博、被追债，王珀在来足球圈之前就被这些糟乱之事情缠身。
王珀曾先后担任过5家足球俱乐部的高管，几乎在每家都制造了堪称“经典”的疑似假球，是中国足坛臭名昭著的足球经理人。甚至传出过他还有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等令人发指的行为。坊间普遍认为，与许多人被染黑不同，王珀是把足球这缸水搅得越来越浑。他的落网，圈内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讶。
搅浑史
2003年9月21日，王珀出任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后的第一场球，就做了一场好买卖。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王珀首先通知巴西籍主教练卡洛斯晚上对阵四川冠城队的比赛不用去现场，由他全权指挥。然后他召集队长和主力队员等，要求球队上半场必须输成0比4。当场比赛的结果为1比5，事后成功保级的四川冠城将50万现金送到西安。
仅两个月后，又一场假球在他的手中诞生。当时有中间人找到陕西国力董事长李志民，表达了上海申花俱乐部欲以200万元，买陕西队输球，以达到夺冠目的。李志民同意后，由王珀告知队员操作假球，他再以同样的方式换来了陕西队0比2输球。事后上海申花让中间人转交给王珀事先说好的200万元。
国力这一年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看不懂的比赛，关于这些比赛的谣言也是满天飞，其中最多的就是王珀收了对方俱乐部的钱让球队故意输球。然后在联合赌博公司下注，赚双份的钱。
一位陕西球迷曾在一场比赛赛前跳入球场，跪在地上给王珀磕头哭着说：“王珀，我求你，滚蛋吧！”任凭球迷哭诉，王珀都不为所动，并且让现场的安保人员将这名球迷拉走，这是中国足坛最著名的“跪求王珀滚蛋”事件。
陕西国力队降级后，王珀将球队整体搬迁到了宁波。由于球迷对中甲联赛关注度不高，因此王珀的丑陋行为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作为前国脚，江洪曾同王珀通过媒体对骂。江洪称王珀是足球的蛀虫，并揭露了他赌球、指使球员打假球，而王珀则予以反击，称江洪吸毒。后来，江洪在博客中坦承表述自己曾有过吸毒史，但如今已戒毒；王珀也如江洪所说的那样，因诈骗和受贿罪被检方指控。
2005年，国力又被王珀拉到了哈尔滨。由于欠薪，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王珀那一年还因同足协发生分歧，险些同前足协联赛部副主任马成全大打出手。随后，王珀被中国足协列入黑名单，永远禁赛。中国足协当年将王珀定性为“足坛恶霸”，而王珀则认为“中国足协没一个是好东西”、“谢亚龙（时任足管中心主任）就是个政客。”
被抵制的恶棍
搞垮陕西国力队后，王珀又来到了西藏惠通俱乐部。几经折腾，王珀又将这支球队迁到了太原，并且更名为山西沃森路虎足球俱乐部。由于成绩糟糕和经营不善，王珀被迫离开。
后来沉寂多时的王珀再次出山，准备以600万的价格收购呼和浩特队。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球队的9名球员拒绝参加比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抵制王珀的到来。
“我们对王珀太了解了，他肯定又会指使我们打假球。”一位队员当年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跟着王珀打假球，所以采取了罢赛的行为，“我们拿自己的青春跟王珀去赌。”结果在这场赌博当中，双方都是失败者。王珀没能收购球队，呼和浩特队也因没有参加比赛，被足协定性为弃赛。足协扣除了球队6分，这就等于宣布球队降级。被罚后呼和浩特队无法继续支撑，只能宣布解散。这批年轻的球员因为“抵制王珀”而丢掉了饭碗。
事后，当本刊记者问他们这样做是否值得时，他们基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值得，因为像王珀这样的人，就是中国足坛的恶棍，我们是在用实际行动向这样的恶棍宣战。只可惜，我们输了这场赌博，而且输得很惨。”
那次弃赛事件事，本刊记者曾电话同王珀进行过一个小时的采访。王珀当时毫不犹豫地承认“昧良心的事我干过，中国足球干昧良心的事的人太多了。”王珀说自己也是出于无奈，是俱乐部更高层领导主使他这么干的，他明确表示要退出中国足坛，“从此不再碰中国足球。”
可是，这场扫赌反黑风波再次让王珀的名字出现。2009年11月，王珀被专案组带走调查。两年后，王珀因诈骗罪和受贿罪被公诉。
杨一民
1978年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并读完研究生，担任过北体大足球教研室副主任。1993年以国家队助理教练的身份参与了世界杯预选赛，1995年被借调到足管中心，历任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联赛部主任，最终成为足协副主席和足管中心副主任。
陆俊
19岁便开始足球裁判生涯，1991年成为国际级裁判员，在中国顶级足球赛事中担任主裁场次超过200场，并当选为甲A联赛10年最佳裁判，两度当选亚足联颁发的年度最佳裁判，是中国足坛首位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决赛阶段执罚的裁判，2005年初正式宣布挂哨。2011年3月30日陆俊被曝在2003年中超联赛中收受35万贿金，帮助申花赢得冠军。
王珀
原陕西国力、西藏惠康、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呼和浩特队的俱乐部总经理，因涉嫌赌球，被公认为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行动的下一个突破口。2009年11月10日，被认为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球最多的人物被警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