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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对于杨澜来说，显得颇为波澜。各种“门”把一个成功偶像不断推向质疑的前台，像浪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为什么又是杨澜？这不得不成为一个问题。是名利场里待得太久，难免会和太多的人产生勾连，还是杨澜本身在完美之外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会是杨澜形象倒塌的开始吗？从一连串的“慈善门”事件里，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蜂拥的质疑
阳光文化基金会副秘书长高广深最近已经习惯了朋友用“躺着中枪”来调侃他的工作伙伴杨澜。最近的2个月，这位中国著名的女士与层出不穷的争议事件紧密缠绕，其中大多与公益慈善有关。
作为杨澜在公益事业上的执行团队成员之一，高广深曾代表杨澜出面回应媒体关于“达芬奇家具”的捐赠问题：“达芬奇家具曾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阳光下成长公益项目捐款，用于为在北京的流动青少年提供艺术教育机会。作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代表，杨澜女士曾出席过与以上捐助有关的项目介绍和捐助仪式。阳光文化基金会与达芬奇家具的合作仅限于此，并无其他商业合作。”
但就在高对“达芬奇事件”澄清后不久，8月中旬，“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再次引发公众争议，而杨澜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该项目的网站上，杨澜以共同主席身份出现。
此前6月份，郭美美事件爆发，杨澜以红十字会常任理事身份在微博上为红会副会长郭长江澄清，称其并没有女儿，却不想因此被人翻出10年前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笔“旧账”，称其当年“表面上将《凭海临风》的20万元稿费捐给希望工程，但就在第二天，中国青基会就与杨澜签下协议，让她以‘工作经费’的名义很快领走。此后，杨澜还以同样方式，多次从中国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
后来“中非希望工程”的主办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向杨澜作出道歉声明，表示确实盗用了杨澜的名义。青基会旧案也有当时的秘书长徐永光出面，不止一次地向媒体表示，“当年杨澜的那笔钱没有任何问题，当时没有，到今天看仍然没有。”徐永光说，由于当时青基会的经费并不宽裕，项目经费一分不能动，但又需要杨澜去协助做推广工作，所以“让她拿自己捐的钱去做事，算到底她自己还往里贴了一部分制作费用。我跟她说过，你拿别人的捐款做事都没有问题，拿自己的捐款做就有问题了吗？”
但杨澜显然更为谨慎，她对媒体表示，“十四年前希望工程说服我用自己的捐款做海外推广，我出钱又出力，换作今天，我会让青基会另请制片人主持人以避嫌。”她也在私下里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探讨过当初以“服务捐赠”的形式代替20万元的现金捐赠可能更加稳妥。“这样也能比当初那样说得清楚。”但事情毕竟已经发生，在捐赠连免税资格都还无法获得的当初，更别提“服务捐赠”理念从何而来。
在连续的争议事件冲击下，杨澜在公众中的公益形象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而在高广深和徐永光看来，杨澜当前的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于她超前的公益理念和“名女人”的身份。
杨澜的慈善路
在杨澜新浪微博的认证中，标注的是“知名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也正是杨澜现在的两重身份—传媒工作者和商人。但她更多的身份和头衔，都让她看起来更像一名慈善活动家—包括她微博的内容，也更多地与慈善话题以及她的公益身份有关。
在北京街头，你很容易看到由杨澜担任形象大使的公益广告宣传，从无偿义务献血到保护鲨鱼，从节能环保到关爱女性。她不仅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倡导背书，也为跨国NGO宣传动物保护理念。此外她还是某饮用水生产企业的环保形象大使，并正在微博上大力推广其阳光媒体集团发起的一项针对女性的创意大赛。
显然对于杨澜而言，公益慈善占据着她很大一部分的精力。9月24日，她被任命为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10月11日，她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
徐永光称，在青基会旧账重翻之后，杨澜曾与他通话，感谢他的仗义执言。但与此同时，徐感觉她“非常平静”。从多年前“万里大造林”骗局中“被代言”，到今年初其代言的某品牌荧光剂超标传言，杨澜似乎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地被卷入舆论漩涡。“也许是因为杨澜太有名？似乎所有的负面新闻不扯上杨澜都觉得不够分量一样。”她的朋友们有时候会这样理解。
从1997年义务担任“希望工程”推出的“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主持人接触公益后，杨澜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并不定期地进行各种捐助。而后杨澜越来越多地以慈善的形象出现。2005年，杨澜和丈夫吴征捐出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在香港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会”。对于此，曾匿名为“阳光小股东”的网友称这是杨澜夫妇洗钱免税的手段。同样的质疑也出现在另一位尝试股捐的牛根生身上，2005年牛根生曾宣布将其51%股权红利捐给老牛基金会后，国内诸多反响亦是各种关于洗钱的猜测。
一年前，杨澜又在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名为“阳光文化基金”的专项基金，主要从事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和流动青少年的艺术教育，以及非营利机构高层管理的培训工作。该基金具有在中国内地公开募款的权力，同时受红十字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据高广深介绍，在阳光文化基金会和阳光文化基金的运作中，杨澜的参与度颇高，“可以说达到了60%~70%，平时也需要制作工作简报给她发邮件汇报，经常半夜1点多还能收到她的回复。”
作为一个在中国拥有丰富人脉和较高地位的公众人物，同时拥有政协委员身份，杨澜的公益理念定位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教育和培养做事的人”。因此阳光文化基金会着重于教育、交流和资助草根NGO执行其流动青少年艺术教育，“这些大方向都是杨澜定的。”高广深说。
从2003年担任政协委员开始，杨澜提交了关于促进制定慈善法、促进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入、希望政府引导大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等诸多提案。今年的两会期间，阳光文化基金会启动了“从成功到卓越，中国当代慈善家沙龙”。由杨澜出面邀请同期开会的诸多企业家和政协委员参会，与公益研究者、从业者探讨公益行业的发展话题。
“去年她和吴征一起促成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成为富人圈子中关于慈善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杨澜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着浓重杨澜个人色彩的基金会。杨澜特殊的身份和人脉资源，沟通了传媒、商界和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沟通国内和国外。在沙龙中很多企业家都表示，出国考察，尤其是和国外优秀的基金会建立沟通和学习，是他们非常认同的方式。”
把事情说出来
但是对于外界层出不穷的质疑，杨澜和高广深都只能选择尽量少回应，多做事。“很多事情你得亲自去看”，面对有媒体称“某公益人士认为阳光文化基金请农民工子弟看杂技表演只是一场走秀”的评价，高广深说。“如果你看到那些孩子高兴尖叫的样子，知道他们为了看人生中第一场杂技表演而兴奋得凌晨三点钟就爬起来等，你就会知道，即便那只是一场秀也秀得有意义。”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认同将自己的捐款用于公益从业者的能力建设，这是理念差异造成的。汶川地震时很多人不接受项目管理费，认为不应该抽取费用，但是东西捐了，谁来运输，谁来发放？这些都是需要经费的。管理费这个理念的接受程度现在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目前阳光文化基金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捐赠人，“我们与他们的沟通颇为顺畅，他们理解和认同你的慈善理念，那么就不会过多地影响到项目的运行和捐赠收入。”
而杨澜则表示，“公众本身就有知情权，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公众人物，你既然在社会上做事情，就要面对别人的质疑，有时候这种疑问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来，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说出来。”
面对类似“达芬奇事件”，高都觉得委屈。“接触过他们的员工，都是很踏实的人，出具的资质证明和海关文件看上去也没有问题，但想不到还是出了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如果其他方面监管不力，慈善肯定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避免再次被“中枪”，高广深表示，基金会今后会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与业界和专家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至少让业内人士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一旦有了争议，也能取得同行的支持。”
“一个人做慈善，无论是出于宗教、感恩、赎罪、快乐等目的都没有问题。大家不应该去探究、质疑别人的动机，而更应该去研究什么样的慈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杨澜认为，“可以一起探讨是逢年过节每人发500块钱效果最好，还是在当地设一个工厂更好，还是说设完工厂以后在北京找到销路更好。每个人把注意力放到怎样能够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的时候，才是真正往前走了。”
在回答慈善质疑时，杨澜从来不会发怒。她总是能够把所有的质疑都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例如慈善危机、信任危机等等。对于杨澜来说，巧妙地用大背景来置换小的细节，会让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她更希望别人注意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杨澜所经营的形象帝国尚安然无恙。
既然“形象”是杨澜路径的立身之本，维护这个形象就成了杨澜尤其重要的“内功”。质疑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有心人不得不问：杨澜，你撑得住吗？
主席门
2011年8月中旬，“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公众争议，该工程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年仅24岁。而杨澜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该项目的网站上，杨澜以共同主席身份出现。此事被质疑后，杨澜当即对此事做出声明，“事实是该项目曾两次邀请我做其共同主席，我因不了解其情况均婉拒，与该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蜂拥的质疑
阳光文化基金会副秘书长高广深最近已经习惯了朋友用“躺着中枪”来调侃他的工作伙伴杨澜。最近的2个月，这位中国著名的女士与层出不穷的争议事件紧密缠绕，其中大多与公益慈善有关。
作为杨澜在公益事业上的执行团队成员之一，高广深曾代表杨澜出面回应媒体关于“达芬奇家具”的捐赠问题：“达芬奇家具曾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阳光下成长公益项目捐款，用于为在北京的流动青少年提供艺术教育机会。作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代表，杨澜女士曾出席过与以上捐助有关的项目介绍和捐助仪式。阳光文化基金会与达芬奇家具的合作仅限于此，并无其他商业合作。”
但就在高对“达芬奇事件”澄清后不久，8月中旬，“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再次引发公众争议，而杨澜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该项目的网站上，杨澜以共同主席身份出现。
此前6月份，郭美美事件爆发，杨澜以红十字会常任理事身份在微博上为红会副会长郭长江澄清，称其并没有女儿，却不想因此被人翻出10年前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笔“旧账”，称其当年“表面上将《凭海临风》的20万元稿费捐给希望工程，但就在第二天，中国青基会就与杨澜签下协议，让她以‘工作经费’的名义很快领走。此后，杨澜还以同样方式，多次从中国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
后来“中非希望工程”的主办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向杨澜作出道歉声明，表示确实盗用了杨澜的名义。青基会旧案也有当时的秘书长徐永光出面，不止一次地向媒体表示，“当年杨澜的那笔钱没有任何问题，当时没有，到今天看仍然没有。”徐永光说，由于当时青基会的经费并不宽裕，项目经费一分不能动，但又需要杨澜去协助做推广工作，所以“让她拿自己捐的钱去做事，算到底她自己还往里贴了一部分制作费用。我跟她说过，你拿别人的捐款做事都没有问题，拿自己的捐款做就有问题了吗？”
但杨澜显然更为谨慎，她对媒体表示，“十四年前希望工程说服我用自己的捐款做海外推广，我出钱又出力，换作今天，我会让青基会另请制片人主持人以避嫌。”她也在私下里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探讨过当初以“服务捐赠”的形式代替20万元的现金捐赠可能更加稳妥。“这样也能比当初那样说得清楚。”但事情毕竟已经发生，在捐赠连免税资格都还无法获得的当初，更别提“服务捐赠”理念从何而来。
在连续的争议事件冲击下，杨澜在公众中的公益形象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而在高广深和徐永光看来，杨澜当前的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于她超前的公益理念和“名女人”的身份。
杨澜的慈善路
在杨澜新浪微博的认证中，标注的是“知名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也正是杨澜现在的两重身份—传媒工作者和商人。但她更多的身份和头衔，都让她看起来更像一名慈善活动家—包括她微博的内容，也更多地与慈善话题以及她的公益身份有关。
在北京街头，你很容易看到由杨澜担任形象大使的公益广告宣传，从无偿义务献血到保护鲨鱼，从节能环保到关爱女性。她不仅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倡导背书，也为跨国NGO宣传动物保护理念。此外她还是某饮用水生产企业的环保形象大使，并正在微博上大力推广其阳光媒体集团发起的一项针对女性的创意大赛。
显然对于杨澜而言，公益慈善占据着她很大一部分的精力。9月24日，她被任命为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10月11日，她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
徐永光称，在青基会旧账重翻之后，杨澜曾与他通话，感谢他的仗义执言。但与此同时，徐感觉她“非常平静”。从多年前“万里大造林”骗局中“被代言”，到今年初其代言的某品牌荧光剂超标传言，杨澜似乎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地被卷入舆论漩涡。“也许是因为杨澜太有名？似乎所有的负面新闻不扯上杨澜都觉得不够分量一样。”她的朋友们有时候会这样理解。
从1997年义务担任“希望工程”推出的“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主持人接触公益后，杨澜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并不定期地进行各种捐助。而后杨澜越来越多地以慈善的形象出现。2005年，杨澜和丈夫吴征捐出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在香港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会”。对于此，曾匿名为“阳光小股东”的网友称这是杨澜夫妇洗钱免税的手段。同样的质疑也出现在另一位尝试股捐的牛根生身上，2005年牛根生曾宣布将其51%股权红利捐给老牛基金会后，国内诸多反响亦是各种关于洗钱的猜测。
一年前，杨澜又在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名为“阳光文化基金”的专项基金，主要从事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和流动青少年的艺术教育，以及非营利机构高层管理的培训工作。该基金具有在中国内地公开募款的权力，同时受红十字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据高广深介绍，在阳光文化基金会和阳光文化基金的运作中，杨澜的参与度颇高，“可以说达到了60%~70%，平时也需要制作工作简报给她发邮件汇报，经常半夜1点多还能收到她的回复。”
作为一个在中国拥有丰富人脉和较高地位的公众人物，同时拥有政协委员身份，杨澜的公益理念定位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教育和培养做事的人”。因此阳光文化基金会着重于教育、交流和资助草根NGO执行其流动青少年艺术教育，“这些大方向都是杨澜定的。”高广深说。
从2003年担任政协委员开始，杨澜提交了关于促进制定慈善法、促进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入、希望政府引导大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等诸多提案。今年的两会期间，阳光文化基金会启动了“从成功到卓越，中国当代慈善家沙龙”。由杨澜出面邀请同期开会的诸多企业家和政协委员参会，与公益研究者、从业者探讨公益行业的发展话题。
“去年她和吴征一起促成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成为富人圈子中关于慈善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杨澜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着浓重杨澜个人色彩的基金会。杨澜特殊的身份和人脉资源，沟通了传媒、商界和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沟通国内和国外。在沙龙中很多企业家都表示，出国考察，尤其是和国外优秀的基金会建立沟通和学习，是他们非常认同的方式。”
把事情说出来
但是对于外界层出不穷的质疑，杨澜和高广深都只能选择尽量少回应，多做事。“很多事情你得亲自去看”，面对有媒体称“某公益人士认为阳光文化基金请农民工子弟看杂技表演只是一场走秀”的评价，高广深说。“如果你看到那些孩子高兴尖叫的样子，知道他们为了看人生中第一场杂技表演而兴奋得凌晨三点钟就爬起来等，你就会知道，即便那只是一场秀也秀得有意义。”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认同将自己的捐款用于公益从业者的能力建设，这是理念差异造成的。汶川地震时很多人不接受项目管理费，认为不应该抽取费用，但是东西捐了，谁来运输，谁来发放？这些都是需要经费的。管理费这个理念的接受程度现在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目前阳光文化基金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捐赠人，“我们与他们的沟通颇为顺畅，他们理解和认同你的慈善理念，那么就不会过多地影响到项目的运行和捐赠收入。”
而杨澜则表示，“公众本身就有知情权，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公众人物，你既然在社会上做事情，就要面对别人的质疑，有时候这种疑问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来，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说出来。”
面对类似“达芬奇事件”，高都觉得委屈。“接触过他们的员工，都是很踏实的人，出具的资质证明和海关文件看上去也没有问题，但想不到还是出了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如果其他方面监管不力，慈善肯定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避免再次被“中枪”，高广深表示，基金会今后会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与业界和专家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至少让业内人士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一旦有了争议，也能取得同行的支持。”
“一个人做慈善，无论是出于宗教、感恩、赎罪、快乐等目的都没有问题。大家不应该去探究、质疑别人的动机，而更应该去研究什么样的慈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杨澜认为，“可以一起探讨是逢年过节每人发500块钱效果最好，还是在当地设一个工厂更好，还是说设完工厂以后在北京找到销路更好。每个人把注意力放到怎样能够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的时候，才是真正往前走了。”
在回答慈善质疑时，杨澜从来不会发怒。她总是能够把所有的质疑都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例如慈善危机、信任危机等等。对于杨澜来说，巧妙地用大背景来置换小的细节，会让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她更希望别人注意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杨澜所经营的形象帝国尚安然无恙。
既然“形象”是杨澜路径的立身之本，维护这个形象就成了杨澜尤其重要的“内功”。质疑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有心人不得不问：杨澜，你撑得住吗？
主席门
2011年8月中旬，“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公众争议，该工程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年仅24岁。而杨澜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该项目的网站上，杨澜以共同主席身份出现。此事被质疑后，杨澜当即对此事做出声明，“事实是该项目曾两次邀请我做其共同主席，我因不了解其情况均婉拒，与该机构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