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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天，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居民区里，王放第一个次在这座城市里观察貉。它从楼房的通风口里探头探脑地钻出来，双眼在夜色里发出莹莹的光，体型和小型犬差不多，脸有点像狐狸，腿不成比例地短，毛色发灰，前额和鼻吻部却是白色。
王放轻轻地把手电筒转向自己，但貉并不害怕，自顾自走了过来。它们早已熟悉了人类，住在墙壁的夹层、桥墩、废弃下水道等离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昼伏夜出，遵守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
“在城市里，我们不太关注特别罕见的物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广泛适应城市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物种。”王放解释说，这些动物在生态学上被称为“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指示着所在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英伦三岛的狐狸、西欧大陆的野猪，都是此类代表。而在上海，貉的生存轨迹，记录着这座城市水源、植被、空气和土壤的变化。
2019年明，身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的王放启动了名为“貉以为家”的研究项目，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近40个点位布下红外线相机，搜集这片区域内貉的基础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开放给政府部门、科研工作者和NGO使用。
貉曾在中国广泛分布，但在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们被捕杀或失去栖息地，已经局部灭绝。但在上海，貉幸运地存续下来，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温和无害的性格，练就了一套在城市缝隙中生存的技能。它们履行自己在食物链上的角色，守护一片区域的生态系统平衡。
然而，城市里毒鼠强、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的滥用，仍在导致貉的种群崩溃甚至消失。另一方面，貉身上携带的狂犬病、犬瘟、疥螨等病毒或寄生虫，也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如果从发展眼光看的话，再过20年、30年，中国城市里人跟动物的冲突会比今天多得多。”王放觉得，现在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是给未来的潜在风险做准备。在他的构想中，未来这个数据平台的结果开放给公众后，能成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甚至景观设计公司重新规划和改造社区景观的基础。
姓名/王放
職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貉以为家”项目启动者
王放对于野生动物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他，从北大附小一路念到北大，北大校园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自然乐园。他最喜欢看蜘蛛、甲虫等各种各样的虫子，带着孩子的好奇和残忍，把水灌进虫子的洞，也会在作业本上画满虫子的口器。
小学三年级，他拿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从此探险的战绩都有了可供吹牛的证据。四年级时，王放看了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潘文石描写学生吕植经历的书籍《大熊猫的故事》，决心以后也要和动物一起工作。200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5年后回校硕博连读，成为吕植教授的博士生。
上大学后，个性自由的王放给自己最初的定位是做一名自然摄影师。那时，全国的鸟类摄影师不过百人左右，“大家都拍了很多好照片，但是中国还是缺乏打动人心的自然报道。”王放把焦点放在拍摄专题报道，通过照片讲述动物习性、自然变化，以及和人有关的故事。
那段时间，他过着一种近乎浪漫的生活，在各地游历、独立拍摄专题。2006年为贵州梵净山保护区专题寻找黔金丝猴，王放每天早上8点出门，爬到树干上搭建的临时平台，午餐只有一把花生米，这么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徒劳的等待一直持续，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林间升起一场大雾，黔金丝猴的叫声从四面八方由远及近。一阵大风将雾吹开，王放突然清楚地看到猴子在树周围追逐打闹。一瞬间，他甚至以为那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待时的煎熬，换来摁下快门一瞬间的舒畅，“更多时间在等待惊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
感动常有，但沮丧也是常态。“你对这个世界有期望，就会不断地被自己的期望困扰。”负面的报道时常会被阻挠，拍摄过的地方很多因为开发而消失。有时半夜喝多了酒，他忍不住跑到网上发帖，痛骂“摄影师是废物”。照片的力量太单薄了，王放决定回去专心做科研，为地方保护发挥一些实际作用。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王放的观念就受到了冲击。他跟随导师参加高铁环境影响评价，评估工程会对大熊猫栖息地带来多大影响。一进会场，周围弥漫起警惕的气氛。不断有人劝他们“境界要高一点”，说高铁会给地方GDP带来多大增长，说多少人在盼着这条铁路给他们带来工作。
王放再次感到了无力。“特别深地感受到大家的需求不一样，而且都合理，你的需求是关心生态保护，但别人的需求确实也是别人的饭碗、别人的医疗、别人的教育。”评价会开了不下20次，每次都因为环保问题驳回。王放能给出一些大熊猫受影响的数字，但无法提出准确的保护方案。
这场评价会让王放反思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意识到摄影更多依靠感觉，但是科学要靠数字说话。“如果可持续发展这件事儿有公式能定量预测出来就好了，不是靠拍脑袋，也不是靠情怀。”基于公式，能够划定人类施加影响的范围，生物保护也就有了尺度。
于是，王放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采集了秦岭地区大熊猫的数据，试图找出人类活动的阈值。因为基础数据几乎为零，光采集就花了3年。海量数据收回来后的数据分析，是最折磨王放的步骤。野外取得的数据没有在实验室里受到严格控制，需要用数学过程还原碎片信息背后的影响因素。他不得不啃下大量的数学书籍，自己写模型，开发新方法。
经过延毕一年，王放最终得出了一些关键阈值，“比如当车流量超过阈值的时候，这条公路就像熊猫的死亡陷阱一样过不去了。不管旅游开发还是移民搬迁，只要找到这个阈值，就能更好地去调整。” 还有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大熊猫比人类想象的更熟悉人类。如果是5户以下的居民点，它们可以接近到几百米之内的距离。让大熊猫陌生的是巨大工程，以及大型移民搬迁点和旅游开发。但在传统观念里，所有人类活动对动物保护都是负面的。粗暴、一刀切的生态移民法常常被采用，如果没有规划好，可能让不少乡民失去生计。
王放轻轻地把手电筒转向自己，但貉并不害怕，自顾自走了过来。它们早已熟悉了人类，住在墙壁的夹层、桥墩、废弃下水道等离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昼伏夜出，遵守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
“在城市里，我们不太关注特别罕见的物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广泛适应城市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物种。”王放解释说，这些动物在生态学上被称为“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指示着所在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英伦三岛的狐狸、西欧大陆的野猪，都是此类代表。而在上海，貉的生存轨迹，记录着这座城市水源、植被、空气和土壤的变化。
2019年明，身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的王放启动了名为“貉以为家”的研究项目，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近40个点位布下红外线相机，搜集这片区域内貉的基础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开放给政府部门、科研工作者和NGO使用。
貉曾在中国广泛分布，但在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们被捕杀或失去栖息地，已经局部灭绝。但在上海，貉幸运地存续下来，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温和无害的性格，练就了一套在城市缝隙中生存的技能。它们履行自己在食物链上的角色，守护一片区域的生态系统平衡。
然而，城市里毒鼠强、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的滥用，仍在导致貉的种群崩溃甚至消失。另一方面，貉身上携带的狂犬病、犬瘟、疥螨等病毒或寄生虫，也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如果从发展眼光看的话，再过20年、30年，中国城市里人跟动物的冲突会比今天多得多。”王放觉得，现在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是给未来的潜在风险做准备。在他的构想中，未来这个数据平台的结果开放给公众后，能成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甚至景观设计公司重新规划和改造社区景观的基础。
姓名/王放
職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貉以为家”项目启动者
王放对于野生动物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他，从北大附小一路念到北大，北大校园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自然乐园。他最喜欢看蜘蛛、甲虫等各种各样的虫子，带着孩子的好奇和残忍，把水灌进虫子的洞，也会在作业本上画满虫子的口器。
小学三年级，他拿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从此探险的战绩都有了可供吹牛的证据。四年级时，王放看了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潘文石描写学生吕植经历的书籍《大熊猫的故事》，决心以后也要和动物一起工作。200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5年后回校硕博连读，成为吕植教授的博士生。
上大学后，个性自由的王放给自己最初的定位是做一名自然摄影师。那时，全国的鸟类摄影师不过百人左右，“大家都拍了很多好照片，但是中国还是缺乏打动人心的自然报道。”王放把焦点放在拍摄专题报道，通过照片讲述动物习性、自然变化，以及和人有关的故事。
那段时间，他过着一种近乎浪漫的生活，在各地游历、独立拍摄专题。2006年为贵州梵净山保护区专题寻找黔金丝猴，王放每天早上8点出门，爬到树干上搭建的临时平台，午餐只有一把花生米，这么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徒劳的等待一直持续，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林间升起一场大雾，黔金丝猴的叫声从四面八方由远及近。一阵大风将雾吹开，王放突然清楚地看到猴子在树周围追逐打闹。一瞬间，他甚至以为那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待时的煎熬，换来摁下快门一瞬间的舒畅，“更多时间在等待惊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
感动常有，但沮丧也是常态。“你对这个世界有期望，就会不断地被自己的期望困扰。”负面的报道时常会被阻挠，拍摄过的地方很多因为开发而消失。有时半夜喝多了酒，他忍不住跑到网上发帖，痛骂“摄影师是废物”。照片的力量太单薄了，王放决定回去专心做科研，为地方保护发挥一些实际作用。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王放的观念就受到了冲击。他跟随导师参加高铁环境影响评价，评估工程会对大熊猫栖息地带来多大影响。一进会场，周围弥漫起警惕的气氛。不断有人劝他们“境界要高一点”，说高铁会给地方GDP带来多大增长，说多少人在盼着这条铁路给他们带来工作。
王放再次感到了无力。“特别深地感受到大家的需求不一样，而且都合理，你的需求是关心生态保护，但别人的需求确实也是别人的饭碗、别人的医疗、别人的教育。”评价会开了不下20次，每次都因为环保问题驳回。王放能给出一些大熊猫受影响的数字，但无法提出准确的保护方案。
这场评价会让王放反思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意识到摄影更多依靠感觉，但是科学要靠数字说话。“如果可持续发展这件事儿有公式能定量预测出来就好了，不是靠拍脑袋，也不是靠情怀。”基于公式，能够划定人类施加影响的范围，生物保护也就有了尺度。
于是，王放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采集了秦岭地区大熊猫的数据，试图找出人类活动的阈值。因为基础数据几乎为零，光采集就花了3年。海量数据收回来后的数据分析，是最折磨王放的步骤。野外取得的数据没有在实验室里受到严格控制，需要用数学过程还原碎片信息背后的影响因素。他不得不啃下大量的数学书籍，自己写模型，开发新方法。
经过延毕一年，王放最终得出了一些关键阈值，“比如当车流量超过阈值的时候，这条公路就像熊猫的死亡陷阱一样过不去了。不管旅游开发还是移民搬迁，只要找到这个阈值，就能更好地去调整。” 还有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大熊猫比人类想象的更熟悉人类。如果是5户以下的居民点，它们可以接近到几百米之内的距离。让大熊猫陌生的是巨大工程，以及大型移民搬迁点和旅游开发。但在传统观念里，所有人类活动对动物保护都是负面的。粗暴、一刀切的生态移民法常常被采用，如果没有规划好，可能让不少乡民失去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