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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
这样的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今年5月前两周，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已密集约谈了多个地方政府。5月3日，约谈山西省晋城、河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5月11日，约谈广州市、盐城市、包头市、温岭市等7市政府。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区）。
记者梳理发现，具体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4月20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盐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因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在各类专项督查中，约谈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从2017年4月开始，原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3个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荥阳市、山东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长治高新区等地方政府负责人被约谈，原因是这些地方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力，有企业顶风作案，有政府部门弄虚作假。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5月刚被约谈的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和山西省阳泉市就属于这种情况。这3个城市因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评估考核结果不合格而被约谈。再往前一些的2015年，作为数月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倒数前十名的城市，郑州市被原环保部约谈。
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典型情况如2015年因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约谈甘肃省张掖市，2016年因山西华兴铝业发生矿浆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约谈山西省吕梁市等。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業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不断加码的约谈效果如何，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给出的评价是，“环保约谈这些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记者发现，接受约谈时，多市市长表态称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从公开的约谈名单来看，截至目前，90%以上的城市没有被第二次约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约谈的效果。
与此同时，作为督政的两柄利剑，约谈正在和量化问责紧密结合。5月3日，生态环境部致函山西、山东、河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对有关责任人实施量化问责。以晋城市为例，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PM2.5平均浓度下降3.7%，仅完成任务目标的37%，低于60%的下限要求，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晋城市分管副市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约谈与问责的紧密结合无疑将持续传导环保压力，让环保不是“一阵风”，而是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
（摘自《北京青年报》5.14 邢颖/文）
这样的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今年5月前两周，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已密集约谈了多个地方政府。5月3日，约谈山西省晋城、河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5月11日，约谈广州市、盐城市、包头市、温岭市等7市政府。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区）。
记者梳理发现，具体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4月20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盐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因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在各类专项督查中，约谈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从2017年4月开始，原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3个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荥阳市、山东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长治高新区等地方政府负责人被约谈，原因是这些地方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力，有企业顶风作案，有政府部门弄虚作假。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5月刚被约谈的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和山西省阳泉市就属于这种情况。这3个城市因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评估考核结果不合格而被约谈。再往前一些的2015年，作为数月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倒数前十名的城市，郑州市被原环保部约谈。
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典型情况如2015年因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约谈甘肃省张掖市，2016年因山西华兴铝业发生矿浆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约谈山西省吕梁市等。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業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不断加码的约谈效果如何，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给出的评价是，“环保约谈这些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记者发现，接受约谈时，多市市长表态称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从公开的约谈名单来看，截至目前，90%以上的城市没有被第二次约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约谈的效果。
与此同时，作为督政的两柄利剑，约谈正在和量化问责紧密结合。5月3日，生态环境部致函山西、山东、河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对有关责任人实施量化问责。以晋城市为例，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PM2.5平均浓度下降3.7%，仅完成任务目标的37%，低于60%的下限要求，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晋城市分管副市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约谈与问责的紧密结合无疑将持续传导环保压力，让环保不是“一阵风”，而是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
（摘自《北京青年报》5.14 邢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