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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沧海桑田。2003年的那个春天，我们是否已经忘却？数据显示，2003年广东省有1512人感染了SARS。
“毒王”的帽子压了黄杏初十年，他也躲了十年，他透过家人说“要过安静的日子”。从离奇感染“非典”，到一度“失踪”，后来在各方的呼吁下站出来说话并捐献了血清，但接下来又再度“隐身”。转眼十年，中国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河源厨师黄杏初，他的身影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
记者近日去河源寻访黄杏初，他老家的三层楼房已经弃置，一家人连过春节都没有回来。可是救治和关注过“毒王”的多名医护人员一直在寻找他，“非典”如此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不符合流行病的特征，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毒王”远走，隐姓埋名
黄杏初的老家在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东方村，记者从东方村村委出来，沿着乡间水泥村道向前走，不一会就看到贴着红白相间瓷片的一栋三层小楼，这里就是黄杏初的家。尽管小楼旁的老房门口还贴有红纸墨字的春联，但是散步经过的黄春南老人说，春联是邻居帮忙贴上去的，“客家人的风俗，老房子即使不住人，春联还不能省”。
东方村村主任吴少松说，2002年底，在深圳一家客家菜饭店里做大厨的黄杏初突然回来了，因为发了高烧，回来休息、治病。在家住了几天没治好，就转去了河源，后来又去了广州。病好后很多人找他，一家人不胜其扰，他找工作也遇到了问题，一度对外面的人很抗拒。
“非典”后黄杏初又外出了，很少回来。两个孩子在河源读书，他的妻子就跟去河源为孩子做饭。黄杏初的父亲前几年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就随黄杏初搬走了。这个曾经很热闹的院子就人去楼空，安静了下来。
“黄杏初头脑灵活，很会做生意。”吴少松说，黄杏初妻子的娘家在紫金县临江镇，属于紫金县的工业开发区，人口比较集中，商业也繁荣，黄杏初看中了那里，留下来开饭店。
“黄杏初自己当老板，又忙采购、又掌管厨房，平常非常忙。”吴少松透露，不仅在临江镇，黄杏初在深圳也还有生意，所以两地奔走，很少有时间回来。记者问起黄杏初妻子的名字，吴少松想了好久也没想起来。
黄春南透露，春节后村里有一家人办喜事，黄杏初匆匆回来过一趟，没有住，就又走了。黄春南曾去黄杏初在临江镇上的客家饭店吃过几次饭，但不愿意透露饭店的具体地址，“既然他本人不想有人打搅他，就不要去找他了吧！”
紫金县柏埔镇卫生院负责人帮记者尝试联系黄杏初的家人，几经辗转查到了黄杏初妻子邓丽娟的电话。在电话中邓丽娟表示，黄杏初身体恢复很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工作也非常忙；并且由于一直从事餐饮行业，为避免顾客因不必要的顾虑而影响生意，他不愿再接受采访。“事情早就过去了，我们只想安静地过日子！”
记者在黄杏初东方村的老家再次拨打邓丽娟的电话，希望了解他们家详细的近况。但她再也没接电话。村主任吴少松和柏埔镇卫生院负责人也用自己的手机拨打，同样再没人接听。记者发稿前一直没能再联系到她。
“非典”后，黄杏初躲避公众的视线，几乎是一种常态。只是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公开出现过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当时他就直言，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希望患病经历不影响自己工作。
2003年已过去了十年，为何黄杏初如此介意自己的经历，他身边的人真的歧视他？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东方村村民和河源本地官员都直言，其实没人歧视他，可能他过于敏感，也可能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村民说，黄杏初康复后又回到深圳的酒楼上班，却不料因为他的回归，酒楼的生意一下子淡了。这让他不仅丢了工作，连带着也影响了老板的生意。“当时黄杏初又隗疚又绝望，确实对社会的过多关注感到恐惧。”
记者在对“非典”患病者群体的采访中，确实也有人反映，经历歧视确实存在。和黄杏初前后发病的河源市民郭先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郭先生说，他为争取“非典”患者的权益四处奔走时，有些人、甚至有些官员，见他来了马上去敞开门，又打开窗；还有些人看他的目光总有些异样。“这不是歧视是什么？！”
郭先生说，加上黄杏初是做餐饮生意的，更怕人们有担忧心理，躲开公众视线是自然的，“我理解他！”
九名医护。相继“毒”倒
黄杏初是2002年12月发病的，那时“非典”一词还没诞生。黄杏初被送往河源市人民医院后，接着被转送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杏初是康复后回医院复诊时，才从医生口中听出自己曾患的病就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
接下来“非典”肆虐广州、香港、北京等地，并席卷全国，而参与早期抢救、转送黄杏初的9名河源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几天后都发烧了，最终确诊感染上了“非典”。也正因为他传染了很多人，黄杏初后来被人们称为“毒王”，是广东“非典”期间少有的几个“毒王”之一。
叶钧强就是2002年12月份河源市人民医院接诊黄杏初的医生。
“那时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疗条件很差，所谓救护车就是金杯汽车改造的，病人、医护人员和司机都在一个空间内，很容易感染病毒。”叶钧强说，加上那几日奔波劳累，两天后他就出现了发热、咳嗽。他病倒了，接着，接诊过黄杏初的几名护士、护工也倒下了。
在染病的医护人员中，叶钧强的病情最重，后来他被送到了自己曾送黄杏初去的广州军区总医院救治，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2003年春节前夕，叶钧强度过了危险期，捡回了一条命，他回到河源后又住了两个月院，身体才慢慢恢复。
然而叶钧强恢复得并没有黄杏初好，虽然命捡回来了，但病毒损伤了他的肺，留下了“‘非典’后遗症”。至今，叶钧强每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咳嗽。“每年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有半年时间会咳嗽不止。”以前他最喜欢踢球，后来再不敢碰了。
十年了，他从未停止吃药。“有一种叫高露施的进口药物，治疗‘非典’病毒引起的肺部纤维化很有效，连吃3-5年对肺功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但这种药很贵，服用期又长，一般人都吃不起。”叶钧强说，他自己只吃过三个月。 被黄杏初感染的其他8位医护人员，多发病较轻，就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隔离救治，但也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护士阿琴（应被访者要求，化名）肺功能也有所改变，一旦感冒就气喘。
“最惨的是有两位女同事，都怀有身孕，一位确诊感染了‘非典’，在抢救中孩子没了，为不再重揭那块伤疤，在她面前大家都不再提‘非典’。”也曾感染非典的护士肖冬梅说，还有一位同事属于疑似病例，最终没确诊，但当时也发烧治疗过，她当时怀的孩子后来生了下来，但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怀疑这和感染“非典”有关。
“毒王”家人，无一中招
不少专业人士十年来一直在关注着黄杏初这个“非典”病例。在黄杏初病愈出院后“消失”的那段日子，时任河源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现任河源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傅爱锋就在急切地寻找他。尤其是后来“非典”疫情肆虐时，尽快找到黄杏初这个发生在河源、全球最早确诊的病例，并做流行病学调查，就显得非常必要。
后来黄杏初露面了，傅爱锋也如愿以偿，不仅采访了他，还调查了他的家人及接触过的人。遗憾的是，十年前盘桓在傅爱锋心头的很多疑问至今都无解：“非典”来得突然也去得突然，它到底来自哪里？为何传染了很多医护人员，黄的家人却无一人确诊？作为一种病毒为何后来突然消失无踪？
傅爱锋告诉记者，黄杏初和他的家人都抽血化验过，体内“非典”病毒抗体都呈阳性。
作为上级部门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样关注黄杏初这个病例，但对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感到失望。“当时我们该问的都问了，还是没有任何结论。”该中心流行病防控所所长何剑峰说，他们同时也对佛山、中山那边的早发病例进行过调查，很遗憾都没有结论。
在河源，还有一位亲历“非典”、又一直关注“非典”病例的专家，他是时任河源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现任河源市中医院院长的殷汉华。近日他在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非典”如此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不符合流行病的特征，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令我们自豪的是，河源虽然出了全球首例确诊的‘非典’患者（黄杏初），并先后有19人确诊感染，但无一人死亡。”殷汉华说，当年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蜗在老城区里，破落、陈旧，软硬件水平都很低，却打赢了非典这一仗，原因也耐人琢磨。
“后来一位台湾研究非典的学者来调查，在无数的疑团面前，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空气对流好，稀释了传染病房中的病毒浓度。”殷汉华说，医院建在东江边，空气对流确实好，这一点也作为经验在后来的抗非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很多医院甚至用大型抽风机促进空气对流。
经历过“非典”已浴火重生的河源，如今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早非十年前可比，在国家、省市的重视下，河源市人民医院搬到新城区，高标准建立了全新的院区，硬件设施一流，目前已荣升三甲医院。而原来地方狭小的河源市中医院，搬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原址，并新建了大楼，医用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十倍；另外市疾控中心、市妇幼保健院也焕然一新，市精神病防治中心正在建设。“‘非典’十周年之际，河源的突发疾病防控体系即将建成。”
（摘自《羊城晚报》）
“毒王”的帽子压了黄杏初十年，他也躲了十年，他透过家人说“要过安静的日子”。从离奇感染“非典”，到一度“失踪”，后来在各方的呼吁下站出来说话并捐献了血清，但接下来又再度“隐身”。转眼十年，中国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河源厨师黄杏初，他的身影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
记者近日去河源寻访黄杏初，他老家的三层楼房已经弃置，一家人连过春节都没有回来。可是救治和关注过“毒王”的多名医护人员一直在寻找他，“非典”如此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不符合流行病的特征，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毒王”远走，隐姓埋名
黄杏初的老家在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东方村，记者从东方村村委出来，沿着乡间水泥村道向前走，不一会就看到贴着红白相间瓷片的一栋三层小楼，这里就是黄杏初的家。尽管小楼旁的老房门口还贴有红纸墨字的春联，但是散步经过的黄春南老人说，春联是邻居帮忙贴上去的，“客家人的风俗，老房子即使不住人，春联还不能省”。
东方村村主任吴少松说，2002年底，在深圳一家客家菜饭店里做大厨的黄杏初突然回来了，因为发了高烧，回来休息、治病。在家住了几天没治好，就转去了河源，后来又去了广州。病好后很多人找他，一家人不胜其扰，他找工作也遇到了问题，一度对外面的人很抗拒。
“非典”后黄杏初又外出了，很少回来。两个孩子在河源读书，他的妻子就跟去河源为孩子做饭。黄杏初的父亲前几年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就随黄杏初搬走了。这个曾经很热闹的院子就人去楼空，安静了下来。
“黄杏初头脑灵活，很会做生意。”吴少松说，黄杏初妻子的娘家在紫金县临江镇，属于紫金县的工业开发区，人口比较集中，商业也繁荣，黄杏初看中了那里，留下来开饭店。
“黄杏初自己当老板，又忙采购、又掌管厨房，平常非常忙。”吴少松透露，不仅在临江镇，黄杏初在深圳也还有生意，所以两地奔走，很少有时间回来。记者问起黄杏初妻子的名字，吴少松想了好久也没想起来。
黄春南透露，春节后村里有一家人办喜事，黄杏初匆匆回来过一趟，没有住，就又走了。黄春南曾去黄杏初在临江镇上的客家饭店吃过几次饭，但不愿意透露饭店的具体地址，“既然他本人不想有人打搅他，就不要去找他了吧！”
紫金县柏埔镇卫生院负责人帮记者尝试联系黄杏初的家人，几经辗转查到了黄杏初妻子邓丽娟的电话。在电话中邓丽娟表示，黄杏初身体恢复很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工作也非常忙；并且由于一直从事餐饮行业，为避免顾客因不必要的顾虑而影响生意，他不愿再接受采访。“事情早就过去了，我们只想安静地过日子！”
记者在黄杏初东方村的老家再次拨打邓丽娟的电话，希望了解他们家详细的近况。但她再也没接电话。村主任吴少松和柏埔镇卫生院负责人也用自己的手机拨打，同样再没人接听。记者发稿前一直没能再联系到她。
“非典”后，黄杏初躲避公众的视线，几乎是一种常态。只是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公开出现过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当时他就直言，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希望患病经历不影响自己工作。
2003年已过去了十年，为何黄杏初如此介意自己的经历，他身边的人真的歧视他？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东方村村民和河源本地官员都直言，其实没人歧视他，可能他过于敏感，也可能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村民说，黄杏初康复后又回到深圳的酒楼上班，却不料因为他的回归，酒楼的生意一下子淡了。这让他不仅丢了工作，连带着也影响了老板的生意。“当时黄杏初又隗疚又绝望，确实对社会的过多关注感到恐惧。”
记者在对“非典”患病者群体的采访中，确实也有人反映，经历歧视确实存在。和黄杏初前后发病的河源市民郭先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郭先生说，他为争取“非典”患者的权益四处奔走时，有些人、甚至有些官员，见他来了马上去敞开门，又打开窗；还有些人看他的目光总有些异样。“这不是歧视是什么？！”
郭先生说，加上黄杏初是做餐饮生意的，更怕人们有担忧心理，躲开公众视线是自然的，“我理解他！”
九名医护。相继“毒”倒
黄杏初是2002年12月发病的，那时“非典”一词还没诞生。黄杏初被送往河源市人民医院后，接着被转送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杏初是康复后回医院复诊时，才从医生口中听出自己曾患的病就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
接下来“非典”肆虐广州、香港、北京等地，并席卷全国，而参与早期抢救、转送黄杏初的9名河源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几天后都发烧了，最终确诊感染上了“非典”。也正因为他传染了很多人，黄杏初后来被人们称为“毒王”，是广东“非典”期间少有的几个“毒王”之一。
叶钧强就是2002年12月份河源市人民医院接诊黄杏初的医生。
“那时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疗条件很差，所谓救护车就是金杯汽车改造的，病人、医护人员和司机都在一个空间内，很容易感染病毒。”叶钧强说，加上那几日奔波劳累，两天后他就出现了发热、咳嗽。他病倒了，接着，接诊过黄杏初的几名护士、护工也倒下了。
在染病的医护人员中，叶钧强的病情最重，后来他被送到了自己曾送黄杏初去的广州军区总医院救治，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2003年春节前夕，叶钧强度过了危险期，捡回了一条命，他回到河源后又住了两个月院，身体才慢慢恢复。
然而叶钧强恢复得并没有黄杏初好，虽然命捡回来了，但病毒损伤了他的肺，留下了“‘非典’后遗症”。至今，叶钧强每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咳嗽。“每年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有半年时间会咳嗽不止。”以前他最喜欢踢球，后来再不敢碰了。
十年了，他从未停止吃药。“有一种叫高露施的进口药物，治疗‘非典’病毒引起的肺部纤维化很有效，连吃3-5年对肺功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但这种药很贵，服用期又长，一般人都吃不起。”叶钧强说，他自己只吃过三个月。 被黄杏初感染的其他8位医护人员，多发病较轻，就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隔离救治，但也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护士阿琴（应被访者要求，化名）肺功能也有所改变，一旦感冒就气喘。
“最惨的是有两位女同事，都怀有身孕，一位确诊感染了‘非典’，在抢救中孩子没了，为不再重揭那块伤疤，在她面前大家都不再提‘非典’。”也曾感染非典的护士肖冬梅说，还有一位同事属于疑似病例，最终没确诊，但当时也发烧治疗过，她当时怀的孩子后来生了下来，但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怀疑这和感染“非典”有关。
“毒王”家人，无一中招
不少专业人士十年来一直在关注着黄杏初这个“非典”病例。在黄杏初病愈出院后“消失”的那段日子，时任河源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现任河源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傅爱锋就在急切地寻找他。尤其是后来“非典”疫情肆虐时，尽快找到黄杏初这个发生在河源、全球最早确诊的病例，并做流行病学调查，就显得非常必要。
后来黄杏初露面了，傅爱锋也如愿以偿，不仅采访了他，还调查了他的家人及接触过的人。遗憾的是，十年前盘桓在傅爱锋心头的很多疑问至今都无解：“非典”来得突然也去得突然，它到底来自哪里？为何传染了很多医护人员，黄的家人却无一人确诊？作为一种病毒为何后来突然消失无踪？
傅爱锋告诉记者，黄杏初和他的家人都抽血化验过，体内“非典”病毒抗体都呈阳性。
作为上级部门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样关注黄杏初这个病例，但对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感到失望。“当时我们该问的都问了，还是没有任何结论。”该中心流行病防控所所长何剑峰说，他们同时也对佛山、中山那边的早发病例进行过调查，很遗憾都没有结论。
在河源，还有一位亲历“非典”、又一直关注“非典”病例的专家，他是时任河源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现任河源市中医院院长的殷汉华。近日他在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非典”如此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不符合流行病的特征，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令我们自豪的是，河源虽然出了全球首例确诊的‘非典’患者（黄杏初），并先后有19人确诊感染，但无一人死亡。”殷汉华说，当年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蜗在老城区里，破落、陈旧，软硬件水平都很低，却打赢了非典这一仗，原因也耐人琢磨。
“后来一位台湾研究非典的学者来调查，在无数的疑团面前，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空气对流好，稀释了传染病房中的病毒浓度。”殷汉华说，医院建在东江边，空气对流确实好，这一点也作为经验在后来的抗非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很多医院甚至用大型抽风机促进空气对流。
经历过“非典”已浴火重生的河源，如今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早非十年前可比，在国家、省市的重视下，河源市人民医院搬到新城区，高标准建立了全新的院区，硬件设施一流，目前已荣升三甲医院。而原来地方狭小的河源市中医院，搬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原址，并新建了大楼，医用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十倍；另外市疾控中心、市妇幼保健院也焕然一新，市精神病防治中心正在建设。“‘非典’十周年之际，河源的突发疾病防控体系即将建成。”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