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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七月，高考是绕不过的话题，虽然近年其考期已调整至六月，但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讲，七月——俨然已成高考“代言”。各位看官或许不知，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初次高考，竟是在白雪飘飘的冬季。
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很冷，大雪节气已过，至此而雪盛。
对于那些怀揣准考证，准备走进考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天很暖，因为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经过十年之久的封锁，高考大门终于重新开启。全国有570多万的年轻人先后从农村、工厂、部队和校园奔赴考场，奔赴命运的十字路口。一张准考证，为曾经苍凉的青春注入了温暖和希望。在他们心中，坚冰融，新思萌，至此而春至。
《人民中国》的总编辑车慕奇与摄影记者翁乃强走访了北京第五十四中学和北京市第五中学考场，用镜头记录了沉寂多年、求知若渴的北京青年首次面临高考考验的真实状态。
1966年：高考废除，教育断层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考作为当时高等教育选拔的惟一途径，曾引发广泛争议，并沦为“过去式”。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一时之间，高考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全国高校从此停止招生。也是这一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声中，以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为首的老三届离开校园，投身北大荒，将青春的斗志与激情播撒在荒芜的大地上。
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要求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
1973年7月，全国举办了“文革”十年中惟一的一次大学招生考试。但在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起因是辽宁省兴城县下乡知青张铁生在交了白卷后利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考试提出了异议。张铁生因此被称为“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白卷英雄”。从此，文化考试被打倒，推荐选拔制度开始实行。通过这种选拔制度而走入大学的大学生就是历史上的“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了这一时代大学生的主要任务。
十年“文革”的折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缺失和人才断层。
进考场前，考生在候考室捧着书本临阵“磨枪”。北方冬天天寒地冻，候考室里烧着小煤炉。如今这样的教室在北京的学校中已经很少见了
1977年：重整教育待后生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形容在“非高考”时代下高等教育选拔资格的不公平现象。
1977年8月4日，受中央委托，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与会的科学家、教育专家畅所欲言，控诉了“文革”对文化教育领域的巨大创伤，表达了对教育复兴的迫切希望。武汉大学代表査全性建议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一言甫出，举座哗然。邓小平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后，决定当年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凡是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原军人、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统一考试。高考的恢复重现再一次让教育实现了公平。
在获准进入考场的年轻人看来，这一年的冬天像春天一样，暖融融的。
在北京第五十四中学考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们如释重负地从考场中走出来，“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固然受重视，但考生们基本上都是独自奔赴考场，很少有家长接送
考生在读题时遇到了不清楚的地方，便向监考老师询问。对于这些大龄考生而言，考场是个久违的地方
一场考试结束，考生们还依依不舍地在考场讨论刚才遇到的难题。北京市第五中学的操场上挂着条幅，上面写道“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罪行”
《人民中国》总编辑车慕奇（右）采访监考老师，了解考生报名的情况和组织开展情况。当时进入考场采访需要得到上级批准。能进入考场拍摄和采访的媒体为数不多
1978年：高考，开启命运之门
1977年12月10日，570多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走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机会、忐忑的心情和奋发的意气奔赴考场。他们的年级跨度从1966届到1977届，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有36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群高考考生。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深造的青年，他们有的阅历丰富，有的拖家带口，但是他们依然非常渴望重拾书本，重返校园。
“热烈欢迎考生接受祖国挑选”——这是北京市第五中学考场外黑板上的一句标语。作为停滞十年以后的首次公平选拔，1977年的高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时任《人民中国》的总编辑车慕奇和摄影记者翁乃强作为新闻媒体代表获批进入考场。翁乃强用镜头见证了改革开放第一届考生的心情和状态。
作为1964年毕业的老大学生，翁乃强非常理解当时考生们的心情。“在考场上，我拍摄不敢用闪光灯，我怕影响考生答题。所以成像颗粒比较大，画面比较粗糙。” 为了捕捉高考考生的状态，翁乃强在拍摄时谨小慎微。考生们眉头紧锁，翁乃强也小心翼翼，屏住呼吸，融于紧张、肃静的气氛中。当考生们走出考场，他们或欢笑、或释然、或沮丧、或兴奋的面貌构成了翁乃强镜头中的历史记忆。
在1978年的春天，27万年轻人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在翁乃强眼中，上山下乡让青年人在艰苦的生存实践中培养了坚韧的性格，塑造了感恩和仁义的心灵，这是一种难得的“德育”；恢复高考则为饱经风霜的五零后年轻人提供了获得“智育”的机会。这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往实现人生价值的阶梯。
自此，高考这座阶梯改变了78届学子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翁乃强
1936年7月1日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华侨的
家庭，父亲翁福林于日本南侵前开过照相馆、广告公
司、电影公司，翁乃强由于家庭影响十二岁就从侨报
《生活报》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基础并酷爱美术。
1951年7月回国。
1951—1953年在北京育英中学(现25中学)上初中。
1954—195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
1958—1963年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学习，
师承艾中信、韦启美、林岗、詹建俊、李苦禅等老师。
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
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
1980年先后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
198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任副会长，荣誉高级会士。1988年获香港国际幻影会荣誉高级会士。
1990年 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任副教授。
1993年被中央美术学院评为教授。
199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四月风-实名制摄影圈知名摄影师会员
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很冷，大雪节气已过，至此而雪盛。
对于那些怀揣准考证，准备走进考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天很暖，因为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经过十年之久的封锁，高考大门终于重新开启。全国有570多万的年轻人先后从农村、工厂、部队和校园奔赴考场，奔赴命运的十字路口。一张准考证，为曾经苍凉的青春注入了温暖和希望。在他们心中，坚冰融，新思萌，至此而春至。
《人民中国》的总编辑车慕奇与摄影记者翁乃强走访了北京第五十四中学和北京市第五中学考场，用镜头记录了沉寂多年、求知若渴的北京青年首次面临高考考验的真实状态。
1966年：高考废除，教育断层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考作为当时高等教育选拔的惟一途径，曾引发广泛争议，并沦为“过去式”。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一时之间，高考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全国高校从此停止招生。也是这一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声中，以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为首的老三届离开校园，投身北大荒，将青春的斗志与激情播撒在荒芜的大地上。
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要求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
1973年7月，全国举办了“文革”十年中惟一的一次大学招生考试。但在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起因是辽宁省兴城县下乡知青张铁生在交了白卷后利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考试提出了异议。张铁生因此被称为“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白卷英雄”。从此，文化考试被打倒，推荐选拔制度开始实行。通过这种选拔制度而走入大学的大学生就是历史上的“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了这一时代大学生的主要任务。
十年“文革”的折磨，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缺失和人才断层。
进考场前，考生在候考室捧着书本临阵“磨枪”。北方冬天天寒地冻，候考室里烧着小煤炉。如今这样的教室在北京的学校中已经很少见了
1977年：重整教育待后生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形容在“非高考”时代下高等教育选拔资格的不公平现象。
1977年8月4日，受中央委托，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与会的科学家、教育专家畅所欲言，控诉了“文革”对文化教育领域的巨大创伤，表达了对教育复兴的迫切希望。武汉大学代表査全性建议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一言甫出，举座哗然。邓小平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后，决定当年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凡是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原军人、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统一考试。高考的恢复重现再一次让教育实现了公平。
在获准进入考场的年轻人看来，这一年的冬天像春天一样，暖融融的。
在北京第五十四中学考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们如释重负地从考场中走出来，“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固然受重视，但考生们基本上都是独自奔赴考场，很少有家长接送
考生在读题时遇到了不清楚的地方，便向监考老师询问。对于这些大龄考生而言，考场是个久违的地方
一场考试结束，考生们还依依不舍地在考场讨论刚才遇到的难题。北京市第五中学的操场上挂着条幅，上面写道“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罪行”
《人民中国》总编辑车慕奇（右）采访监考老师，了解考生报名的情况和组织开展情况。当时进入考场采访需要得到上级批准。能进入考场拍摄和采访的媒体为数不多
1978年：高考，开启命运之门
1977年12月10日，570多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走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机会、忐忑的心情和奋发的意气奔赴考场。他们的年级跨度从1966届到1977届，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有36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群高考考生。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深造的青年，他们有的阅历丰富，有的拖家带口，但是他们依然非常渴望重拾书本，重返校园。
“热烈欢迎考生接受祖国挑选”——这是北京市第五中学考场外黑板上的一句标语。作为停滞十年以后的首次公平选拔，1977年的高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时任《人民中国》的总编辑车慕奇和摄影记者翁乃强作为新闻媒体代表获批进入考场。翁乃强用镜头见证了改革开放第一届考生的心情和状态。
作为1964年毕业的老大学生，翁乃强非常理解当时考生们的心情。“在考场上，我拍摄不敢用闪光灯，我怕影响考生答题。所以成像颗粒比较大，画面比较粗糙。” 为了捕捉高考考生的状态，翁乃强在拍摄时谨小慎微。考生们眉头紧锁，翁乃强也小心翼翼，屏住呼吸，融于紧张、肃静的气氛中。当考生们走出考场，他们或欢笑、或释然、或沮丧、或兴奋的面貌构成了翁乃强镜头中的历史记忆。
在1978年的春天，27万年轻人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在翁乃强眼中，上山下乡让青年人在艰苦的生存实践中培养了坚韧的性格，塑造了感恩和仁义的心灵，这是一种难得的“德育”；恢复高考则为饱经风霜的五零后年轻人提供了获得“智育”的机会。这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往实现人生价值的阶梯。
自此，高考这座阶梯改变了78届学子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翁乃强
1936年7月1日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华侨的
家庭，父亲翁福林于日本南侵前开过照相馆、广告公
司、电影公司，翁乃强由于家庭影响十二岁就从侨报
《生活报》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基础并酷爱美术。
1951年7月回国。
1951—1953年在北京育英中学(现25中学)上初中。
1954—195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
1958—1963年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学习，
师承艾中信、韦启美、林岗、詹建俊、李苦禅等老师。
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
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
1980年先后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
198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任副会长，荣誉高级会士。1988年获香港国际幻影会荣誉高级会士。
1990年 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任副教授。
1993年被中央美术学院评为教授。
199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四月风-实名制摄影圈知名摄影师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