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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代的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二十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他们的主动抱团，让那段历史再度被重提，也让这一波人物群像愈发清晰。
无论未来他们还将走多远，这一代的崛起者，已经用自己的激情与智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命运，并伴随着那个空前的时代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在新一轮改革浪潮中，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经验。
群像：成功这张皮
安于清贫，素来被视为传统美德。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受到了猛烈冲击，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由于其实现途径的大大增加而得到空前释放。
1992年前后，中国诞生了新一代企业家，在今天仍然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等等。这些人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在他们身上集中展现了“92派”的崛起之路与精神特质，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非“热血”二字莫属，即便是在20年后，他们仍然不甘寂寞。
事实上，“92派”这个词便是由陈东升首次提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在6月的《九二派》新书发布会上，他解释道，“‘派’不是派别的意思，而是以1992年作为分水岭”。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东升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派”，从1988年到1993年一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任常务副总编，直到他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6年，他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拍卖事业，又创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尽管弃文从商，但他至今仍以“经济学票友”自称，他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市场经济”。陈东升身上保有的那股学者范儿，将草根出身的第一代企业家与“92派”区分开来。
今年2月，已经两鬓斑白的陈东升以“中国保险第一人”之姿站上了哈佛讲堂，泰康也成为第一个进入哈佛案例库的中国保险品牌。
尽管功成名就，作为“92派”的老大哥，进入“知天命”年纪的陈东升依然深知泰康离“伟大的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他心底，“伟大”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词。他时常在采访中提到老友冯仑的那句“伟大的企业是熬出来的。”同为“92派”的代表人物，惺惺相惜之意可见一斑。
如果不提，很难有人相信冯仑与陈东升年纪几乎不相上下，除了外表的差异，冯仑言谈举止流露出的风趣与亲民，也容易让人混淆他的年龄。和冯仑类似的还有另一位地产界大佬——同为“万通六君子”之一的潘石屹。如果要将“92派”的众多企业家归类，那么冯仑和潘石屹绝对可以算作呼风唤雨级的“商业偶像”，不仅因为房地产行业备受瞩目，更因为两位大佬不安于室，热衷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针砭时弊，总能引来群众的围观与争论。对此，冯仑也自我调侃为“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尽管他声称“希望能建立一个让企业家只管创新与纳税，别的什么都不管的健康制度”。
但正是这种在体制内造就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让“92派”企业家在体制外真正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在不断缔造商业成就的同时，诠释了企业家精神以及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在底层尝遍辛酸的冯仑在《九二派》新书发布会上的一句“92派是屌丝变高富帅”引来一片笑声与掌声，在场的另一位“92派”代表黄怒波却可能并不这样想——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就陆续出版多本诗集、身高一米九的青年诗人，怎么也跟“屌丝”挨不着边。
一个诗人无意间嬗变为一名商人，并一路高歌猛进，甚至连续多年跻身中国富豪榜，不可谓不传奇。去年底的冰岛买地事件让以“儒商”著称的黄怒波再次名声鹊起，然而许多旁观者却并不了解作为诗人的那个“骆英”。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10年，1995年创建了中坤投资集团，如今他还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协会员。不难想象，他像个诗人一样做着他的生意，“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
这样的人在“92派”里也并非个案，“万通六君子”之一的王功权便是一个精通诗词歌赋之人，甚至斥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近年，王功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便是“私奔门”的男主角，若非一身与商人身份难以相契的浪漫风骨，想必不会如此轰动。
再者如俞敏洪、王石、朱新礼、郭凡生、袁岳……除了企业家，每个人还扮演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每个角落发光发热。
忆昨：走，“下海”去！
不论是学术派、公知派还是文人派，抑或陈东升划分的南北派企业家，有一点毋庸置疑，“92派”的每个人当年都是从体制内下海，白手起家，一路熬成的角儿。
“下海”一词，出于何典实难考证，不过素来多含轻蔑之意，如少女下舞池作舞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一夜之间成为了时髦，并频频见诸报端，与BP机的嘀嘀声一同不绝于耳。只不过这片“海”不再是过去的三教九流，而是“商海”。
1992年，改变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社会精英仕途之路的，除了南巡讲话，还有国家体改委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党的十四大也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这时候，学术派们想把理论落到实际——陈东升在1992年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职位，他希望建立“中国的索斯比”；公知派们想商业兴国——受“海南热”影响，冯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到海南思谋创业；文人派则不甘从众——黄怒波开始思考，“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
一大批在旁人眼中仕途坦荡的体制内官员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拥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并且拥有远见卓识，相当一部分人率先接触了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模式。在社会价值观随之变革的浪潮中，这些人怀揣着激情与理想下海了。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拓荒，探索企业制度，深耕企业文化，轰轰烈烈地追逐财富与梦想。
黄怒波感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能在体制里面呆着，或者做一个坏人，或者做一个窝囊人。”正如冯仑所说，制度、环境比个人更能创造历史。1992年，成了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称，92派的诞生、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标志。然而泱泱创业大军，成功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据当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20年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有的人没有坚持到最后，有的人摔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眼前被后辈们尊称为“老师”、奉为“偶像”的“92派”们，无一不是在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
创业的第一年，陈东升坦言当时的压力是永世难忘的，“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但不知道最后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会不会有收成”。在创立泰康人寿的前7年里，陈东升没有赚到一分钱，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改变初衷，坚信保险行业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
冯仑的创业道路则更为艰辛，他自言是“92派”里最草根的创业方式——他和合作者分头借钱，注册了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在底层摸爬滚打近十年，是为“野蛮生长”。
即便算得上顺风顺水的黄怒波，也经历过卖茶叶被骗、倒卖复印机和帮人印刷名片的艰苦岁月，挖到第一桶金后才辗转创立了自己的企业。
“到体制中去”，在当下仍是一记响亮的呼声，“92派”是一个历史特定产物，此后再没有公务员整批下海创业的潮流出现，对这一代企业家的追捧和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人们怀疑他们豪情不再，像流星闪过，终将黯然退场。
也许人们终将遗忘这些名字，但历史会记住1992年，以及，这些曾经热血的领路人。
后记：心不死？
“92派”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其实很难用一张脸谱来描绘，正如黄怒波所言，“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之所以有上文所言的“学术派”、“公知派”、“文人派”，纯粹是以精神气质划分，当然这也是轻率的，要读懂他们并非易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左拥资本右拥权力毫无压力地生活着。在他们前面，有上世纪80年代即占据商业舞台的“工业英雄”，后面还有李彦宏、张朝阳这样的海归派“互联网英雄”，夹在中间的“92派”，一方面为体制转型未完成而困扰，一方面仍需探索东方文明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碰撞。“产业报国”的理想，总是在承受雨打风吹。
在面对一众90后对“创业难”的疑虑时，“92派”们给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激情。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现实的困难是前进的障碍，除非自己放弃。
在他们高傲的骨子里，永远不会甘心只做一个商人，而是有精神有格局的企业家，并深深希望后来者将之传承。
对话
BQ：92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毛振华（中国诚信公司董事）：舍弃。在别人眼里92派这些人是社会主流精英，捧着铁饭碗，但是随着一场改革改变了社会价值观，舍弃了这些名誉地位，投入更不确定的挑战中去。
王梓木（华泰保险董事长）：使命感。92派企业家追求自由与创造，不仅要创造好的产品，更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且建立好的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
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时间久了比较“二”。92派口中的词都比较大，最小的词也是“民族”。爱管闲事、管大事、管别人的事、管到自己牺牲为止。
BQ：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超级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所以我的人生就是，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头走到黑，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
黄怒波（中坤投资董事长）：企业家精神就是毁灭性创新。对我来说，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勇于挑战不确定性。
朱新礼（汇源公司董事长）：在欧洲，企业家精神已经严重缺失，那种冒险、进取、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在职业经理人身上已经看不见了。我觉得企业家精神，首先就是乐观的精神，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愿意不断地去奉献，不去享受自己的财富。92派现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他们创造的价值，已不是为个人享受了。
BQ：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
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我最担心的是领导者失去方向，失去领导力，不能理性判断，掌握不好拿捏的分寸，而我则希望看到领导者给我们展示出非凡的领导艺术。
武克钢（香港通恒集团董事长）：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是否跟世界潮流相结合。当然我知道中国国运这么好，人民又那么勤劳，因此现在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但我就是担心这种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
郭凡生（慧聪网董事局主席）：我最担心家族企业“国有化”。家族企业的最大问题：一是制度发生蜕变，与国有企业的制度变得越来越近；一是所有权是你的，所有者开始不勤奋的时候，公司还会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