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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的秋》中提到了“秋士”一词，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特地把这段文字从文章中抽取出来：“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这段文字初读起来并不艰深，无非是讲中国的秋士易于感秋伤情罢了。但仔细揣摩后又觉得文字背后的深意仿佛未能解读到位，我与郁达夫之间似乎隔着一个“秋士”的距离。如果想读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家来，体悟出一个血肉丰富的郁达夫，就必须弄清楚“秋士”的内涵。
研读课下有关“秋士”的解释：古时指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解释很简单也很明确，但指向性却有些模糊，从数量上讲，究竟是指古时所有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还是指一小部分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从程度上讲，究竟是指从青年到暮年一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还是指曾经得过志却在暮年时失志的知识分子？从内涵上讲，究竟是为了强调知识分子的不得志，还是为了强调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品秋情趣？从情感上讲，究竟是对所有到了暮年的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还是对专指以欧阳修和苏东坡为代表的有着极高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却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仰慕与同情？编者所加的“古时”与“暮年”两词究竟是对“秋士”概念内涵的特有限定，还是为了强调“秋士”概念的历史渊源？如果是概念内涵的特有限定，那么郁达夫这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就被编者用两个无意识的特定概念有意识地排除在了“秋士”的行列;如果只是为了强调“秋士”概念的历史渊源，那么毫无疑问作为文化传承者且有着极高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郁达夫也应该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秋士”。
我们要弄清楚郁达夫究竟是不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秋士”？自然是要从文本中寻找答案，而我们上文摘取的文字就是寻求答案的“牛鼻子”。这段文字至少有如下两层意思。
第一层，强调“秋士”这个特定的成语。按照古人造词与用词的习惯，如果把“秋士”一词拆分一下，仅从字面上解释，一是强调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二是强调读书人这个特定的群体，三是强调读书人这个特定的群体对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的一种感伤的情感。
如果仅从字面解释和文本细读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秋士”。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春女善怀”与“秋士易感”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现象，约定俗成之后，便成了文人笔下特有的情感宣泄方式。“春女”这个典型意象，特指在暮春时节，女子往往会因为看到落花而陡然失落，会在不自觉中由落花而联想到自我，从而生出红颜易老、时光飞逝的感伤来。但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春女”意象的塑造与刻画，往往是由男性作家所创造，明面上是写女性，骨子里还是写男性自我，明面上写女性红颜易老、时光飞逝的伤感，其实是写男性自己年华老去、怀才不遇的抱怨之情。
古典文学的含蓄与蕴藉，解读起来好像隔着一层纱，成了横亘在读者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便有文人另辟蹊径，提出了“秋士”的意象。所谓的“秋士易感”，便是指在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中，万物处于一片肃杀之中，秋风扫落叶，繁华落尽，满目萧瑟，进入暮年而又郁郁不得志的文士难免产生时光易逝、英雄末路的伤感。汉代的劉向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写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明确地点出了“春女善怀”和“秋士易感”与相应季节的意象密切相关，这是较早提及“春女”与“秋士”两个意象的历史文献，也表明了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清代的车以遵在《蟋蟀》一诗中也写道：“那能惊懒妇，秋士但增悲。”他已经不再直接提及“春女”，而是直接强调了“秋士”，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传承性。
第二层，强调了“秋士”的文化传承。关于《故都的秋》的解读，如果从表现对象的角度入手，钱理群先生认为是强调“故都”之秋：“郁达夫，作为一个曾居住于北京，深知其‘味’的文化人，他以‘北京人’的眼光看（体验）北京的秋天，自觉地从中寻求审美满足，并诉诸文字（在他的笔下，“北京人”对待自然、生活的品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就成了真正的‘北京文化’的欣赏者与表现者。”陈日亮先生认为是强调“郁氏”之秋：“故都的秋，与其说是故都所独有的，不如说是专属于郁达夫的，全然只是郁达夫的秋。”肖震山先生认为是强调“文化”之秋：“它传达了郁达夫悲秋心理背景下的文化乡愁。”梁平先生认为是强调“生命”之秋：“文章的最高意味在于，通过故都之秋与南国之秋的对比，象征性地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并选择、赞美像故都之秋一样‘清、静、悲凉’的生命形态。”
我认为这四种说法都有可取之处，如果从强调地点“故都”的角度来讲，一个“故”字又何尝讲的不是文化传承呢？自古以来，文化传承都有其历史渊源，而秋士所感之秋，从地域与特征上看，绝大多数应该是指北国之秋，而故都北平作为北国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很多秋士抒发情感的宣泄口，也为郁达夫这个现代的秋士触发情感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在众多的秋士中，郁达夫选取他最感兴趣且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欧阳修和苏东坡，并且另辟蹊径，以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为抓手，特意强调“秋士”这个概念，看似是闲笔，却在“故都”这个特定的地点，“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点出了秋士所具有的文化传承。具体而言，它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地域性特征。如果从强调“自我”的角度来讲，郁达夫笔下的秋天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所选画面，所选景物无不从自我感悟出发，就连对秋士的理解，也是选取自己最感兴趣的欧阳修和苏东坡，而他们两人与郁达夫在文化上有着共通之处。从欧阳修和苏东坡身上看到的秋士特征又何尝不是作者自我的写照？
从古至今，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影响了文人的精神，自然，秋士的精神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一层面上讲，郁达夫感觉与故都之秋的感情在无形中加深了，这无疑是强调文化传承的个性特征。如果从强调“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文人的郁达夫，身上有着秋士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自然是文化传承的结果，这种传承是潜意识的，会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阅读郁达夫的这篇《故都的秋》，你会感受到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这种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字里行间流淌，是作者浓厚文化品味的外显，也是他自身秋士精神的内化。毫无疑问，这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内敛化特征。 如果从强调“生命”的角度来讲，需要深入至秋士的暮年心境中去，在古人看来，秋季即是一年四季的暮年，和人生的暮年无二，秋士的心境是共通的，一旦进入暮年而功名无成，伤感便是难免的。这种伤感的情感自古同理，应该与人的暮年心境息息相关。而这种自古同理的情感大概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吧，自然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生命化特征。
郁达夫把笔墨倾洒在了“秋士”上，并对“秋士”的内涵进行了挖掘与延伸，概括其背后的原因，无非具有以下几种理由：一则是为了强调个人寻求和具有的“秋士易感”的文化心理，二则是为了强调个人继承和发扬了“秋士易感”的文化傳统，三则是为了强调个人注重与契合的秋士身份，四则是为了强调个人蕴含和表达的秋士情感。
郁达夫所具有和寻求的“秋士易感”的文化心理，与他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素养与文化品位密不可分。郁达夫虽然留学东洋，但传统文化素养深厚，这一点儿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深刻的表现。特别是在这篇传世散文《故都的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古典诗歌的意象意境之法用在散文的写作中，重点通过北国之秋的典型意象，如秋院、秋槐、秋雨、秋果等，营造悲凉却不颓废、萧瑟却不衰败的意境，透出古典味浓厚的诗情画意。一个长期经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文人，其骨子里流淌的正是传统文化的血脉。而这种传统文化的浸润，正是作者本身所具有和寻求的“秋士易感”的文化心理的一种自然流露。
郁达夫所继承和发扬的“秋士易感”的文化传统，正倾注在他笔下所描绘的北国之秋中。他在文章的开端便把“秋士易感”的文化传统展现了出来。他先强调无论什么地方的秋都是“好的”，这正是“秋士”对“秋”这个季节特有的情愫，感触独特却又情感深厚。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过渡到北国之秋的特征上来，“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更见作者对北国之秋的情有独钟，为此作者不远千里，辗转杭州、青岛，然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北平，只为“饱尝一尝”故都的秋味。作者虽然不是北平人，内心深处却把北平视作自己的“精神故乡”，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正是作者继承和发扬了“秋士易感”的文化传统，才能写出如此感情真挚的散文佳作来。
郁达夫所注重与契合的秋士身份，却隐藏在《故都的秋》的文字背后。这篇散文写于1934年8月，作者时年38岁，这个年龄放到现在而言，非常年轻，但放在郁达夫所处的时代，说进入暮年一点也不为过，此刻，郁达夫的心境与古之秋士的心境毫无二致，家国的不幸，应在他心头魂牵梦绕，挥之不去。据相关资料讲，郁达夫的长子就夭折在北平这座故都里，应该讲，这是他的伤心之地，自然极易触发他的伤情来。另者，此时的日本人正对北平虎视眈眈，故都上空笼罩着阴霾，郁达夫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文人，对北平命运的担忧也是他触发伤情的另一原因。秋士虽然强调的是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但我们要看到不得志的背后却是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浓烈的报国心，放到郁达夫身上正合适不过，这与他所注重与契合的秋士身份是完全一致的。
郁达夫所蕴含和表达的秋士情感，在《故都的秋》中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表层义上讲，就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对故都之秋清、静、悲凉意境的营造，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悲伤、凄凉，对故都之秋市井味的品尝，又反映出作者对故都之秋的挚爱与眷恋。两种情感的交织，使作者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上不能自拔。从深层义上讲，上升到了家国情怀的高度。作者所选取的故都之秋的意象，所刻画的故都之秋的意境，都具有平民化的特征，这充分表明他对北平平民生活的关注，更是对故都平民的关心。他从平民的角度来写故都之秋，除了对平民生计的关注外，还有对故都命运的隐隐担忧，这种平淡祥和的生活状态会不会被外在“秋”的肃杀特性所干扰，这里面应该有对家国的强烈使命感。
综上所述，郁达夫身上有着浓厚的秋士情怀和强烈的秋士特征，他把这种秋士情怀融入到笔下，写出了不一样的《故都的秋》。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课题编号：19B9J2SZ78）。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
研读课下有关“秋士”的解释：古时指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解释很简单也很明确，但指向性却有些模糊，从数量上讲，究竟是指古时所有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还是指一小部分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从程度上讲，究竟是指从青年到暮年一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还是指曾经得过志却在暮年时失志的知识分子？从内涵上讲，究竟是为了强调知识分子的不得志，还是为了强调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品秋情趣？从情感上讲，究竟是对所有到了暮年的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还是对专指以欧阳修和苏东坡为代表的有着极高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却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仰慕与同情？编者所加的“古时”与“暮年”两词究竟是对“秋士”概念内涵的特有限定，还是为了强调“秋士”概念的历史渊源？如果是概念内涵的特有限定，那么郁达夫这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就被编者用两个无意识的特定概念有意识地排除在了“秋士”的行列;如果只是为了强调“秋士”概念的历史渊源，那么毫无疑问作为文化传承者且有着极高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郁达夫也应该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秋士”。
我们要弄清楚郁达夫究竟是不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秋士”？自然是要从文本中寻找答案，而我们上文摘取的文字就是寻求答案的“牛鼻子”。这段文字至少有如下两层意思。
第一层，强调“秋士”这个特定的成语。按照古人造词与用词的习惯，如果把“秋士”一词拆分一下，仅从字面上解释，一是强调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二是强调读书人这个特定的群体，三是强调读书人这个特定的群体对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的一种感伤的情感。
如果仅从字面解释和文本细读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秋士”。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春女善怀”与“秋士易感”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现象，约定俗成之后，便成了文人笔下特有的情感宣泄方式。“春女”这个典型意象，特指在暮春时节，女子往往会因为看到落花而陡然失落，会在不自觉中由落花而联想到自我，从而生出红颜易老、时光飞逝的感伤来。但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春女”意象的塑造与刻画，往往是由男性作家所创造，明面上是写女性，骨子里还是写男性自我，明面上写女性红颜易老、时光飞逝的伤感，其实是写男性自己年华老去、怀才不遇的抱怨之情。
古典文学的含蓄与蕴藉，解读起来好像隔着一层纱，成了横亘在读者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便有文人另辟蹊径，提出了“秋士”的意象。所谓的“秋士易感”，便是指在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中，万物处于一片肃杀之中，秋风扫落叶，繁华落尽，满目萧瑟，进入暮年而又郁郁不得志的文士难免产生时光易逝、英雄末路的伤感。汉代的劉向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写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明确地点出了“春女善怀”和“秋士易感”与相应季节的意象密切相关，这是较早提及“春女”与“秋士”两个意象的历史文献，也表明了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清代的车以遵在《蟋蟀》一诗中也写道：“那能惊懒妇，秋士但增悲。”他已经不再直接提及“春女”，而是直接强调了“秋士”，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传承性。
第二层，强调了“秋士”的文化传承。关于《故都的秋》的解读，如果从表现对象的角度入手，钱理群先生认为是强调“故都”之秋：“郁达夫，作为一个曾居住于北京，深知其‘味’的文化人，他以‘北京人’的眼光看（体验）北京的秋天，自觉地从中寻求审美满足，并诉诸文字（在他的笔下，“北京人”对待自然、生活的品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就成了真正的‘北京文化’的欣赏者与表现者。”陈日亮先生认为是强调“郁氏”之秋：“故都的秋，与其说是故都所独有的，不如说是专属于郁达夫的，全然只是郁达夫的秋。”肖震山先生认为是强调“文化”之秋：“它传达了郁达夫悲秋心理背景下的文化乡愁。”梁平先生认为是强调“生命”之秋：“文章的最高意味在于，通过故都之秋与南国之秋的对比，象征性地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并选择、赞美像故都之秋一样‘清、静、悲凉’的生命形态。”
我认为这四种说法都有可取之处，如果从强调地点“故都”的角度来讲，一个“故”字又何尝讲的不是文化传承呢？自古以来，文化传承都有其历史渊源，而秋士所感之秋，从地域与特征上看，绝大多数应该是指北国之秋，而故都北平作为北国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很多秋士抒发情感的宣泄口，也为郁达夫这个现代的秋士触发情感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在众多的秋士中，郁达夫选取他最感兴趣且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欧阳修和苏东坡，并且另辟蹊径，以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为抓手，特意强调“秋士”这个概念，看似是闲笔，却在“故都”这个特定的地点，“秋天”这个特定的季节，点出了秋士所具有的文化传承。具体而言，它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地域性特征。如果从强调“自我”的角度来讲，郁达夫笔下的秋天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所选画面，所选景物无不从自我感悟出发，就连对秋士的理解，也是选取自己最感兴趣的欧阳修和苏东坡，而他们两人与郁达夫在文化上有着共通之处。从欧阳修和苏东坡身上看到的秋士特征又何尝不是作者自我的写照？
从古至今，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影响了文人的精神，自然，秋士的精神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一层面上讲，郁达夫感觉与故都之秋的感情在无形中加深了，这无疑是强调文化传承的个性特征。如果从强调“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文人的郁达夫，身上有着秋士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自然是文化传承的结果，这种传承是潜意识的，会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阅读郁达夫的这篇《故都的秋》，你会感受到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这种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字里行间流淌，是作者浓厚文化品味的外显，也是他自身秋士精神的内化。毫无疑问，这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内敛化特征。 如果从强调“生命”的角度来讲，需要深入至秋士的暮年心境中去，在古人看来，秋季即是一年四季的暮年，和人生的暮年无二，秋士的心境是共通的，一旦进入暮年而功名无成，伤感便是难免的。这种伤感的情感自古同理，应该与人的暮年心境息息相关。而这种自古同理的情感大概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吧，自然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生命化特征。
郁达夫把笔墨倾洒在了“秋士”上，并对“秋士”的内涵进行了挖掘与延伸，概括其背后的原因，无非具有以下几种理由：一则是为了强调个人寻求和具有的“秋士易感”的文化心理，二则是为了强调个人继承和发扬了“秋士易感”的文化傳统，三则是为了强调个人注重与契合的秋士身份，四则是为了强调个人蕴含和表达的秋士情感。
郁达夫所具有和寻求的“秋士易感”的文化心理，与他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素养与文化品位密不可分。郁达夫虽然留学东洋，但传统文化素养深厚，这一点儿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深刻的表现。特别是在这篇传世散文《故都的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古典诗歌的意象意境之法用在散文的写作中，重点通过北国之秋的典型意象，如秋院、秋槐、秋雨、秋果等，营造悲凉却不颓废、萧瑟却不衰败的意境，透出古典味浓厚的诗情画意。一个长期经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文人，其骨子里流淌的正是传统文化的血脉。而这种传统文化的浸润，正是作者本身所具有和寻求的“秋士易感”的文化心理的一种自然流露。
郁达夫所继承和发扬的“秋士易感”的文化传统，正倾注在他笔下所描绘的北国之秋中。他在文章的开端便把“秋士易感”的文化传统展现了出来。他先强调无论什么地方的秋都是“好的”，这正是“秋士”对“秋”这个季节特有的情愫，感触独特却又情感深厚。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过渡到北国之秋的特征上来，“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更见作者对北国之秋的情有独钟，为此作者不远千里，辗转杭州、青岛，然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北平，只为“饱尝一尝”故都的秋味。作者虽然不是北平人，内心深处却把北平视作自己的“精神故乡”，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正是作者继承和发扬了“秋士易感”的文化传统，才能写出如此感情真挚的散文佳作来。
郁达夫所注重与契合的秋士身份，却隐藏在《故都的秋》的文字背后。这篇散文写于1934年8月，作者时年38岁，这个年龄放到现在而言，非常年轻，但放在郁达夫所处的时代，说进入暮年一点也不为过，此刻，郁达夫的心境与古之秋士的心境毫无二致，家国的不幸，应在他心头魂牵梦绕，挥之不去。据相关资料讲，郁达夫的长子就夭折在北平这座故都里，应该讲，这是他的伤心之地，自然极易触发他的伤情来。另者，此时的日本人正对北平虎视眈眈，故都上空笼罩着阴霾，郁达夫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文人，对北平命运的担忧也是他触发伤情的另一原因。秋士虽然强调的是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但我们要看到不得志的背后却是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浓烈的报国心，放到郁达夫身上正合适不过，这与他所注重与契合的秋士身份是完全一致的。
郁达夫所蕴含和表达的秋士情感，在《故都的秋》中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表层义上讲，就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对故都之秋清、静、悲凉意境的营造，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悲伤、凄凉，对故都之秋市井味的品尝，又反映出作者对故都之秋的挚爱与眷恋。两种情感的交织，使作者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上不能自拔。从深层义上讲，上升到了家国情怀的高度。作者所选取的故都之秋的意象，所刻画的故都之秋的意境，都具有平民化的特征，这充分表明他对北平平民生活的关注，更是对故都平民的关心。他从平民的角度来写故都之秋，除了对平民生计的关注外，还有对故都命运的隐隐担忧，这种平淡祥和的生活状态会不会被外在“秋”的肃杀特性所干扰，这里面应该有对家国的强烈使命感。
综上所述，郁达夫身上有着浓厚的秋士情怀和强烈的秋士特征，他把这种秋士情怀融入到笔下，写出了不一样的《故都的秋》。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课题编号：19B9J2SZ78）。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