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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售假后的民事赔偿，赔多少，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索赔额高，至多是个维权过度问题，绝不可动辄就诉诸刑事追究。
2011年12月1日，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在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江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诈骗金额共计242万元。庭审吸引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
“刘江案”让人联想起前几年北京的“黄静案”。黄静买到华硕公司的问题笔记本，抓住华硕公司将测试板当正式主板安装到产品中的硬伤，索赔数千万元，结果被指涉嫌敲诈勒索罪，但最后实际上还是以维权过度的性质处理了，黄静被无罪释放。刘江虽针对的是电视台，但制假销售的经营者和发布虚假广告的电视台，实际上对消费者成立共同侵权，消费者可依法向他们任何一家索赔，也可要求他们两家连带赔偿。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索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刘江行为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他是否使用了威胁的手段，二是他取得钱财是否有法律依据。任何一个要件不成立，都不能成立该罪。
先看第一个因素，我认为司法机关的认定没问题。虽然刘江的辩护人辩称，刘江索要赔偿款都是“各电视台在受到相关处罚后才与被告联系”的，但这些电视台对本地有关部门“雨过地皮湿”的那种象征性处罚是不太在意的，刘江声称若不给赔偿款将向上级有关部门直到向中央投诉，这才真正对他们有威慑力，符合“威胁”的含义。
再看第二个因素，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买假有权获双倍赔偿。这正是职业“打假”人“王海们”能够靠打假为生的法律依据。打假索赔时，一般将保全证据、购买有关商品及往来各地差旅费的索赔款，算成打假成本，只有另外的相当商品价款1倍的赔偿款才是打假利润。
刘江的打假也不例外。刘江派人到各地，收集虚假广告视频，刻制光盘，购买有关商品，其开销不是小数目，加上另外的商品价款1倍的赔偿款，这些费用的总和，向有关电视台索赔，都合法有据，绝不能算作敲诈勒索的赃款数额，若电视台认为虚假广告对刘江构成心理伤害，再愿补偿点精神损失费，也未尝不可。如此考虑，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要了242万元的赔偿，不算什么大数目。而且，这242万元到底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实在难以认定。
我认为，作为售假后的民事赔偿，赔多少，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索赔额高，至多是个维权过度问题，绝不可动辄就诉诸刑事追究，“黄静案”应是个范例。
职业打假商业化虽不可取，刘江的做法也有欠妥之处，但在目前假货充斥于市，监管乏力的情况下，不把重拳砸在制假售假者以及虚假广告的制作发布者上，而是砸在打假人身上，恐怕如此办案的社会效果也不会好。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刘昌松）
2011年12月1日，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在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江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诈骗金额共计242万元。庭审吸引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
“刘江案”让人联想起前几年北京的“黄静案”。黄静买到华硕公司的问题笔记本，抓住华硕公司将测试板当正式主板安装到产品中的硬伤，索赔数千万元，结果被指涉嫌敲诈勒索罪，但最后实际上还是以维权过度的性质处理了，黄静被无罪释放。刘江虽针对的是电视台，但制假销售的经营者和发布虚假广告的电视台，实际上对消费者成立共同侵权，消费者可依法向他们任何一家索赔，也可要求他们两家连带赔偿。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索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刘江行为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他是否使用了威胁的手段，二是他取得钱财是否有法律依据。任何一个要件不成立，都不能成立该罪。
先看第一个因素，我认为司法机关的认定没问题。虽然刘江的辩护人辩称，刘江索要赔偿款都是“各电视台在受到相关处罚后才与被告联系”的，但这些电视台对本地有关部门“雨过地皮湿”的那种象征性处罚是不太在意的，刘江声称若不给赔偿款将向上级有关部门直到向中央投诉，这才真正对他们有威慑力，符合“威胁”的含义。
再看第二个因素，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买假有权获双倍赔偿。这正是职业“打假”人“王海们”能够靠打假为生的法律依据。打假索赔时，一般将保全证据、购买有关商品及往来各地差旅费的索赔款，算成打假成本，只有另外的相当商品价款1倍的赔偿款才是打假利润。
刘江的打假也不例外。刘江派人到各地，收集虚假广告视频，刻制光盘，购买有关商品，其开销不是小数目，加上另外的商品价款1倍的赔偿款，这些费用的总和，向有关电视台索赔，都合法有据，绝不能算作敲诈勒索的赃款数额，若电视台认为虚假广告对刘江构成心理伤害，再愿补偿点精神损失费，也未尝不可。如此考虑，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要了242万元的赔偿，不算什么大数目。而且，这242万元到底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实在难以认定。
我认为，作为售假后的民事赔偿，赔多少，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索赔额高，至多是个维权过度问题，绝不可动辄就诉诸刑事追究，“黄静案”应是个范例。
职业打假商业化虽不可取，刘江的做法也有欠妥之处，但在目前假货充斥于市，监管乏力的情况下，不把重拳砸在制假售假者以及虚假广告的制作发布者上，而是砸在打假人身上，恐怕如此办案的社会效果也不会好。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