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同时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
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限于10月22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以稳定物价。
同时，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他向上海人民表示：“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
蒋经国法出令行，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杜月笙等人，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扬言：“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
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打电话到南京，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看看自己的“打虎”杰作。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
事后贾亦斌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杜月笙发言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他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经国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则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所以并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长王升和其手下人为此向蒋经国告状。蒋经国为之勃然大怒，却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表态。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仍留有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在一次会见时，他问蒋经国：“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他大声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事后贾亦斌才得知，开始时，蒋经国也想对“孔令侃案”进行处理，孔令侃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到沪，把蒋经国、孔令侃约来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回答说：“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一听，顿时脸色发白，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连忙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飞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首先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扬子公司一案风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了。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
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摘自九州出版社《台海风云：海峡两岸重大事件纪实》 作者：李立）
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同时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
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限于10月22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以稳定物价。
同时，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他向上海人民表示：“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
蒋经国法出令行，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杜月笙等人，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扬言：“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
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打电话到南京，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看看自己的“打虎”杰作。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
事后贾亦斌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杜月笙发言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他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经国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则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所以并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长王升和其手下人为此向蒋经国告状。蒋经国为之勃然大怒，却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表态。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仍留有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在一次会见时，他问蒋经国：“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他大声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事后贾亦斌才得知，开始时，蒋经国也想对“孔令侃案”进行处理，孔令侃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到沪，把蒋经国、孔令侃约来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回答说：“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一听，顿时脸色发白，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连忙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飞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首先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扬子公司一案风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了。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
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摘自九州出版社《台海风云：海峡两岸重大事件纪实》 作者：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