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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准确定义和认知，是促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
中华民族文明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和相互交融，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相互的吸纳和更新。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和定义，有利于民族团结，边境稳定；有利于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
不应把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在当代中国，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和学习，谈到传统文化的教育，一般都多谈到“国学”，谈到“四书五经”。重读“四书五经”在很多学校里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有的学者不遗余力地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小学生的课堂。希望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重新把“四书五经”搬到课堂和对“国学”的弘扬光大。
“四书五经”首先应精选地读，不能忽略在读“四书五经”时向学生指出其中的糟粕。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不只有“四书五经”，56个民族都有其非常丰富的经典，相互间有很大的互补性。汉族之外的很多少数民族在生态伦理道德、婚姻伦理道德、敬老爱幼、两性平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的在人性化和有利民生等方面远远超过儒家经典，但当今很多学者习惯了汉学典籍至上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个实际上不过是“汉学典籍”的“国学”，好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只有这个“四书五经”。其实，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通过创新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新文化。 假如没有“五四”以来的这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吸收和学习，依旧拘泥于经过历代封建专制者的利用而变异的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我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至少我们可以从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旧中国封建专制下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等情形推断，其结果不容乐观。面对鲁迅先生等一代哲人深沉理性的苦示和呼喊，今天享受着他们创造和引进的新文化福音和果实的我们更不应忘记先哲前赴后继的努力。
“四书五经”的不少篇章确实包含了古代汉民族先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索，包含着先哲对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但也有很多美化封建特权阶层、崇尚专制独裁、歧视体力劳动、宣扬愚忠愚孝等的论述，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有害的糟粕还是不少。不应泛泛地鼓吹将良莠不齐的“四书五经”重新普遍地在当代中国的课堂上灌输。
二、将“国学”等同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文化认同
何谓“国学”，根据1989年版的《辞海》的记载是这样说：“国学。①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②西周设于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英文里对应的“国学”一词一般翻译为 “Sinology”，实际上多指的是汉学。
“国学”一词实际上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语境影响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学术词汇。它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夏夷”之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和那些时代的士大夫们不把研究中国汉族的民间社会、平民文化视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更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20世纪初叶提出“国学”概念的中国汉学家们则是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将以研究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学典籍”冠之以“国学”，当时的学者邓实对“国学”的定义便可见当时的汉学家对“中国之学”的片面理解，他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显然把经史子集等汉文典籍视为“一国所有之学”。
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对中国平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如二十四史基本上就是在讲封建王朝继替的历史。
由于“国学”的谬见，现在国内写过一些研究经史子集的学者常常被冠之以“国学大师”，这样使国外不是从事汉学的学者误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界认定的研究“中国学术”或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由于这种谬见相沿至今，很多近现代深入研究中国平民社会、民间文化的学者历来被“国学”排斥在外，如费孝通、钟敬文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自然就不能算在国学家的队伍里。近年来认为季羡林先生也不是国学家的观点，是把研究印度与研究中国作为划分是否是“国学家”的分野，那么问题是，如果把“国学”视为研究中国之学，难道就只是指那些只研究经史子集等传统汉学典籍的学问吗？如果说过去的学者受历史的局限而把这门狭窄的学科自诩为“国学”情有可原，但在今天，传统“国学”的内涵在现代社会还能标榜是“中国之学”吗？如果不能，当代的中国学者是否应该考虑对这种非常不准确的学术术语定义进行一些改进呢？ 传统国学观念导致的另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如今对青少年的“国学”教育也局限在“读经”上，一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读“四书五经”等典籍，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一词颇能蛊惑人心，“读经”成了对中国年青一代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代名词。
“国学”的提法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很容易混淆“中国学”与“汉学”之间的区别。我常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经常碰到不同学科的学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国学”究竟指的是中国学还是汉学，或者是古典汉学？“国学”一词语焉不详，也许“国学家们”认为这是老外不懂中国文化历史的幼稚问题，但中国在进步，一些不准确的学术定义难道不应在新时代的学人手中得以更正吗？非常容易从字面上就误会这是指“中国学”的一个陈年词汇，我们难道不应有所补遗拾闭，不应有所更正吗？难道还要让国外学术界认为今天的中国学者还是不能摆脱一种以“大汉族主义”的观念来审视和定义中国的学问和学科吗？
在当代中国，“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但今天所说的“国学”，其实是囿限在汉学典籍的范围内，且将其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将儒家典籍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典籍，其实这些汉学典籍仅仅是中华民族典籍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反思，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呼唤和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集中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精华的文化，而不应该仅仅就是今天被我们津津乐道名曰“国学”而实则是“汉学典籍”的这部分古典文化，我认为，如果我们到今天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局限在过去眼界狭窄的旧时代学者所说的“国学”，将其视为“一国之学”，那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是非常不利的。 除了汉学典籍，中国还有其他55个民族的典籍，它们都是当今“中华之学”的组成部分，蕴含很多“四书五经”所缺少的智慧、知识和人文精神，我觉得今天应该是重新审视“国学”、审视如何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时候了，不要让国内外的年轻一代以为中华民族的“国学”就只是我们今天在国内的高等学校和国外的“孔子学院”里讲授的孔孟典籍和“四书五经”。我多年致力于在国外讲授和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中国文化其实是以这种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为根基的，过去我们对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宣传和传播少，很多外国朋友都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逐渐知道中国的文化原来是这样兼容并蓄。
如果所谓“国学”远远没有包容研究中国的内容，那就没有资格至今仍然被称为“国学”，“国学”就其对应的英文词汇来说，应该是研究“The Chinese Nation”的学问；应该是集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于一体的“中华民族之学”，这样才配称为“国学”。当代学者应该正误，正历史之误、正旧学者之误，而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地将它用来代表“研究中国的学问”。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中国名牌大学，成立“国学院”的初衷如果不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学”，而仅仅是以研究所谓传统的“国学”为己任，那名之曰“汉学院”或者“古典汉学研究院”等更为确切，这样也能显示一点当代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求真求实、锐意改革的精神，也能使中国众多应该是“中国学”的重要内容而历来被排斥在“国学”之外的学科和民族看到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我们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一条创新的路子，中华文化的教育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精粹教育。教材选编时不要仅局限在汉学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应该从56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的典籍里精选一些经典，精选那些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精神熏陶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一是会避免过去仅仅从汉学典籍里挑教材的狭窄之弊病，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二是这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至于在55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的教学而引起的逆反或反感的心理。
过去，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带着大文化沙文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鄙视他们眼中的“蛮夷”文化，往往用“用夏变夷”、“以夏变夷”的强制性手段“移风易俗”。固然，被革除的有陋习，但也有很多优良的人性化的少数民族习俗因为被戴着有色眼镜的流官们看不入眼，视为“鄙陋”而被革除，典型的诸如“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对纳西等一些藏缅语族民族火葬习俗的严厉禁止；基于儒家父系宗族伦理观而对男子上门入赘等传统习俗的禁止，以及对各民族妇女基于三纲五常伦理的种种限制和压迫。
三、放开眼界，博采众长，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新格局
多年来，我们在强调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时，常常忽略了古代汉学典籍文化经过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阉割、唯统治者所用的改造等等，实际上是良莠共存，精华糟粕同在。现在学术界不少人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就只谈儒家之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而很少想到由56个民族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多样化的原典文化，传统文化应该是包括除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我们常常以汉学典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甚至忽略汉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未免太狭隘了一些呢？是否有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各民族互补互学之弊呢？
我认为，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出一条更为胸怀博大且准确的创新之路，既不要局限在就只从汉学的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挑好文章，也不要老是囿限在传统的一些汉学典籍里来谈论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各个民族的传统智慧、丰富多样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重新创造和熔铸出我们当代新的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从56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里精选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和精粹之作，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这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至于在55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教学而引起的反感心理。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在我国学校教育平台上的相互学习和补充，来构建互补和互学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新格局。
此外，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还应该有一种“世界眼光”，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来博采众长融入自我。当年“五四”先贤们吸收了来自国外的“德先生”、“赛先生”，形成了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新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来讲，自尊自信、实事求是又冷静虚心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挖掘和弘扬我们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去发现更多国家的长处，努力学习。同时，认真总结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发展中的教训，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国策，在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汲取了不少合理和人性化的因素，所以，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在不断的变迁中。因此，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也应该有一种动态的眼光和相应的思路、方法，而不是抱着过去相沿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今天的西方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具备一种理性的客观的世界眼光，不断建构蓬勃向上、活水长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最终走向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所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中华民族文明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和相互交融，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相互的吸纳和更新。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和定义，有利于民族团结，边境稳定；有利于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
不应把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在当代中国，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和学习，谈到传统文化的教育，一般都多谈到“国学”，谈到“四书五经”。重读“四书五经”在很多学校里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有的学者不遗余力地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小学生的课堂。希望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重新把“四书五经”搬到课堂和对“国学”的弘扬光大。
“四书五经”首先应精选地读，不能忽略在读“四书五经”时向学生指出其中的糟粕。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不只有“四书五经”，56个民族都有其非常丰富的经典，相互间有很大的互补性。汉族之外的很多少数民族在生态伦理道德、婚姻伦理道德、敬老爱幼、两性平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的在人性化和有利民生等方面远远超过儒家经典，但当今很多学者习惯了汉学典籍至上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个实际上不过是“汉学典籍”的“国学”，好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只有这个“四书五经”。其实，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通过创新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新文化。 假如没有“五四”以来的这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吸收和学习，依旧拘泥于经过历代封建专制者的利用而变异的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我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至少我们可以从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旧中国封建专制下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等情形推断，其结果不容乐观。面对鲁迅先生等一代哲人深沉理性的苦示和呼喊，今天享受着他们创造和引进的新文化福音和果实的我们更不应忘记先哲前赴后继的努力。
“四书五经”的不少篇章确实包含了古代汉民族先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索，包含着先哲对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但也有很多美化封建特权阶层、崇尚专制独裁、歧视体力劳动、宣扬愚忠愚孝等的论述，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有害的糟粕还是不少。不应泛泛地鼓吹将良莠不齐的“四书五经”重新普遍地在当代中国的课堂上灌输。
二、将“国学”等同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文化认同
何谓“国学”，根据1989年版的《辞海》的记载是这样说：“国学。①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②西周设于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英文里对应的“国学”一词一般翻译为 “Sinology”，实际上多指的是汉学。
“国学”一词实际上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语境影响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学术词汇。它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夏夷”之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和那些时代的士大夫们不把研究中国汉族的民间社会、平民文化视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更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20世纪初叶提出“国学”概念的中国汉学家们则是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将以研究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学典籍”冠之以“国学”，当时的学者邓实对“国学”的定义便可见当时的汉学家对“中国之学”的片面理解，他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显然把经史子集等汉文典籍视为“一国所有之学”。
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对中国平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如二十四史基本上就是在讲封建王朝继替的历史。
由于“国学”的谬见，现在国内写过一些研究经史子集的学者常常被冠之以“国学大师”，这样使国外不是从事汉学的学者误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界认定的研究“中国学术”或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由于这种谬见相沿至今，很多近现代深入研究中国平民社会、民间文化的学者历来被“国学”排斥在外，如费孝通、钟敬文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自然就不能算在国学家的队伍里。近年来认为季羡林先生也不是国学家的观点，是把研究印度与研究中国作为划分是否是“国学家”的分野，那么问题是，如果把“国学”视为研究中国之学，难道就只是指那些只研究经史子集等传统汉学典籍的学问吗？如果说过去的学者受历史的局限而把这门狭窄的学科自诩为“国学”情有可原，但在今天，传统“国学”的内涵在现代社会还能标榜是“中国之学”吗？如果不能，当代的中国学者是否应该考虑对这种非常不准确的学术术语定义进行一些改进呢？ 传统国学观念导致的另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如今对青少年的“国学”教育也局限在“读经”上，一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读“四书五经”等典籍，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一词颇能蛊惑人心，“读经”成了对中国年青一代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代名词。
“国学”的提法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很容易混淆“中国学”与“汉学”之间的区别。我常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经常碰到不同学科的学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国学”究竟指的是中国学还是汉学，或者是古典汉学？“国学”一词语焉不详，也许“国学家们”认为这是老外不懂中国文化历史的幼稚问题，但中国在进步，一些不准确的学术定义难道不应在新时代的学人手中得以更正吗？非常容易从字面上就误会这是指“中国学”的一个陈年词汇，我们难道不应有所补遗拾闭，不应有所更正吗？难道还要让国外学术界认为今天的中国学者还是不能摆脱一种以“大汉族主义”的观念来审视和定义中国的学问和学科吗？
在当代中国，“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但今天所说的“国学”，其实是囿限在汉学典籍的范围内，且将其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将儒家典籍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典籍，其实这些汉学典籍仅仅是中华民族典籍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反思，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呼唤和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集中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精华的文化，而不应该仅仅就是今天被我们津津乐道名曰“国学”而实则是“汉学典籍”的这部分古典文化，我认为，如果我们到今天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局限在过去眼界狭窄的旧时代学者所说的“国学”，将其视为“一国之学”，那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是非常不利的。 除了汉学典籍，中国还有其他55个民族的典籍，它们都是当今“中华之学”的组成部分，蕴含很多“四书五经”所缺少的智慧、知识和人文精神，我觉得今天应该是重新审视“国学”、审视如何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时候了，不要让国内外的年轻一代以为中华民族的“国学”就只是我们今天在国内的高等学校和国外的“孔子学院”里讲授的孔孟典籍和“四书五经”。我多年致力于在国外讲授和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中国文化其实是以这种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为根基的，过去我们对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宣传和传播少，很多外国朋友都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逐渐知道中国的文化原来是这样兼容并蓄。
如果所谓“国学”远远没有包容研究中国的内容，那就没有资格至今仍然被称为“国学”，“国学”就其对应的英文词汇来说，应该是研究“The Chinese Nation”的学问；应该是集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于一体的“中华民族之学”，这样才配称为“国学”。当代学者应该正误，正历史之误、正旧学者之误，而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地将它用来代表“研究中国的学问”。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中国名牌大学，成立“国学院”的初衷如果不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学”，而仅仅是以研究所谓传统的“国学”为己任，那名之曰“汉学院”或者“古典汉学研究院”等更为确切，这样也能显示一点当代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求真求实、锐意改革的精神，也能使中国众多应该是“中国学”的重要内容而历来被排斥在“国学”之外的学科和民族看到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我们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一条创新的路子，中华文化的教育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精粹教育。教材选编时不要仅局限在汉学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应该从56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的典籍里精选一些经典，精选那些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精神熏陶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一是会避免过去仅仅从汉学典籍里挑教材的狭窄之弊病，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二是这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至于在55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的教学而引起的逆反或反感的心理。
过去，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带着大文化沙文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鄙视他们眼中的“蛮夷”文化，往往用“用夏变夷”、“以夏变夷”的强制性手段“移风易俗”。固然，被革除的有陋习，但也有很多优良的人性化的少数民族习俗因为被戴着有色眼镜的流官们看不入眼，视为“鄙陋”而被革除，典型的诸如“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对纳西等一些藏缅语族民族火葬习俗的严厉禁止；基于儒家父系宗族伦理观而对男子上门入赘等传统习俗的禁止，以及对各民族妇女基于三纲五常伦理的种种限制和压迫。
三、放开眼界，博采众长，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新格局
多年来，我们在强调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时，常常忽略了古代汉学典籍文化经过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阉割、唯统治者所用的改造等等，实际上是良莠共存，精华糟粕同在。现在学术界不少人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就只谈儒家之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而很少想到由56个民族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多样化的原典文化，传统文化应该是包括除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我们常常以汉学典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甚至忽略汉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未免太狭隘了一些呢？是否有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各民族互补互学之弊呢？
我认为，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出一条更为胸怀博大且准确的创新之路，既不要局限在就只从汉学的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挑好文章，也不要老是囿限在传统的一些汉学典籍里来谈论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各个民族的传统智慧、丰富多样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重新创造和熔铸出我们当代新的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从56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里精选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和精粹之作，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这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至于在55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教学而引起的反感心理。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在我国学校教育平台上的相互学习和补充，来构建互补和互学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新格局。
此外，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还应该有一种“世界眼光”，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来博采众长融入自我。当年“五四”先贤们吸收了来自国外的“德先生”、“赛先生”，形成了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新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来讲，自尊自信、实事求是又冷静虚心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挖掘和弘扬我们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去发现更多国家的长处，努力学习。同时，认真总结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发展中的教训，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国策，在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汲取了不少合理和人性化的因素，所以，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在不断的变迁中。因此，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也应该有一种动态的眼光和相应的思路、方法，而不是抱着过去相沿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今天的西方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具备一种理性的客观的世界眼光，不断建构蓬勃向上、活水长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最终走向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所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