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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嫂Connie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在家看电视新闻了，怕暴徒与警察对峙的画面会影响孩子，更怕孩子看到警察受伤的消息会担心爸爸。
阿Mey则经历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失眠。从丈夫Alex被暴徒割颈那天起，她的生活彻底变了。
对很多香港警嫂而言，这半年的生活只能用心力交瘁来形容。很多人原本主要在家照顾孩子，如今不得不加入各种警嫂的群组，相互取暖，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这也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爱国、更能感受到同胞情谊的6个月。从一开始的伤心绝望，到在内地社交网络上找回信心，再到前往粤港澳大湾区重新安顿生活，香港警嫂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次峰回路转。
Alex被送往医院时，阿Mey正在家里准备晚饭。一位相熟的警嫂打来电话，说有警员受伤，让她赶紧给丈夫打个电话。阿Mey拨通Alex的手机，但无人接听;短信发过去，也没有回应。她心里开始觉得不安，无法继续准备晚饭。过了10分钟，电话铃响，是Alex的手机号码，但传来的声音却是陌生的：“Alex在医院，工作中受了伤，你快过来吧。”
阿Mey几乎是依靠本能在支撑，“我当时什么都想不到，不会想，只知道要赶快到医院”。赶到医院，匆匆见了Alex一面，他就被推进了手术间。阿Mey在手术间外等候时，才有了点知觉，身体一直发抖，心里担心着手术的危险和后遗症。
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告诉孩子，爸爸是怎么受伤的，“他们太小了，会吓到他们”。阿Mey外形清瘦，但经历这些后，脸上也有一份坚毅，只是说着说着，仍然忍不住涌出眼泪：“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真的想拿他的命吗？”
2019年12月5日，警嫂阿Mey（右）和丈夫Alex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陈昊 / 摄）
超过480位受伤的警务人员背后，是一位位像阿Mey这样无辜承受痛苦和压力的家人。可是，针对警务人员及其家属的伤害并未就此止步。Alex被暴徒“起底”，个人资料和家人信息都被摆上网，出院后他不敢再去学校接送孩子，怕孩子因此遭受欺凌和危险。
“被‘起底’这件事，其实我真的有点怕，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现在能做的只有自己好好保护小朋友。”阿Mey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小心，不敢在公共场合多说话，还要叮嘱孩子“如果有人问到爸爸的职业，你不要说”。
Connie同样如此。“我比较幸运一点，没有被‘起底’，但我也不敢在外面谈论现在的社会。昨天有朋友从澳大利亚回香港，我们在茶楼饮茶，都不敢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暴徒的行为令人害怕——李伯因与他们意见不同就被当街淋易燃液体点燃全身，环卫工人罗伯只是想拍下照片就被扔砖致死，市民自发清理路障也会被当场砸晕……这些令人发指的恶行让香港变得不再是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社会。
今年10月，香港律政司司长和警务处处长就恶意“起底”警务人员一事联合向法庭申请单方面禁制令。这份申请阐述道：“自今年6月，警务人员的个人资料被人于网上非法披露并广泛发布，该等资料包括警务人员子女就读学校、班级等，被‘起底’的警务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恐吓，包括电话滋扰、冒名借贷、网购、到警务人员家属工作地点骚扰等，亦有警务人员或其家人收到信件，内容表示会以残暴方法伤害当事人。这些行为构成严重的滋扰及威吓，令警务人员及其家庭成员非常担心其人身安全，甚至造成心理困扰。”10月25日，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临时禁制令开始生效。
采访中，两位警嫂谈得最多的并非自己生活中遭遇的危險和困难，而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担心孩子因警务人员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欺凌，这是眼前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事情;担心孩子受到一些纵暴教师或者示威同学的影响而变得不爱国甚至暴力，这是更长远的忧虑。Connie就坦言，等这个学年结束，要把孩子送到深圳上学，“我不想他‘三观’（指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歪掉，更怕他被教育成日后上街的暴徒。”阿Mey也在做同样的考虑，但心情有些纠结：“我不希望小朋友从小就离开爸爸妈妈去外地读书，可是我也不希望小朋友的思想变得像现在上街的那些人一样，所以真的很矛盾。”
她们都填写了警队提供的子女赴内地就学的申请表格。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9座城市中，一些国际学校里原本就有来自香港的中小学生就读。修例风波爆发后，尤其是今年9月开学后，很多警嫂萌发了将孩子送回内地读书的想法，香港警务处也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指引。填完申请表格的那一刻，Connie感觉是在黑暗中抓住了一束光，“你知道吗，那是在一个很绝望的时刻发现国家没有放弃我们，感到国家是我们的后盾，一下子就安心了！”
Connie还曾和几位警嫂到广东省惠州市的一间国际学校考察。“一位小朋友经过我身边时，我就问她在这里开不开心，学了些什么——没有经过学校安排的，就是我自己碰到的小朋友——她对答如流。我觉得香港的中学生也不一定有她这么大方、自信，更重要的是她积极阳光的态度，真的很好。”这一趟考察让Connie下定决心把两个孩子送到内地读书，“香港的很多学校都充斥着政治诉求，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也是压抑的，不开心的。我不求他们有多大成就，但希望他们积极阳光。”她申请了深圳的一间学校，因为离香港比较近，方便周末往返。“到时我会到深圳租房，照顾孩子。现在就是希望学校能尽快给我们答复。”
和《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Connie乐观开朗，说话滔滔不绝。但她告诉我们，修例风波刚刚爆发的那两个月，她心情抑郁，感觉生活十分灰暗。“打开电视就是批评警队的声音，可他们是在执法啊！和其他警嫂聊天，大家都是担心前线的丈夫，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每天听到的都是负面消息，全身都是负能量。”无处疏解情绪的Connie有时在海外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上写下自己的心情，写下支持警队的话语。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标榜自由民主的脸书竟然封了她的账号，“我真的没有写任何不文明的话，仅仅是表达对警队的支持”。
在朋友的建议下，Connie开通了微博账号，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香港警队的消息，用爱心、点赞、比心等网络语言支持警队执法。“网友很热情地跟我互动，比如11月底北京下雪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见过雪，大家就发了好多北京的雪景照片给我。谢谢你们爱我，让我一点一点重新开朗起来。”此时的Connie终于走出了几个月前的灰暗心情。
在内地社交媒体开通账号的香港警务人员和警嫂已经有数百位。他们的每一条微博，都会得到网友的诸多点赞和互动，不仅仅是内地网友给他们打气加油，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用共同的文字留下鼓励、留下温暖、留下支持。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也开通了微博，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警队的同事有很多开了微博，很高兴在微博上看到有那么多人撑警队，也很感谢你们来香港采访，这些支持让我们感动。”（为保护受访警嫂的隐私与安全，文中采用英文名，并且未拍摄采访正面照）
阿Mey则经历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失眠。从丈夫Alex被暴徒割颈那天起，她的生活彻底变了。
对很多香港警嫂而言，这半年的生活只能用心力交瘁来形容。很多人原本主要在家照顾孩子，如今不得不加入各种警嫂的群组，相互取暖，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这也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爱国、更能感受到同胞情谊的6个月。从一开始的伤心绝望，到在内地社交网络上找回信心，再到前往粤港澳大湾区重新安顿生活，香港警嫂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次峰回路转。
“其实我真的有点怕”
Alex被送往医院时，阿Mey正在家里准备晚饭。一位相熟的警嫂打来电话，说有警员受伤，让她赶紧给丈夫打个电话。阿Mey拨通Alex的手机，但无人接听;短信发过去，也没有回应。她心里开始觉得不安，无法继续准备晚饭。过了10分钟，电话铃响，是Alex的手机号码，但传来的声音却是陌生的：“Alex在医院，工作中受了伤，你快过来吧。”
阿Mey几乎是依靠本能在支撑，“我当时什么都想不到，不会想，只知道要赶快到医院”。赶到医院，匆匆见了Alex一面，他就被推进了手术间。阿Mey在手术间外等候时，才有了点知觉，身体一直发抖，心里担心着手术的危险和后遗症。
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告诉孩子，爸爸是怎么受伤的，“他们太小了，会吓到他们”。阿Mey外形清瘦，但经历这些后，脸上也有一份坚毅，只是说着说着，仍然忍不住涌出眼泪：“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真的想拿他的命吗？”
超过480位受伤的警务人员背后，是一位位像阿Mey这样无辜承受痛苦和压力的家人。可是，针对警务人员及其家属的伤害并未就此止步。Alex被暴徒“起底”，个人资料和家人信息都被摆上网，出院后他不敢再去学校接送孩子，怕孩子因此遭受欺凌和危险。
“被‘起底’这件事，其实我真的有点怕，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现在能做的只有自己好好保护小朋友。”阿Mey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小心，不敢在公共场合多说话，还要叮嘱孩子“如果有人问到爸爸的职业，你不要说”。
Connie同样如此。“我比较幸运一点，没有被‘起底’，但我也不敢在外面谈论现在的社会。昨天有朋友从澳大利亚回香港，我们在茶楼饮茶，都不敢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暴徒的行为令人害怕——李伯因与他们意见不同就被当街淋易燃液体点燃全身，环卫工人罗伯只是想拍下照片就被扔砖致死，市民自发清理路障也会被当场砸晕……这些令人发指的恶行让香港变得不再是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社会。
今年10月，香港律政司司长和警务处处长就恶意“起底”警务人员一事联合向法庭申请单方面禁制令。这份申请阐述道：“自今年6月，警务人员的个人资料被人于网上非法披露并广泛发布，该等资料包括警务人员子女就读学校、班级等，被‘起底’的警务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恐吓，包括电话滋扰、冒名借贷、网购、到警务人员家属工作地点骚扰等，亦有警务人员或其家人收到信件，内容表示会以残暴方法伤害当事人。这些行为构成严重的滋扰及威吓，令警务人员及其家庭成员非常担心其人身安全，甚至造成心理困扰。”10月25日，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临时禁制令开始生效。
“国家是我们的后盾”
采访中，两位警嫂谈得最多的并非自己生活中遭遇的危險和困难，而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担心孩子因警务人员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欺凌，这是眼前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事情;担心孩子受到一些纵暴教师或者示威同学的影响而变得不爱国甚至暴力，这是更长远的忧虑。Connie就坦言，等这个学年结束，要把孩子送到深圳上学，“我不想他‘三观’（指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歪掉，更怕他被教育成日后上街的暴徒。”阿Mey也在做同样的考虑，但心情有些纠结：“我不希望小朋友从小就离开爸爸妈妈去外地读书，可是我也不希望小朋友的思想变得像现在上街的那些人一样，所以真的很矛盾。”
她们都填写了警队提供的子女赴内地就学的申请表格。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9座城市中，一些国际学校里原本就有来自香港的中小学生就读。修例风波爆发后，尤其是今年9月开学后，很多警嫂萌发了将孩子送回内地读书的想法，香港警务处也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指引。填完申请表格的那一刻，Connie感觉是在黑暗中抓住了一束光，“你知道吗，那是在一个很绝望的时刻发现国家没有放弃我们，感到国家是我们的后盾，一下子就安心了！”
Connie还曾和几位警嫂到广东省惠州市的一间国际学校考察。“一位小朋友经过我身边时，我就问她在这里开不开心，学了些什么——没有经过学校安排的，就是我自己碰到的小朋友——她对答如流。我觉得香港的中学生也不一定有她这么大方、自信，更重要的是她积极阳光的态度，真的很好。”这一趟考察让Connie下定决心把两个孩子送到内地读书，“香港的很多学校都充斥着政治诉求，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也是压抑的，不开心的。我不求他们有多大成就，但希望他们积极阳光。”她申请了深圳的一间学校，因为离香港比较近，方便周末往返。“到时我会到深圳租房，照顾孩子。现在就是希望学校能尽快给我们答复。”
“谢谢你们爱我”
和《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Connie乐观开朗，说话滔滔不绝。但她告诉我们，修例风波刚刚爆发的那两个月，她心情抑郁，感觉生活十分灰暗。“打开电视就是批评警队的声音，可他们是在执法啊！和其他警嫂聊天，大家都是担心前线的丈夫，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每天听到的都是负面消息，全身都是负能量。”无处疏解情绪的Connie有时在海外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上写下自己的心情，写下支持警队的话语。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标榜自由民主的脸书竟然封了她的账号，“我真的没有写任何不文明的话，仅仅是表达对警队的支持”。
在朋友的建议下，Connie开通了微博账号，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香港警队的消息，用爱心、点赞、比心等网络语言支持警队执法。“网友很热情地跟我互动，比如11月底北京下雪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见过雪，大家就发了好多北京的雪景照片给我。谢谢你们爱我，让我一点一点重新开朗起来。”此时的Connie终于走出了几个月前的灰暗心情。
在内地社交媒体开通账号的香港警务人员和警嫂已经有数百位。他们的每一条微博，都会得到网友的诸多点赞和互动，不仅仅是内地网友给他们打气加油，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用共同的文字留下鼓励、留下温暖、留下支持。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也开通了微博，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警队的同事有很多开了微博，很高兴在微博上看到有那么多人撑警队，也很感谢你们来香港采访，这些支持让我们感动。”（为保护受访警嫂的隐私与安全，文中采用英文名，并且未拍摄采访正面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