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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1918年—20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美籍华人，历史学家。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
徐卫东：安徽桐城人，中华书局编审。长期致力于社科文史图书策划与编辑，撰有个人小集《敬惜字纸》。
1976年，为丙辰龙年，在中国历史上，实为“惊天动地”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长沙人黄仁宇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的第九年。对于这位58岁的教授来说，急需出版一部著作来提高他的学术地位。在此之前，他只出版过一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简称《明代财政》），销量糟糕。他寄予厚望的另一部文稿《中国并不神秘》，在接连遭到芮沃寿与费正清两位权威学者的否决后，再也没有得见天日。
这一回，他决定将大历史“切成薄片”，专门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他选中了1587年，“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他的写作非常辛苦，也非常快乐。明代官吏丝袍上的绣金线，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喇嘛寺上方盘旋的白鹤，庙里的钟声，司礼官低沉的唱名……他将一个年代的色声香味铺陈纸上，只为告诉他的读者和同行：“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
这本书就是《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最畅销的读物之一，“各版统计下来，应该有300万册了”。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问世以来，它影响了几代读者，从学者到作家，从商人到官员。
大概是书名过盛，对于作者黄仁宇，读者们却不太在意。今年6月25日是黄仁宇诞辰百年的日子，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都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人在海外，不像大陆高校里的老先生们，有很多弟子张罗宣传。”徐卫东感叹，“从1982年《万历十五年》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陆没有为他举办过一个大型活动 。”
在徐卫东手边，有一本《黄河青山》，书页间贴满了便签，到处是荧光笔的标记。这是黄仁宇的回忆录，洋洋600页，记录了他在治学路上的曲折经历，以及种种难以言说的委屈、愤懑。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难读”的书，时序错乱，经常插入大段的历史论述，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理清他的一生行迹。这恰恰证明，黄仁宇的思想与他的经验，联结得无比紧密。
书中有一幅黄仁宇19岁时的照片。他爬上高耸入云的塔楼，背靠悬梯，俯视脚下，神情快乐自信，就像站在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俯瞰历史。
那一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读大二。几个月后，日寇全面侵华，大学南迁，黄仁宇暂时投身报界，结识了《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及《大公报》的范长江等左派人物。
那时的他，心怀壮志，梦想成为拿破仑，领导军队战场拼杀。于是，黄仁宇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他于1940年底毕业，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驻扎滇南，1943年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直至抗战结束。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历史学家们面对动荡时局，更是心绪万千。钱穆避难昆明岩泉寺著《国史大纲》，范文澜于延安窑洞中写《中国通史简编》，吕思勉在上海“孤岛”撰《中国通史》，在国运悬于一线之际，修国史以续民族香火；而困寓香港的陈寅恪，在饥饿中倚床校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南宋国破、汴京被困这段史事“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
此时的黄仁宇，还是寄身行伍的下层军官，却比史学前辈们更深地扎根“历史现场”。国民党军校中的方阵训练一向受人艳羡，满眼笔挺的制服、锃亮的皮靴和现代武器，可这样的军队一到云南前线，就好像回到了古代，睡门板，穿草鞋，吃硬如石子的玉蜀黍。满身跳蚤的黄仁宇，一个人带着36个兵，还得提防着他们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需要驮负重物时，他得拿枪逼着保长，才能要来几头“四肢像牙签的驴子”。
1943年2月，黄仁宇和另外17名青年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蓝伽。他在郑洞国将军手下担任上尉参谋，一边服役一边向《大公报》投稿。他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足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战死的士兵，往往几锹黄土就地掩埋， 在缅北的倾盆大雨中，几小时就骸骨暴露。有一次，他到前线，被日本狙击手射中右大腿，险些丧命。
“战场上有很多生动的镜头，例如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巨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都是要亲所目睹，才知道景象的真切。”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写到一个日本上尉，被我軍巡逻兵开枪打死，右手握紧喉咙，尸体倒栽葱地插到河里。在他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
多年以后，黄仁宇说出了当时的未尽之言：他在日本上尉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样的年纪，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长途跋涉来到这片热带丛林，一个死里逃生，一个中弹赴死……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早晨，蝴蝶翩翩飞舞，蚂蚱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多年之后，写下这段话的黄仁宇，已成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老人。
可以说，构成黄仁宇学术研究起点的，正是前半生那些奇特曲折的经验：在云南烟瘴区徒步行军，感受到乡土中国赤贫落后，民众如一盘散沙；在上海参与受降工作，住远东第一酒店，穿着新制哔叽制服穿梭于上层娱乐场所；认识许多左倾名流，折服于他们的乐天、无私与温情；也出入国军高层，理解他们无能腐化背后的进退两难。 再加上一份人在异乡的孤独——1952年，黄仁宇负笈美国，以34岁“高龄”求学于密西根大学，直至12年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餐店当打杂小弟，在夜总会当洗碗工，在仓库当收货员，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留学生纷纷赴美，从杨联陞、何炳棣到唐德刚、余英时，日后撑起美国汉学界半壁江山。不同于他们或幼承庭训或师从名家，黄仁宇先是废学从军，又弃武从文，历经波折，48岁才结婚生子。对他来说，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在徐卫东看来，这正是黄仁宇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们看吴相湘的《三生有幸》、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和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都是历史学家的自传；但吴先生和何先生是纯粹的书斋学者，注重史料的网罗、史实的考订，而黄先生不一样，他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历史是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我所置身的这个中国，为什么100多年来如此动荡多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目光投向明朝。“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他以“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花了5年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又花了7年写《明代财政》，为此花两年半时间读完133册《明实录》，指出明代财政只是形式上的整齐，官员们篡改数字、因袭成例，无法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而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数据处理能力，中国其后400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
这种掺杂了忧患意识的叙述，对“隔岸观火”的美国汉学界来说难以理解，而黄仁宇动辄500年的“大历史观”，更让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是‘显微镜’的谱系，抓住一个小问题使劲挖；黄先生则是‘望远镜’，他觉得理解现代中国，就要往回看，注重综合，这样才能看清中国的来路和去向。”徐卫东说。
“我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助我解决彼此的差异。”黄仁宇这样说道。那些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们多不认同他；他也不服软，批评费正清、批评芮沃寿、批评狄百瑞。他的自负和固执的后果，就是《明代财政》被搁置下来，费劲周折才出版；《中国并不神秘》以5万字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写到当代，百般抢救还是“胎死腹中”。
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1979年3月，黄仁宇被纽普兹大学解聘了。美国人设计出FTE（全职教书等量单位），按照选课学生数、课时数、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功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黄仁宇的FTE从没超过0.40000，而当时的平均数字是1.0000。“我被开除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件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回忆录里，这种难以释怀的委屈和悲愤常常出现。
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1976年，黄仁宇完成了初稿，投给几家出版社，都被退回。商业性质的书局说，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恩怨虽然动人，海瑞、李贽却牵涉财政思想，该是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非断代又非专论，不伦不类。
延宕3年后，《万历十五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在《纽约客》发表书评，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支微末节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寻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书中，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查院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轮番登场，而所有人的努力均显得徒劳而悲壮——他们不能改变僵化低效的帝国体制，扭转大厦将倾的崩毁命运。
《萬历十五年》最充分地展示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他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一本融入了作者本人独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1982年，《万历十五年》简体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发行，黄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题笺。首印2.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风靡校园，影响一代学人。
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说，“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朱学勤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许纪霖模仿着《万历十五年》写自己的处女作；江晓原说《万历十五年》像指路明灯，让他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杨念群说《万历十五年》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心态史’”，展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情景下一群人的气质群像。
可以说，那个年代的大陆学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潜水艇三明治
1989年后，黄仁宇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开了一个小专栏，叫作“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后来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集结成书。1992年初，三联书店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在“海外学人丛书”中出版，由此开始了与黄仁宇的合作，此后相继推出《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1997年，三联版的《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到2006年已售出26万册。
徐卫东最早看到的黄仁宇作品，就是三联出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后来他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念书，又读到了《万历十五年》，“印象很深刻”。“当时的教材，不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个标准的学术构架，千篇一律。”徐卫东回忆，“《万历十五年》不一样，开篇就是一个故事化的场景，历史的展开很迷人。” 2001年，徐卫东进入中华书局工作，才发现《万历十五年》最早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2006年，他推出了新版《万历十五年》（即增订纪念本），核校文字，增收文章和历史图片。对新版的封面，他尤其用心，选了一幅《平番得胜图》。“这是万历年间一次平定西北叛乱的军事行动，图中稳坐大帐的是文官，分列两边的是武官；《万历十五年》讲明朝的文官制度，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文官节制武官，这幅图就反映了这一点。”
后来，徐卫东又做了《万历十五年》增订本和经典版。各版销量每年攀升，最多时有三四十万册。去年《人民的名义》热播，喜好明史的高育良书记让《万历十五年》再火了一把，“一下子增加到70多万册”，徐卫东感叹， “《万历十五年》自问世以来，经常见到各色人等在报纸、网络上推荐，畅销了30多年。但是相对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万历十五年》的读者并不是那么多。电视剧的热播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本书，读法也越来越多，从心理学的、组织学的、官场学的不同角度，可以看出各种门道。”
与此同时，模仿、甚至自称超越《万历十五年》的书也越来越多，“浅说”“趣说”历史跟风而起，吴思的《潜规则》、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一炮而红。
但在徐卫东看来，这些作品没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重点在于权谋心术之类，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种概念、定律之嫌”。“黄先生的研究，从来不看重道德评价，皇帝荒淫无道，后妃红颜祸水，都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重要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制度怎么制约个人与国家的行动；也综合中外古今，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技术的层面取得突破，脱胎换骨，从前现代进入现代。”
在黄仁宇看来，现代中国的痛苦起源于明代，落后的管理模式与官僚集团，使财政无法核实、军事积弱不振、法律丧失效用，只能依靠散漫的村庄、低效的文官、空洞的道德支撑一个臃肿帝国。这一切导致了明军于1619年败给满洲铁骑，清军于1840—1842年败给英国枪炮，国军在抗战时期以一个中世纪国家的姿态，苦熬8年而“惨胜”。
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休戚相关的活生生的中国。他要用西方现代的药方为落后的中国寻找病源，但绝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观察家眼中，中国不是古老神秘的道德楷模，就是愚昧保守的象征，任他们用尺子截长去短。
中国是什么？黄仁宇说，中国曾经是“潜水艇三明治”，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涣散无组织的千萬农民，其中是3个道德原则，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此种说法流传甚广，为人津津乐道。
但他还有一个早早就做出的乐观论断：“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延长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即将告终。”“就未来的潜力和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成为21世纪的安定力量，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作为一个研究者，黄仁宇跳出了左/右、东/西之别，对他而言，“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这样解释历史，才能面对那些为建设新国家而奋斗、挣扎、毁灭的亲人和故友——他们就像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在时代转折的前夜，留下一个个可敬可叹的剪影。
2000年1月的一个周末，黄仁宇坐着夫人格尔开的车子到戏院看戏。汽车沿赫逊河岸曲折行驶，他笑着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驱壳，离开尘世。”一到电影院，黄仁宇说身体不舒服，在进门的厅堂上一坐下就晕倒了，叫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后，人已悄然走了。
在《黄河青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版）的封面上，赫逊河畔的老人黄仁宇倚着躺椅，背向读者，远眺高山大川，好像在俯瞰历史。
就像他19岁时一样。
徐卫东：安徽桐城人，中华书局编审。长期致力于社科文史图书策划与编辑，撰有个人小集《敬惜字纸》。
1976年，为丙辰龙年，在中国历史上，实为“惊天动地”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长沙人黄仁宇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的第九年。对于这位58岁的教授来说，急需出版一部著作来提高他的学术地位。在此之前，他只出版过一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简称《明代财政》），销量糟糕。他寄予厚望的另一部文稿《中国并不神秘》，在接连遭到芮沃寿与费正清两位权威学者的否决后，再也没有得见天日。
这一回，他决定将大历史“切成薄片”，专门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他选中了1587年，“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他的写作非常辛苦，也非常快乐。明代官吏丝袍上的绣金线，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喇嘛寺上方盘旋的白鹤，庙里的钟声，司礼官低沉的唱名……他将一个年代的色声香味铺陈纸上，只为告诉他的读者和同行：“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
这本书就是《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最畅销的读物之一，“各版统计下来，应该有300万册了”。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问世以来，它影响了几代读者，从学者到作家，从商人到官员。
大概是书名过盛，对于作者黄仁宇，读者们却不太在意。今年6月25日是黄仁宇诞辰百年的日子，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都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人在海外，不像大陆高校里的老先生们，有很多弟子张罗宣传。”徐卫东感叹，“从1982年《万历十五年》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陆没有为他举办过一个大型活动 。”
行伍之中
在徐卫东手边，有一本《黄河青山》，书页间贴满了便签，到处是荧光笔的标记。这是黄仁宇的回忆录，洋洋600页，记录了他在治学路上的曲折经历，以及种种难以言说的委屈、愤懑。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难读”的书，时序错乱，经常插入大段的历史论述，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理清他的一生行迹。这恰恰证明，黄仁宇的思想与他的经验，联结得无比紧密。
书中有一幅黄仁宇19岁时的照片。他爬上高耸入云的塔楼，背靠悬梯，俯视脚下，神情快乐自信，就像站在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俯瞰历史。
那一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读大二。几个月后，日寇全面侵华，大学南迁，黄仁宇暂时投身报界，结识了《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及《大公报》的范长江等左派人物。
那时的他，心怀壮志，梦想成为拿破仑，领导军队战场拼杀。于是，黄仁宇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他于1940年底毕业，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驻扎滇南，1943年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直至抗战结束。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历史学家们面对动荡时局，更是心绪万千。钱穆避难昆明岩泉寺著《国史大纲》，范文澜于延安窑洞中写《中国通史简编》，吕思勉在上海“孤岛”撰《中国通史》，在国运悬于一线之际，修国史以续民族香火；而困寓香港的陈寅恪，在饥饿中倚床校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南宋国破、汴京被困这段史事“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
此时的黄仁宇，还是寄身行伍的下层军官，却比史学前辈们更深地扎根“历史现场”。国民党军校中的方阵训练一向受人艳羡，满眼笔挺的制服、锃亮的皮靴和现代武器，可这样的军队一到云南前线，就好像回到了古代，睡门板，穿草鞋，吃硬如石子的玉蜀黍。满身跳蚤的黄仁宇，一个人带着36个兵，还得提防着他们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需要驮负重物时，他得拿枪逼着保长，才能要来几头“四肢像牙签的驴子”。
1943年2月，黄仁宇和另外17名青年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蓝伽。他在郑洞国将军手下担任上尉参谋，一边服役一边向《大公报》投稿。他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足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战死的士兵，往往几锹黄土就地掩埋， 在缅北的倾盆大雨中，几小时就骸骨暴露。有一次，他到前线，被日本狙击手射中右大腿，险些丧命。
“战场上有很多生动的镜头，例如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巨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都是要亲所目睹，才知道景象的真切。”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写到一个日本上尉，被我軍巡逻兵开枪打死，右手握紧喉咙，尸体倒栽葱地插到河里。在他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
多年以后，黄仁宇说出了当时的未尽之言：他在日本上尉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样的年纪，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长途跋涉来到这片热带丛林，一个死里逃生，一个中弹赴死……
东西之间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早晨，蝴蝶翩翩飞舞，蚂蚱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多年之后，写下这段话的黄仁宇，已成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老人。
可以说，构成黄仁宇学术研究起点的，正是前半生那些奇特曲折的经验：在云南烟瘴区徒步行军，感受到乡土中国赤贫落后，民众如一盘散沙；在上海参与受降工作，住远东第一酒店，穿着新制哔叽制服穿梭于上层娱乐场所；认识许多左倾名流，折服于他们的乐天、无私与温情；也出入国军高层，理解他们无能腐化背后的进退两难。 再加上一份人在异乡的孤独——1952年，黄仁宇负笈美国，以34岁“高龄”求学于密西根大学，直至12年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餐店当打杂小弟，在夜总会当洗碗工，在仓库当收货员，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留学生纷纷赴美，从杨联陞、何炳棣到唐德刚、余英时，日后撑起美国汉学界半壁江山。不同于他们或幼承庭训或师从名家，黄仁宇先是废学从军，又弃武从文，历经波折，48岁才结婚生子。对他来说，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在徐卫东看来，这正是黄仁宇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们看吴相湘的《三生有幸》、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和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都是历史学家的自传；但吴先生和何先生是纯粹的书斋学者，注重史料的网罗、史实的考订，而黄先生不一样，他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历史是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我所置身的这个中国，为什么100多年来如此动荡多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目光投向明朝。“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他以“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花了5年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又花了7年写《明代财政》，为此花两年半时间读完133册《明实录》，指出明代财政只是形式上的整齐，官员们篡改数字、因袭成例，无法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而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数据处理能力，中国其后400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
这种掺杂了忧患意识的叙述，对“隔岸观火”的美国汉学界来说难以理解，而黄仁宇动辄500年的“大历史观”，更让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是‘显微镜’的谱系，抓住一个小问题使劲挖；黄先生则是‘望远镜’，他觉得理解现代中国，就要往回看，注重综合，这样才能看清中国的来路和去向。”徐卫东说。
“我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助我解决彼此的差异。”黄仁宇这样说道。那些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们多不认同他；他也不服软，批评费正清、批评芮沃寿、批评狄百瑞。他的自负和固执的后果，就是《明代财政》被搁置下来，费劲周折才出版；《中国并不神秘》以5万字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写到当代，百般抢救还是“胎死腹中”。
闯出来的一匹黑马
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1979年3月，黄仁宇被纽普兹大学解聘了。美国人设计出FTE（全职教书等量单位），按照选课学生数、课时数、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功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黄仁宇的FTE从没超过0.40000，而当时的平均数字是1.0000。“我被开除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件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回忆录里，这种难以释怀的委屈和悲愤常常出现。
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1976年，黄仁宇完成了初稿，投给几家出版社，都被退回。商业性质的书局说，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恩怨虽然动人，海瑞、李贽却牵涉财政思想，该是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非断代又非专论，不伦不类。
延宕3年后，《万历十五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在《纽约客》发表书评，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支微末节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寻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书中，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查院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轮番登场，而所有人的努力均显得徒劳而悲壮——他们不能改变僵化低效的帝国体制，扭转大厦将倾的崩毁命运。
《萬历十五年》最充分地展示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他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一本融入了作者本人独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1982年，《万历十五年》简体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发行，黄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题笺。首印2.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风靡校园，影响一代学人。
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说，“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朱学勤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许纪霖模仿着《万历十五年》写自己的处女作；江晓原说《万历十五年》像指路明灯，让他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杨念群说《万历十五年》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心态史’”，展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情景下一群人的气质群像。
可以说，那个年代的大陆学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潜水艇三明治
1989年后，黄仁宇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开了一个小专栏，叫作“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后来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集结成书。1992年初，三联书店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在“海外学人丛书”中出版，由此开始了与黄仁宇的合作，此后相继推出《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1997年，三联版的《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到2006年已售出26万册。
徐卫东最早看到的黄仁宇作品，就是三联出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后来他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念书，又读到了《万历十五年》，“印象很深刻”。“当时的教材，不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个标准的学术构架，千篇一律。”徐卫东回忆，“《万历十五年》不一样，开篇就是一个故事化的场景，历史的展开很迷人。” 2001年，徐卫东进入中华书局工作，才发现《万历十五年》最早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2006年，他推出了新版《万历十五年》（即增订纪念本），核校文字，增收文章和历史图片。对新版的封面，他尤其用心，选了一幅《平番得胜图》。“这是万历年间一次平定西北叛乱的军事行动，图中稳坐大帐的是文官，分列两边的是武官；《万历十五年》讲明朝的文官制度，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文官节制武官，这幅图就反映了这一点。”
后来，徐卫东又做了《万历十五年》增订本和经典版。各版销量每年攀升，最多时有三四十万册。去年《人民的名义》热播，喜好明史的高育良书记让《万历十五年》再火了一把，“一下子增加到70多万册”，徐卫东感叹， “《万历十五年》自问世以来，经常见到各色人等在报纸、网络上推荐，畅销了30多年。但是相对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万历十五年》的读者并不是那么多。电视剧的热播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本书，读法也越来越多，从心理学的、组织学的、官场学的不同角度，可以看出各种门道。”
与此同时，模仿、甚至自称超越《万历十五年》的书也越来越多，“浅说”“趣说”历史跟风而起，吴思的《潜规则》、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一炮而红。
但在徐卫东看来，这些作品没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重点在于权谋心术之类，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种概念、定律之嫌”。“黄先生的研究，从来不看重道德评价，皇帝荒淫无道，后妃红颜祸水，都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重要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制度怎么制约个人与国家的行动；也综合中外古今，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技术的层面取得突破，脱胎换骨，从前现代进入现代。”
在黄仁宇看来，现代中国的痛苦起源于明代，落后的管理模式与官僚集团，使财政无法核实、军事积弱不振、法律丧失效用，只能依靠散漫的村庄、低效的文官、空洞的道德支撑一个臃肿帝国。这一切导致了明军于1619年败给满洲铁骑，清军于1840—1842年败给英国枪炮，国军在抗战时期以一个中世纪国家的姿态，苦熬8年而“惨胜”。
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休戚相关的活生生的中国。他要用西方现代的药方为落后的中国寻找病源，但绝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观察家眼中，中国不是古老神秘的道德楷模，就是愚昧保守的象征，任他们用尺子截长去短。
中国是什么？黄仁宇说，中国曾经是“潜水艇三明治”，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涣散无组织的千萬农民，其中是3个道德原则，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此种说法流传甚广，为人津津乐道。
但他还有一个早早就做出的乐观论断：“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延长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即将告终。”“就未来的潜力和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成为21世纪的安定力量，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作为一个研究者，黄仁宇跳出了左/右、东/西之别，对他而言，“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这样解释历史，才能面对那些为建设新国家而奋斗、挣扎、毁灭的亲人和故友——他们就像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在时代转折的前夜，留下一个个可敬可叹的剪影。
2000年1月的一个周末，黄仁宇坐着夫人格尔开的车子到戏院看戏。汽车沿赫逊河岸曲折行驶，他笑着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驱壳，离开尘世。”一到电影院，黄仁宇说身体不舒服，在进门的厅堂上一坐下就晕倒了，叫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后，人已悄然走了。
在《黄河青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版）的封面上，赫逊河畔的老人黄仁宇倚着躺椅，背向读者，远眺高山大川，好像在俯瞰历史。
就像他19岁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