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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使南京国民政府面临愈加严重的边疆危机。西北地区成为重要战略基地，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制定各项计划对其进行全面开发，发展民族教育亦成为化解西北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宗教问题、稳定西北边疆的主要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舆论的引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西北边疆教育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西北民族教育的现代化。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西北边疆教育；边疆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35-01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西北边疆教育的落后概况
据宋积琏统计：“新疆全省人口有250余万，而中学及师范只有两处，学生数还不到250人，小学只有百余处，学生仅5400余人。青海全省人口约有人口200余万，而在学校的青年（包括中小学生）不到3万人。宁夏有45万人口而中等学校只有3处，小学只有231处，学生总数不12000人”。
西北边疆地区家庭教育，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儿童的主要读物；对于学校教育，教育内容浅陋、师资缺乏、思想幼稚。据调查，西北文盲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九多。因而，西北边疆教育情的发展状况极为落后，学校里所用教材仍是四书五经，根本谈不上使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二、西北边疆教育落后的原因
政治方面，在西北边疆地区，青海马步芳家族、新疆杨增新、宁夏马鸿逵家族等地方势力，以谋求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是作为其目标，根本无暇促进教育的发展。政治的上的不统一使边疆教育的推行受到极大地阻碍。因此，地方势力派对地方的实际控制，使得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不能在边疆达到一种质的延伸，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教育实际推行的难度。
经济方面，边疆地区多山少田，实业落后，生产贫乏且受贪污欺压，苛捐什税之剥削，及天灾水旱之侵蚀，以至诸族人民生计困苦，终日碌碌，尚不能充腹，故一般人民渴求解决生活问题，置身牛马奴隶亦所不顾。因此，边疆经济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边疆教育的发展。
社会文化方面，在边疆地区，土司等民族上层人物拥有很高的权力，民族群众直接面对的是他们的管理。在教育上，“土司统治民垂百年，世袭相承，造成特殊地位，俨然君主自号。土司欲永保政权，故对教育漠不关心，阳奉阴违，不但不设立学校，甚至将已办学校经费，移作别用，即外人前往设校施教，亦存歧视之心，以实行其愚民政策之野心，惟土司亲属子弟，可独享读书之权利，以期承授之准备”。可见，在边疆地区，民众受教育的权利被大大地剥夺。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进边疆教育的措施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我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边疆教育对抗战的重大意义，遂开始积极筹划建设事宜。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蒙藏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9年2月，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1932年，蒙藏委员会又在南京设置蒙藏教育委员会。1933年，蒙藏委员会与其它五部门联合成立边疆改教制度研究会，设有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另外国民党党务部门成立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组织学校。国民党中央组织下设边疆党务处，其职责包括推进边疆教育事宜。中央政治学校于1935年12月成立了边疆教育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边疆教育计划等。
20世纪30—40年代，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设立的西北教育设计委员会，对发展西北边疆的文教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民国二十四年到民国三十四年间，国民政府边疆教育经费的总支出由原来的550000元增加到后来的5977601400元，对各边远省份教育文化补助费的总支出由原来的500000元增加到2633100元。边疆教育有了国家资金的支持，伴随而来的是它较快的发展，据《抗战期间国立边疆学校历年概况比较表》的情况，从民国二十四年到民国三十四年间，国立边疆学校的学校数由原来的4所增加到39所，学生总数也由原来的334人增加到后来的8634人。
在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倡导下，边疆地区的现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不仅初等教育得到较广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民众教育及寺院教育也发展迅速。
四、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意义
边疆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多元的、各具特色民族文化。在尊重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民文化，就需要发展边疆教育。边疆教育除传递地域文化之外，也传播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与现代文化。
国民政府教育宗旨的确立为边疆教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教育机构的设置为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国民政府为推动边疆教育而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教育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边疆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边疆地区未来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提高了边疆各民族的整体素质，进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边疆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宋积琏.西北教育问题的检讨[J].新青海（第4卷），1936（4）：5
[2]李维城.开发西北之刍议[J].西北问题季刊（第1卷），1935（3）：21
[3]宗亮东.西北教育与中国前途[J].文化与教育，1937（116）：1.
[4]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J].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1）.
[5]西尊.边疆政治与教育问题—边疆开发与国防问题研究之一[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44
[6]吴踌人.今后二年之边疆教育[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168-171.
[7]荣孟源，孙彩霞.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536
[8]张廷林.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86.
[9]张廷林.国防建设之边疆教育[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92-93
作者简介：赵盛超（1989—），性别男，汉族，山东省。硕士在读，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西北边疆教育；边疆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35-01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西北边疆教育的落后概况
据宋积琏统计：“新疆全省人口有250余万，而中学及师范只有两处，学生数还不到250人，小学只有百余处，学生仅5400余人。青海全省人口约有人口200余万，而在学校的青年（包括中小学生）不到3万人。宁夏有45万人口而中等学校只有3处，小学只有231处，学生总数不12000人”。
西北边疆地区家庭教育，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儿童的主要读物；对于学校教育，教育内容浅陋、师资缺乏、思想幼稚。据调查，西北文盲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九多。因而，西北边疆教育情的发展状况极为落后，学校里所用教材仍是四书五经，根本谈不上使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二、西北边疆教育落后的原因
政治方面，在西北边疆地区，青海马步芳家族、新疆杨增新、宁夏马鸿逵家族等地方势力，以谋求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是作为其目标，根本无暇促进教育的发展。政治的上的不统一使边疆教育的推行受到极大地阻碍。因此，地方势力派对地方的实际控制，使得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不能在边疆达到一种质的延伸，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教育实际推行的难度。
经济方面，边疆地区多山少田，实业落后，生产贫乏且受贪污欺压，苛捐什税之剥削，及天灾水旱之侵蚀，以至诸族人民生计困苦，终日碌碌，尚不能充腹，故一般人民渴求解决生活问题，置身牛马奴隶亦所不顾。因此，边疆经济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边疆教育的发展。
社会文化方面，在边疆地区，土司等民族上层人物拥有很高的权力，民族群众直接面对的是他们的管理。在教育上，“土司统治民垂百年，世袭相承，造成特殊地位，俨然君主自号。土司欲永保政权，故对教育漠不关心，阳奉阴违，不但不设立学校，甚至将已办学校经费，移作别用，即外人前往设校施教，亦存歧视之心，以实行其愚民政策之野心，惟土司亲属子弟，可独享读书之权利，以期承授之准备”。可见，在边疆地区，民众受教育的权利被大大地剥夺。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进边疆教育的措施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我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边疆教育对抗战的重大意义，遂开始积极筹划建设事宜。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蒙藏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9年2月，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1932年，蒙藏委员会又在南京设置蒙藏教育委员会。1933年，蒙藏委员会与其它五部门联合成立边疆改教制度研究会，设有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另外国民党党务部门成立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组织学校。国民党中央组织下设边疆党务处，其职责包括推进边疆教育事宜。中央政治学校于1935年12月成立了边疆教育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边疆教育计划等。
20世纪30—40年代，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设立的西北教育设计委员会，对发展西北边疆的文教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民国二十四年到民国三十四年间，国民政府边疆教育经费的总支出由原来的550000元增加到后来的5977601400元，对各边远省份教育文化补助费的总支出由原来的500000元增加到2633100元。边疆教育有了国家资金的支持，伴随而来的是它较快的发展，据《抗战期间国立边疆学校历年概况比较表》的情况，从民国二十四年到民国三十四年间，国立边疆学校的学校数由原来的4所增加到39所，学生总数也由原来的334人增加到后来的8634人。
在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倡导下，边疆地区的现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不仅初等教育得到较广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民众教育及寺院教育也发展迅速。
四、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意义
边疆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多元的、各具特色民族文化。在尊重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民文化，就需要发展边疆教育。边疆教育除传递地域文化之外，也传播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与现代文化。
国民政府教育宗旨的确立为边疆教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教育机构的设置为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国民政府为推动边疆教育而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教育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边疆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边疆地区未来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提高了边疆各民族的整体素质，进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边疆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宋积琏.西北教育问题的检讨[J].新青海（第4卷），1936（4）：5
[2]李维城.开发西北之刍议[J].西北问题季刊（第1卷），1935（3）：21
[3]宗亮东.西北教育与中国前途[J].文化与教育，1937（116）：1.
[4]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J].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1）.
[5]西尊.边疆政治与教育问题—边疆开发与国防问题研究之一[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44
[6]吴踌人.今后二年之边疆教育[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168-171.
[7]荣孟源，孙彩霞.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536
[8]张廷林.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86.
[9]张廷林.国防建设之边疆教育[A].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10：92-93
作者简介：赵盛超（1989—），性别男，汉族，山东省。硕士在读，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