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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教育贵在“坚持”
编者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且愈益勃发的力量源泉。国家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本期《热点争鸣》特邀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教授与一线教师，聚焦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进行探讨，以期广大教师对传统文化教育有更为全面与深入的认识，从而在自身的课堂教学中借鉴。
《中国教师》：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一脉相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理应在各个时期都得到重视，但为什么当前我们要突出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徐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又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作为一名学者，我将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原因，学术原因归结为内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充当了经济落后的“替罪羊”，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的是鄙薄、仇视和批判的立场。针对这一情况，有人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自己的心，用自己的双手割断了自己的脐带”。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做得这样决绝，和自己的传统过不去，和自己的祖宗过不去。我们一直是在激烈地反传统，将我们现在生活的不如意归罪于我们的传统，把我们今人的不作为诿过于我们的祖宗，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传统的“根”上，是传统文化造成我们近代的屈辱和现今的种种不如意。然而，20世纪60、70年代，属于汉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兴起，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我国经济大踏步式地高速增长，跃居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这时，我们发现将经济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的外部条件消失了，激烈地反传统实在过于鲁莽，因而很多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就是势所必然。
第二，持续地、极端地、无条件地反传统，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种植下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传统文化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是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在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下，传统文化的价值被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地位被彻底贬斥，传统文化的面貌被全盘抹黑，造成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后继乏人，以至于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国学教育，大都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素养可言，很多人甚至连祖国语言也不能有效地使用。现在，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出于弥补百年来激烈地反传统所造成的鸿沟和传统文化的断裂。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并逐渐深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今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深层处的变化派生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旧有的社会规范对很多人已经失去控制力，但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规范正在建立，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在这种情势下，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医患之间的各种社会冲突经常发生，政治上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经济上的制假造假、弄虚作假、欺瞒诈骗，道德上的不孝父母、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等社会失范现象频发。要想解决当今社会的乱象，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就有必要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奠定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确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只有立足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共同的价值和规范，有共同的愿景和追求。而这个基础中最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科技，特别是通信领域科技的迅速进步，使得经济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已初现端倪，各个国家的开放、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且，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系。相反，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世界的一体化，正在于民族的多样化。如果全球化的终极指向是各民族文化的完全一致，那将是可怕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应对自然、社会环境挑战时人类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体现，都有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价值，都应该受到尊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认识和了解本民族文化根基和内涵的“文化自尊”，与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其他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尊重”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遗存，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只是向外国学习，从国外引进，而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贡献，两手空空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是与我们的悠久历史、丰富遗存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西化，就是美国化，可以不顾历史文化传统，也可以不顾现实环境而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是一种其他文明都必须降服的主流文明，中国靠上去、贴近它、融入其中就行了的看法，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独特价值的放弃，更是对这种独特价值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放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出我们民族对人类文明应该也能够作出贡献的心声。
从学术方面来说，我认为传统文化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经典文本、文化知识和技能技艺。对教育而言，就是要教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那什么样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呢？在我看来，就是各个民族，并且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因为民族文化的经典是那些历史上具有最聪慧的头脑、最伟大心灵的人们的产物，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四书五经》的内容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国学经典教育就是最优质、最有价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是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我在演讲中经常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亲近、认同这个家园，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之中；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中国教师》：在教育领域，您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怎样教学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徐梓：无论在大、中、小学，我认为经典诵读就很值得提倡。根据甘阳先生的说法，美国的通识教育有两门核心课程，一是人类文明，二是经典研读。人类文明课程会讲述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而经典研读课程则是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罗蒂等人的一系列经典原著的研读。作为中国人与中国学生，我们有必要学习我们民族的经典，即国学经典。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但要学习民族文化、国学经典，而且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经典。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西方的文化也很感兴趣，平时主要读两种书，一种是外国人的著述，一种是古代典籍。
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体现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对大学的通识教育，有很多人在探索，有多种模式，我赞同甘阳等人的一些说法与做法，如我们不能将通识教育完全变成概论式的（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流于表面。我认为有必要从经典入手，甚至一部经典可以开设成一门课程，能够上一个学期。10多年了，我一直在学校给学生上一门公共选修课——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就是将蒙学读物作为一扇了解各个时期文化风貌的窗口，从最初的《史籀篇》、《仓颉篇》，一直讲到后来的《弟子规》、《教儿经》。这样做虽然能让学生了解启蒙教材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了解其各种类型，但还是太散，不聚焦。如果就其中的某一个文本，比如《幼学琼林》，进行专门的讲授，讲授一个学期，传统文化的价值或许会更加凸显。
《中国教师》：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经典诵读”的培训班或“读经”活动，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您认为这对学校教育工作会产生哪些影响？
徐梓：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的“读经”活动，应该说对当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功劳和贡献。这项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已有20多年。对此，我们要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家长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体制内的学校，而是送到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许多家长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我们体制内的学校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或者说，他们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很失望。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传统文化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的民间力量在努力，是广大的家长们在努力。它表达的是家长们对现行教育改革失望之后的一种无奈之举，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长们的一种自救与自助。
然而，这些体制外的教育机构，也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没有一个整体的擘划，没有科学的设计，易于出现跟风、攀比的情况，学习的计划性和连续性不强，不能循序渐进和按部就班地实施教育活动。另外，还会出现低俗化的情况。一些培训班会迎合社会上一些人的需要或兴趣，以占卜、算命、风水、测字等为主要的培训内容。还有功利化的问题，为了赚钱，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被无限地夸大，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向社会宣示和传播。这不仅会给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而且还对当前的国学教育造成严重的伤害。
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之所以有市场，主要是因为在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分量严重不足。所有的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优质的教育，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文化营养，但当前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机器，而有些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考试的工具，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学到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面对这种情况，要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满足家长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我认为有必要改变一些现行的做法。比如，一方面，允许那些存在时间长、有影响，主办者又有良好教育理念的私塾、书院存在，使其合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但与此同时又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见，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堵死自行实施义务教育之路，只不过是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要给予它们一定的自主权，尊重其办学传统，在收费标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方面，不必与体制内的学校强求一致。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应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设置专门的课程，这也是我一直在提倡和推广的。但直到现在，全国只有山东省将其纳入了必修课程，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教育现在主要还处于校本课程的层次，最多也只是属于地方课程。
《中国教师》：一些学校会将《四书五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带进课堂，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经典进课堂”这一现象的，您认为这些活动会给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梓：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但现行的做法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认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经典该不该进课堂，而是什么样的经典、什么时候进入课堂，教的对象和学的主体是谁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学习相应内容的问题。这里，我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不主张学习伦理道德色彩过于厚重的内容，如《二十四孝》，二是不赞同孩子们过早地接触一些狭义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等。我认为，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主要学习那些知识性强、具有跨越时代生命力的内容，如《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和唐诗、宋词等。
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组织和设计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这是被传统教育证实了的行之有效的一项原则，这一传统甚至比读经的传统还要悠久，因而也被历来的教育家所强调。此外，要遵从古代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注意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可以学习《弟子规》、《小儿语》和关于儿童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养成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到了三年级以后，可以读《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在各个年龄段都要读一定的唐诗、宋词。在初中阶段，学生可以读《四书》，是选读而非全读，到高中阶段，可以选读《五经》。这是我对经典诵读所做的一个基本勾画。或者说，在小学阶段，学生阅读的内容是蒙书、唐诗、宋词，到了初中可以选读《四书》，到了高中可以选读《五经》。对大学生而言，则是要带有研究性的学习，而且内容更加广泛，除唐诗宋词、《四书五经》之外，还要阅读各种史书、诸子百家，著名学者或者著名文学家的文集等。 国学经典进课堂，我认为对学生素质的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培养所谓的“君子”。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大都有厚重的伦理色彩，有很强的道德说教，反复诵读，引归身受，确实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学经典教育也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和灵活应用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以蒙书为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给人们一种很壮阔的气势，诵读之际，可以培养人们的气势与气韵。《千字文》只有短短的1 000个字，内在结构非常严谨，气势宏大，语言精致。它1 000字不多不少，也不重复，四字一句，押韵便读，不能是文字的简单堆积，而要表达一定的意义。可以说编《千字文》是“舞霓裳于寸木”，在一寸见方的木头上，跳幅度很大的霓裳羽衣舞；“抽长絮于乱丝”，在一堆纷乱的丝中，将一根丝线抽得很长很长。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祖国语言的优雅与精致，感受其气势的宏大。再比如，《幼学琼林》中有“畴昔、曩者，俱前日之谓；黎明、昧爽，皆将曙之时”，当我们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篇说：“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在读完《幼学琼林》后，我们知道“曩者”就是“前天”的意思，就会对历史文献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因此，即便是诵读一些蒙学读物，也可以掌握和灵活地运用祖国语言，感受汉语的气势和气韵，可以自如地驾驭汉语，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所以我常说，当我们将高度凝练、爷爷辈的文言文掌握后，浅显通俗、孙子辈的白话文就不在话下。
《中国教师》：您能谈谈当前学校校本教材的建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的情况吗？
徐梓：我主编过一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教材，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将它作为校本课程的教材在使用。但校本教材的开发，如果没有特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参与，那也不具有校本教材的特质。如果校本教材面向全国，面向所有的学校，就会失去它作为校本教材的意义。校本教材要以学校为本位，由特定的学校自己确定，要有很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现在，我正在和北京海淀区上庄学区的校长和教师合作，共同编写一套《家训与家风》的校本教材。《家训与家风》校本教材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讲家及修身之要，下册主要讲家族与齐家之道，从社会的细胞——家、家族讲起，再讲个人修身，讲治家原则。在设计德目时，既注重传统的美德，也参照西方与现代的道德，并将中国传统的家训和古典文本中的一些格言警句、有关的知识与诗歌编入这部教材。根据上庄学区的计划，这部《家训与家风》的教材不但学生要读，家长也要读，以形成家校合力。在活动课环节，我们还设计了让学生根据传统的家训，针对自家的实情，自己编制家训，让自己和爸爸妈妈共同遵守。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在和我联系，希望我协助他们编辑《中华传统美德》之类的校本教材。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传统文化在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教师》：语文教学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渠道，您认为语文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徐梓：在现阶段，语文课确实是体制内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但靠这种渗透的方式，依然达不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所以，我主张将中华传统文化单独设科。就当前的情况来说，除了在语文课中加大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外，再就是要加强语文教师的培训，使他们从偏重白话文教学，进而有能力从事文言文教学；从主要讲述表浅的知识，转向知识背后文化意蕴的挖掘。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意蕴丰厚的文言文，而进入民国后，我们强调直观教学，在启蒙教育阶段教给学生的主要是“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大公鸡，喔喔叫，小朋友，起床了”之类的内容，这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比较，显然人文意蕴淡薄，就像白开水一样，王财贵先生形象地称这样的内容是有知识没文化。我和一位老师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海外听众讲《千字文》，1 000个字，足足讲了40讲，每一讲要近半个小时，这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意蕴可以挖掘，才可以讲解这么长的时间。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能单纯地让学生背诵和记忆，也不能只是解释其表层意思，而是要尽可能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此外，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孩子兴趣的培养，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让学生对古代的文本产生兴趣，而任何单纯的背诵和机械的记忆都会让他们对这些文本有畏惧感。教师除了适当的讲解之外，还要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如与经典文本切近的故事、能够启发学生形象思维的诗歌，增加学生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我认为这是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的内容。
《中国教师》：那么对普通科任教师来说，他们应如何在自己所任科目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
徐梓：每个学科、每门课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将其功能泛化，泛化之后，其自身的功能可能就发挥不了了。在现阶段，在传统文化还没有单独设科之前，在各个学科中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比如说，很多学校会在综合实践课中，带学生去学校周边开展调查，参观名胜古迹或名人故居，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孩子进一步了解这些古迹的历史，了解名人的成就，这也是传统文化教育比较重要的方面。再比如说，一些体育课，也有诸如踢毽子、放风筝等儿童传统游艺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渗透或体现传统文化，但要想通过这种偶尔的“体现”、零星的“渗透”来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不是说这些课的任课教师做得不好，而是说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功能，要着力于自己的主要目标，不能也不应该舍本逐末，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本来不属于本课的任务上。
《中国教师》：您对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语？
徐梓：我现在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一直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为己任，就是想让人们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这可以权作我对《中国教师》读者的寄语吧。
（责任编辑：孙建辉）
编者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且愈益勃发的力量源泉。国家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本期《热点争鸣》特邀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教授与一线教师，聚焦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进行探讨，以期广大教师对传统文化教育有更为全面与深入的认识，从而在自身的课堂教学中借鉴。
《中国教师》：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一脉相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理应在各个时期都得到重视，但为什么当前我们要突出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徐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又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作为一名学者，我将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原因，学术原因归结为内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充当了经济落后的“替罪羊”，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的是鄙薄、仇视和批判的立场。针对这一情况，有人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自己的心，用自己的双手割断了自己的脐带”。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做得这样决绝，和自己的传统过不去，和自己的祖宗过不去。我们一直是在激烈地反传统，将我们现在生活的不如意归罪于我们的传统，把我们今人的不作为诿过于我们的祖宗，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传统的“根”上，是传统文化造成我们近代的屈辱和现今的种种不如意。然而，20世纪60、70年代，属于汉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兴起，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我国经济大踏步式地高速增长，跃居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这时，我们发现将经济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的外部条件消失了，激烈地反传统实在过于鲁莽，因而很多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就是势所必然。
第二，持续地、极端地、无条件地反传统，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种植下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传统文化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是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在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下，传统文化的价值被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地位被彻底贬斥，传统文化的面貌被全盘抹黑，造成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后继乏人，以至于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国学教育，大都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素养可言，很多人甚至连祖国语言也不能有效地使用。现在，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出于弥补百年来激烈地反传统所造成的鸿沟和传统文化的断裂。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并逐渐深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今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深层处的变化派生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旧有的社会规范对很多人已经失去控制力，但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规范正在建立，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在这种情势下，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医患之间的各种社会冲突经常发生，政治上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经济上的制假造假、弄虚作假、欺瞒诈骗，道德上的不孝父母、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等社会失范现象频发。要想解决当今社会的乱象，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就有必要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奠定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确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只有立足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共同的价值和规范，有共同的愿景和追求。而这个基础中最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科技，特别是通信领域科技的迅速进步，使得经济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已初现端倪，各个国家的开放、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且，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系。相反，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世界的一体化，正在于民族的多样化。如果全球化的终极指向是各民族文化的完全一致，那将是可怕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应对自然、社会环境挑战时人类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体现，都有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价值，都应该受到尊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认识和了解本民族文化根基和内涵的“文化自尊”，与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其他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尊重”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遗存，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只是向外国学习，从国外引进，而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贡献，两手空空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是与我们的悠久历史、丰富遗存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西化，就是美国化，可以不顾历史文化传统，也可以不顾现实环境而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是一种其他文明都必须降服的主流文明，中国靠上去、贴近它、融入其中就行了的看法，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独特价值的放弃，更是对这种独特价值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放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出我们民族对人类文明应该也能够作出贡献的心声。
从学术方面来说，我认为传统文化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经典文本、文化知识和技能技艺。对教育而言，就是要教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那什么样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呢？在我看来，就是各个民族，并且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因为民族文化的经典是那些历史上具有最聪慧的头脑、最伟大心灵的人们的产物，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四书五经》的内容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国学经典教育就是最优质、最有价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是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我在演讲中经常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亲近、认同这个家园，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之中；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中国教师》：在教育领域，您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怎样教学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徐梓：无论在大、中、小学，我认为经典诵读就很值得提倡。根据甘阳先生的说法，美国的通识教育有两门核心课程，一是人类文明，二是经典研读。人类文明课程会讲述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而经典研读课程则是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罗蒂等人的一系列经典原著的研读。作为中国人与中国学生，我们有必要学习我们民族的经典，即国学经典。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但要学习民族文化、国学经典，而且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经典。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西方的文化也很感兴趣，平时主要读两种书，一种是外国人的著述，一种是古代典籍。
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体现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对大学的通识教育，有很多人在探索，有多种模式，我赞同甘阳等人的一些说法与做法，如我们不能将通识教育完全变成概论式的（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流于表面。我认为有必要从经典入手，甚至一部经典可以开设成一门课程，能够上一个学期。10多年了，我一直在学校给学生上一门公共选修课——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就是将蒙学读物作为一扇了解各个时期文化风貌的窗口，从最初的《史籀篇》、《仓颉篇》，一直讲到后来的《弟子规》、《教儿经》。这样做虽然能让学生了解启蒙教材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了解其各种类型，但还是太散，不聚焦。如果就其中的某一个文本，比如《幼学琼林》，进行专门的讲授，讲授一个学期，传统文化的价值或许会更加凸显。
《中国教师》：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经典诵读”的培训班或“读经”活动，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您认为这对学校教育工作会产生哪些影响？
徐梓：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的“读经”活动，应该说对当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功劳和贡献。这项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已有20多年。对此，我们要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家长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体制内的学校，而是送到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许多家长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我们体制内的学校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或者说，他们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很失望。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传统文化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的民间力量在努力，是广大的家长们在努力。它表达的是家长们对现行教育改革失望之后的一种无奈之举，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长们的一种自救与自助。
然而，这些体制外的教育机构，也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没有一个整体的擘划，没有科学的设计，易于出现跟风、攀比的情况，学习的计划性和连续性不强，不能循序渐进和按部就班地实施教育活动。另外，还会出现低俗化的情况。一些培训班会迎合社会上一些人的需要或兴趣，以占卜、算命、风水、测字等为主要的培训内容。还有功利化的问题，为了赚钱，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被无限地夸大，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向社会宣示和传播。这不仅会给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而且还对当前的国学教育造成严重的伤害。
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之所以有市场，主要是因为在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分量严重不足。所有的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优质的教育，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文化营养，但当前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机器，而有些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考试的工具，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学到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面对这种情况，要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满足家长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我认为有必要改变一些现行的做法。比如，一方面，允许那些存在时间长、有影响，主办者又有良好教育理念的私塾、书院存在，使其合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但与此同时又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见，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堵死自行实施义务教育之路，只不过是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要给予它们一定的自主权，尊重其办学传统，在收费标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方面，不必与体制内的学校强求一致。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应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设置专门的课程，这也是我一直在提倡和推广的。但直到现在，全国只有山东省将其纳入了必修课程，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教育现在主要还处于校本课程的层次，最多也只是属于地方课程。
《中国教师》：一些学校会将《四书五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带进课堂，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经典进课堂”这一现象的，您认为这些活动会给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梓：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但现行的做法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认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经典该不该进课堂，而是什么样的经典、什么时候进入课堂，教的对象和学的主体是谁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学习相应内容的问题。这里，我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不主张学习伦理道德色彩过于厚重的内容，如《二十四孝》，二是不赞同孩子们过早地接触一些狭义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等。我认为，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主要学习那些知识性强、具有跨越时代生命力的内容，如《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和唐诗、宋词等。
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组织和设计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这是被传统教育证实了的行之有效的一项原则，这一传统甚至比读经的传统还要悠久，因而也被历来的教育家所强调。此外，要遵从古代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注意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可以学习《弟子规》、《小儿语》和关于儿童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养成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到了三年级以后，可以读《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在各个年龄段都要读一定的唐诗、宋词。在初中阶段，学生可以读《四书》，是选读而非全读，到高中阶段，可以选读《五经》。这是我对经典诵读所做的一个基本勾画。或者说，在小学阶段，学生阅读的内容是蒙书、唐诗、宋词，到了初中可以选读《四书》，到了高中可以选读《五经》。对大学生而言，则是要带有研究性的学习，而且内容更加广泛，除唐诗宋词、《四书五经》之外，还要阅读各种史书、诸子百家，著名学者或者著名文学家的文集等。 国学经典进课堂，我认为对学生素质的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培养所谓的“君子”。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大都有厚重的伦理色彩，有很强的道德说教，反复诵读，引归身受，确实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学经典教育也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和灵活应用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以蒙书为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给人们一种很壮阔的气势，诵读之际，可以培养人们的气势与气韵。《千字文》只有短短的1 000个字，内在结构非常严谨，气势宏大，语言精致。它1 000字不多不少，也不重复，四字一句，押韵便读，不能是文字的简单堆积，而要表达一定的意义。可以说编《千字文》是“舞霓裳于寸木”，在一寸见方的木头上，跳幅度很大的霓裳羽衣舞；“抽长絮于乱丝”，在一堆纷乱的丝中，将一根丝线抽得很长很长。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祖国语言的优雅与精致，感受其气势的宏大。再比如，《幼学琼林》中有“畴昔、曩者，俱前日之谓；黎明、昧爽，皆将曙之时”，当我们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篇说：“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在读完《幼学琼林》后，我们知道“曩者”就是“前天”的意思，就会对历史文献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因此，即便是诵读一些蒙学读物，也可以掌握和灵活地运用祖国语言，感受汉语的气势和气韵，可以自如地驾驭汉语，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所以我常说，当我们将高度凝练、爷爷辈的文言文掌握后，浅显通俗、孙子辈的白话文就不在话下。
《中国教师》：您能谈谈当前学校校本教材的建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的情况吗？
徐梓：我主编过一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教材，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将它作为校本课程的教材在使用。但校本教材的开发，如果没有特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参与，那也不具有校本教材的特质。如果校本教材面向全国，面向所有的学校，就会失去它作为校本教材的意义。校本教材要以学校为本位，由特定的学校自己确定，要有很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现在，我正在和北京海淀区上庄学区的校长和教师合作，共同编写一套《家训与家风》的校本教材。《家训与家风》校本教材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讲家及修身之要，下册主要讲家族与齐家之道，从社会的细胞——家、家族讲起，再讲个人修身，讲治家原则。在设计德目时，既注重传统的美德，也参照西方与现代的道德，并将中国传统的家训和古典文本中的一些格言警句、有关的知识与诗歌编入这部教材。根据上庄学区的计划，这部《家训与家风》的教材不但学生要读，家长也要读，以形成家校合力。在活动课环节，我们还设计了让学生根据传统的家训，针对自家的实情，自己编制家训，让自己和爸爸妈妈共同遵守。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在和我联系，希望我协助他们编辑《中华传统美德》之类的校本教材。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传统文化在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教师》：语文教学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渠道，您认为语文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徐梓：在现阶段，语文课确实是体制内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但靠这种渗透的方式，依然达不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所以，我主张将中华传统文化单独设科。就当前的情况来说，除了在语文课中加大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外，再就是要加强语文教师的培训，使他们从偏重白话文教学，进而有能力从事文言文教学；从主要讲述表浅的知识，转向知识背后文化意蕴的挖掘。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意蕴丰厚的文言文，而进入民国后，我们强调直观教学，在启蒙教育阶段教给学生的主要是“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大公鸡，喔喔叫，小朋友，起床了”之类的内容，这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比较，显然人文意蕴淡薄，就像白开水一样，王财贵先生形象地称这样的内容是有知识没文化。我和一位老师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海外听众讲《千字文》，1 000个字，足足讲了40讲，每一讲要近半个小时，这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意蕴可以挖掘，才可以讲解这么长的时间。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能单纯地让学生背诵和记忆，也不能只是解释其表层意思，而是要尽可能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此外，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孩子兴趣的培养，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让学生对古代的文本产生兴趣，而任何单纯的背诵和机械的记忆都会让他们对这些文本有畏惧感。教师除了适当的讲解之外，还要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如与经典文本切近的故事、能够启发学生形象思维的诗歌，增加学生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我认为这是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的内容。
《中国教师》：那么对普通科任教师来说，他们应如何在自己所任科目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
徐梓：每个学科、每门课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将其功能泛化，泛化之后，其自身的功能可能就发挥不了了。在现阶段，在传统文化还没有单独设科之前，在各个学科中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比如说，很多学校会在综合实践课中，带学生去学校周边开展调查，参观名胜古迹或名人故居，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孩子进一步了解这些古迹的历史，了解名人的成就，这也是传统文化教育比较重要的方面。再比如说，一些体育课，也有诸如踢毽子、放风筝等儿童传统游艺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渗透或体现传统文化，但要想通过这种偶尔的“体现”、零星的“渗透”来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不是说这些课的任课教师做得不好，而是说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功能，要着力于自己的主要目标，不能也不应该舍本逐末，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本来不属于本课的任务上。
《中国教师》：您对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语？
徐梓：我现在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一直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为己任，就是想让人们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这可以权作我对《中国教师》读者的寄语吧。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