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的书法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很多书法研究者和评论家已经开始零星的探讨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所具有的美学范畴和文化起源。《书谱》是中国古代一部相对完整的书学论著，其研究表现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和作者孙过庭一生远离政治漩涡，夹杂极少的政治意图有直接的关系，也和孙过庭一生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展现出较高的美学抽象和理论提炼能力不无关系。
关键词：书法 审美 象形 气韵
中图分类号：J2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24-0065-03
一、《书谱》作者孙过庭的生平轨迹和创作心态
孙过庭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记载并不多，比之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书法大家，其生平事迹、奇闻趣事可谓少之又少，不像历代很多书法名流出身显赫、位高权重，人生轨迹沾满了时代沉浮的印迹，如王羲之出身东晋名门士族，结交当世名流，一生颠沛，折射出东晋士族衰落、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其传世名作《兰亭序》记载羲之同“竹林七贤”饮酒作乐，畅怀人世感悟的事件）；苏东坡身居高位，置身宋神宗年间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漩涡之中，宦海沉浮与当朝者“变”与“不变”之间的徘徊抉择紧密相连（其《黄州寒食贴》记述东坡本人被贬黄州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孙过庭一生官阶不高，政治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其生平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当时政局动荡、历史变迁的痕迹。《书谱》一书成于其去世前四年，基本上可以判断该书论应为生命最后几年辞官赋闲所作。孙氏为历代公认的书法大家，特别是在唐代确立唐楷为正规书写范式之后，唐楷一度独霸天下的情形下，孙氏以其小草立身传世更是实属不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氏兼具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于一身，中国古代的“艺术评论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或官员的双重角色，使得其评论言语里往往带有浓重的儒家正统思想观或作者映射的政治诉求，孙过庭在这一点上成功的克服了政治色彩对书法评论的干扰和作者个人的政治抱负性，这与其一生与众不同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二、书法理论的确立和早期研究成果
书法理论是指中国书法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特征，和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所进行的研究理论，是汉字所特有的，西方的字母不存在书法的概念。书法理论包括技法、书法史、书法家、书法文学等其他文化的研究、书体研究以及考释辨伪等。书法理论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周礼》（一般被史学家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一书中就有关于“六艺”的记载，其中“书”指的是识字和写字，在教学上必有相当确定的方法，但具体“书”法至今未有史料记载流传，故世人尚不知其法。书学理论历经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成果颇多，早于孙氏的西汉杨雄的“心画”说、东汉许慎的“象形”说被认为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关于书学的理论，杨雄提出的“书，心画也”和许慎提出的“书者，如也”的两大著名论断探讨了中国书法形成的主观和客观两大来源。在杨雄提出的“书为心画”理论中，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意识到了书法和人的感情意识、人品操守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理论为后来的书学理论家进一步开拓“书品与人品”“书风与心性”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依据，他所建构的书法和情感的关系论也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迈进世界艺术的殿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因为如果书法只是一种冷冰冰的书面语言或者符号体系，同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毫无关联，也不存在任何审美意象和主观创造，只是一种类似数学或者密码学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说明的话，书法便永远成为不了一门艺术，更成为不了中国艺术中的核心艺术而被世界认可。许慎的书法成因客观说则从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解释了中国书法的起源，揭示了书法的本源在于象形，“每一字皆如其物状”，他肯定了书法作为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并非凭空想象创造，即使在书法的演化发展中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必须遵守一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这一“象形说”为后世“书画同源”的论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抨击各个时代打着颠覆传统、不合规矩的“流行书风”的泛滥从书法起源上找到了最有利的证据和驳论。后世翟媛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势》和《九势》则在继承前人“心画论”和“象形说”的基础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在书法的具体表征、社会功能和心理体验上都作了进一步阐释，在笔法、笔势、结构、审美趣味、教化作用和创作心态上都作了各自精彩的论述，其中很多原创性的理论不单在指导书法实践中有非凡的意义，更在整个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创造了光辉而影响深远的思想，其中一些形象比喻和论述具备相当高的文学价值，甚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重要现象契合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和艺术思想的贯通性、艺术观点和政治主張的同一性、个人修为与天地哲学的通融性。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书学发展和美学发展成就
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动荡与人的觉醒并行不悖，老庄玄学的盛行与美学思想的大发展相得益彰，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都迎来了一个全盛时期，北朝魏碑的兴起为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气象，这一时期的书法家大多成就卓著，如传世的钟繇、卫烁、王羲之、王献之等，其中很多声名显赫的书家兼具书法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特点，这与前代的书法思想的启蒙与奠基不无关系，也与书法逐渐发展成熟构建起完善的书体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中国美学核心概念和范畴的建立有着紧密的联系，“骨”“肉”“筋”等审美意象引入书法批评，“言”“意”“象”“心”“手”等观念和相互关系的论述极大的丰富了书论的范畴，书法的实用性减弱，艺术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审美追求的主要对象，关于书法美、“流美”的论述层出不穷，与老庄哲学中重视天地元气的思想不谋而合，关于“气”的概念被大量的引入书法美学的论述中，气与势、韵、象结合形成气势、气韵、气象等审美因子成为历代品评书法高下的重要尺度，人的生命脉动与天地万物的运动形成的“气”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动态衡量的指标体系，使得书法欣赏在观其静态书法作品的时候更加注重感悟其中“动”的因素、“气”的神韵。孙过庭在继承前人书学思想的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前人对钟繇、张芝、二王等书法大家的客观评价，《书谱》的开篇就提到“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 可见《书谱》一书首先具有对历代书家脉络的梳理和史料的贡献。孙在书中肯定了书法的实用性，论述了不同书体最初是为了满足不同书写情形的需要进而发展演变，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汉代张怀瓘在书论里就指出行书具有“务从简便”“临事致宜”的特点，孙吸收了前辈书法理论家的正确思想，对五种书体的历史演进和艺术特色作了进一步阐释，“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一个优秀的书法理论家，首先在基本的哲学观点上要有正确和独到的见解，孙的书学理论就来源于书法发展的客观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由行致知”的哲学品质，他成功的克服了魏晋时代受玄学影响，部分书论里关于书法的神秘论和不可知论，而把书法发展的本源和动力回归实践，体现了一个书学理论家客观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后世的书法理论的继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对书法本体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径指引，孙生活在唐代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尚法”的风气正在酝酿成型，孙尚能正确的认识各书体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并未趋炎附势或扬此抑彼，实属难能可贵。
四、近代“西学东渐”和《书谱》书学理论的历史意义
唐以后的书法批评往往根据一时的审美趣味和时代特色，极力拔高或鼓吹某种书体的优越性，贬斥或否定另外书体或不同时代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甚至人为的划分不同书体或者书法特色的高下优劣，特别是进入晚清、近代以来，受西方进化论和变革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由于肩负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书法评论极易失允偏激，大兴书法“批判”和“革命”之风。如清代康有为在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里大谈特谈尊碑抑帖，抒发其“托古改制”的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艺术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艺术不能简单的同政治划等号，或者单纯的沦为某一阶级宣扬其政治主张的工具，若真如此，艺术评论就极有可能成为一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革命运动”。孙过庭在著书立说过程中一直秉持传统儒家“不左不右、中庸和谐”的态度，在纵观历代书学发展和书体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正确的认识到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书法中“变”的因素，“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他站在书法评判的客观立场上指出了那个时代书风的流弊，而不是为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盛世书坛盛况，同时解释了一代书风受当时时代审美的影响，在此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著名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指出学习古人不能违背时代精神，追随时代气息又不能与当时的流弊相混。孙过庭身处初唐时期，已经意识到关于书法传承经典和时代创新的的重大问题，明确了艺术的发展要遵循内在规律，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混同流弊，这一问题被后来的书家反复提及至今仍是困扰书坛发展的一项重大难题。孙过庭的独到见解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成果。
参考文献：
[1]孙过庭.书谱[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2]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0.
关键词：书法 审美 象形 气韵
中图分类号：J2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24-0065-03
一、《书谱》作者孙过庭的生平轨迹和创作心态
孙过庭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记载并不多，比之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书法大家，其生平事迹、奇闻趣事可谓少之又少，不像历代很多书法名流出身显赫、位高权重，人生轨迹沾满了时代沉浮的印迹，如王羲之出身东晋名门士族，结交当世名流，一生颠沛，折射出东晋士族衰落、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其传世名作《兰亭序》记载羲之同“竹林七贤”饮酒作乐，畅怀人世感悟的事件）；苏东坡身居高位，置身宋神宗年间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漩涡之中，宦海沉浮与当朝者“变”与“不变”之间的徘徊抉择紧密相连（其《黄州寒食贴》记述东坡本人被贬黄州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孙过庭一生官阶不高，政治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其生平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当时政局动荡、历史变迁的痕迹。《书谱》一书成于其去世前四年，基本上可以判断该书论应为生命最后几年辞官赋闲所作。孙氏为历代公认的书法大家，特别是在唐代确立唐楷为正规书写范式之后，唐楷一度独霸天下的情形下，孙氏以其小草立身传世更是实属不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氏兼具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于一身，中国古代的“艺术评论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或官员的双重角色，使得其评论言语里往往带有浓重的儒家正统思想观或作者映射的政治诉求，孙过庭在这一点上成功的克服了政治色彩对书法评论的干扰和作者个人的政治抱负性，这与其一生与众不同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二、书法理论的确立和早期研究成果
书法理论是指中国书法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特征，和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所进行的研究理论，是汉字所特有的，西方的字母不存在书法的概念。书法理论包括技法、书法史、书法家、书法文学等其他文化的研究、书体研究以及考释辨伪等。书法理论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周礼》（一般被史学家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一书中就有关于“六艺”的记载，其中“书”指的是识字和写字，在教学上必有相当确定的方法，但具体“书”法至今未有史料记载流传，故世人尚不知其法。书学理论历经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成果颇多，早于孙氏的西汉杨雄的“心画”说、东汉许慎的“象形”说被认为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关于书学的理论，杨雄提出的“书，心画也”和许慎提出的“书者，如也”的两大著名论断探讨了中国书法形成的主观和客观两大来源。在杨雄提出的“书为心画”理论中，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意识到了书法和人的感情意识、人品操守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理论为后来的书学理论家进一步开拓“书品与人品”“书风与心性”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依据，他所建构的书法和情感的关系论也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迈进世界艺术的殿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因为如果书法只是一种冷冰冰的书面语言或者符号体系，同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毫无关联，也不存在任何审美意象和主观创造，只是一种类似数学或者密码学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说明的话，书法便永远成为不了一门艺术，更成为不了中国艺术中的核心艺术而被世界认可。许慎的书法成因客观说则从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解释了中国书法的起源，揭示了书法的本源在于象形，“每一字皆如其物状”，他肯定了书法作为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并非凭空想象创造，即使在书法的演化发展中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必须遵守一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这一“象形说”为后世“书画同源”的论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抨击各个时代打着颠覆传统、不合规矩的“流行书风”的泛滥从书法起源上找到了最有利的证据和驳论。后世翟媛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势》和《九势》则在继承前人“心画论”和“象形说”的基础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在书法的具体表征、社会功能和心理体验上都作了进一步阐释，在笔法、笔势、结构、审美趣味、教化作用和创作心态上都作了各自精彩的论述，其中很多原创性的理论不单在指导书法实践中有非凡的意义，更在整个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创造了光辉而影响深远的思想，其中一些形象比喻和论述具备相当高的文学价值，甚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重要现象契合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和艺术思想的贯通性、艺术观点和政治主張的同一性、个人修为与天地哲学的通融性。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书学发展和美学发展成就
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动荡与人的觉醒并行不悖，老庄玄学的盛行与美学思想的大发展相得益彰，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都迎来了一个全盛时期，北朝魏碑的兴起为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气象，这一时期的书法家大多成就卓著，如传世的钟繇、卫烁、王羲之、王献之等，其中很多声名显赫的书家兼具书法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特点，这与前代的书法思想的启蒙与奠基不无关系，也与书法逐渐发展成熟构建起完善的书体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中国美学核心概念和范畴的建立有着紧密的联系，“骨”“肉”“筋”等审美意象引入书法批评，“言”“意”“象”“心”“手”等观念和相互关系的论述极大的丰富了书论的范畴，书法的实用性减弱，艺术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审美追求的主要对象，关于书法美、“流美”的论述层出不穷，与老庄哲学中重视天地元气的思想不谋而合，关于“气”的概念被大量的引入书法美学的论述中，气与势、韵、象结合形成气势、气韵、气象等审美因子成为历代品评书法高下的重要尺度，人的生命脉动与天地万物的运动形成的“气”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动态衡量的指标体系，使得书法欣赏在观其静态书法作品的时候更加注重感悟其中“动”的因素、“气”的神韵。孙过庭在继承前人书学思想的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前人对钟繇、张芝、二王等书法大家的客观评价，《书谱》的开篇就提到“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 可见《书谱》一书首先具有对历代书家脉络的梳理和史料的贡献。孙在书中肯定了书法的实用性，论述了不同书体最初是为了满足不同书写情形的需要进而发展演变，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汉代张怀瓘在书论里就指出行书具有“务从简便”“临事致宜”的特点，孙吸收了前辈书法理论家的正确思想，对五种书体的历史演进和艺术特色作了进一步阐释，“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一个优秀的书法理论家，首先在基本的哲学观点上要有正确和独到的见解，孙的书学理论就来源于书法发展的客观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由行致知”的哲学品质，他成功的克服了魏晋时代受玄学影响，部分书论里关于书法的神秘论和不可知论，而把书法发展的本源和动力回归实践，体现了一个书学理论家客观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后世的书法理论的继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对书法本体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径指引，孙生活在唐代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尚法”的风气正在酝酿成型，孙尚能正确的认识各书体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并未趋炎附势或扬此抑彼，实属难能可贵。
四、近代“西学东渐”和《书谱》书学理论的历史意义
唐以后的书法批评往往根据一时的审美趣味和时代特色，极力拔高或鼓吹某种书体的优越性，贬斥或否定另外书体或不同时代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甚至人为的划分不同书体或者书法特色的高下优劣，特别是进入晚清、近代以来，受西方进化论和变革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由于肩负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书法评论极易失允偏激，大兴书法“批判”和“革命”之风。如清代康有为在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里大谈特谈尊碑抑帖，抒发其“托古改制”的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艺术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艺术不能简单的同政治划等号，或者单纯的沦为某一阶级宣扬其政治主张的工具，若真如此，艺术评论就极有可能成为一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革命运动”。孙过庭在著书立说过程中一直秉持传统儒家“不左不右、中庸和谐”的态度，在纵观历代书学发展和书体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正确的认识到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书法中“变”的因素，“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他站在书法评判的客观立场上指出了那个时代书风的流弊，而不是为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盛世书坛盛况，同时解释了一代书风受当时时代审美的影响，在此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著名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指出学习古人不能违背时代精神，追随时代气息又不能与当时的流弊相混。孙过庭身处初唐时期，已经意识到关于书法传承经典和时代创新的的重大问题，明确了艺术的发展要遵循内在规律，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混同流弊，这一问题被后来的书家反复提及至今仍是困扰书坛发展的一项重大难题。孙过庭的独到见解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成果。
参考文献：
[1]孙过庭.书谱[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2]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