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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抗日名将女儿是救亡先锋
傅冬菊于1924年12月生在太原,其父傅作义当时是阎锡山晋军的一名团长。冬菊上初中二年级时,日军兵临山西,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35军军长的傅作义,安排夫人带子女经老家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安昌村过黄河到西安,1939年又转移到重庆。
这前后,傅作义奋战在抗日烽火中并屡建奇功。1936年率部以闪击战从日伪手中夺回了百灵庙,1940年又出奇兵收复了五原。毛泽东曾三次给傅写信、打电报表示祝贺,称赞傅是“北方领袖”,“统率师旅捍卫边疆”,“跃乎民族英雄之抱负”,并派中共党员南汉宸(傅的晋南同乡、陆军小学时的同学)、彭雪枫、程子华等人几次去见傅,协商联合抗日。傅也派周北峰(绥远省政府参事)回访毛泽东,毛应傅的请求派出20多名共产党员干部到傅部帮助工作,参照八路军制度制订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实施了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几乎相同的“十大纪律”,明显地提高了傅军的战斗力,阎锡山惊呼傅军是“七路半”。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是毛泽东说的“国民党中有爱国思想的将领”。但此时的傅冬菊,在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的引导下,思想信仰却超越了她的父亲,从爱国主义开始走向共产主义。傅冬菊随母迁到重庆后,进入从天津迁来重庆的南开中学读高中。南开中学里聚集了一批国民党要员的子女,被称为“贵族中学”,但具有抗日爱国热情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叫“号角社”的读书会,传阅讨论抗日救国、联苏联共的书刊。傅冬菊曾向采访者说:“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号角社”常请一些出身南开的名人来讲演,曾就读于南开、时任国防部政治部副部长、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恩来,自然是南开中学学生们邀请并引以为荣的大学长了,周恩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思想和高超的演讲艺术,风趣而意味深长地说他和延安的同仁,都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抗战时期的进步青年,首先应当是爱国主义者加民族主义者,要为救亡中华建功立业! 傅冬菊听得热血沸腾,被周的思想、才干、人品、风度所倾倒,自述“我从那时起就特别热爱周叔叔”,“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拜望“周老师”。周“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还亲切地留饭,巧妙地以共产党的信仰引导这些爱国青年。周恩来看到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别价值,指示中共南方局小心地进行了特别的工作。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就是和周恩来几次谈心后,在南开中学秘密参加了中共的。不久“号角社”内就成立了一个接受共产党影响的秘密小组,傅冬菊也是秘密小组的成员。
傅作义来重庆时,高兴地看到长女成长为一个有见解有志向的青年,但也感到了女儿的“左倾”,便动员女儿到美国上大学。可女儿不去,“原因”竟是因为“我在重庆看到美国大兵就反感”,又撒娇说“国家需要我,爸爸需要我”,傅作义只好悉听尊便了。1942年,18岁的傅冬菊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外语系。
联大是由清华、燕京、南开三所大学南迁组成的,该校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成立了联大党总支,宣传委员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建国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长),书记是陈琏后来的丈夫、经济系学生袁永熙(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1945年2月,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又领导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内设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第一支部的负责人便是袁永熙和傅冬菊的同班同学王汉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未婚妻是其同学彭佩云)。周恩来专门指示王汉斌,要他特意“培养、保护”傅冬菊。1945年12月,王汉斌介绍21岁的傅冬菊在白色恐怖中参加了民青,思想进步很快,积极投入了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一次活动中被军统特务追赶而扭伤了脚,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即周福成,越南华侨)飞跑过来,把她搀回宿舍,又常来照料,一来二去二人谈起了恋爱。
1946年暑假后,傅冬菊从大学毕业,随母亲回到西安,胡宗南还特地设宴招待她们母女二人。但冬菊的“就业”既未靠胡宗南提携,也未走父亲的后门,她给天津版《大公报》投稿并附了自荐求职信,被报社聘任为记者,后来,她自己主动要求先后当了该报《时代青年》和《妇女》两个副刊的编辑。
父亲成剿共鹰犬女儿成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由抗日名将立即变成反共先锋,而且是既快又狠且刁。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这个“七路半”的统帅傅作义就分兵三路“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下令在全国挑起全面内战,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也不甘落后,他出动3.2万骑、步兵偷袭攻占了我解放区的集宁,又乘势攻占了大同,以及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傅作义当时极为嚣张狂傲,竟然在9月20日的绥远《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颠倒黑白,辱骂毛泽东是“逞兵猖乱祸国害民”。
蒋介石对傅作义的表现极为赏识,遂于1946年11月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把四省二市的军、警、宪、政、财大权交给傅,把自己的专机“追云”号也放在北平由傅专用。
非蒋介石嫡系的傅作义受到如此重用,受宠若惊、春风得意地接见中外记者,宣称:“过去,国军处于被动地位”,“今将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部收复,消灭共匪武力!”还讥讽地说:“如果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为毛泽东执鞭。”
就在傅作义充当蒋介石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之时,女儿傅冬菊却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积极“剿共”的父亲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其自述中说:“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来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晚上”,“我把我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 “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有时也反驳几句”,训斥我:“刚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但“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
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是十分秘密的单线联系,傅冬菊自述竟“两次入党”:“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多年对你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傅冬菊在自述中还说,第二天下午“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地等着,可“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注:周毅之)。他手拿一卷报纸,看我茫然的样子,还把报纸在我面前摇来晃去。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这就是傅冬菊第一次入党,时间是1947年11月15日。
傅冬菊第二次入党,据郑维三在回忆录中披露,“1948年11月初,城工部下属的北平地下党委员会书记佘涤清奉召到泊镇城工部。刘仁同志(注:城工部长)根据聂总(荣臻)指示,要佘涤清立即把傅冬菊同志派到傅作义身边,以加强对傅作义的工作”,“佘涤清表示:傅冬菊提出入党要求很久了,像她这样的情况,学委不便擅自作主;如果让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刘仁同志当即表示同意”。之后,“佘涤清委托学委委员王汉斌,发展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冬菊自述:1948年9月她到北京组稿时,李炳泉告诉她:“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次入党。”
父亲试探求和女儿搭桥牵线
傅作义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其实早在1948年10月他以闪击战偷袭西柏坡时,就感到蒋介石已江山难保,暗中已和几个心腹酝酿着想和毛泽东联系和谈了。辽沈战役结束后,傅更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惊弓之鸟”,他不再想如何消灭毛泽东,而是想自己如何不被毛泽东消灭了。
党组织最早指示傅冬菊做策反傅作义工作的是黎智。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傅冬菊在北平组完稿之后,刚登上回天津的火车,车还未开,她就被匆匆跑来的李炳泉拉了下来,说有重要任务,便带她到了李炳泉二哥的宿舍,黎智已在那里等着她。黎智问:“你父亲有没有起义的可能?”傅冬菊沉思了一会儿说“有可能”,并讲了几条理由。黎听了后就指示:“你不必回天津了,希望你就在傅公馆安顿下来,在令尊面前相机做些劝说工作,随时了解他和他身边的人们的情况。”并告诫她:“你与你父亲相处的态度要温和,要让他相信你。”
傅冬菊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就以父亲“健康状况不佳、母亲不在北平”为由(淮海战役开始后傅就把妻儿先送到了重庆,后又转送香港),请报社调她到《大公报》北平记者站工作。傅作义见了问:“你怎么也来了?”傅冬菊得意地说:“工作需要呗!我和毅之都调到北平来了。”傅作义高兴了:“啊?好!那就住在家里吧。”傅冬菊娇嗔:“那是当然!不和父亲住一起,还叫我们睡马路啊?”父女翁婿于是共餐庆祝团聚。
当时,平津塘地区地下学委决定让王汉斌、周毅之、李炳泉、刘时平(北平《益世报》记者)四人专做争取傅作义起义的统战工作。傅冬菊回忆:“从那以后,我就跟王汉斌联系了。”我曾问我父亲:“爸,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国民党胜,还是共产党胜?”“北平这个地方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怎么办?”“能不能撤得出去?撤不出去怎么办?”“是拼个人地两光、为党国成仁,还是保住这座古城,保住城内几百万市民免遭战争之苦,保全几十万部队的生命?”父亲都是只听不答。但傅冬菊感觉得出来:“爸爸对我提的问题并不反感,是愿意听下去的。”于是傅冬菊便“自问自答”,答案当然是只能和共产党讲和,倒向毛泽东一边。“别人不敢讲的话,我全都可以讲。我知道爸爸不会把我押赴刑场斩首”。傅冬菊还常把毛泽东的文章和解放区的报刊偷偷放在父亲的书桌上,父亲好像没发现,但细心的女儿发现父亲在偷偷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用红蓝铅笔划了不少道道,“看出他在思考出路”。
随后,傅作义感到女儿为他提供的有关共产党的信息、意向越来越多,曾问过傅冬菊三次:“你是不是入了共产党,走火入魔了?”傅冬菊按党的纪律当然不能暴露自己是党员,便以开玩笑的口吻答:“我还不够格呢。谁叫我是‘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千金?我若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还以为我是你派进去的奸细呢!”傅作义笑了。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吐了血的蒋介石第二天就电召傅作义去南京开会。傅冬菊听说后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一位老同学,关心我,也关心你,让我给你捎话,说共产党希望你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就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可以帮你问一问。”傅作义说:“好,要尽快。”傅冬菊就去请示佘涤清,佘指示说“你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冬菊回来就对父亲说:“那个事我问过了。”父亲问:“哪个事?”女儿嗔怪:“就是那个事嘛!他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才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后才能告诉你。’”傅作义去南京参加了军事会议回来后,细心的女儿“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说了什么”。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披露:吃饭时他对傅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从军事上讲,共产党在一年内将统一中国。”傅听了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是心惊肉跳。傅冬菊说:“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后,他们对我说,‘你这几天要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到了11月17日,傅作义果然下了决心要让女儿“替他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傅冬菊回忆:“我很激动,拿起纸笔要做记录,爸爸就骂:‘你的脑子是干什么使的?这能用纸笔记吗?’他口述了电报内容,让我复述了一遍,确认对了,这才放心。”
傅作义特别叮嘱女儿:“这件事一定要办好!”电报内容由傅冬菊口述给了王汉斌,王汉斌交崔月犁,由崔的夫人、地下电台报务员徐书麟发出。
电报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使毛可靠地知道了傅有了谈和的意愿,但毛当然洞察了傅的用意:“看来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傅作义想凭借实力在国、共两党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未免太不合时宜了。我看不用回复他,让他自己再清醒清醒”。
傅作义等不来毛的回音,傅冬菊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但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她这是为什么。傅就责怪女儿:“你们年轻人办事就是不牢靠!”
父亲派人和谈女儿加紧策反
毛泽东不回答傅的求和电报,原因是时候不到。毛深知没有大兵压境,傅作义是不会真正求和的。毛17日接到傅的电报,18日就致电林彪,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和聂荣臻大军神速地完成了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并兵临北平、天津城下。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攻克通县。14日,攻克廊坊、丰台。下午,傅又得到惊人情报:在颐和园附近发现东北野战军。原来傅一直把“剿总”司令部和警卫师设在城外公主坟营房,不准军官随便进城,不准穿皮鞋、呢子服,说“这是为了保持我们艰苦朴素的传统,防止部队腐化”,但这时他生怕解放军从西山下来袭击,紧急命令司令部和警卫师下午就撤进中南海,仓皇中连粮秣被服都丢了,当晚解放军就占领了公主坟。这样,解放军严密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好,西柏坡的朱德慢条斯理地说:“这一下,惊弓之鸟成了笼中之鸟了。”
这时,傅作义才焦急地寻找共产党求和。他缩回中南海的第二天,就赶快派出《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他的代表,并请主动向傅表明代表我地下党的李炳泉作向导,首次出城找解放军和谈。
不久,由于佘涤清、王汉斌均被保密局抓捕,学委改由主要是秘书长崔月犁与傅冬菊联系。傅冬菊回忆:崔月犁及时把地下党、有时是平津前指、中央军委、直至毛泽东的指示口授给她,指示她对傅作义应讲什么话、如何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这种在父女亲情气氛中进行的政治策反,产生了特殊的效用。
这里仅举一件事:当傅派出崔载之出城正与我前指进行和谈时,我军攻克了新保安、张家口,全歼了傅作义的嫡系王牌部队三十五军和一○五军,1948年12月25日又公布了43名头等战争罪犯的名单,傅是第31名。傅冬菊讲述: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第二天,傅作义就发电召回了和谈代表崔载之,并说他决定实行三条:①近日发个和平通电,呼吁平津问题和平解决;②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李文(蒋的嫡系)代理;③我到南京去,向蒋委员长请罪,听候委员长处理。看来,傅冲动之下要中止和谈了。如果真成这样,那么北平的解放就是另一种历史了!
傅冬菊把这些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了党组织,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1949年元旦凌晨2时,亲笔写了六条意见,发到平津前指,让林彪派人转达傅作义。要点是:“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将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傅作义听到毛泽东的这六条意见后,茅塞顿开,心中佩服毛主席棋高一着。傅冬菊回忆:电报是“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就“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前,这才有了派周北峰(时任华北“剿总”地政处中将处长)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随后,傅又派出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出城第三次和谈,我军攻克天津后,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是罕见的。这对于我们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可谓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也是对傅冬菊特殊贡献的客观评价。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担任绥远军区司令员、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建国后,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傅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北平解放后,傅冬菊在党组织安排下,到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做战地记者,随军南下,经历了南京解放,又经武汉、长沙、贵州到了她上大学的昆明,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建。1951年7月,傅冬菊到《人民日报》社任记者;1982年,傅冬菊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从事统战工作,任编辑部副主任;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离休,离休前为行政13级。
傅冬菊于2007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责编郄智)
傅冬菊于1924年12月生在太原,其父傅作义当时是阎锡山晋军的一名团长。冬菊上初中二年级时,日军兵临山西,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35军军长的傅作义,安排夫人带子女经老家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安昌村过黄河到西安,1939年又转移到重庆。
这前后,傅作义奋战在抗日烽火中并屡建奇功。1936年率部以闪击战从日伪手中夺回了百灵庙,1940年又出奇兵收复了五原。毛泽东曾三次给傅写信、打电报表示祝贺,称赞傅是“北方领袖”,“统率师旅捍卫边疆”,“跃乎民族英雄之抱负”,并派中共党员南汉宸(傅的晋南同乡、陆军小学时的同学)、彭雪枫、程子华等人几次去见傅,协商联合抗日。傅也派周北峰(绥远省政府参事)回访毛泽东,毛应傅的请求派出20多名共产党员干部到傅部帮助工作,参照八路军制度制订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实施了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几乎相同的“十大纪律”,明显地提高了傅军的战斗力,阎锡山惊呼傅军是“七路半”。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是毛泽东说的“国民党中有爱国思想的将领”。但此时的傅冬菊,在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的引导下,思想信仰却超越了她的父亲,从爱国主义开始走向共产主义。傅冬菊随母迁到重庆后,进入从天津迁来重庆的南开中学读高中。南开中学里聚集了一批国民党要员的子女,被称为“贵族中学”,但具有抗日爱国热情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叫“号角社”的读书会,传阅讨论抗日救国、联苏联共的书刊。傅冬菊曾向采访者说:“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号角社”常请一些出身南开的名人来讲演,曾就读于南开、时任国防部政治部副部长、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恩来,自然是南开中学学生们邀请并引以为荣的大学长了,周恩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思想和高超的演讲艺术,风趣而意味深长地说他和延安的同仁,都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抗战时期的进步青年,首先应当是爱国主义者加民族主义者,要为救亡中华建功立业! 傅冬菊听得热血沸腾,被周的思想、才干、人品、风度所倾倒,自述“我从那时起就特别热爱周叔叔”,“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拜望“周老师”。周“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还亲切地留饭,巧妙地以共产党的信仰引导这些爱国青年。周恩来看到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别价值,指示中共南方局小心地进行了特别的工作。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就是和周恩来几次谈心后,在南开中学秘密参加了中共的。不久“号角社”内就成立了一个接受共产党影响的秘密小组,傅冬菊也是秘密小组的成员。
傅作义来重庆时,高兴地看到长女成长为一个有见解有志向的青年,但也感到了女儿的“左倾”,便动员女儿到美国上大学。可女儿不去,“原因”竟是因为“我在重庆看到美国大兵就反感”,又撒娇说“国家需要我,爸爸需要我”,傅作义只好悉听尊便了。1942年,18岁的傅冬菊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外语系。
联大是由清华、燕京、南开三所大学南迁组成的,该校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成立了联大党总支,宣传委员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建国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长),书记是陈琏后来的丈夫、经济系学生袁永熙(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1945年2月,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又领导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内设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第一支部的负责人便是袁永熙和傅冬菊的同班同学王汉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未婚妻是其同学彭佩云)。周恩来专门指示王汉斌,要他特意“培养、保护”傅冬菊。1945年12月,王汉斌介绍21岁的傅冬菊在白色恐怖中参加了民青,思想进步很快,积极投入了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一次活动中被军统特务追赶而扭伤了脚,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即周福成,越南华侨)飞跑过来,把她搀回宿舍,又常来照料,一来二去二人谈起了恋爱。
1946年暑假后,傅冬菊从大学毕业,随母亲回到西安,胡宗南还特地设宴招待她们母女二人。但冬菊的“就业”既未靠胡宗南提携,也未走父亲的后门,她给天津版《大公报》投稿并附了自荐求职信,被报社聘任为记者,后来,她自己主动要求先后当了该报《时代青年》和《妇女》两个副刊的编辑。
父亲成剿共鹰犬女儿成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由抗日名将立即变成反共先锋,而且是既快又狠且刁。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这个“七路半”的统帅傅作义就分兵三路“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下令在全国挑起全面内战,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也不甘落后,他出动3.2万骑、步兵偷袭攻占了我解放区的集宁,又乘势攻占了大同,以及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傅作义当时极为嚣张狂傲,竟然在9月20日的绥远《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颠倒黑白,辱骂毛泽东是“逞兵猖乱祸国害民”。
蒋介石对傅作义的表现极为赏识,遂于1946年11月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把四省二市的军、警、宪、政、财大权交给傅,把自己的专机“追云”号也放在北平由傅专用。
非蒋介石嫡系的傅作义受到如此重用,受宠若惊、春风得意地接见中外记者,宣称:“过去,国军处于被动地位”,“今将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部收复,消灭共匪武力!”还讥讽地说:“如果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为毛泽东执鞭。”
就在傅作义充当蒋介石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之时,女儿傅冬菊却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积极“剿共”的父亲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其自述中说:“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来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晚上”,“我把我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 “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有时也反驳几句”,训斥我:“刚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但“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
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是十分秘密的单线联系,傅冬菊自述竟“两次入党”:“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多年对你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傅冬菊在自述中还说,第二天下午“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地等着,可“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注:周毅之)。他手拿一卷报纸,看我茫然的样子,还把报纸在我面前摇来晃去。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这就是傅冬菊第一次入党,时间是1947年11月15日。
傅冬菊第二次入党,据郑维三在回忆录中披露,“1948年11月初,城工部下属的北平地下党委员会书记佘涤清奉召到泊镇城工部。刘仁同志(注:城工部长)根据聂总(荣臻)指示,要佘涤清立即把傅冬菊同志派到傅作义身边,以加强对傅作义的工作”,“佘涤清表示:傅冬菊提出入党要求很久了,像她这样的情况,学委不便擅自作主;如果让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刘仁同志当即表示同意”。之后,“佘涤清委托学委委员王汉斌,发展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冬菊自述:1948年9月她到北京组稿时,李炳泉告诉她:“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次入党。”
父亲试探求和女儿搭桥牵线
傅作义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其实早在1948年10月他以闪击战偷袭西柏坡时,就感到蒋介石已江山难保,暗中已和几个心腹酝酿着想和毛泽东联系和谈了。辽沈战役结束后,傅更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惊弓之鸟”,他不再想如何消灭毛泽东,而是想自己如何不被毛泽东消灭了。
党组织最早指示傅冬菊做策反傅作义工作的是黎智。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傅冬菊在北平组完稿之后,刚登上回天津的火车,车还未开,她就被匆匆跑来的李炳泉拉了下来,说有重要任务,便带她到了李炳泉二哥的宿舍,黎智已在那里等着她。黎智问:“你父亲有没有起义的可能?”傅冬菊沉思了一会儿说“有可能”,并讲了几条理由。黎听了后就指示:“你不必回天津了,希望你就在傅公馆安顿下来,在令尊面前相机做些劝说工作,随时了解他和他身边的人们的情况。”并告诫她:“你与你父亲相处的态度要温和,要让他相信你。”
傅冬菊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就以父亲“健康状况不佳、母亲不在北平”为由(淮海战役开始后傅就把妻儿先送到了重庆,后又转送香港),请报社调她到《大公报》北平记者站工作。傅作义见了问:“你怎么也来了?”傅冬菊得意地说:“工作需要呗!我和毅之都调到北平来了。”傅作义高兴了:“啊?好!那就住在家里吧。”傅冬菊娇嗔:“那是当然!不和父亲住一起,还叫我们睡马路啊?”父女翁婿于是共餐庆祝团聚。
当时,平津塘地区地下学委决定让王汉斌、周毅之、李炳泉、刘时平(北平《益世报》记者)四人专做争取傅作义起义的统战工作。傅冬菊回忆:“从那以后,我就跟王汉斌联系了。”我曾问我父亲:“爸,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国民党胜,还是共产党胜?”“北平这个地方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怎么办?”“能不能撤得出去?撤不出去怎么办?”“是拼个人地两光、为党国成仁,还是保住这座古城,保住城内几百万市民免遭战争之苦,保全几十万部队的生命?”父亲都是只听不答。但傅冬菊感觉得出来:“爸爸对我提的问题并不反感,是愿意听下去的。”于是傅冬菊便“自问自答”,答案当然是只能和共产党讲和,倒向毛泽东一边。“别人不敢讲的话,我全都可以讲。我知道爸爸不会把我押赴刑场斩首”。傅冬菊还常把毛泽东的文章和解放区的报刊偷偷放在父亲的书桌上,父亲好像没发现,但细心的女儿发现父亲在偷偷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用红蓝铅笔划了不少道道,“看出他在思考出路”。
随后,傅作义感到女儿为他提供的有关共产党的信息、意向越来越多,曾问过傅冬菊三次:“你是不是入了共产党,走火入魔了?”傅冬菊按党的纪律当然不能暴露自己是党员,便以开玩笑的口吻答:“我还不够格呢。谁叫我是‘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千金?我若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还以为我是你派进去的奸细呢!”傅作义笑了。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吐了血的蒋介石第二天就电召傅作义去南京开会。傅冬菊听说后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一位老同学,关心我,也关心你,让我给你捎话,说共产党希望你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就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可以帮你问一问。”傅作义说:“好,要尽快。”傅冬菊就去请示佘涤清,佘指示说“你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冬菊回来就对父亲说:“那个事我问过了。”父亲问:“哪个事?”女儿嗔怪:“就是那个事嘛!他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才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后才能告诉你。’”傅作义去南京参加了军事会议回来后,细心的女儿“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说了什么”。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披露:吃饭时他对傅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从军事上讲,共产党在一年内将统一中国。”傅听了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是心惊肉跳。傅冬菊说:“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后,他们对我说,‘你这几天要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到了11月17日,傅作义果然下了决心要让女儿“替他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傅冬菊回忆:“我很激动,拿起纸笔要做记录,爸爸就骂:‘你的脑子是干什么使的?这能用纸笔记吗?’他口述了电报内容,让我复述了一遍,确认对了,这才放心。”
傅作义特别叮嘱女儿:“这件事一定要办好!”电报内容由傅冬菊口述给了王汉斌,王汉斌交崔月犁,由崔的夫人、地下电台报务员徐书麟发出。
电报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使毛可靠地知道了傅有了谈和的意愿,但毛当然洞察了傅的用意:“看来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傅作义想凭借实力在国、共两党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未免太不合时宜了。我看不用回复他,让他自己再清醒清醒”。
傅作义等不来毛的回音,傅冬菊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但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她这是为什么。傅就责怪女儿:“你们年轻人办事就是不牢靠!”
父亲派人和谈女儿加紧策反
毛泽东不回答傅的求和电报,原因是时候不到。毛深知没有大兵压境,傅作义是不会真正求和的。毛17日接到傅的电报,18日就致电林彪,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和聂荣臻大军神速地完成了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并兵临北平、天津城下。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攻克通县。14日,攻克廊坊、丰台。下午,傅又得到惊人情报:在颐和园附近发现东北野战军。原来傅一直把“剿总”司令部和警卫师设在城外公主坟营房,不准军官随便进城,不准穿皮鞋、呢子服,说“这是为了保持我们艰苦朴素的传统,防止部队腐化”,但这时他生怕解放军从西山下来袭击,紧急命令司令部和警卫师下午就撤进中南海,仓皇中连粮秣被服都丢了,当晚解放军就占领了公主坟。这样,解放军严密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好,西柏坡的朱德慢条斯理地说:“这一下,惊弓之鸟成了笼中之鸟了。”
这时,傅作义才焦急地寻找共产党求和。他缩回中南海的第二天,就赶快派出《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他的代表,并请主动向傅表明代表我地下党的李炳泉作向导,首次出城找解放军和谈。
不久,由于佘涤清、王汉斌均被保密局抓捕,学委改由主要是秘书长崔月犁与傅冬菊联系。傅冬菊回忆:崔月犁及时把地下党、有时是平津前指、中央军委、直至毛泽东的指示口授给她,指示她对傅作义应讲什么话、如何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这种在父女亲情气氛中进行的政治策反,产生了特殊的效用。
这里仅举一件事:当傅派出崔载之出城正与我前指进行和谈时,我军攻克了新保安、张家口,全歼了傅作义的嫡系王牌部队三十五军和一○五军,1948年12月25日又公布了43名头等战争罪犯的名单,傅是第31名。傅冬菊讲述: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第二天,傅作义就发电召回了和谈代表崔载之,并说他决定实行三条:①近日发个和平通电,呼吁平津问题和平解决;②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李文(蒋的嫡系)代理;③我到南京去,向蒋委员长请罪,听候委员长处理。看来,傅冲动之下要中止和谈了。如果真成这样,那么北平的解放就是另一种历史了!
傅冬菊把这些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了党组织,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1949年元旦凌晨2时,亲笔写了六条意见,发到平津前指,让林彪派人转达傅作义。要点是:“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将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傅作义听到毛泽东的这六条意见后,茅塞顿开,心中佩服毛主席棋高一着。傅冬菊回忆:电报是“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就“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前,这才有了派周北峰(时任华北“剿总”地政处中将处长)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随后,傅又派出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出城第三次和谈,我军攻克天津后,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是罕见的。这对于我们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可谓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也是对傅冬菊特殊贡献的客观评价。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担任绥远军区司令员、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建国后,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傅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北平解放后,傅冬菊在党组织安排下,到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做战地记者,随军南下,经历了南京解放,又经武汉、长沙、贵州到了她上大学的昆明,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建。1951年7月,傅冬菊到《人民日报》社任记者;1982年,傅冬菊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从事统战工作,任编辑部副主任;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离休,离休前为行政13级。
傅冬菊于2007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