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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第二期)的学员。团校校址先在良乡,两三个月后移到北京东四。我们班在东四12条的一个四合院内。毕业证上印着:校长冯文彬、教务长张凡、副教务长宋养初。办学宗旨和内容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明确革命方向,树立革命人生观;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列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思想史。另外,及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政治事件。学员有1000人左右。团校分地方干部部、工人部、学生部。各部下设班,班下设组。我所在的学生部,学员都是青年团干部,内中有从解放区来的,还有的是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来的年轻党员和青年团员。许多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青年学生,呼吸到人民民主的清新空气,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欢欣鼓舞,投身革命队伍。
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急需培养大批青年干部,担负新的历史使命。中央团校开学典礼上,教务长宣布学生正式参加革命,要服从组织分配。学员过着半军事生活,睡通铺,吃大食堂(当时吃的是东北高粱米),统一发军装(这年的冬装发的是傅作义部队库存的浅黄色棉装),上下课排大队,每月发生活津贴。在良乡时学员住在农民家。大庙前的广场就是课堂。讲课人都是从北京乘火车来。我先在交通大学赵锐为组长的小组,成员有太原来的张邦应、北京贝满女中来的刘培根,还有西安来的两位学员。校址迁到东四之后就另编小组,我与张家口来的刘争笑和天津学员为一个组。一次,天津一位女学员的父亲来探望女儿,他是资本家,以女儿参加革命为荣,还从天津带螃蟹给我们吃。天津团市委书记张淮三还来看望天津学员。
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后来出现在政坛、文坛的人物很多。如“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姚文元、作家王蒙就是这一期学员。1995年我在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王志明家做客,知道他夫人也是这一期学员,她说:“穿红毛衣,写壁报的那个小个子就是姚文元。”
我在中央团校二期学习近九个月,学习课程很多,作为集中学习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我们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在领导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新民主主义,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周恩来说:解放战争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
冯文彬讲,这期中央团校是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怀下举办的。当时处于怎样的形势?就在开学前的1949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在筹备新政协的会议上这样讲:“人民解放军的壮大,绝大部分来自翻身农民。我们所以获得这么大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毛泽东也讲过,“中国革命胜利,就是给了农民二亩地”。),农民翻了身,广大人民的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各民主党派的拥护、赞助,以及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强大。由于这些国内国际的因素,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剩下的敌人,估计今年下半年,至迟到明年春天可以把他全部消灭掉,把待解放区全部解放”。解放军横扫华南、西南,蒋介石部队兵败如山倒,证明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论断。团校开学一个月,四川解放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杀害了杨虎城将军。杨的女儿杨拯美就和我们在一个班。闻讯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接见并安慰她。我们班举行了悼念杨虎城将军的大会,杨拯美哭着向我们全班同学说:“原来我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以为能留住父亲生命,这下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专政,激起学员们愤怒,于是,大家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周恩来这句话说明,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的主要内容,也是人民解放军迅速壮大和英勇善战的原动力。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更引起学员们,特别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出来的学员的思考。他们进一步探索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胜利的关系。开学不久,学校有一项自我介绍,包括每个学员来自何地,家庭状况、个人经历等内容。我们小组的其他学员知道我是从解放区来的,他们提出要我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及其引起的变化。
我的家乡是昔阳县,当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二分区。我见证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感受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益处。1945年我在昔阳抗日高小(后改为昔阳县第一高小)读书。1946年内战开始,几十里外的平定县由阎锡山部队占据,昔阳县城经常处于“坚壁清野”的战备状态。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1946年工作方针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紧接着就在“急风暴雨”中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秋,我从昔阳第一高小毕业,经过县政府教育科集体培训,分配到祖籍昔阳县安平乡南瑶村当小学教员,我那年14岁。在土地改革中,没收地主多余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我和母亲也分得5亩地。贫雇农掌了大权。我白天教孩子们念书,晚上村干部叫我这个“先生”在民校的煤油灯下给农民读报。我给他们读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听了好消息,村干部就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男青年在“过黄河,渡长江,打到南京捉老蒋”的口号中踊跃参军上前线,妇女做军鞋,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过往的陌生人都得带“路条”才能通过。解放区形成前方后方一体的人民战争,是人自为战的“铜墙铁壁”。真是周恩来讲的,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1948年,我被调到一个大村,叫穆家会村。由丙等教员提到乙等,月薪由2斗小米成了3斗。我和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宣读《土地法大纲》。当地土地改革也出现过对地主乱打乱杀、扫地出门、侵犯中农利益、没收工商业等“左”的错误,毛泽东“大声疾呼”才得以纠正。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开始发家致富,走向丰衣足食。学生家长轮着请我这“先生”吃白面饺子,他们告别了“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这就是后来农民怀念的“不想前,不想后,只想合作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昔阳县政府大院刷的大标语是“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这句话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这时,昔阳县教育部门领导动员年纪小的教员分别到左权师范、阳泉职业学校进修。年底我和邻村杏丹峪村任教的王祥云到阳泉职业学校进修。
阳泉是新解放区,属于晋察冀边区。副校长王岱岭正在对我们进行考核、面试,忽听傅作义部队的飞机来轰炸扫射,我俩跟着校长拔腿就往防空洞跑。飞机过后,接着考核,我们被正式录取。这是一座适应战争形势培训干部的学校,校长由中共阳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晋平兼任。学员分工矿班、会计班、师范班、中学班,许多是在职干部。当时平津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太原还被阎锡山占据。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题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地处石太铁路线中点的阳泉是战略要地,从北平方向调往太原的军队都得经过这里。解放战争捷报频传。1月15日天津解放,活捉陈长捷。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4日解放太原。由于我从小在革命根据地受教育,与党报、党刊结情较深,入学不久,我写的一篇题为《论跟着毛泽东走》的作文引起老师重视,在全校各班轮流传阅。
1948年底,阳泉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就成了第一批团员,还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同时被列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这年“七一”党员女教师李云芳领着我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她南下了。就是她引着我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以上是我向小组学员们的简要介绍。我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穷山沟来的学员,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学习都很生疏,又受文化程度和阅历限制,学习马列著作很吃力,很难消化课程内容。但因为讲课生动有趣,学员热烈讨论,互相启发,开动思想机器,也收到实际效果,真是受益终生。正如朱德副主席勉励我们的:“一辈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报告的不念讲稿,学员可以当场提问
团校进入北京后,讲大课通常在北京后园恩寺的一个简易礼堂里进行,没有课桌。讲课的都是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都是站着讲。不念讲稿,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亲切自然。学员思想很活跃,讲完一段或一个问题,可以当场提问。下课后学员还可以请讲演者在笔记本上签名或题词。王明在我的笔记本上写的是“学而不厌”。
最精彩的是专题报告。内容丰富,阐述深刻。彭真讲《中国共产党党章》不带党章,讲党员权利义务,深入浅出,头头是道。邓颖超讲妇女运动如同谈家常,不时伴着笑声,说青年团不能歧视妇女,要吸收先进女青年入团,引起大家愉快笑声。时任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婚姻法》的王明,他讲《婚姻法》起草过程,青年男女特别关注。《婚姻法》规定男足20周岁、女足18周岁方可结婚,有的学员竟然郑重提问:“超过这个年龄是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虽然幼稚可笑,但看出讲课人与听课人关系多么融洽。廖承志讲大革命史,讲到他父亲廖仲恺被害那年,广州起义,子弹从他头上穿过,还用手势比划子弹与脑袋的距离,表现出坚定乐观神态。中间休息,我到他跟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页纸,上边写着四五行字,这就是他的讲演提纲。这些老一代革命者热情洋溢的讲话,充满了自信,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显示出一种革命者的魅力。
讲唯物辩证法的是《大众哲学》作者艾思奇、马列学院孙定国和杨甫。讲政治经济学的是薛暮桥、杨述。讲国际形势的是宦乡、吴冷西(临时改为胡伟德)。他们都是专家学者,对于自己讲的内容很熟悉,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面对学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观点。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讲,他正在创办一座新型大学,叫中国人民大学,激情满怀。
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俄语翻译,他讲斯大林对毛泽东说:“当一个人影响人类命运时,要保重身体。怎样保重?吃好、睡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讲团课和青年团工作的蒋南翔、荣高棠、李昌、韩天石,都是“一二九”时期的大学生,他们还有青年的朝气,讲起来生动活泼,出口成章,更不需要讲稿。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纳品作报告是由毛岸英翻译,也不念讲稿,随想、随说、随译,很有吸引力。有的穿插故事,生动有趣,让人久久难忘。访苏归来的荣高棠讲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是长寿之乡,见70岁老头坐在门口哭泣,问他为什么哭,回答是爸爸打他。一个笑话,又引起一片笑声。
讲课的以亲身经历,充分表达个人的见解,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学员独立思考,当场提出问题,反映出当时党内党外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因此,教者、学者都能讲真情,说实话,团校对学生学员的要求是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但对这些进步知识青年不提思想“改造”二字。“改造”只针对旧社会干过事的知识分子。对青年进行正面教育,平等交流,拉近了讲课人与学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培养出一种忠诚勇敢精神。
思想最活跃的是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中学生,他们文化程度高,向往民主,追求真理,思想解放,敢于大胆提出问题。甚至敢于提一些与党的领导人不一致的见解。当时,已经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已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苏联对中国是无私援助,而有学员当众站起来提问:“说苏联无私援助,可是二战结束后,为什么苏军搬走东北的机器?”讲课的也能耐心解释,不加追究,更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抽出来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就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理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这样阐述毛泽东思想。田家英站在一个操场的桌子上,讲了四个半天。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操着四川口音。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也不看,成段背诵毛泽东著作,足见他对毛著的熟悉程度。开宗名义第一章,他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两句话作为开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3000年左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他顺着毛泽东这个思路讲起。从中国封建制度到鸦片战争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中国近代革命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说:“毛主席原来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到延安整风时才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毛主席主要是研究中国社会性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他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因此,研究掌握革命战争的特点至关重要。毛泽东1936年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从中国社会实际抽出来的理论(我们在解放区学习时,这篇文章当课本精读)。田家英整段引述这篇文章。田家英指出,由于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具体、深刻的分析,制定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山地游击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战略方针以及“利用矛盾,瓦解敌人”的统战策略就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田家英说,根据中国独特的国情、社情总结出的理论才是“不可战胜的”。
从田家英的论述中,知道毛泽东在制定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针上是能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农民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反思失败原因时,旅居美国的胡适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推荐给蒋介石。蒋介石从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在台湾搞起了和平土改。
谢觉哉解读“国体”“政体”和“联合政府”
这期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正值1949年9月召开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及其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领导人,体现了“七大”通过的“联合政府”的宗旨。有些干部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啊呀,新政府成员什么人都有,奋斗几十年的党的负责人有的没有,反而有傅作义、程潜这些人。”于是就有人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就要学习国体和政体。
谢觉哉是延安时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当时是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也是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他给团校学员讲《国体与政体》。团校领导考虑他年事已高,特设在蟾宫电影院作报告,这是第一位坐着讲话的讲课人。什么是国体?什么是政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谢觉哉主要根据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实际加以说明。
谢觉哉指出,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情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代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归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去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式的,否定旧民主主义式的。也就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分工合作。例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着国民党一些民主人士;民主建国会更多的联系着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的党派更多联系着小资产阶级。虽然各党派联系阶级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纲领是共同的。
这个《共同纲领》规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新民主主义纲领已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这个蓝图,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理想。
刘少奇说:“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李昌是华东局青委书记,他受中共华东局委派向中央汇报上海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对党外人士采取包干制,就是国民党人员,除破坏、反动分子外都得给饭吃。大约三四百万人。这给我们增加了困难。李昌说,昨天,刘少奇同志讲,现在的办法只能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对旧职员也留用,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北京、天津也出现了失业问题。
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象,解放了怎么还会发生?1950年4月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的薛暮桥作的一个报告,阐明了这个问题。薛暮桥分三个问题讲解:
一,增加收入、减少支出都有困难。1949年我们打仗胜利很快,但战争需要花钱,就得发票子,因此,造成4月、7月、11月的物价上涨。我们要尽可能减少开支,增加收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少发票子,就得发行公债`。我们的公粮大部完成,税收大体完成了,公债完成80%。这样会减少些财政赤字。这样做也是有困难的,农民感到多,工商业家也嫌多。但这比发票子损失少。发票子物价上涨,奸商会发财,人民受损失。所以,尽量与他们解释。这是收的困难。减少支出也有困难。首先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全国军政人员有800万人,这是空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多,不能精简的;粮食的调剂,将东北的粮调到华北,四川的粮调到上海;还有许多工厂要恢复生产;黄河要管理好,以减少灾荒;去年中央政府成立,我们一步一步地进行统一。所有这些都要花钱,而且数量很大。
今年2月还发票子,所以物价上涨还比较高。2月召开财政会议,研究解决物价稳定问题,3月物价就稳定,原因是通货膨胀停止了。去年不稳定,今年是平稳的。物价的稳定是我们财政会议的成绩。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转折点。所以这个会议意义是很大的。
二,物价平稳后工商业遇到的困难,目前看来是比较严重的。工商业家没有资金周转,有的银行钱庄关门了。过去通货膨胀,对大多数人是不利的,但对凭此发财的资本家有机可投。中国人民是受害的。稳定后,不能投机了,所以有许多工商业家转业了。有的赔本,有的工厂不能发工资,甚至停工。目前上海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他们认为负担太重,但我们认为比起国民党时期少多了。他们的东西卖不出去,原料都买不进来。所以主要的原因不是公债、税收,也不是钱少的原因,主要因为物价稳定,停止发票子了。
我们今后解决这些问题。一则改造,二则计划。在政府方面,要银行帮助他们。第二,贸易公司收买一些东西。政府的钱比他们多,我们有计划地买些。有些工厂没办法了,我们让他给我们加工,这样原料按成本价销售,会有保证的。我们给他棉花,他织布给公家,我们给他加工费,是给他些利息,这样就能解决他们一些困难。今后国家面向农民,引导他们也面向农民。我们也收买农产品。现在农民的棉花、猪鬃都拿出来了。农民有了购买力,买商人的东西,对国家也有利。所以目前的工商业困难是暂时的。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也是长期的。军事的、政治的胜利不用太长时期,而经济上敌人破坏,十多年的战争,生产受到很大损失。重要产业破坏程度很严重;钢铁90%,煤炭原料一半,铁路差不多都破坏了,恢复很困难。鞍山恢复需要五年。有些工业过去是为帝国主义生产的,现在鞍山的钢销售不了。纺织工厂我们国家占一半在上海,集中棉花到西北生产很难的。经济调整需要三年至五年。中国经济转变方向是不容易的。为帝国主义服务转变为为农村服务是要很长时间的。中国经济的改造需要三年至五年时间。还有许多的困难,如工人不能增工资,农民税重,工商业家也是同样。我们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
经济根本好转分三方面:(一)战争全部胜利。财政支出中,40%是战争开支的。战争开支减少了,公务人员减少了,我们能拿一半进行经济建设。东北现在就是这样。公营发展,私营也发展,工人工资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二)土地改革,农民购买力提高了。若全部完成土改就不得了。全国完成土改得二至三年。太行区过去是“糠菜半年粮”,现在好了,青壮年过去是参加战争,现在则参加生产了。老解放区今冬明春购买力就高了,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新解放区土改完成了,工商业也能发展了。(三)经济经过改造、调整,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改造成独立自主的,真正面向农村的经济,也得三五年时间。其间,恢复了,改造了,也发展了。这样,经过十年八年努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我们看一切问题都要有发展的眼光。现在还是要吃糠的,过穷日子。
毛泽东题词:“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
1950年4月26日晚,夜幕降临,中央团校二期学员集合整队,步行进了中南海,在怀仁堂举行毕业典礼。满头银发的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走来走去,可能是检查安全事宜。朱德首先讲话。他也是站着讲,没有讲稿。他说:大家学习很努力,很活泼,现在你们回去了,做些什么事?中国革命的胜利,青年团起了很伟大的作用。现在革命成功,青年的任务是为了建设,这比过去容易得多,但是伟大得多。同志们要在岗位上工作,组织起来,参加土改,为的是增加生产。老区要组织合作社生产。农民个人分到土地,要更好地组织起来生产。首先要将青年组织起来。
工厂要将国家财产保护好,依靠工人,组织生产,使我们的农业国很快变成工业国,这是全党全国的任务,也是我们青年团的任务。
敌人未死掉,他是要闹战争的。青年别忘记参加我们的解放军。大炮新式武器都有,我们要用,帝国主义要打,就叫他死亡。每个青年都有当兵的任务,有消灭帝国主义的信心。
你们这期八个月的学习,一辈子会起很大的作用,但这是不够的,要做到老学到老,因社会天天进步。学习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所以,学习是长期的,永久的。天天吸收新的事物。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很好团结帮助他人,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原来反对我们的,只要改变过来,也要团结。统一战线很要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都是统一战线。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对青年都不好。
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学习!
朱德副主席讲完,由学生代表讲话。稍停一会儿,灯光放亮,伴随着《东方红》乐曲,迎面出现了毛泽东。他穿着黄色呢军装,信步登上讲台。学员情不自禁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大家在一片掌声中等待着毛主席讲话,他没有讲,听了学员代表向他宣读的《决心书》,又和朱德一起与学员们共同合影留念。学员们对朱、毛都很崇敬。
这一期团校发给学员的毕业纪念册《青年手册》扉页上印着毛泽东的题词:“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朱德的题词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完全胜利,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已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根据校领导的部署,学员们在“五四”青年节参观了北京大学“五四”展览,然后就按“革命需要”分配到各自的岗位。我背着一袋马列毛著作和同班的张邦应、杨小池以及阳泉煤矿的孙玉甫、昔阳县团委书记白贵锁等20多位学员到了太原,听从山西省团委的分配。
(责编雷蕾)
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急需培养大批青年干部,担负新的历史使命。中央团校开学典礼上,教务长宣布学生正式参加革命,要服从组织分配。学员过着半军事生活,睡通铺,吃大食堂(当时吃的是东北高粱米),统一发军装(这年的冬装发的是傅作义部队库存的浅黄色棉装),上下课排大队,每月发生活津贴。在良乡时学员住在农民家。大庙前的广场就是课堂。讲课人都是从北京乘火车来。我先在交通大学赵锐为组长的小组,成员有太原来的张邦应、北京贝满女中来的刘培根,还有西安来的两位学员。校址迁到东四之后就另编小组,我与张家口来的刘争笑和天津学员为一个组。一次,天津一位女学员的父亲来探望女儿,他是资本家,以女儿参加革命为荣,还从天津带螃蟹给我们吃。天津团市委书记张淮三还来看望天津学员。
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后来出现在政坛、文坛的人物很多。如“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姚文元、作家王蒙就是这一期学员。1995年我在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王志明家做客,知道他夫人也是这一期学员,她说:“穿红毛衣,写壁报的那个小个子就是姚文元。”
我在中央团校二期学习近九个月,学习课程很多,作为集中学习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我们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在领导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新民主主义,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周恩来说:解放战争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
冯文彬讲,这期中央团校是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怀下举办的。当时处于怎样的形势?就在开学前的1949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在筹备新政协的会议上这样讲:“人民解放军的壮大,绝大部分来自翻身农民。我们所以获得这么大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毛泽东也讲过,“中国革命胜利,就是给了农民二亩地”。),农民翻了身,广大人民的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各民主党派的拥护、赞助,以及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强大。由于这些国内国际的因素,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剩下的敌人,估计今年下半年,至迟到明年春天可以把他全部消灭掉,把待解放区全部解放”。解放军横扫华南、西南,蒋介石部队兵败如山倒,证明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论断。团校开学一个月,四川解放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杀害了杨虎城将军。杨的女儿杨拯美就和我们在一个班。闻讯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接见并安慰她。我们班举行了悼念杨虎城将军的大会,杨拯美哭着向我们全班同学说:“原来我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以为能留住父亲生命,这下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专政,激起学员们愤怒,于是,大家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周恩来这句话说明,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的主要内容,也是人民解放军迅速壮大和英勇善战的原动力。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更引起学员们,特别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出来的学员的思考。他们进一步探索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胜利的关系。开学不久,学校有一项自我介绍,包括每个学员来自何地,家庭状况、个人经历等内容。我们小组的其他学员知道我是从解放区来的,他们提出要我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及其引起的变化。
我的家乡是昔阳县,当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二分区。我见证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感受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益处。1945年我在昔阳抗日高小(后改为昔阳县第一高小)读书。1946年内战开始,几十里外的平定县由阎锡山部队占据,昔阳县城经常处于“坚壁清野”的战备状态。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1946年工作方针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紧接着就在“急风暴雨”中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秋,我从昔阳第一高小毕业,经过县政府教育科集体培训,分配到祖籍昔阳县安平乡南瑶村当小学教员,我那年14岁。在土地改革中,没收地主多余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我和母亲也分得5亩地。贫雇农掌了大权。我白天教孩子们念书,晚上村干部叫我这个“先生”在民校的煤油灯下给农民读报。我给他们读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听了好消息,村干部就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男青年在“过黄河,渡长江,打到南京捉老蒋”的口号中踊跃参军上前线,妇女做军鞋,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过往的陌生人都得带“路条”才能通过。解放区形成前方后方一体的人民战争,是人自为战的“铜墙铁壁”。真是周恩来讲的,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1948年,我被调到一个大村,叫穆家会村。由丙等教员提到乙等,月薪由2斗小米成了3斗。我和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宣读《土地法大纲》。当地土地改革也出现过对地主乱打乱杀、扫地出门、侵犯中农利益、没收工商业等“左”的错误,毛泽东“大声疾呼”才得以纠正。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开始发家致富,走向丰衣足食。学生家长轮着请我这“先生”吃白面饺子,他们告别了“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这就是后来农民怀念的“不想前,不想后,只想合作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昔阳县政府大院刷的大标语是“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这句话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这时,昔阳县教育部门领导动员年纪小的教员分别到左权师范、阳泉职业学校进修。年底我和邻村杏丹峪村任教的王祥云到阳泉职业学校进修。
阳泉是新解放区,属于晋察冀边区。副校长王岱岭正在对我们进行考核、面试,忽听傅作义部队的飞机来轰炸扫射,我俩跟着校长拔腿就往防空洞跑。飞机过后,接着考核,我们被正式录取。这是一座适应战争形势培训干部的学校,校长由中共阳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晋平兼任。学员分工矿班、会计班、师范班、中学班,许多是在职干部。当时平津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太原还被阎锡山占据。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题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地处石太铁路线中点的阳泉是战略要地,从北平方向调往太原的军队都得经过这里。解放战争捷报频传。1月15日天津解放,活捉陈长捷。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4日解放太原。由于我从小在革命根据地受教育,与党报、党刊结情较深,入学不久,我写的一篇题为《论跟着毛泽东走》的作文引起老师重视,在全校各班轮流传阅。
1948年底,阳泉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就成了第一批团员,还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同时被列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这年“七一”党员女教师李云芳领着我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她南下了。就是她引着我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以上是我向小组学员们的简要介绍。我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穷山沟来的学员,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学习都很生疏,又受文化程度和阅历限制,学习马列著作很吃力,很难消化课程内容。但因为讲课生动有趣,学员热烈讨论,互相启发,开动思想机器,也收到实际效果,真是受益终生。正如朱德副主席勉励我们的:“一辈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报告的不念讲稿,学员可以当场提问
团校进入北京后,讲大课通常在北京后园恩寺的一个简易礼堂里进行,没有课桌。讲课的都是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都是站着讲。不念讲稿,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亲切自然。学员思想很活跃,讲完一段或一个问题,可以当场提问。下课后学员还可以请讲演者在笔记本上签名或题词。王明在我的笔记本上写的是“学而不厌”。
最精彩的是专题报告。内容丰富,阐述深刻。彭真讲《中国共产党党章》不带党章,讲党员权利义务,深入浅出,头头是道。邓颖超讲妇女运动如同谈家常,不时伴着笑声,说青年团不能歧视妇女,要吸收先进女青年入团,引起大家愉快笑声。时任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婚姻法》的王明,他讲《婚姻法》起草过程,青年男女特别关注。《婚姻法》规定男足20周岁、女足18周岁方可结婚,有的学员竟然郑重提问:“超过这个年龄是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虽然幼稚可笑,但看出讲课人与听课人关系多么融洽。廖承志讲大革命史,讲到他父亲廖仲恺被害那年,广州起义,子弹从他头上穿过,还用手势比划子弹与脑袋的距离,表现出坚定乐观神态。中间休息,我到他跟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页纸,上边写着四五行字,这就是他的讲演提纲。这些老一代革命者热情洋溢的讲话,充满了自信,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显示出一种革命者的魅力。
讲唯物辩证法的是《大众哲学》作者艾思奇、马列学院孙定国和杨甫。讲政治经济学的是薛暮桥、杨述。讲国际形势的是宦乡、吴冷西(临时改为胡伟德)。他们都是专家学者,对于自己讲的内容很熟悉,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面对学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观点。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讲,他正在创办一座新型大学,叫中国人民大学,激情满怀。
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俄语翻译,他讲斯大林对毛泽东说:“当一个人影响人类命运时,要保重身体。怎样保重?吃好、睡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讲团课和青年团工作的蒋南翔、荣高棠、李昌、韩天石,都是“一二九”时期的大学生,他们还有青年的朝气,讲起来生动活泼,出口成章,更不需要讲稿。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纳品作报告是由毛岸英翻译,也不念讲稿,随想、随说、随译,很有吸引力。有的穿插故事,生动有趣,让人久久难忘。访苏归来的荣高棠讲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是长寿之乡,见70岁老头坐在门口哭泣,问他为什么哭,回答是爸爸打他。一个笑话,又引起一片笑声。
讲课的以亲身经历,充分表达个人的见解,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学员独立思考,当场提出问题,反映出当时党内党外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因此,教者、学者都能讲真情,说实话,团校对学生学员的要求是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但对这些进步知识青年不提思想“改造”二字。“改造”只针对旧社会干过事的知识分子。对青年进行正面教育,平等交流,拉近了讲课人与学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培养出一种忠诚勇敢精神。
思想最活跃的是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中学生,他们文化程度高,向往民主,追求真理,思想解放,敢于大胆提出问题。甚至敢于提一些与党的领导人不一致的见解。当时,已经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已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苏联对中国是无私援助,而有学员当众站起来提问:“说苏联无私援助,可是二战结束后,为什么苏军搬走东北的机器?”讲课的也能耐心解释,不加追究,更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抽出来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就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理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这样阐述毛泽东思想。田家英站在一个操场的桌子上,讲了四个半天。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操着四川口音。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也不看,成段背诵毛泽东著作,足见他对毛著的熟悉程度。开宗名义第一章,他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两句话作为开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3000年左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他顺着毛泽东这个思路讲起。从中国封建制度到鸦片战争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中国近代革命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说:“毛主席原来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到延安整风时才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毛主席主要是研究中国社会性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他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因此,研究掌握革命战争的特点至关重要。毛泽东1936年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从中国社会实际抽出来的理论(我们在解放区学习时,这篇文章当课本精读)。田家英整段引述这篇文章。田家英指出,由于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具体、深刻的分析,制定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山地游击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战略方针以及“利用矛盾,瓦解敌人”的统战策略就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田家英说,根据中国独特的国情、社情总结出的理论才是“不可战胜的”。
从田家英的论述中,知道毛泽东在制定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针上是能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农民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反思失败原因时,旅居美国的胡适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推荐给蒋介石。蒋介石从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在台湾搞起了和平土改。
谢觉哉解读“国体”“政体”和“联合政府”
这期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正值1949年9月召开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及其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领导人,体现了“七大”通过的“联合政府”的宗旨。有些干部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啊呀,新政府成员什么人都有,奋斗几十年的党的负责人有的没有,反而有傅作义、程潜这些人。”于是就有人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就要学习国体和政体。
谢觉哉是延安时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当时是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也是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他给团校学员讲《国体与政体》。团校领导考虑他年事已高,特设在蟾宫电影院作报告,这是第一位坐着讲话的讲课人。什么是国体?什么是政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谢觉哉主要根据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实际加以说明。
谢觉哉指出,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情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代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归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去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式的,否定旧民主主义式的。也就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分工合作。例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着国民党一些民主人士;民主建国会更多的联系着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的党派更多联系着小资产阶级。虽然各党派联系阶级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纲领是共同的。
这个《共同纲领》规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新民主主义纲领已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这个蓝图,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理想。
刘少奇说:“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李昌是华东局青委书记,他受中共华东局委派向中央汇报上海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对党外人士采取包干制,就是国民党人员,除破坏、反动分子外都得给饭吃。大约三四百万人。这给我们增加了困难。李昌说,昨天,刘少奇同志讲,现在的办法只能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对旧职员也留用,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北京、天津也出现了失业问题。
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象,解放了怎么还会发生?1950年4月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的薛暮桥作的一个报告,阐明了这个问题。薛暮桥分三个问题讲解:
一,增加收入、减少支出都有困难。1949年我们打仗胜利很快,但战争需要花钱,就得发票子,因此,造成4月、7月、11月的物价上涨。我们要尽可能减少开支,增加收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少发票子,就得发行公债`。我们的公粮大部完成,税收大体完成了,公债完成80%。这样会减少些财政赤字。这样做也是有困难的,农民感到多,工商业家也嫌多。但这比发票子损失少。发票子物价上涨,奸商会发财,人民受损失。所以,尽量与他们解释。这是收的困难。减少支出也有困难。首先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全国军政人员有800万人,这是空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多,不能精简的;粮食的调剂,将东北的粮调到华北,四川的粮调到上海;还有许多工厂要恢复生产;黄河要管理好,以减少灾荒;去年中央政府成立,我们一步一步地进行统一。所有这些都要花钱,而且数量很大。
今年2月还发票子,所以物价上涨还比较高。2月召开财政会议,研究解决物价稳定问题,3月物价就稳定,原因是通货膨胀停止了。去年不稳定,今年是平稳的。物价的稳定是我们财政会议的成绩。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转折点。所以这个会议意义是很大的。
二,物价平稳后工商业遇到的困难,目前看来是比较严重的。工商业家没有资金周转,有的银行钱庄关门了。过去通货膨胀,对大多数人是不利的,但对凭此发财的资本家有机可投。中国人民是受害的。稳定后,不能投机了,所以有许多工商业家转业了。有的赔本,有的工厂不能发工资,甚至停工。目前上海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他们认为负担太重,但我们认为比起国民党时期少多了。他们的东西卖不出去,原料都买不进来。所以主要的原因不是公债、税收,也不是钱少的原因,主要因为物价稳定,停止发票子了。
我们今后解决这些问题。一则改造,二则计划。在政府方面,要银行帮助他们。第二,贸易公司收买一些东西。政府的钱比他们多,我们有计划地买些。有些工厂没办法了,我们让他给我们加工,这样原料按成本价销售,会有保证的。我们给他棉花,他织布给公家,我们给他加工费,是给他些利息,这样就能解决他们一些困难。今后国家面向农民,引导他们也面向农民。我们也收买农产品。现在农民的棉花、猪鬃都拿出来了。农民有了购买力,买商人的东西,对国家也有利。所以目前的工商业困难是暂时的。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也是长期的。军事的、政治的胜利不用太长时期,而经济上敌人破坏,十多年的战争,生产受到很大损失。重要产业破坏程度很严重;钢铁90%,煤炭原料一半,铁路差不多都破坏了,恢复很困难。鞍山恢复需要五年。有些工业过去是为帝国主义生产的,现在鞍山的钢销售不了。纺织工厂我们国家占一半在上海,集中棉花到西北生产很难的。经济调整需要三年至五年。中国经济转变方向是不容易的。为帝国主义服务转变为为农村服务是要很长时间的。中国经济的改造需要三年至五年时间。还有许多的困难,如工人不能增工资,农民税重,工商业家也是同样。我们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
经济根本好转分三方面:(一)战争全部胜利。财政支出中,40%是战争开支的。战争开支减少了,公务人员减少了,我们能拿一半进行经济建设。东北现在就是这样。公营发展,私营也发展,工人工资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二)土地改革,农民购买力提高了。若全部完成土改就不得了。全国完成土改得二至三年。太行区过去是“糠菜半年粮”,现在好了,青壮年过去是参加战争,现在则参加生产了。老解放区今冬明春购买力就高了,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新解放区土改完成了,工商业也能发展了。(三)经济经过改造、调整,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改造成独立自主的,真正面向农村的经济,也得三五年时间。其间,恢复了,改造了,也发展了。这样,经过十年八年努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我们看一切问题都要有发展的眼光。现在还是要吃糠的,过穷日子。
毛泽东题词:“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
1950年4月26日晚,夜幕降临,中央团校二期学员集合整队,步行进了中南海,在怀仁堂举行毕业典礼。满头银发的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走来走去,可能是检查安全事宜。朱德首先讲话。他也是站着讲,没有讲稿。他说:大家学习很努力,很活泼,现在你们回去了,做些什么事?中国革命的胜利,青年团起了很伟大的作用。现在革命成功,青年的任务是为了建设,这比过去容易得多,但是伟大得多。同志们要在岗位上工作,组织起来,参加土改,为的是增加生产。老区要组织合作社生产。农民个人分到土地,要更好地组织起来生产。首先要将青年组织起来。
工厂要将国家财产保护好,依靠工人,组织生产,使我们的农业国很快变成工业国,这是全党全国的任务,也是我们青年团的任务。
敌人未死掉,他是要闹战争的。青年别忘记参加我们的解放军。大炮新式武器都有,我们要用,帝国主义要打,就叫他死亡。每个青年都有当兵的任务,有消灭帝国主义的信心。
你们这期八个月的学习,一辈子会起很大的作用,但这是不够的,要做到老学到老,因社会天天进步。学习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所以,学习是长期的,永久的。天天吸收新的事物。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很好团结帮助他人,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原来反对我们的,只要改变过来,也要团结。统一战线很要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都是统一战线。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对青年都不好。
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学习!
朱德副主席讲完,由学生代表讲话。稍停一会儿,灯光放亮,伴随着《东方红》乐曲,迎面出现了毛泽东。他穿着黄色呢军装,信步登上讲台。学员情不自禁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大家在一片掌声中等待着毛主席讲话,他没有讲,听了学员代表向他宣读的《决心书》,又和朱德一起与学员们共同合影留念。学员们对朱、毛都很崇敬。
这一期团校发给学员的毕业纪念册《青年手册》扉页上印着毛泽东的题词:“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朱德的题词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完全胜利,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已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根据校领导的部署,学员们在“五四”青年节参观了北京大学“五四”展览,然后就按“革命需要”分配到各自的岗位。我背着一袋马列毛著作和同班的张邦应、杨小池以及阳泉煤矿的孙玉甫、昔阳县团委书记白贵锁等20多位学员到了太原,听从山西省团委的分配。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