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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梁实秋曾被毛泽东两次点名提起过。一次是1940年初，梁实秋欲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视察团”访问延安，被毛泽东点名予以拒绝，认为梁“拥汪主和，与本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如必欲前来，当飨以高粱酒玉米面”，视梁实秋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另一次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把梁实秋作为替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提出来。相隔不到两年，毛泽东两次提起梁实秋，引起世人关注。这一切又是缘于何故呢?溯根探源，原来这一切都缘于与梁实秋有关的两次公开论战。
“鲁梁之争”的第一次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与鲁迅的一场笔墨官司后，成了鲁迅笔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梁之争”的起因是二人对翻译看法的不同。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梁实秋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梁实秋在1928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硬译”好?还是“曲译”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接下来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在1930年3月《萌芽月刊》一卷第三期。鲁迅猛烈抨击了梁实秋，“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鲁梁之争”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梁实秋在《新月》二卷第九期上，连发两文，内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随即鲁迅发表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痛斥梁实秋。文章中，鲁迅充分调动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这样，“鲁梁之争”由学术之争、不同的文艺观，逐渐演化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对鲁迅观点的赞同。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抗战无关论”的第二次论战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应邀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学界名流座谈会”，被划为资产阶级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8年冬，梁实秋再度成为左翼文人的“众矢之的”。那是他接手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亮出一番《编者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对于梁的上述言论，左翼作家们认为他是在鼓吹“抗战无关论”，自然又是一场口诛笔伐。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他在梁实秋的文章见报的第五天——12月5日，即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批判“某先生”。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接着，宋之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经过“鲁梁之争”风波后，梁实秋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关注，此时的公开论战再一次把梁实秋推到风口浪尖上，争论甚至还延伸到梁任议员的国民参政会里。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梁实秋被推选为参政员。1940年1月，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求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按照预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意想不到的是，梁实秋等却接到了由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文：“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公开表示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两人不予欢迎，此事使梁实秋甚为尴尬。由此可见经过两次论战后，梁实秋本人在进步阵营中所受到的态度了。
（责编 兴柱）
“鲁梁之争”的第一次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与鲁迅的一场笔墨官司后，成了鲁迅笔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梁之争”的起因是二人对翻译看法的不同。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梁实秋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梁实秋在1928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硬译”好?还是“曲译”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接下来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在1930年3月《萌芽月刊》一卷第三期。鲁迅猛烈抨击了梁实秋，“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鲁梁之争”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梁实秋在《新月》二卷第九期上，连发两文，内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随即鲁迅发表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痛斥梁实秋。文章中，鲁迅充分调动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这样，“鲁梁之争”由学术之争、不同的文艺观，逐渐演化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对鲁迅观点的赞同。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抗战无关论”的第二次论战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应邀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学界名流座谈会”，被划为资产阶级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8年冬，梁实秋再度成为左翼文人的“众矢之的”。那是他接手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亮出一番《编者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对于梁的上述言论，左翼作家们认为他是在鼓吹“抗战无关论”，自然又是一场口诛笔伐。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他在梁实秋的文章见报的第五天——12月5日，即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批判“某先生”。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接着，宋之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经过“鲁梁之争”风波后，梁实秋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关注，此时的公开论战再一次把梁实秋推到风口浪尖上，争论甚至还延伸到梁任议员的国民参政会里。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梁实秋被推选为参政员。1940年1月，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求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按照预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意想不到的是，梁实秋等却接到了由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文：“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公开表示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两人不予欢迎，此事使梁实秋甚为尴尬。由此可见经过两次论战后，梁实秋本人在进步阵营中所受到的态度了。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