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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美长期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机构和大学的20余位中美专家与会。与会者就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及及中美两国的社区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当前的中美关系
开幕式上，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马修斯先生(David Mathew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分别致辞，回顾了过去20年来“中美长期对话”对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所做的工作。戴维·马修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美两国保持了稳定和平的关系，中美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顾国良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务实、灵活、合作的外交政策，着眼于提出新理念、新政策和新办法。奥巴马执政后，中美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和全方位合作，总体发展比预期得好。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认为，随着世界的变化，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有这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强调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而美国认为建设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需要首先帮助一些国家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不仅仅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人文和社会资源的发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David M.Lampton)认为，现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是健康和平稳的。稳定世界经济、核不扩散问题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从根本上看，中美两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两国需要利用彼此的资源来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不应因为中美关系有了良好的开局，就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还缺乏互信。而且，在对待诸如失败国家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性问题方面还需要合作。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总结了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几个特征。他认为，两国关系实现了完美的过渡。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并进一步发展，没有发生以前曾经经历的那种起伏和颠簸。奥巴马政府执行现实的外交政策，承认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两国必须合作共事，抓住共同的机会，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问题等。对于两国之间的分歧，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并且与中方就分歧进行对话，不让分歧妨碍合作。人权关系的淡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一些固有的矛盾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一部分人对中国仍然有很深的疑虑。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很难改变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基本框架。不过，可以预期，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将会谨慎行事，台湾问题一时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美国麦耶公司首席执行官汉克·麦耶(Hendrik Meijer)认为，美国人民日益认同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式脆弱的，很容易被政治关系削弱。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如何安抚在选举中支持他的美国工会组织。
前美国驻北约常驻代表威廉·塔夫托(William Taft IV)认为，人权应该被当作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两国之间的问题。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和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被淡化了。尽管如此，人权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一直影响着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布什政府8年任内将民主作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工具。奥巴马政府目前弱化民主的做法是暂时的，因为美国目前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各国的合作。美国强调民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认知。在美国决策层的眼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刘建飞教授认为，中国正走向民主，这是毫无问题的。他阐述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把中国目前的民主分为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三个层面，其中政治民主包含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层次的宪政民主、村民委员会这一层次的农村基层民主，以及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主要反映在中国出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中国物权法的出台则反应了经济民主的发展。总之，中国民主在向前发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推进民主发展的历程中，中国重视的是民主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中美在民主问题上不是对立的，双方的目标都是要发展民主。只是两国所走的道路不同。
国防大学徐辉博士分析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美两军交往的历程具有具有“升温一受挫一降温一恢复一再升温一再受挫一再降温一再恢复”这样一个“波动规律”，而且恢复远远缓慢于中断，几乎始终处“危机管理”状态。目前中美军事交往仍没有走出这种曲折历程，但已经见到了走出这一怪圈实现正常化的曙光，这种曙光的出现得益于两军交往大环境的变化。他指出，中美双方不存在任何领土争端，双边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有着很多潜力。然而，深化两军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如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发展中美军事关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标本兼治、相辅相成”。第一步要明确双边军事关系长远发展目标和交往指导原则。第二步要深化和扩大两军对话与交流。第三步要努力解决妨碍两军关系深入发展的具体障碍。第四步共同探索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和样式。第五步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两军危机管理机制。
(二)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议题是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这是“中美长期对话”中的一个崭新议题。与会者交流了两国在社区发展方面的情况，并认为这对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副总裁陶美心认为，全球化被许多人认为是零和游戏，是坏东西。但每个人在维护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学会彼此珍惜，彼此尊重。
中国社科院马列院陈志刚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西部的社区重建情况。在其课题小组对内蒙、云南、贵州、陕西、河北等地乡村进行的调研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乡村社区出现了公共性危机。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使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其实践过程没能有效实行“统分结合”的原则，往往只有分，没有统，村级组织的权威被削弱，组织和动员能力减弱，农村社区的公共治理日渐衰落。其次，当市场成为获取收入和满足需求的主要来源时，农户间的竞争或者说个人主义意识加强，合作互助意识以及集体意识减弱，维系社区、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第三，村级正式组织在没有依靠村庄传统资源又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无力承担社区公共性重建的任务，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产品。因此，西部农村社区的发展不但要关注公共的自然资源、公共的经济资源，更要关注公共的社会资源，激活被打散的社会公共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社区重建不但需要加强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发动社区民众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不但要建设一个新的农村，也要塑造新农民。
桑德斯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缺失，是忽视了社区中的公民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社区发展在美国的民主实践和社会的有效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美长期对话”会讨论社区建设问题，令人鼓舞。对话不仅要关注政府的政策，还要重视社区在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时所起的作用。他以其亲身调解阿以冲突的经历说明，虽然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人民缔造了和平。桑德斯还指出社区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作用。他认为，对于社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美关系而言，这种研究现在正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使中美开始更紧密地进行合作，建立一个可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社会。
(一)当前的中美关系
开幕式上，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马修斯先生(David Mathew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分别致辞，回顾了过去20年来“中美长期对话”对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所做的工作。戴维·马修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美两国保持了稳定和平的关系，中美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顾国良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务实、灵活、合作的外交政策，着眼于提出新理念、新政策和新办法。奥巴马执政后，中美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和全方位合作，总体发展比预期得好。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认为，随着世界的变化，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有这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强调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而美国认为建设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需要首先帮助一些国家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不仅仅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人文和社会资源的发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David M.Lampton)认为，现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是健康和平稳的。稳定世界经济、核不扩散问题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从根本上看，中美两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两国需要利用彼此的资源来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不应因为中美关系有了良好的开局，就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还缺乏互信。而且，在对待诸如失败国家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性问题方面还需要合作。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总结了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几个特征。他认为，两国关系实现了完美的过渡。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并进一步发展，没有发生以前曾经经历的那种起伏和颠簸。奥巴马政府执行现实的外交政策，承认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两国必须合作共事，抓住共同的机会，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问题等。对于两国之间的分歧，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并且与中方就分歧进行对话，不让分歧妨碍合作。人权关系的淡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一些固有的矛盾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一部分人对中国仍然有很深的疑虑。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很难改变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基本框架。不过，可以预期，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将会谨慎行事，台湾问题一时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美国麦耶公司首席执行官汉克·麦耶(Hendrik Meijer)认为，美国人民日益认同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式脆弱的，很容易被政治关系削弱。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如何安抚在选举中支持他的美国工会组织。
前美国驻北约常驻代表威廉·塔夫托(William Taft IV)认为，人权应该被当作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两国之间的问题。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和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被淡化了。尽管如此，人权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一直影响着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布什政府8年任内将民主作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工具。奥巴马政府目前弱化民主的做法是暂时的，因为美国目前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各国的合作。美国强调民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认知。在美国决策层的眼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刘建飞教授认为，中国正走向民主，这是毫无问题的。他阐述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把中国目前的民主分为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三个层面，其中政治民主包含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层次的宪政民主、村民委员会这一层次的农村基层民主，以及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主要反映在中国出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中国物权法的出台则反应了经济民主的发展。总之，中国民主在向前发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推进民主发展的历程中，中国重视的是民主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中美在民主问题上不是对立的，双方的目标都是要发展民主。只是两国所走的道路不同。
国防大学徐辉博士分析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美两军交往的历程具有具有“升温一受挫一降温一恢复一再升温一再受挫一再降温一再恢复”这样一个“波动规律”，而且恢复远远缓慢于中断，几乎始终处“危机管理”状态。目前中美军事交往仍没有走出这种曲折历程，但已经见到了走出这一怪圈实现正常化的曙光，这种曙光的出现得益于两军交往大环境的变化。他指出，中美双方不存在任何领土争端，双边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有着很多潜力。然而，深化两军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如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发展中美军事关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标本兼治、相辅相成”。第一步要明确双边军事关系长远发展目标和交往指导原则。第二步要深化和扩大两军对话与交流。第三步要努力解决妨碍两军关系深入发展的具体障碍。第四步共同探索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和样式。第五步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两军危机管理机制。
(二)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议题是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这是“中美长期对话”中的一个崭新议题。与会者交流了两国在社区发展方面的情况，并认为这对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副总裁陶美心认为，全球化被许多人认为是零和游戏，是坏东西。但每个人在维护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学会彼此珍惜，彼此尊重。
中国社科院马列院陈志刚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西部的社区重建情况。在其课题小组对内蒙、云南、贵州、陕西、河北等地乡村进行的调研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乡村社区出现了公共性危机。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使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其实践过程没能有效实行“统分结合”的原则，往往只有分，没有统，村级组织的权威被削弱，组织和动员能力减弱，农村社区的公共治理日渐衰落。其次，当市场成为获取收入和满足需求的主要来源时，农户间的竞争或者说个人主义意识加强，合作互助意识以及集体意识减弱，维系社区、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第三，村级正式组织在没有依靠村庄传统资源又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无力承担社区公共性重建的任务，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产品。因此，西部农村社区的发展不但要关注公共的自然资源、公共的经济资源，更要关注公共的社会资源，激活被打散的社会公共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社区重建不但需要加强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发动社区民众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不但要建设一个新的农村，也要塑造新农民。
桑德斯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缺失，是忽视了社区中的公民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社区发展在美国的民主实践和社会的有效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美长期对话”会讨论社区建设问题，令人鼓舞。对话不仅要关注政府的政策，还要重视社区在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时所起的作用。他以其亲身调解阿以冲突的经历说明，虽然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人民缔造了和平。桑德斯还指出社区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作用。他认为，对于社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美关系而言，这种研究现在正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使中美开始更紧密地进行合作，建立一个可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