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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了为期9个多月的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举世公认的学术名著。170多年过去了，这部经久不衰的著作不仅成为世人了解美国的经典读本，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2004年，应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邀请，法国作家贝尔纳一亨利·莱维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美国的迷惘》一书是莱维此次美国之行的结晶。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共七章，生动地记叙了作者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第二部分共四章，主要是作者对当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些思考。
正如莱维在开篇所言，尽管自己是托克维尔的崇拜者，尽管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重新感受美国，但《美国的迷惘》一书既不是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伟大著作的回应，也不是它的补充或扩展。
托克维尔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莱维是现今活跃在欧美文坛的哲学家、记者、活动家和电影制作人。他的多部作品畅销欧美，著有《带着人脸的野蛮》和《谁杀了丹尼尔·珀尔》。他执导的电影，包括纪录片《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死亡的一天》。莱维还是一位富有批评精神的法国左岸知识分子，以“BHL”(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全名缩写)享誉欧美文坛。同《论美国的民主》相比，《美国的迷惘》更像是一本航海日志或旅行札记。
莱维用了一年的时间，驱车一万五千多英里(间或乘飞机短途旅行)，重访托克维尔当年走访过的地方。与托克维尔先看后写的方式不同，莱维边看边写。读者跟着他的车轮，领略风情万种的美国社会。前方一望无尽的高速公路，车窗外飘忽不定、转眼即逝的万千景象，使人联想起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描写“垮掉的一代”的里程碑式小说《在路上》。
莱维从当年托克维尔上岸的罗德岛纽波特启程，一路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最后北上回到出发点：从纽约赖克斯岛监狱到底特律的穆斯林社区，从艾奥瓦的阿米什人居住地到开阔的西雅图，从达拉斯的枪支博览会到爵士乐的故乡新奥尔良，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返回到美国的诞生地——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1620年，载着102名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船，经过两个多月的远涉重洋，在这里靠了岸)。
一路上，莱维采访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狱警、死囚到牧师，从作家诺曼·梅勒到民主党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从电影明星沙朗·斯通到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从青楼妓女到前第一夫人、现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到“文明冲突”论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访谈与观察的基础上，莱维以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当今美国社会色彩斑斓的画卷。
莱维在书中考察了当前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核心问题：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监狱制度及监狱私有化问题、医疗保障、枪支管制、反恐战争、新保守主义，以及非法移民问题。莱维还考察了美国人对肥胖的看法，对自然的感情和美国人所特有的博物馆情结。
关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在莱维看来，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发自内心的。他注意到了美国人对国旗的痴迷：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不能弄脏，不能复制，不能用于纹身，不能掉在地上，不能倒挂，不能亵渎，不能焚烧。如果它太旧了，如果它不能再飘扬了，那你必须把它烧掉，而不是扔掉或卷成一团。“这面象征美国的旗帜，曾遭到野蛮人的玷污和攻击，但它永远骄傲地迎风飘扬。”莱维还注意到了飘扬在妓院入口处的美国国旗和钉在床头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在妓院像在美国商界、知识界和军界等其他地方一样受到尊崇：妓女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爱国者。
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这是任何一位美国问题观察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宗教渗透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伊利诺伊州南巴灵顿的威洛克里克社区教堂，莱维聆听《被科学和学者证明了的上帝》的作者李·斯特罗贝尔与会众之间关于上帝存在的对话。这座不拘泥于某一教派的基督教堂，每周吸引了1.75万人来这里做礼拜，拥有一万个附属教堂分散在全美各地；在科罗拉多河流域上空，莱维听笃信“造物主义”的年轻、英俊而且时髦的直升机飞行员解释大峡谷的形成；在达拉斯，他见到了为逃离大城市的喧嚣和放荡文化的侵蚀而移居于此的前《纽约邮报》记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德·德雷赫。后者曾于2002年在《国家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父之罪》的文章，将发生在美国一所天主教堂的恋童癖丑闻公诸于世。在盐湖城，莱维参观了摩门教堂创立的家庭历史图书馆。摩门教徒走遍世界，收集并保存了数世纪以来人们的结婚证、出生证、死亡证等资料。莱维承认，在美国，“宗教力量的秘诀在于它摆脱了位于欧洲神学核心的距离感、超凡感和拒人千里之外。”他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狂热的国度。“在美国，宗教不是民主的坟墓，而是民主的摇篮。”
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是当年托克维尔美国之行的初衷。除了重游托维克维尔当年考察过的赖克斯岛上戒备森严的纽约监狱、旧金山湾附近著名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废墟、内华达和路易斯安那州死刑犯区和宾西法尼亚教友派收容所这五座监狱外，莱维还访问了羁押阿富汗战争中被俘人员的古巴关塔纳摩监狱。莱维比较了欧美监狱理念的不同：在他看来，欧洲人曾就监狱是否应当用来监视、惩罚、改造或矫正的问题进行过长期而激烈争论，人们不仅关注罪行的严重程度和相应的惩罚，而且考虑犯人获释后重返社会的机会；而在美国，监狱被当作麻风病部落、垃圾填埋场，美国人的关切似乎在于两个世界的隔绝和极端的排斥，“这种关切、这种执意，这里大概所有议题都牵扯到保险放心，每时每刻，隔离被成功地进行，两个世界的确被分开。”
关于美国医疗保健制度。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莱维走访了海明威曾两次就诊的梅奥诊所。这家创建于1863年的私人诊所，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集临床医学、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体系。梅奥诊所一向以自力更生为傲，很少向联邦或州政府寻求资助。诊所的医生恪守职业道德，“他们治愈病人的愿望和对知识的追求同样强烈”。就在美国人抱怨医疗保障制度千疮百孔、医疗经费不足和有些医生因担心受到误诊的起诉而裹足不前的时候，梅奥诊所的医生们把“空前的精力”投入“科学实践”，向疾病宣战。在莱维看来，梅奥诊所是一个奇迹，他写道：“梅奥诊所万岁!它诊室里的医生万岁!它的自助哲学和非营利目标万岁!它追求的卓越文化和成功的实践万岁!它智慧的研究者万岁!”
美国之行留给托克维尔的是“美国的民主”，而留给莱维的却是“美国的迷惘”。这种“迷惘”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莱维的迷惘，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人的迷惘。
莱维对当今美国社会中的人或事有着诸多迷惘与困惑。
迷惘一：关于美国左翼。在欧洲，莱维一向被视为具有反叛精神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言，他是在20世纪60年代走入哲学殿堂那一代人，那 时在法国思想界最时髦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影响下，法国出现了一批“新哲学家”，对主导法国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反思。莱维便是其中的一位。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当道，并深刻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此次旅美途中，莱维采访了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几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前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鹰派人物理查德·珀尔，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比尔·克里斯托尔。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围绕如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深邃思考和激烈辩论，给莱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新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不是像欧洲人所想的那样，缺少道德中心或愤世嫉俗。与此相反，它是一种过分的道德。它是神秘主义超越政治的胜利。他们是一些不充分介入具体政治的高贵的性情中人。”
使莱维感到失望的是，在美国左派阵营，在民主党阵营，什么都没有发生。莱维访问美国时，正值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他采访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听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慷慨激昂的演讲，拜访了克里、戈尔竞选班子中的一些人，访问了劳联－产联总部，参加了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及选后民主党召开的一系列就汲取败选教训、为2008年大选布局的联席会议。莱维发现，同保守主义阵营里有关意识形态、美国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激烈争辩与活跃思考相比，美国民主党人的所思所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他们提不出任何新的纲领，“60岁的‘年轻’民主党人，他们的论据可以追溯到如果不是肯尼迪年代，至少也是使比尔·克林顿当选的中间派浪潮。”另一方面，钱是他们的首要关切。当莱维问那些试图重振民主党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如何应对右派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点只是‘钱’”。
迷惘二：卡特里娜飓风。正当莱维的美国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卡特里娜飓风吹袭“爵士乐之都”新奥尔良，造成上千人死亡，财产损失达300多亿美元，新奥尔良市海平面以下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电视上播出了飓风过后的新奥尔良市：残垣断壁、污水横流，上万名灾民聚集在体育馆及周围地区许久无法撤离，他们绝大多数是黑人和穷人。因食物、药品和饮用水匮乏，一些灾民在众目睽睽下死去。人们无法相信此情此景发生在一个拥有近万架军用直升机、无数架民用直升飞机，并且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美国。诚然，灾难期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公民自救互助行动：一位退休警察自费包了两架飞机为困在屋顶上的人提供援助；演员们淌水，或蜷伏在船上，把食物和衣服带给那些被困的老人；教会发起了全国性的募捐活动；当地学校、医院和居民张开双臂拥抱那些蜂拥而入的逃难者。莱维不禁在问：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美国政府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小政府?在莱维看来，卡特里娜飓风是反九一一，因为九一一恐怖袭击中的受害者不分种族与贫富贵贱，而飓风吹袭后的新奥尔良市，在污水与瓦砾堆中挣扎的尽是黑人和穷人。
迷惘三：关于反恐战争。莱维没有采访到布什总统本人，在与美国电影明星、反战人士沙朗·斯通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布什及美国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莱维的困惑在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克林顿总统因在莱温斯基案中说谎几乎遭到弹劾，但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明显说谎，美国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却对此三缄其口，为什么?
莱维对美国左翼爱之越深，痛之越切。《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莱维于2006年发表了《致美国左派的一封信》，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美国左翼，对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纳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以及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困惑。
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人自信、鲁莽、充满使命感，而现在的美国人却对自身文化和国家认同充满了困惑与迷惘，这是莱维的又一重要发现。他把今日美国人的“迷惘”归结为四个主要症状：纪念思维的迷惘；分裂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政治、经济、社会、财政、城市、乃至购物中心的“肥胖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及不断被社会遗弃的犯人人数的增长。莱维写道，“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
法美两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正式战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基本一致。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美间的摩擦与冲突不断。九一一事件后，美法两国国家乃至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唱反调的突出表现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对伊开战前夜，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用诗一般的语言，在联合国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讲。一时间，美国国内掀起了一阵批法声浪，“反美主义”也在法国甚嚣尘上。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法国报刊杂志不时刊载一些揭露美国社会时弊的文章。
《美国的迷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然而，莱维并没有带着有色眼镜观察美国，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判断可以说是较为理性和客观的。他纠正了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偏见。例如，他发现，美国的确有肥胖者，但并没有欧洲小报上说的那么多。他写道：“从纽波特开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镇上，我睁大眼睛寻找那些欧洲小报刊登的照片上的臭名远扬的肥胖人群：也许，我看得不够仔细；也许我到错了地方；但我在这里见到的胖子不比法国任何一个外省镇上的胖子多。”很多次，莱维准确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场景：他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的阿米什人的交谈，对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郊外五脏俱全的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的描述，对《硬汉不跳舞》的作者诺曼·梅勒的访谈，对美国人棒球情结的描述，以及对拉什莫尔山的探源，仿佛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法国写实主义画家创作的栩栩如生的美国风情画卷。莱维发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座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四位美国伟大总统雕像的著名的拉什莫尔山，却与印第安保留地伤膝相比邻，那里伫立着20多年前“美国愚公”美籍波兰裔雕刻家柯扎克·希欧考斯基至今尚未完成的献给印第安英雄疯马的雕像，疯马曾率领印第安苏族部落抗击美国联邦军队。在对阿拉伯裔、犹太裔、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在与充满反犹主义的印第安英雄拉塞尔·米恩斯交谈后，莱维发展了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的观点，指出了“少数人暴政”的危险。
总体而言，目光犀利、判断较理性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莱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脉搏正在跳动的活生生的美国，一个法国人眼里的美国。尽管莱维对美国有着诸多的迷惘与困惑，但他最终的结论是：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美国与“旧世界”不同，它仍然是人们期盼去实现理想、去争取、去生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把理想真正付诸实践的地方。这也是贯穿《美国的迷惘》全书的主题。
莱维有着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积淀。他对欧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深邃理解，着实令人钦佩。《美国的迷惘》一书几乎句句出自典故，这也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如果本书有何缺憾的话，那就是尽管莱维努力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审视美国，但字里行间还是太欧洲，太法国了。法国，抑或欧洲，始终是莱维心中的一个坐标。美国南方小镇萨凡纳是莱维最钟爱的地方，因为“老南方的美丽，令人流连忘返……融合了意大利和希腊风格、维多利亚式和多利安式、第二帝国和英国摄政时期的建筑，见证着伦敦富有的船主们来到萨凡纳定居的往昔岁月。”莱维采访了克里，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一位好候选人，因为他是“一个心底里的欧洲人”。“在美国腹地旅行的一个月期间，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普通美国人对我是法国人而感到愤怒。”
《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褒贬不一。评论文章散见于美国各大报刊。《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位现代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不确定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能够集莱维的魅力、文笔和政治参与为一身。”《旧金山纪事报》说，“又一位法国人评估我们的民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莱维经常提一些关于美国的非常幼稚的问题，因而他得出了很多幼稚的结论。
2004年，应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邀请，法国作家贝尔纳一亨利·莱维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美国的迷惘》一书是莱维此次美国之行的结晶。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共七章，生动地记叙了作者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第二部分共四章，主要是作者对当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些思考。
正如莱维在开篇所言，尽管自己是托克维尔的崇拜者，尽管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重新感受美国，但《美国的迷惘》一书既不是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伟大著作的回应，也不是它的补充或扩展。
托克维尔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莱维是现今活跃在欧美文坛的哲学家、记者、活动家和电影制作人。他的多部作品畅销欧美，著有《带着人脸的野蛮》和《谁杀了丹尼尔·珀尔》。他执导的电影，包括纪录片《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死亡的一天》。莱维还是一位富有批评精神的法国左岸知识分子，以“BHL”(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全名缩写)享誉欧美文坛。同《论美国的民主》相比，《美国的迷惘》更像是一本航海日志或旅行札记。
莱维用了一年的时间，驱车一万五千多英里(间或乘飞机短途旅行)，重访托克维尔当年走访过的地方。与托克维尔先看后写的方式不同，莱维边看边写。读者跟着他的车轮，领略风情万种的美国社会。前方一望无尽的高速公路，车窗外飘忽不定、转眼即逝的万千景象，使人联想起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描写“垮掉的一代”的里程碑式小说《在路上》。
莱维从当年托克维尔上岸的罗德岛纽波特启程，一路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最后北上回到出发点：从纽约赖克斯岛监狱到底特律的穆斯林社区，从艾奥瓦的阿米什人居住地到开阔的西雅图，从达拉斯的枪支博览会到爵士乐的故乡新奥尔良，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返回到美国的诞生地——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1620年，载着102名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船，经过两个多月的远涉重洋，在这里靠了岸)。
一路上，莱维采访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狱警、死囚到牧师，从作家诺曼·梅勒到民主党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从电影明星沙朗·斯通到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从青楼妓女到前第一夫人、现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到“文明冲突”论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访谈与观察的基础上，莱维以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当今美国社会色彩斑斓的画卷。
莱维在书中考察了当前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核心问题：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监狱制度及监狱私有化问题、医疗保障、枪支管制、反恐战争、新保守主义，以及非法移民问题。莱维还考察了美国人对肥胖的看法，对自然的感情和美国人所特有的博物馆情结。
关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在莱维看来，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发自内心的。他注意到了美国人对国旗的痴迷：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不能弄脏，不能复制，不能用于纹身，不能掉在地上，不能倒挂，不能亵渎，不能焚烧。如果它太旧了，如果它不能再飘扬了，那你必须把它烧掉，而不是扔掉或卷成一团。“这面象征美国的旗帜，曾遭到野蛮人的玷污和攻击，但它永远骄傲地迎风飘扬。”莱维还注意到了飘扬在妓院入口处的美国国旗和钉在床头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在妓院像在美国商界、知识界和军界等其他地方一样受到尊崇：妓女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爱国者。
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这是任何一位美国问题观察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宗教渗透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伊利诺伊州南巴灵顿的威洛克里克社区教堂，莱维聆听《被科学和学者证明了的上帝》的作者李·斯特罗贝尔与会众之间关于上帝存在的对话。这座不拘泥于某一教派的基督教堂，每周吸引了1.75万人来这里做礼拜，拥有一万个附属教堂分散在全美各地；在科罗拉多河流域上空，莱维听笃信“造物主义”的年轻、英俊而且时髦的直升机飞行员解释大峡谷的形成；在达拉斯，他见到了为逃离大城市的喧嚣和放荡文化的侵蚀而移居于此的前《纽约邮报》记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德·德雷赫。后者曾于2002年在《国家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父之罪》的文章，将发生在美国一所天主教堂的恋童癖丑闻公诸于世。在盐湖城，莱维参观了摩门教堂创立的家庭历史图书馆。摩门教徒走遍世界，收集并保存了数世纪以来人们的结婚证、出生证、死亡证等资料。莱维承认，在美国，“宗教力量的秘诀在于它摆脱了位于欧洲神学核心的距离感、超凡感和拒人千里之外。”他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狂热的国度。“在美国，宗教不是民主的坟墓，而是民主的摇篮。”
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是当年托克维尔美国之行的初衷。除了重游托维克维尔当年考察过的赖克斯岛上戒备森严的纽约监狱、旧金山湾附近著名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废墟、内华达和路易斯安那州死刑犯区和宾西法尼亚教友派收容所这五座监狱外，莱维还访问了羁押阿富汗战争中被俘人员的古巴关塔纳摩监狱。莱维比较了欧美监狱理念的不同：在他看来，欧洲人曾就监狱是否应当用来监视、惩罚、改造或矫正的问题进行过长期而激烈争论，人们不仅关注罪行的严重程度和相应的惩罚，而且考虑犯人获释后重返社会的机会；而在美国，监狱被当作麻风病部落、垃圾填埋场，美国人的关切似乎在于两个世界的隔绝和极端的排斥，“这种关切、这种执意，这里大概所有议题都牵扯到保险放心，每时每刻，隔离被成功地进行，两个世界的确被分开。”
关于美国医疗保健制度。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莱维走访了海明威曾两次就诊的梅奥诊所。这家创建于1863年的私人诊所，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集临床医学、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体系。梅奥诊所一向以自力更生为傲，很少向联邦或州政府寻求资助。诊所的医生恪守职业道德，“他们治愈病人的愿望和对知识的追求同样强烈”。就在美国人抱怨医疗保障制度千疮百孔、医疗经费不足和有些医生因担心受到误诊的起诉而裹足不前的时候，梅奥诊所的医生们把“空前的精力”投入“科学实践”，向疾病宣战。在莱维看来，梅奥诊所是一个奇迹，他写道：“梅奥诊所万岁!它诊室里的医生万岁!它的自助哲学和非营利目标万岁!它追求的卓越文化和成功的实践万岁!它智慧的研究者万岁!”
美国之行留给托克维尔的是“美国的民主”，而留给莱维的却是“美国的迷惘”。这种“迷惘”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莱维的迷惘，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人的迷惘。
莱维对当今美国社会中的人或事有着诸多迷惘与困惑。
迷惘一：关于美国左翼。在欧洲，莱维一向被视为具有反叛精神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言，他是在20世纪60年代走入哲学殿堂那一代人，那 时在法国思想界最时髦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影响下，法国出现了一批“新哲学家”，对主导法国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反思。莱维便是其中的一位。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当道，并深刻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此次旅美途中，莱维采访了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几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前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鹰派人物理查德·珀尔，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比尔·克里斯托尔。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围绕如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深邃思考和激烈辩论，给莱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新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不是像欧洲人所想的那样，缺少道德中心或愤世嫉俗。与此相反，它是一种过分的道德。它是神秘主义超越政治的胜利。他们是一些不充分介入具体政治的高贵的性情中人。”
使莱维感到失望的是，在美国左派阵营，在民主党阵营，什么都没有发生。莱维访问美国时，正值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他采访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听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慷慨激昂的演讲，拜访了克里、戈尔竞选班子中的一些人，访问了劳联－产联总部，参加了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及选后民主党召开的一系列就汲取败选教训、为2008年大选布局的联席会议。莱维发现，同保守主义阵营里有关意识形态、美国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激烈争辩与活跃思考相比，美国民主党人的所思所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他们提不出任何新的纲领，“60岁的‘年轻’民主党人，他们的论据可以追溯到如果不是肯尼迪年代，至少也是使比尔·克林顿当选的中间派浪潮。”另一方面，钱是他们的首要关切。当莱维问那些试图重振民主党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如何应对右派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点只是‘钱’”。
迷惘二：卡特里娜飓风。正当莱维的美国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卡特里娜飓风吹袭“爵士乐之都”新奥尔良，造成上千人死亡，财产损失达300多亿美元，新奥尔良市海平面以下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电视上播出了飓风过后的新奥尔良市：残垣断壁、污水横流，上万名灾民聚集在体育馆及周围地区许久无法撤离，他们绝大多数是黑人和穷人。因食物、药品和饮用水匮乏，一些灾民在众目睽睽下死去。人们无法相信此情此景发生在一个拥有近万架军用直升机、无数架民用直升飞机，并且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美国。诚然，灾难期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公民自救互助行动：一位退休警察自费包了两架飞机为困在屋顶上的人提供援助；演员们淌水，或蜷伏在船上，把食物和衣服带给那些被困的老人；教会发起了全国性的募捐活动；当地学校、医院和居民张开双臂拥抱那些蜂拥而入的逃难者。莱维不禁在问：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美国政府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小政府?在莱维看来，卡特里娜飓风是反九一一，因为九一一恐怖袭击中的受害者不分种族与贫富贵贱，而飓风吹袭后的新奥尔良市，在污水与瓦砾堆中挣扎的尽是黑人和穷人。
迷惘三：关于反恐战争。莱维没有采访到布什总统本人，在与美国电影明星、反战人士沙朗·斯通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布什及美国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莱维的困惑在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克林顿总统因在莱温斯基案中说谎几乎遭到弹劾，但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明显说谎，美国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却对此三缄其口，为什么?
莱维对美国左翼爱之越深，痛之越切。《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莱维于2006年发表了《致美国左派的一封信》，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美国左翼，对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纳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以及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困惑。
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人自信、鲁莽、充满使命感，而现在的美国人却对自身文化和国家认同充满了困惑与迷惘，这是莱维的又一重要发现。他把今日美国人的“迷惘”归结为四个主要症状：纪念思维的迷惘；分裂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政治、经济、社会、财政、城市、乃至购物中心的“肥胖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及不断被社会遗弃的犯人人数的增长。莱维写道，“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
法美两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正式战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基本一致。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美间的摩擦与冲突不断。九一一事件后，美法两国国家乃至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唱反调的突出表现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对伊开战前夜，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用诗一般的语言，在联合国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讲。一时间，美国国内掀起了一阵批法声浪，“反美主义”也在法国甚嚣尘上。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法国报刊杂志不时刊载一些揭露美国社会时弊的文章。
《美国的迷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然而，莱维并没有带着有色眼镜观察美国，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判断可以说是较为理性和客观的。他纠正了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偏见。例如，他发现，美国的确有肥胖者，但并没有欧洲小报上说的那么多。他写道：“从纽波特开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镇上，我睁大眼睛寻找那些欧洲小报刊登的照片上的臭名远扬的肥胖人群：也许，我看得不够仔细；也许我到错了地方；但我在这里见到的胖子不比法国任何一个外省镇上的胖子多。”很多次，莱维准确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场景：他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的阿米什人的交谈，对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郊外五脏俱全的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的描述，对《硬汉不跳舞》的作者诺曼·梅勒的访谈，对美国人棒球情结的描述，以及对拉什莫尔山的探源，仿佛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法国写实主义画家创作的栩栩如生的美国风情画卷。莱维发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座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四位美国伟大总统雕像的著名的拉什莫尔山，却与印第安保留地伤膝相比邻，那里伫立着20多年前“美国愚公”美籍波兰裔雕刻家柯扎克·希欧考斯基至今尚未完成的献给印第安英雄疯马的雕像，疯马曾率领印第安苏族部落抗击美国联邦军队。在对阿拉伯裔、犹太裔、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在与充满反犹主义的印第安英雄拉塞尔·米恩斯交谈后，莱维发展了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的观点，指出了“少数人暴政”的危险。
总体而言，目光犀利、判断较理性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莱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脉搏正在跳动的活生生的美国，一个法国人眼里的美国。尽管莱维对美国有着诸多的迷惘与困惑，但他最终的结论是：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美国与“旧世界”不同，它仍然是人们期盼去实现理想、去争取、去生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把理想真正付诸实践的地方。这也是贯穿《美国的迷惘》全书的主题。
莱维有着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积淀。他对欧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深邃理解，着实令人钦佩。《美国的迷惘》一书几乎句句出自典故，这也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如果本书有何缺憾的话，那就是尽管莱维努力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审视美国，但字里行间还是太欧洲，太法国了。法国，抑或欧洲，始终是莱维心中的一个坐标。美国南方小镇萨凡纳是莱维最钟爱的地方，因为“老南方的美丽，令人流连忘返……融合了意大利和希腊风格、维多利亚式和多利安式、第二帝国和英国摄政时期的建筑，见证着伦敦富有的船主们来到萨凡纳定居的往昔岁月。”莱维采访了克里，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一位好候选人，因为他是“一个心底里的欧洲人”。“在美国腹地旅行的一个月期间，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普通美国人对我是法国人而感到愤怒。”
《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褒贬不一。评论文章散见于美国各大报刊。《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位现代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不确定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能够集莱维的魅力、文笔和政治参与为一身。”《旧金山纪事报》说，“又一位法国人评估我们的民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莱维经常提一些关于美国的非常幼稚的问题，因而他得出了很多幼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