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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心理冷战政策的制定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冷战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学说宣传项目”的考察，揭示美国社会科学界日益介入美国政府的冷战决策中，并对美国心理冷战政策的制定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实。亦试图说明，由于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的心理冷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有效性，从而对冷战历史进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外交冷战“学说宣传项目”心理战略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
随着美国政府外交文件的大量解密，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心理宣传行动的历史面纱已经被逐渐揭开。各种鲜为人知的心理宣传项目和计划、五花八门的心理战手段和工具、范围广大的心理战目标国家和目标群体、极端露骨的心理宣传目标和宣传意图，无不反映出美国这个所谓“民主”国家极其反民主的一面。战后初期，在复杂的冷战国际关系背景下，受“国家安全机制”这面旗帜的引导，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或多或少地介入到冷战对抗当中去，其中美国社会科学家群体对美国的心理宣传战略起到了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自1951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成立后，杜鲁门政府内部数量众多的心理行动部门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除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和项目外，心理战略委员会在其存在的短短三年时间内，一直寻求解决的心理战略难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确定美国实施心理冷战战略的总体目标；二是如何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到心理宣传的网络中来，利用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使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更见成效。这两个战略目标在代号为“PSB D-33”的“学说宣传项目”(doctrinal program)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一 冷战行动中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
冷战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战后初期的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1948年以后，东欧国家的政权逐渐被共产党政权取代，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起来。1949年，中国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在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汹涌而来，“苏联部署了一支以非常规武器装备起来的部队，渗入欧洲人的意识，软化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倒向苏联”。1950年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势力就是这种外部恐惧的内在反应。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试图通过展示美国社会的“民主和健康”，反驳对美国的误解和错误认识，“从心理上尽可能的推回……苏联的力量”。同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这样描述道，“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尖锐的威胁是国际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受一个中心(指苏联)指导，并致力于推翻整个世界的民主体制。”除了公开的心理宣传行动外，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等相关部门也都纷纷开展了隐蔽的心理宣传行动。
美国心理冷战战略的策划者清楚地知道，“在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意识形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苏联力量本身、苏联的武装部队、共产主义权力的组织及苏联的经济潜力都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从属的但又极其重要和危险的力量。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的蓬勃发展亦使美国决策层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学说理论已经在世界相当广泛的地域内深入人心。“共产主义者在过去35年已经从事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灌输行动，目的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这场战斗在许多层面上进行，对所有的团体发出号召。其中，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成为重要的宣传对象，因为这些人会对政治事务造成影响，即便是非直接的影响。”然而，尽管杜鲁门政府为“真理运动”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利用传单、海报、“美国之音”、电影播放等宣传工具的心理战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但要真正抵消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瓦解国际共产主义的学说体系和理论基础，却不是一般的心理宣传手段和人员能够胜任的，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样，社会科学家就成为美国政府从事心理宣传活动必须利用和争取的对象。
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对冷战的潜在贡献，是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第一任主管戈登·格雷(Gordon Gray)上任伊始就关心的首要课题之一。格雷和他的继任者雷蒙德·艾伦(Raymond Allen)都认为，“未来几年我们避免同苏联持续军事僵局的努力将大部分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发展新的非军事手段，该手段可以改变当前苏联政权的意图或者形成苏联政权被替代的环境”。两人同时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无所作为，因此必须将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研究努力引导至这一最有前景的方向上去。他们共同关心的结果是，1951年10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刚成立不久，就指派它的一个高级分析人员亨利·卢米斯(Henry Loomis)进行一项有关“社会科学对政治战和经济战的潜在价值”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有助于在政府内推进这种研究应用的行政改变”；目的之二则是“试图决定这种努力应给予的财政支持力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各心理宣传机构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成倍的增长，卢米斯的研究变得更加紧迫起来。1952年2月，卢米斯向美国政府内部涉及心理战行动的部门机构发出备忘录，要求各机构提供本部门出于心理冷战需要向社会科学提供的财政援助额度，拿到这些数据后，卢米斯于2月29日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稿。经过心理战略委员会数次讨论之后，1952年4月3日，报告的第二稿最终修改完成，名称即为“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old War Operations)。其后，报告提交给心理战略委员会，被编号为PSB D-32号文件。
报告的正文共计31页，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行动的关系”，报告认为，“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实践者的问题，……但它可以通过将分散的问题集中、将事实排序并提供假设来帮助他，从而有助于计划和政策的制定”。为了更加简洁明了，卢米斯将社会科学研究对实践行动和政府官员的帮助类比为医学研究对医生的帮助。言下之意，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于美国决策者的冷战政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报告的第二部分“当前政府中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则根据前面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与冷战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其一，虽然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数额(1800万美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各基金会每年资助金额的三倍，但与政府对硬件研究(hardware research)花费的金额相比却无足轻重——不到其1％；其二，由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时间短，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要远少于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家中，政府特别需要的是区域专家和语言专家。此外，从地理角度来说，联邦政府的1800万美元资助，大约有近一半的费用花在了对苏联圈——俄 国、欧洲卫星国和中国——的研究上，分布极不平衡；其三，政府内部合作状况不佳，重复立项的情况比较多，而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政策的比率又非常低。
报告的第三部分“当前体系的缺点”，则针对第二部分论述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分析了政府对社会科学利用不足的原因。卢米斯认为，首要的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的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从来没有清晰、持续，并在总体上达成一致。特别是，关于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有不同的观点，关于除战争以外的遏制和进攻行动也有不同的重点，这使得任何机构都很难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分派优先性”。其结果是，除了兰德公司和海军研究办公室(ONR)的两份报告外，“还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盟友或敌对武装力量的心理和弱点的研究可与莱顿(Leighton)对日本陆军、纳粹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杰出研究相媲美”。当然，卢米斯也提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特性，如长期性，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冲击都是导致社会科学研究较少被政府应用的原因。
报告的后四部分则是就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如针对心理战略项目组织混乱的状况，报告认为应当由一个富有权威的机构统一管理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努力，并建立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了增强社会科学研究对冷战的贡献，报告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履行和使用社会科学人员的培训；甚至要从公司和大学雇佣一些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卢米斯报告不仅在政府内部各相关机构的高层中征求意见，还请一些知名的社会科学学者参阅。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s)、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协会的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Bruner)等都曾参与其中。这些人组成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继续就卢米斯报告进行讨论。从霍曼斯写给卢米斯的信件可知，卢米斯报告最终只做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然而，卢米斯报告有关建立一个正式的核心机制来整合机构和部门间合作的建议却没有被采纳。
从卢米斯研究的后续报告来看，美国政府内部涉及心理战的部门和机构都认同社会科学研究对冷战的重要价值。美国空军研究与发展理事会的哈钦森(Hutchin-son)认为，冷战期间应当尽可能多的应用心理战，因为不可能使用热战的武器装备。因此，“在心理战领域进行即刻就可用于心理战的(社会科学)研究变得非常紧迫并具有优先性”。然而，各机构仍然不肯放弃制定和实施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战的权力。心理战略委员会曾想设立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委员会，后来也不了了之。虽然如此，卢米斯报告的出台还是极大推进了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战活动的开展。紧随卢米斯报告(PSB D-32)之后，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立即着手制定了PSB D一33号文件，即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学说宣传项目”。
二 学说宣传项目
1952年9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在第15次会议上批准成立一个讨论小组，负责制定和实施针对苏联的“学说宣传战”(Doctrinal Warfare)。根据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界定，所谓“学说体系”，是指一些思想的相互作用体。无论是否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这些思想反映了个人或阶级思考的方式或内涵，证明某种特殊类型社会信仰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为人类的渴望提供学说主体。而“学说宣传项目”就是针对敌对学说体系的有计划和成体系地进攻。通俗地讲，“学说宣传战”就是针对以马列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展开的“意识形态战”(Ideological Warfare)。在“学说宣传项目”最初几份文件中，使用的就是“意识形态”一词，后来全部被划去换上“学说”一词，可见在该项目中两者基本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学说宣传项目”不仅规划了美国发动学说宣传战的目标主体、方式手段、具体内容、基本原则和心理战目标，而且具体分派了政府内部各相关部门的基本任务。由于涉及的部门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引致争论颇多，特别是由于报告起草期间正值美国总统换届，因此直到1953年6月10日，该项目的终项报告才最终完成，被编序为PSB D-33/2号文件。“学说宣传项目”一直是美国心理战的核心，虽然心理战略委员会于1953年9月2日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撤消，但“学说宣传项目”仍保留下来。根据1954年1月“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CB)的一份备忘录，“学说宣传项目”已由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具体负责执行，并且成为“行动协调委员会”协调美国各心理战机构合作完成的一个重点项目。
(一)美国政府确立“学说宣传项目”的原因
1947年美苏间冷战开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在探讨苏联威胁的性质，并寻求确立一个对苏战略的核心目标，以指导政府各部门的对苏冷战行动。随着冷战的延伸，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美苏之间爆发直接热战的可能性很小。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冷战究竟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还是一种“权力政治”之争仍有分歧，但对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世界的巨大影响力都深有体会。
从1948年1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4号文件(NSC 20/4)到1950年9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2号文件(NSC68/2)，再到1952年9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5/3号文件(NSC 135/3)，美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尽管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威胁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但“苏联目前进行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正试图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破坏美国的传统体制，并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危险”。甚至在1949年苏联拥有核武器以后，美国政府的判断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强调鉴于苏联具备核能力这一事实，当前的项目和计划已经远远不够了。这几份基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美国的冷战目标，也为心理战略委员会实施“学说宣传项目”提供了政策支撑。其中，NSCl35/3号文件关于美国对苏联的总体政策目标，列出的第一点就是，要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优越于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号召力”，这几乎就是“学说宣传项目”的一个直接指南。因此，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官员才自信地说，“很明显‘学说宣传项目’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可以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并对共产主义圈内和圈外的知识分子团体产生影响，并因此有助于削弱苏联的力量”。
“学说宣传项目”之确立不仅与美国政府对冷战性质与美国战略目标的界定有关，还因其日益明确了美苏之间冷战的“思想”本质，并承认美国在同苏联“争夺心智”的斗争中处于劣势的现实。
“学说宣传项目”被美国心理战官员视为“一个迟来的努力”，迟到了35年才去面对苏联在学说领域的影响。在美国政府看来，自1917年起，苏联一直利用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述的阐释来控制分布广泛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敌对的地方势力，并 且这种手段非常有效。“这些重新阐释为地方共产主义者保持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哲学或学说基础。……他们也提供原始资料或原始文件来吸引那些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赞同苏联的解释，并使其在观点上，如果不是在行动上，成为亲苏派”。根据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的35年，苏联已经发行了9.7837亿部有关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然而，印刷和创作这些作品只是苏联发动的学说宣传战的一部分，“将书籍正确发行到有潜在信仰者的地方是同样重要的方面”。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通过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通过提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通过坚持强调共产主义不可怀疑的真理地位，苏联统治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发行他们的书籍以便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建立了“外国语出版社”或“国际图书出版社”，用所有希望建立共产主义影响的地区语言来出版共产主义教材。其中，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的问题》用55种语言出版，《关于宪法草案》用89种语言，《简史》用67种语言出版，而他在18次党代会上的报告用72种语言出版。
更让美国心理战决策者忧心忡忡的是，苏联的学说宣传是如此成功，已经在第三世界争取到了大量的信仰者。“一直以来公认共产主义对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群众有着最大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面包与其说是在饥饿的胃里，不如说是在饥饿的头脑里”。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份统计显示，近年来，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除了《圣经》)，一直是《联共(布)党史》，发行量超过4100万册。该书的精装本在美国的售价仅为1美元。而一本批判这部书的书籍，斯蒂芬·波索尼(Stefan T.Possony)的《冲突的世纪》，售价则为7.5美元。由于在国内和海外都没有任何促销该书的手段，它在全世界的销量仅为6000册。
有鉴于此，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被苏联用来切实地推进其利益，而美国并没有充分利用反驳这种意识形态的机会。“尽管西方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以迎接苏联的挑战，但在学术方面，在思想领域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而“只要我们认为冷战的‘思想’方面是非主流的，我们在这一领域就没有什么机会取得优势”。
(二)“学说宣传项目”之战略目标与宣传对象的确定
美国“学说宣传项目”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确定该项目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根据项目最终文件，“学说宣传项目”的长期心理目标为：寻求通过提供长期的文学作品、通过鼓励长期的学术研究，对知识分子，包括学者和舆论导向群体产生巨大的号召力，进而达到以下目的：首先，打破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为共产主义和其他与美国和自由世界目标敌对的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鼓励全世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传统与观点的理解与接受。“学说宣传项目”所要达到的短期目标或实施效果是：1．使目标组织增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理解。2．推动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传统与观点的总体理解与接受。3．通过鼓励对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科的学术好奇心和自由思想，为摆脱专制主义思想模式铺平道路。4．在下列团体中制造混乱、制造对公认思想模式的怀疑情绪，并使其失去信心：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野心家，包括管理层和军队组织，以及其他在共产主义影响下但易受学说吸引的团体。5．削弱其他有悖于美国目标的学说的学术号召力，如，一些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其他地区危险的中立主义或猖獗的现实主义，并在这些信徒中鼓励对美国和自由世界传统的基本理解。
关于学说项目的宣传对象，项目小组成员曾有过认真的探讨。总体来说，“学说宣传项目”致力于有效地接近那些对学说事务感兴趣的人，以及那些积极参与并对该国或地区的政治和学术有影响的人。目标可能出现在所有的专业和社会团体，如教师、学生、工人、农民或商业领导者、军人等。换言之，在理论上，任何对学说性质的概念有兴趣并能够使用学说理念的个人都可以视为学说战的目标。然而，这些能够接受学说影响的“发达头脑”(developed mind)实际上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发达头脑”是指那些对于从思想上应用学说事务感兴趣，并能够从学说的视角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他们能够影响最初的学说修改时他们也有意愿去劝说他人这么做的团体。消极的“发达头脑”则是那些能够接受不同的学说材料，但很少对其发生反应的团体。这些人多是在教育阶段被灌输了某种思想，并因社会、习惯和环境对这种思想广泛接受而笃信一种学说。积极的“发达头脑”一般是由决策者及其雇员组成的，是学说宣传的主要对象；而消极的“发达头脑”却因其人数众多，成为美国学说宣传的重要目标。
此外，根据心理战略委员会最终形成的“学说宣传项目”文件，美国学说宣传项目针对的对象包括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目标团体。与一般想法不同的是，项目的最优先对象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人，而是“共产主义国家外围的知识分子”，因为其所处的位置最易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攻击，也是共产主义的学说努力集中的地区。
(三)“学说宣传项目”的实施手段
为了便于“学说宣传项目”的开展，1953年5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决定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学说宣传的机构，其主要的工作是要收集和创作用于项目的宣传材料。“该学说机构由相对少的国内外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从事学说，特别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不仅分析俄国的出版物，而且分析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出版物。通过会议和讨论会，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手法进行分类和比较”。当然，学说宣传机构的专家除了进行创作外，还必须在学说领域从事一些教育工作。其目的一是要保持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其二则是要教育国外学者，使受教育者归国后可以传播美国的学说思想。此外，为了使对外学说宣传长期有效地进行，心理战略委员会还决定由国家科学基金(NSF)向该机构调拨预算，财政支持大约为100万美元。
学说宣传材料要以不同的形式散布出去。最主要是学术书籍，其宣传目标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术团体。“通过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批判，通过对一种科学的方式(所谓“科学的”意味着它包涵着逻辑思维，而非仅仅是物理科学的应用)的探讨来打破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思想模式；通过解读潜藏在西方体系背后的基本哲学和思想过程，这些书籍将创造有关西方目标的有益画卷，并有助于暴露共产主义假科学的荒谬”。广播也是常用的一种学说宣传手段，美国国务院在“学说宣传项目”中的任务就包括为“美国之音”(VOA)广播增加学说理论方面的资料。学说材料还被用于更广泛的政治宣传，例如，学说项目讨论小组曾建议让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通过自由世界哲学的学说展示去驳斥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一文”。
至此，美国的学说宣传手段已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完备了。然而，心理战略委员会还指示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其他相关机构要“尽可能的应用一切力量支持并推进学说宣传项目”。以美国国务院为例，经过心理战略委员会与美国国务院 的协商，决定国务院在“学说宣传项目”中的基本任务如下：首先，在已经进行的行动中，应当考虑增加信息工作的学说方面：在期刊，特别是当地语种杂志中增加对学说主题的文件和基本的解释；增强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的功能，使其成果中更多加入学说材料；关注由海外信息项目赞助的学术会议、学生会议、研究小组、文化工作室等处的学说主题；在人员交流项目中，要注意选择那些在学说领域有一定影响的个人(作家、教师、劳工领导等)。其次，应当采取的其他步骤：“铁幕叛逃者”应被鼓励提供用于学说目的的材料；改进书籍发行计划；驻外使团应被告知学说项目的存在，并指导其帮助学说项目的进行；大使馆的文化和商务专员应当寻求各种方式增加美国学说性质的出版物扩大海外市场。“学说宣传项目”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为了争得“学说宣传项目”的管辖权，有意缩小了该项目的范围，将其界定为有关“书籍”的项目，而“行动协调委员会”为了澄清此事，特意向各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发了一份备忘录，以正视听。根据“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解释，书籍和诸如杂志、小册子这样的印刷品是学说宣传项目的重要部分，但绝不是唯一的工具。学术和科学社团的组织、对这些组织的强化使用，以及建立这些组织间的国际关系都是学说宣传项目的重要机制。国际论坛和讨论会，甚至不同领域间人文学术活动的国际论辩都能够激起对学说著作的关注和讨论。因此，至少有四个机构(指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美国新闻署)要在学说宣传项目中承担重要责任。
三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冷战化及其影响
战后初期是美国社会各界对外来威胁的感受最为深重的时期，这一方面源于美国确实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强敌，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西方)的价值观和信仰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确如杜鲁门在致国会咨文中所说：“我们国家拥有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潜在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世界的其余地方被分裂、被迫屈服，甚至被克里姆林宫组织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不可能保全我们的文明”。政治家的这种担忧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强烈认同，所以从一开始，社会科学与美国冷战国家安全体制的结合就是相互主动的。
在美国政府的宣传口号中，“民主”、“自由”、“真理”是最为频繁出现的字眼。然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冷战的背景下，“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与之相应的是，接受了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社会科学家也日益模糊了“学术”与“宣传”之间的界线，成为功利的“目的至上主义者”。美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冷战转向，对于美国的心理宣传战略，甚至对整个冷战走向的影响都是持久而深远的。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冷战转向
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指导或理论依据并不鲜见，战前美国政府中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智囊团担任政府顾问。但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并且其成果被大量的运用来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却是在冷战中出现的。然而，社会科学的冷战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卢米斯报告就曾提到，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根据界定，最熟知共产主义的科学家是最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愿意研究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想获知任何关于他们的想法和行为的知识的话，他必须阅读许多有关共产主义者、前共产主义者或其政治同路人的作品，而这毫无疑问会使他面临安全危机。实际上，那一时期社会科学家受到怀疑指控，甚至被迫离开大学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诸如人文社会科学这样“专业性”不十分明确的学科受到了比林学、商业管理、工程学等所谓“专业化”学科更多地怀疑和歧视。在“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关于“学术自由”的另一种界定得到了广泛认同，即“虽然共产党是合法的，但教师应在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承担更高的责任”。这样，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就不仅是为了实现学术理想，更多地被赋予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职责。
在美国的“学说宣传项目”中，有许多对于苏联或国际共产主义行为方式和思想模式的解读，显然都出自社会科学家的手笔。实际上，学说项目小组曾多次强调，为了生产更多更好更易被接受的学说材料，政府必须使用“一批学说专家骨干”，他们不仅能够发现敌方学说的变化，而且能够迅速发表具有杀伤性的辩驳文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则组织起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其成员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菲利普·莫斯利、来自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默尔·芬索德、斯坦福大学的费希尔、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巴洪和圣玛利亚大学的沃尔德马·格里纳等。“学说宣传项目”的重要性凸显了社会科学在冷战，特别是心理冷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科学与美国政府的进一步联姻就是在诸如“学说宣传项目”这样的政府项目中实现的。1952年，由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被视为学术界履行安全职责的功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利用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心理战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用社会科学研究来进行心理宣传战，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一些高度学术化的东西，如反击国际共产主义的学说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心理宣传披上学术的外衣，以免引起宣传对象的反感。
在“学说宣传项目”中，心理战略的策划者曾多次强调，发行的书籍和其他作品一定不要给人以宣传煽动反对共产主义的感觉，而是要在系统和科学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共产主义；体现美国和自由世界传统、观点和理念的材料也要在一个客观的基础上为全世界有识人群所接受。中央情报局在实施心理战中的教材计划时则更加明确地讲道，这些赞助给亚非和中东国家的初级课本和教材，其目标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或正在识字的群体。教材向使用者传达的是真实客观的信息，但却“极其微妙地渗透着总体上倾向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的态度”。
在“学说宣传项目”中，心理战略委员会规定了许多保证所谓“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实际上更多的是欺骗与迷惑。
原则之一，学说宣传资料的创作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其生产是完全自由的。这在“学说宣传项目”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这一原则后面又接着指出，虽然学说宣传资料的创作是完全自由的，但学说宣传项目的发行机构要不断地挑选那些易于被宣传目标接受的作品。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刺激作者创作符合条件的学说宣传著作，另一方面，通过发行部门的筛选，可以让适合的书籍流向海外市场，目的是不要给人以这种印象，即我们正试图兜售美国的思想或者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世界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
原则之二，“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原则和哲学的多样性”，美国的学说宣传项目并非试图将这些多样性演绎一个特殊的学说。美国的文化中确实特别重视“多样性”，因此，心理战略策划者也避免将学说项目说成是宣传一种正统思想。然而，学说宣传项目的成功又不得不依赖于“发展出一种手段，使特殊的目标群体了 解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传统与观念”。对此，心理战略委员会官员查尔斯·马歇尔就担忧地说：“文件企图提出一种体系来证明‘某种类型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结构’是正确的，其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人类愿望的准则’”，很明显，这就是“主张以统一取代多样性”。马歇尔还在同一份备忘录中质问道，“如果一个政府专断地制定一个内容广泛的教义体系，这个政府怎能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呢?”
原则之三，“美国的学说宣传项目，不寻求影响美国公民”。实际上，美国学者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心理战略是否针对美国公民?“学说宣传项目”否认这一点，但是，在“绝密”的项目文件中，不仅西方国家盟友是美国学说宣传的主要目标，美国人本身也成为宣传的明确目标。仅以美国军人为例，心理战略委员会给国防部安排的基本任务就包含着大量的学说宣传色彩。文件显示，国防部在“学说宣传项目”中要履行的责任是：(1)要向所有军方院校的官员和在役人员提供学说材料和背景材料；(2)军队的图书馆，武装部队的印刷品和士兵的出版物，从喜剧到大卷本的书籍都要包括学说宣传素材；(3)所有军种都要将学说宣传素材整合进心理战领域的战略和战术计划。配套的军事活动，如逃亡和躲避，以及被捕时的保护性教化，要应用学说宣传素材；(4)武装部队的广播网要包括学说宣传发展以鼓励其主要和“外围”听众阅读学说宣传书籍；(5)军队牧师应当有学说宣传材料；(6)美国海外驻军的指导材料要包括学说宣传素材；(7)军种和国防部官员的讲话和演说要利用学说宣传内容；(8)技术性军事杂志要鼓励使用学说宣传性质的材料。
对于这一切，美国人自己的解释是：为了打赢这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美国必须“用一半真话来揭露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三)社会科学介入冷战宣传产生的缓慢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介入心理宣传，极大地扩展了美国冷战国家机器，特别是心理宣传部门的政策空间。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越来越多地介入心理宣传活动，更多地应用美国的社会科学资源。其中，国防部关于“主要国外人群的特征及其受敌对宣传和控制的心理条件范围”的研究、国防院关于“经济心理战略”的研究、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文化自由运动”，都是社会科学与冷战结合的重要产物。虽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冷战中为社会科学研究和项目投入的人力和资金数额仍未解密，但从已有的文件中看，这些项目的数量和参与的社会科学家人数都是惊人的。
在包括“学说宣传项目”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项目中，政策制定者一般都强调这些项目的收效比较慢，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获得对目标群体的理想效果。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往往强调对于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战略项目要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持续而连贯地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心理宣传项目才比其他的冷战手段更易为人所接受，效果延续的时间也长。关于社会科学对冷战的影响及其对冷战结束的作用，也许永远也无法进行量化的考察，但从苏联东欧国家解体后选择的社会制度来看，美国的学说宣传无疑是起到重大作用的。而如果提到今天的“冷战残余”，美国心理战略部门与社会科学界的这种联系可能是冷战思维延续至今的最主要根源。
于群：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键词：美国外交冷战“学说宣传项目”心理战略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
随着美国政府外交文件的大量解密，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心理宣传行动的历史面纱已经被逐渐揭开。各种鲜为人知的心理宣传项目和计划、五花八门的心理战手段和工具、范围广大的心理战目标国家和目标群体、极端露骨的心理宣传目标和宣传意图，无不反映出美国这个所谓“民主”国家极其反民主的一面。战后初期，在复杂的冷战国际关系背景下，受“国家安全机制”这面旗帜的引导，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或多或少地介入到冷战对抗当中去，其中美国社会科学家群体对美国的心理宣传战略起到了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自1951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成立后，杜鲁门政府内部数量众多的心理行动部门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除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和项目外，心理战略委员会在其存在的短短三年时间内，一直寻求解决的心理战略难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确定美国实施心理冷战战略的总体目标；二是如何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到心理宣传的网络中来，利用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使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更见成效。这两个战略目标在代号为“PSB D-33”的“学说宣传项目”(doctrinal program)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一 冷战行动中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
冷战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战后初期的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1948年以后，东欧国家的政权逐渐被共产党政权取代，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起来。1949年，中国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在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汹涌而来，“苏联部署了一支以非常规武器装备起来的部队，渗入欧洲人的意识，软化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倒向苏联”。1950年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势力就是这种外部恐惧的内在反应。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试图通过展示美国社会的“民主和健康”，反驳对美国的误解和错误认识，“从心理上尽可能的推回……苏联的力量”。同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这样描述道，“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尖锐的威胁是国际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受一个中心(指苏联)指导，并致力于推翻整个世界的民主体制。”除了公开的心理宣传行动外，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等相关部门也都纷纷开展了隐蔽的心理宣传行动。
美国心理冷战战略的策划者清楚地知道，“在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意识形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苏联力量本身、苏联的武装部队、共产主义权力的组织及苏联的经济潜力都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从属的但又极其重要和危险的力量。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的蓬勃发展亦使美国决策层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学说理论已经在世界相当广泛的地域内深入人心。“共产主义者在过去35年已经从事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灌输行动，目的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这场战斗在许多层面上进行，对所有的团体发出号召。其中，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成为重要的宣传对象，因为这些人会对政治事务造成影响，即便是非直接的影响。”然而，尽管杜鲁门政府为“真理运动”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利用传单、海报、“美国之音”、电影播放等宣传工具的心理战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但要真正抵消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瓦解国际共产主义的学说体系和理论基础，却不是一般的心理宣传手段和人员能够胜任的，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样，社会科学家就成为美国政府从事心理宣传活动必须利用和争取的对象。
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对冷战的潜在贡献，是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第一任主管戈登·格雷(Gordon Gray)上任伊始就关心的首要课题之一。格雷和他的继任者雷蒙德·艾伦(Raymond Allen)都认为，“未来几年我们避免同苏联持续军事僵局的努力将大部分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发展新的非军事手段，该手段可以改变当前苏联政权的意图或者形成苏联政权被替代的环境”。两人同时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无所作为，因此必须将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研究努力引导至这一最有前景的方向上去。他们共同关心的结果是，1951年10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刚成立不久，就指派它的一个高级分析人员亨利·卢米斯(Henry Loomis)进行一项有关“社会科学对政治战和经济战的潜在价值”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有助于在政府内推进这种研究应用的行政改变”；目的之二则是“试图决定这种努力应给予的财政支持力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各心理宣传机构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成倍的增长，卢米斯的研究变得更加紧迫起来。1952年2月，卢米斯向美国政府内部涉及心理战行动的部门机构发出备忘录，要求各机构提供本部门出于心理冷战需要向社会科学提供的财政援助额度，拿到这些数据后，卢米斯于2月29日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稿。经过心理战略委员会数次讨论之后，1952年4月3日，报告的第二稿最终修改完成，名称即为“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old War Operations)。其后，报告提交给心理战略委员会，被编号为PSB D-32号文件。
报告的正文共计31页，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行动的关系”，报告认为，“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实践者的问题，……但它可以通过将分散的问题集中、将事实排序并提供假设来帮助他，从而有助于计划和政策的制定”。为了更加简洁明了，卢米斯将社会科学研究对实践行动和政府官员的帮助类比为医学研究对医生的帮助。言下之意，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于美国决策者的冷战政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报告的第二部分“当前政府中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则根据前面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与冷战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其一，虽然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数额(1800万美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各基金会每年资助金额的三倍，但与政府对硬件研究(hardware research)花费的金额相比却无足轻重——不到其1％；其二，由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时间短，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要远少于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家中，政府特别需要的是区域专家和语言专家。此外，从地理角度来说，联邦政府的1800万美元资助，大约有近一半的费用花在了对苏联圈——俄 国、欧洲卫星国和中国——的研究上，分布极不平衡；其三，政府内部合作状况不佳，重复立项的情况比较多，而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政策的比率又非常低。
报告的第三部分“当前体系的缺点”，则针对第二部分论述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分析了政府对社会科学利用不足的原因。卢米斯认为，首要的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的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从来没有清晰、持续，并在总体上达成一致。特别是，关于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有不同的观点，关于除战争以外的遏制和进攻行动也有不同的重点，这使得任何机构都很难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分派优先性”。其结果是，除了兰德公司和海军研究办公室(ONR)的两份报告外，“还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盟友或敌对武装力量的心理和弱点的研究可与莱顿(Leighton)对日本陆军、纳粹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杰出研究相媲美”。当然，卢米斯也提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特性，如长期性，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冲击都是导致社会科学研究较少被政府应用的原因。
报告的后四部分则是就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如针对心理战略项目组织混乱的状况，报告认为应当由一个富有权威的机构统一管理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努力，并建立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了增强社会科学研究对冷战的贡献，报告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履行和使用社会科学人员的培训；甚至要从公司和大学雇佣一些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卢米斯报告不仅在政府内部各相关机构的高层中征求意见，还请一些知名的社会科学学者参阅。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s)、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协会的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Bruner)等都曾参与其中。这些人组成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继续就卢米斯报告进行讨论。从霍曼斯写给卢米斯的信件可知，卢米斯报告最终只做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然而，卢米斯报告有关建立一个正式的核心机制来整合机构和部门间合作的建议却没有被采纳。
从卢米斯研究的后续报告来看，美国政府内部涉及心理战的部门和机构都认同社会科学研究对冷战的重要价值。美国空军研究与发展理事会的哈钦森(Hutchin-son)认为，冷战期间应当尽可能多的应用心理战，因为不可能使用热战的武器装备。因此，“在心理战领域进行即刻就可用于心理战的(社会科学)研究变得非常紧迫并具有优先性”。然而，各机构仍然不肯放弃制定和实施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战的权力。心理战略委员会曾想设立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委员会，后来也不了了之。虽然如此，卢米斯报告的出台还是极大推进了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战活动的开展。紧随卢米斯报告(PSB D-32)之后，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立即着手制定了PSB D一33号文件，即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学说宣传项目”。
二 学说宣传项目
1952年9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在第15次会议上批准成立一个讨论小组，负责制定和实施针对苏联的“学说宣传战”(Doctrinal Warfare)。根据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界定，所谓“学说体系”，是指一些思想的相互作用体。无论是否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这些思想反映了个人或阶级思考的方式或内涵，证明某种特殊类型社会信仰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为人类的渴望提供学说主体。而“学说宣传项目”就是针对敌对学说体系的有计划和成体系地进攻。通俗地讲，“学说宣传战”就是针对以马列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展开的“意识形态战”(Ideological Warfare)。在“学说宣传项目”最初几份文件中，使用的就是“意识形态”一词，后来全部被划去换上“学说”一词，可见在该项目中两者基本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学说宣传项目”不仅规划了美国发动学说宣传战的目标主体、方式手段、具体内容、基本原则和心理战目标，而且具体分派了政府内部各相关部门的基本任务。由于涉及的部门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引致争论颇多，特别是由于报告起草期间正值美国总统换届，因此直到1953年6月10日，该项目的终项报告才最终完成，被编序为PSB D-33/2号文件。“学说宣传项目”一直是美国心理战的核心，虽然心理战略委员会于1953年9月2日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撤消，但“学说宣传项目”仍保留下来。根据1954年1月“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CB)的一份备忘录，“学说宣传项目”已由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具体负责执行，并且成为“行动协调委员会”协调美国各心理战机构合作完成的一个重点项目。
(一)美国政府确立“学说宣传项目”的原因
1947年美苏间冷战开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在探讨苏联威胁的性质，并寻求确立一个对苏战略的核心目标，以指导政府各部门的对苏冷战行动。随着冷战的延伸，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美苏之间爆发直接热战的可能性很小。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冷战究竟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还是一种“权力政治”之争仍有分歧，但对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世界的巨大影响力都深有体会。
从1948年1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4号文件(NSC 20/4)到1950年9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2号文件(NSC68/2)，再到1952年9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5/3号文件(NSC 135/3)，美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尽管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威胁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但“苏联目前进行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正试图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破坏美国的传统体制，并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危险”。甚至在1949年苏联拥有核武器以后，美国政府的判断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强调鉴于苏联具备核能力这一事实，当前的项目和计划已经远远不够了。这几份基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美国的冷战目标，也为心理战略委员会实施“学说宣传项目”提供了政策支撑。其中，NSCl35/3号文件关于美国对苏联的总体政策目标，列出的第一点就是，要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优越于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号召力”，这几乎就是“学说宣传项目”的一个直接指南。因此，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官员才自信地说，“很明显‘学说宣传项目’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可以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并对共产主义圈内和圈外的知识分子团体产生影响，并因此有助于削弱苏联的力量”。
“学说宣传项目”之确立不仅与美国政府对冷战性质与美国战略目标的界定有关，还因其日益明确了美苏之间冷战的“思想”本质，并承认美国在同苏联“争夺心智”的斗争中处于劣势的现实。
“学说宣传项目”被美国心理战官员视为“一个迟来的努力”，迟到了35年才去面对苏联在学说领域的影响。在美国政府看来，自1917年起，苏联一直利用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述的阐释来控制分布广泛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敌对的地方势力，并 且这种手段非常有效。“这些重新阐释为地方共产主义者保持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哲学或学说基础。……他们也提供原始资料或原始文件来吸引那些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赞同苏联的解释，并使其在观点上，如果不是在行动上，成为亲苏派”。根据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的35年，苏联已经发行了9.7837亿部有关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然而，印刷和创作这些作品只是苏联发动的学说宣传战的一部分，“将书籍正确发行到有潜在信仰者的地方是同样重要的方面”。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通过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通过提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通过坚持强调共产主义不可怀疑的真理地位，苏联统治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发行他们的书籍以便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建立了“外国语出版社”或“国际图书出版社”，用所有希望建立共产主义影响的地区语言来出版共产主义教材。其中，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的问题》用55种语言出版，《关于宪法草案》用89种语言，《简史》用67种语言出版，而他在18次党代会上的报告用72种语言出版。
更让美国心理战决策者忧心忡忡的是，苏联的学说宣传是如此成功，已经在第三世界争取到了大量的信仰者。“一直以来公认共产主义对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群众有着最大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面包与其说是在饥饿的胃里，不如说是在饥饿的头脑里”。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份统计显示，近年来，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除了《圣经》)，一直是《联共(布)党史》，发行量超过4100万册。该书的精装本在美国的售价仅为1美元。而一本批判这部书的书籍，斯蒂芬·波索尼(Stefan T.Possony)的《冲突的世纪》，售价则为7.5美元。由于在国内和海外都没有任何促销该书的手段，它在全世界的销量仅为6000册。
有鉴于此，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被苏联用来切实地推进其利益，而美国并没有充分利用反驳这种意识形态的机会。“尽管西方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以迎接苏联的挑战，但在学术方面，在思想领域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而“只要我们认为冷战的‘思想’方面是非主流的，我们在这一领域就没有什么机会取得优势”。
(二)“学说宣传项目”之战略目标与宣传对象的确定
美国“学说宣传项目”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确定该项目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根据项目最终文件，“学说宣传项目”的长期心理目标为：寻求通过提供长期的文学作品、通过鼓励长期的学术研究，对知识分子，包括学者和舆论导向群体产生巨大的号召力，进而达到以下目的：首先，打破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为共产主义和其他与美国和自由世界目标敌对的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鼓励全世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传统与观点的理解与接受。“学说宣传项目”所要达到的短期目标或实施效果是：1．使目标组织增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理解。2．推动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传统与观点的总体理解与接受。3．通过鼓励对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科的学术好奇心和自由思想，为摆脱专制主义思想模式铺平道路。4．在下列团体中制造混乱、制造对公认思想模式的怀疑情绪，并使其失去信心：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野心家，包括管理层和军队组织，以及其他在共产主义影响下但易受学说吸引的团体。5．削弱其他有悖于美国目标的学说的学术号召力，如，一些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其他地区危险的中立主义或猖獗的现实主义，并在这些信徒中鼓励对美国和自由世界传统的基本理解。
关于学说项目的宣传对象，项目小组成员曾有过认真的探讨。总体来说，“学说宣传项目”致力于有效地接近那些对学说事务感兴趣的人，以及那些积极参与并对该国或地区的政治和学术有影响的人。目标可能出现在所有的专业和社会团体，如教师、学生、工人、农民或商业领导者、军人等。换言之，在理论上，任何对学说性质的概念有兴趣并能够使用学说理念的个人都可以视为学说战的目标。然而，这些能够接受学说影响的“发达头脑”(developed mind)实际上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发达头脑”是指那些对于从思想上应用学说事务感兴趣，并能够从学说的视角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他们能够影响最初的学说修改时他们也有意愿去劝说他人这么做的团体。消极的“发达头脑”则是那些能够接受不同的学说材料，但很少对其发生反应的团体。这些人多是在教育阶段被灌输了某种思想，并因社会、习惯和环境对这种思想广泛接受而笃信一种学说。积极的“发达头脑”一般是由决策者及其雇员组成的，是学说宣传的主要对象；而消极的“发达头脑”却因其人数众多，成为美国学说宣传的重要目标。
此外，根据心理战略委员会最终形成的“学说宣传项目”文件，美国学说宣传项目针对的对象包括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目标团体。与一般想法不同的是，项目的最优先对象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人，而是“共产主义国家外围的知识分子”，因为其所处的位置最易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攻击，也是共产主义的学说努力集中的地区。
(三)“学说宣传项目”的实施手段
为了便于“学说宣传项目”的开展，1953年5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决定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学说宣传的机构，其主要的工作是要收集和创作用于项目的宣传材料。“该学说机构由相对少的国内外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从事学说，特别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不仅分析俄国的出版物，而且分析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出版物。通过会议和讨论会，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手法进行分类和比较”。当然，学说宣传机构的专家除了进行创作外，还必须在学说领域从事一些教育工作。其目的一是要保持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其二则是要教育国外学者，使受教育者归国后可以传播美国的学说思想。此外，为了使对外学说宣传长期有效地进行，心理战略委员会还决定由国家科学基金(NSF)向该机构调拨预算，财政支持大约为100万美元。
学说宣传材料要以不同的形式散布出去。最主要是学术书籍，其宣传目标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术团体。“通过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批判，通过对一种科学的方式(所谓“科学的”意味着它包涵着逻辑思维，而非仅仅是物理科学的应用)的探讨来打破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思想模式；通过解读潜藏在西方体系背后的基本哲学和思想过程，这些书籍将创造有关西方目标的有益画卷，并有助于暴露共产主义假科学的荒谬”。广播也是常用的一种学说宣传手段，美国国务院在“学说宣传项目”中的任务就包括为“美国之音”(VOA)广播增加学说理论方面的资料。学说材料还被用于更广泛的政治宣传，例如，学说项目讨论小组曾建议让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通过自由世界哲学的学说展示去驳斥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一文”。
至此，美国的学说宣传手段已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完备了。然而，心理战略委员会还指示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其他相关机构要“尽可能的应用一切力量支持并推进学说宣传项目”。以美国国务院为例，经过心理战略委员会与美国国务院 的协商，决定国务院在“学说宣传项目”中的基本任务如下：首先，在已经进行的行动中，应当考虑增加信息工作的学说方面：在期刊，特别是当地语种杂志中增加对学说主题的文件和基本的解释；增强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的功能，使其成果中更多加入学说材料；关注由海外信息项目赞助的学术会议、学生会议、研究小组、文化工作室等处的学说主题；在人员交流项目中，要注意选择那些在学说领域有一定影响的个人(作家、教师、劳工领导等)。其次，应当采取的其他步骤：“铁幕叛逃者”应被鼓励提供用于学说目的的材料；改进书籍发行计划；驻外使团应被告知学说项目的存在，并指导其帮助学说项目的进行；大使馆的文化和商务专员应当寻求各种方式增加美国学说性质的出版物扩大海外市场。“学说宣传项目”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为了争得“学说宣传项目”的管辖权，有意缩小了该项目的范围，将其界定为有关“书籍”的项目，而“行动协调委员会”为了澄清此事，特意向各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发了一份备忘录，以正视听。根据“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解释，书籍和诸如杂志、小册子这样的印刷品是学说宣传项目的重要部分，但绝不是唯一的工具。学术和科学社团的组织、对这些组织的强化使用，以及建立这些组织间的国际关系都是学说宣传项目的重要机制。国际论坛和讨论会，甚至不同领域间人文学术活动的国际论辩都能够激起对学说著作的关注和讨论。因此，至少有四个机构(指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美国新闻署)要在学说宣传项目中承担重要责任。
三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冷战化及其影响
战后初期是美国社会各界对外来威胁的感受最为深重的时期，这一方面源于美国确实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强敌，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西方)的价值观和信仰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确如杜鲁门在致国会咨文中所说：“我们国家拥有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潜在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世界的其余地方被分裂、被迫屈服，甚至被克里姆林宫组织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不可能保全我们的文明”。政治家的这种担忧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强烈认同，所以从一开始，社会科学与美国冷战国家安全体制的结合就是相互主动的。
在美国政府的宣传口号中，“民主”、“自由”、“真理”是最为频繁出现的字眼。然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冷战的背景下，“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与之相应的是，接受了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社会科学家也日益模糊了“学术”与“宣传”之间的界线，成为功利的“目的至上主义者”。美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冷战转向，对于美国的心理宣传战略，甚至对整个冷战走向的影响都是持久而深远的。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冷战转向
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指导或理论依据并不鲜见，战前美国政府中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智囊团担任政府顾问。但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并且其成果被大量的运用来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却是在冷战中出现的。然而，社会科学的冷战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卢米斯报告就曾提到，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根据界定，最熟知共产主义的科学家是最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愿意研究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想获知任何关于他们的想法和行为的知识的话，他必须阅读许多有关共产主义者、前共产主义者或其政治同路人的作品，而这毫无疑问会使他面临安全危机。实际上，那一时期社会科学家受到怀疑指控，甚至被迫离开大学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诸如人文社会科学这样“专业性”不十分明确的学科受到了比林学、商业管理、工程学等所谓“专业化”学科更多地怀疑和歧视。在“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关于“学术自由”的另一种界定得到了广泛认同，即“虽然共产党是合法的，但教师应在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承担更高的责任”。这样，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就不仅是为了实现学术理想，更多地被赋予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职责。
在美国的“学说宣传项目”中，有许多对于苏联或国际共产主义行为方式和思想模式的解读，显然都出自社会科学家的手笔。实际上，学说项目小组曾多次强调，为了生产更多更好更易被接受的学说材料，政府必须使用“一批学说专家骨干”，他们不仅能够发现敌方学说的变化，而且能够迅速发表具有杀伤性的辩驳文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则组织起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其成员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菲利普·莫斯利、来自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默尔·芬索德、斯坦福大学的费希尔、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巴洪和圣玛利亚大学的沃尔德马·格里纳等。“学说宣传项目”的重要性凸显了社会科学在冷战，特别是心理冷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科学与美国政府的进一步联姻就是在诸如“学说宣传项目”这样的政府项目中实现的。1952年，由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被视为学术界履行安全职责的功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利用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心理战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用社会科学研究来进行心理宣传战，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一些高度学术化的东西，如反击国际共产主义的学说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心理宣传披上学术的外衣，以免引起宣传对象的反感。
在“学说宣传项目”中，心理战略的策划者曾多次强调，发行的书籍和其他作品一定不要给人以宣传煽动反对共产主义的感觉，而是要在系统和科学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共产主义；体现美国和自由世界传统、观点和理念的材料也要在一个客观的基础上为全世界有识人群所接受。中央情报局在实施心理战中的教材计划时则更加明确地讲道，这些赞助给亚非和中东国家的初级课本和教材，其目标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或正在识字的群体。教材向使用者传达的是真实客观的信息，但却“极其微妙地渗透着总体上倾向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的态度”。
在“学说宣传项目”中，心理战略委员会规定了许多保证所谓“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实际上更多的是欺骗与迷惑。
原则之一，学说宣传资料的创作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其生产是完全自由的。这在“学说宣传项目”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这一原则后面又接着指出，虽然学说宣传资料的创作是完全自由的，但学说宣传项目的发行机构要不断地挑选那些易于被宣传目标接受的作品。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刺激作者创作符合条件的学说宣传著作，另一方面，通过发行部门的筛选，可以让适合的书籍流向海外市场，目的是不要给人以这种印象，即我们正试图兜售美国的思想或者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世界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
原则之二，“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原则和哲学的多样性”，美国的学说宣传项目并非试图将这些多样性演绎一个特殊的学说。美国的文化中确实特别重视“多样性”，因此，心理战略策划者也避免将学说项目说成是宣传一种正统思想。然而，学说宣传项目的成功又不得不依赖于“发展出一种手段，使特殊的目标群体了 解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传统与观念”。对此，心理战略委员会官员查尔斯·马歇尔就担忧地说：“文件企图提出一种体系来证明‘某种类型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结构’是正确的，其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人类愿望的准则’”，很明显，这就是“主张以统一取代多样性”。马歇尔还在同一份备忘录中质问道，“如果一个政府专断地制定一个内容广泛的教义体系，这个政府怎能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呢?”
原则之三，“美国的学说宣传项目，不寻求影响美国公民”。实际上，美国学者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心理战略是否针对美国公民?“学说宣传项目”否认这一点，但是，在“绝密”的项目文件中，不仅西方国家盟友是美国学说宣传的主要目标，美国人本身也成为宣传的明确目标。仅以美国军人为例，心理战略委员会给国防部安排的基本任务就包含着大量的学说宣传色彩。文件显示，国防部在“学说宣传项目”中要履行的责任是：(1)要向所有军方院校的官员和在役人员提供学说材料和背景材料；(2)军队的图书馆，武装部队的印刷品和士兵的出版物，从喜剧到大卷本的书籍都要包括学说宣传素材；(3)所有军种都要将学说宣传素材整合进心理战领域的战略和战术计划。配套的军事活动，如逃亡和躲避，以及被捕时的保护性教化，要应用学说宣传素材；(4)武装部队的广播网要包括学说宣传发展以鼓励其主要和“外围”听众阅读学说宣传书籍；(5)军队牧师应当有学说宣传材料；(6)美国海外驻军的指导材料要包括学说宣传素材；(7)军种和国防部官员的讲话和演说要利用学说宣传内容；(8)技术性军事杂志要鼓励使用学说宣传性质的材料。
对于这一切，美国人自己的解释是：为了打赢这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美国必须“用一半真话来揭露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三)社会科学介入冷战宣传产生的缓慢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介入心理宣传，极大地扩展了美国冷战国家机器，特别是心理宣传部门的政策空间。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越来越多地介入心理宣传活动，更多地应用美国的社会科学资源。其中，国防部关于“主要国外人群的特征及其受敌对宣传和控制的心理条件范围”的研究、国防院关于“经济心理战略”的研究、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文化自由运动”，都是社会科学与冷战结合的重要产物。虽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冷战中为社会科学研究和项目投入的人力和资金数额仍未解密，但从已有的文件中看，这些项目的数量和参与的社会科学家人数都是惊人的。
在包括“学说宣传项目”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项目中，政策制定者一般都强调这些项目的收效比较慢，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获得对目标群体的理想效果。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往往强调对于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战略项目要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持续而连贯地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心理宣传项目才比其他的冷战手段更易为人所接受，效果延续的时间也长。关于社会科学对冷战的影响及其对冷战结束的作用，也许永远也无法进行量化的考察，但从苏联东欧国家解体后选择的社会制度来看，美国的学说宣传无疑是起到重大作用的。而如果提到今天的“冷战残余”，美国心理战略部门与社会科学界的这种联系可能是冷战思维延续至今的最主要根源。
于群：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