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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泼烦，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相关的词条，但在中国北方方言里使用率极高，在青海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烦恼、烦心、煎熬”，是心理上的一种痛苦和折磨。
长篇小说《泼烦》写的就是青海河湟地区农民阶层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的那些泼烦事儿。是一部河湟谷地的《秦腔》。
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泼烦》，没有宏大的乡土叙事，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是十分琐碎和片断的。但集中在深秋和严冬里的一个个故事和细节的背后是一股股的凉气——生存的困境、心灵的寂寞、精神的虚无和颓废、生命的迷茫和失落、价值的无序和混乱，无不透露着以往经典乡土生活的衰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知识分子）的流失，农村、农民遭遇的迷茫和冷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看似热闹而丰实多彩的物质背后，是精神的颓废、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混乱。
《泼烦》是“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史、小说中农民的迷惘、困惑、犹豫和彷徨，甚至心灵上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在人的肉体被现代文明和象牙塔娇惯得一天天脆弱，人的灵魂在利益的追逐中也日益卑琐时，《泼烦》以良知更多地给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博大、宽容、无畏的人格力量，营造着理想中的乡土和精神家园。
十二
我当挂职副村长已经三个多月了。细细算一下平庸乏味的日子，我简直是个十足的行尸走肉，还不如村里人喂一头年猪实惠。来村长家已经吃了村长的五六十个鸡蛋，这在当地的生活水平而言不是个小数目，想想村长的光阴也是七长八短，就拿那点伤残军人补助金，加之我那娇生惯养不争气的胃经常缺少些香的辣的酸的甜的，喜欢浓浓淡淡的油水，有好几回在半夜里跟我不轻不重地做对，就托人从县城带回几盒午餐肉、几个火腿、几斤猪排骨、三箱“康师傅”方便面和一些蔬菜，准备旷日持久地打发我下村挂职的日子。我把自己的肠胃服了，有了这些东西的亲和，肚子里的气就顺畅了。
早晨起来，我在空口里开始雷打不动地抽烟，对我来说，这比上厕所、刷牙一些非做不可的事更重要。这是个很不好的毛病，它的危害在于饥饿的人体会迅速吸收烟毒，我知道这相当于一种慢性自杀，但我还是毫无节制地抽，我只是表明一种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怎样死都是死。没有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光有冗长的生命长度也是一种浪费，这跟死亡没有什么差别。我连着抽了三支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时下的中心工作，终于理出个三三两两的眉目来。我认为我的工作目前应该至少突出二点：一是无论如何要安慰一下自己的肠胃，它像我的手足那么忠诚地跟随了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亏啥也别亏了它；二是想报答村长五六十个鸡蛋的深情厚谊。滴水之恩理应涌泉相报，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美德，不管世道怎样变化莫测，就是天变成地，地变成天，在我们这一代不能说扔就扔了。
我回头盘点了自己的思想动机，我发现我是个十分低俗和现实的人，我的所有行为万变不离其宗，主题都是一个字：吃。我多想村子里有一个铁嘴钢牙的人不休不止地挖苦我一顿，像我多年前的小学老师骂我一样，将我骂得一败涂地，骂得狗头喷血，骂得我不是个东西。但在这里，这样的礼遇实在是一个贪婪的奢望，他们都把我这个下村吃饭的干部看得高高在上，好像我天生就是当干部的，我好像天生就是吃他们的。但我终于发现，每个人过日子都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再高贵的人也是如此。
村长敞着衣襟疲软地进来时，口里噙着旱烟锅，这种在村里已经不多见的旱烟锅叼在村长的二扇嘴皮上，有点儿幽默和可笑，有点儿世纪隔膜。他脸上的表情不太明朗，看我正好吃方便面。
“吃的啥？”村长探探头，样子很吃惊。
“方便面。”
“好吃不？”
“还行，比豆面馓饭好一点。”
村长听了，一张瘦肌肌的脸巴掌一样凑近碗边，眯眯的，看了好长一会儿，终于发表了他朴素的见解。
“活像软虫，村里的娃们都喜欢吃这东西，有几个零钱儿就屁颠屁颠往小卖部跑，我还没吃过呢。”又盯了一会儿，“看你吃着，痒滋滋的。”
我请他坐，他硬是愣着，给他烟抽也不要，只是愣愣地盯着我的吃相，活像我在吃晒干的软虫，痒得他不自在。
“你也吃点，麻辣味。”我拿出一包给村长。
“我，也能吃？”村长显出吃惊状。
“能，我能吃你咋不能吃呢？”
“那我就试一包吧。”
我煮了一碗给他，起初，他先抿一口汤，抿了好几下，觉得有味，这才吃了一小口。吃一口，抬头看一眼我。吃到后来，就干脆稀哩糊涂哗啦哗啦地满口扒。完了，他咂咂嘴，又舔舔唇：“这东西还有一种怪味儿。”他抹抹嘴，翻翻白眼仁，沉默了一会儿，“八成是啥新式生长素。不闹人（伤人）吧？”
“是调料。不伤人。”我淡淡一笑。
“是调料？”
“嗯。”
“这世道，新东西真多。”村长说，“最好的还是汤。”
“那就多喝一些吧。”
村长想必吃出了一种适合他口味的味道，把剩下的多半碗汤喝得干干净净，意味深长地咂着嘴唇。从此，他不再让儿子媳妇做早饭了。早晨起来，他主动烧了开水，提了暖瓶，来我这煮方便面吃。
头一回，他不开口，只是将暖瓶一放，愣愣地站着，守望着我将一碗方便面和煮进去的两个火腿吃完。我知道他的心思，让他吃。
吃完了一包，他似乎对自己吃惯了五谷杂粮的肚子拿不定主意了，是吃一包合适，还是吃两包合适呢？磨磨蹭蹭愣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这新东西，一般人，就像是我这种人，几包能吃饱？”
“一两包吧。”
“哪我就吃两包，多吃了干花钱，你挣工资也不容易。”于是，他又不慌不忙添了一包，呼噜呼噜吃了，满口满口喝了。完了，又回味无穷地舔了一会儿嘴唇上余味未尽的佐料味儿，也不顾虑我的存在，“喷”地一下，顺势无所事事地松一下裤带，长长地打一个差点把饭和汤从胃里弄出来的饱嗝，背着手欣然走出了门，去行使他村长的职责。 原野一天天在显而易见的收成里厚实而庄重起来，像一个成熟而不外露的中年男人，在踏实的耕耘和左右逢源中见缝插针，眼见着家境一天天好起来一样。村里的人气儿像清晨的地气越来越旺盛，不知不觉增添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几个旱场上大功率的电灯泡高高挂在白杨杆上，往往在后半夜才相继熄灭，少数的灯泡持之以恒地亮到天亮，它们旺盛的精力连千年如一的太阳都望尘莫及。团队式的劳动场面随处可见，那些外出打工的男男女女像一群敏感的候鸟准确无误，他们大包小包三三两两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给村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少有的人气。仅几天时间，陆陆续续出现在麦场上，村子里到处是如火如荼打碾麦子的劳动场面。喊风的口哨声噢喽喽噢喽喽，一声声长，一声声短，响满了所有的麦场，然后从山梁上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徐徐滑过。男人们鼓着腮帮绷紧了脸上的肉，扬场的动作阳刚有力，女人们拧紧扫把，扫场的姿式显示着腰身的优美和腚部的性感。
秋天，一切都在叙说着麦子和劳动、风和果实的事情，村民们把麦场扬成了一种满天纷纷扬扬的大美风景，可惜，这样的场面太短暂了。
村长由于刚吃了两包方便面，他的神情充满了激情。他佝偻着腰，这儿走走哪儿转转，俨然一个勤快称职的管家。我发现，村长能够到达的地方，只要他往人堆里随便一站，人们都十分尊重地给他打招呼，不是敬烟就是敬茶，叫哥叫叔叫伯叫爷的都有，脸上的神情充满了敬重。我不知道除了村长的岁数大和老态龙种的步履，他们到底敬重的是什么。
接连几天，村长的确早饭只吃两包方便面，好像他吃进肚里的是挺皮实的高科技营养，走在人伙里精神也极好，见人时都主动打招呼。其实，千万不要过高估计了现代科技细加工食品的营养价值，对于一个体力劳动者来说，两包方便面无疑是个吊命饭。伟大的时间和实践再一次证明我的想像是理性的，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慢慢地，我发现村长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疲塌嘴歪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村长的秘密，他从我这里吃了方便面，放松裤带又去厨房里拿馒头吃，他的行为不是光明正大。心想，他一个体力劳动者，两包方便面咋能维持半天的热量呢！但他当着我的面还是墨守着原来两包方便面的规矩，因为那东西在他认为吃多了是一种浪费，是一种奢侈。日子一长，我发现他脸上松皮拉肉的，整张脸就是一把刀子，一双深眼窝更深了。
“村长，两包不行，你就多吃几包吧，这东西很便宜的。”我说。
“行哩。”
村长如此顽固，我心里有些罪过感，觉得自己愚弄了一个老实人，过意不去，只好连我那几盒午餐肉也赔上。
听说乡里的干事马龙又要去县里办事，我让他又捎回几箱方便面和一些火腿，踏踏实实守望着一个下乡挂职副村长的日子。
这是一个连山里的老鼠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季节，每一个庄稼人都如火如荼忙碌着一年的收成，连那些旱场上的电灯泡都累得稀里糊涂，让灰土包裹得明明灭灭。整天无事可做的我许多时日倒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不管村民们怎样高看我，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不是吗，在这龙口夺食的季节，我却袖手旁观。我吃过早饭，无所事事地转悠在村里不知要做些什么，我也不知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哪些事情适合我去做，还是那个小学生总结得精辟，他把下村干部叫“吃饭的。”不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下乡吃饭的人，这还算是客气的，要我说，我就是个十足的不可救药的白痴。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是我午休之后出门转悠的固定时间，我对这个时辰情有独钟。村子对面的火烧岭上总有一些一成不变的墩墩柳状的云彩准时飘过来，飘得特别慢，似乎特意等待我的光顾。我想，这地方有点怪，怎么连天上的云彩都是千篇一律的。问村长，村长说：“你是个有心人，我们只管日子，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里的云彩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光顾了过日子不行。那是只埋头苦干不抬头看路。”
“你说得轻松，庄稼人不顾日子顾啥？”
“那要看怎么顾。”
村长没有说话，他可能对我的话题和态度不感兴趣，或者我跟他就不是一丘之貉。他开始掏烟袋，开始抽烟。
来村子十多天了，整天价无所事事，我的工作基本上是要么像一只掉群的孤羊，在村里毫无目的地游荡，无所事事地行走，要么就是兢兢业业一如既往地吃派饭，我简直把吃派饭吃出了水平。我从西头吃到东头，再从东头吃到西头，然后别出心裁地中间开花，一天向东头吃，一天向西头吃，吃得稀里糊涂。反正我要吃饭，我吃了上顿就开始想下顿该吃什么，吃够三天，我付了15元伙食费，又吃下一家。一般的家庭，连续三天就让我吃得惶恐不安，家底儿欠佳没有些底气的主妇让我吃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我看见几个我十分熟悉的妇女在村巷里交头接耳，她们议论的主题肯定与我吃饭有关，我看了他们一眼脸就红了。看来那个小学生说得再经典不过了，姓马的老汉说得更实在，我就是一个下乡吃饭消耗粮食的东西，像我这种人还能做什么呢。许多日子，我看着忙忙碌碌的庄稼人，我把自己不知不觉地归类在行尸走肉之中，我用自责不停地安慰自己的不作不为，我还不如一头牲口。
很想见一下村支书，可一直不见支书踏踏实实闪过面，心里难免有点空寂和失落。其实，进村的头一天，我便向支书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我这次下乡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是了解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情况和村里的低保户资金分配和发放情况，还有残疾人补助金，新一轮危房改造，扶贫面粉和物资的分配和发放。按上面的要求，这些都要经过两个程序，一是在上报乡政府之前要在村里的公示栏张榜公布，二是在发放现金时是要在花名册上一个一个签了名儿摁了手印。尤其是低保户资金分配情况，要一一公示。否则，就视为暗箱操作，出现上访事件谁也不好交代。县上对这几项工作十分重视，已经上升到了有关农民收入、农村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去年出了不少问题，那些按村里的人头平均分配了，然后造假花名册的，让新华分社的记者跟踪调查了一个多月，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差一点上了《内参》，最后让宣传部长给摆平了。
支书可能是忘了我来村里的事，只好找机会再汇报一下。问乡政府的干事马龙，才知道支书是个大能人也是个大忙人。要不是有村长隔三岔五跟我说说话儿拉拉家常，不知心里又要产生几多惆怅，也不知我这个挂职副村长咋混下去。 有一天，我正准备去村西头吃派饭，村长一拐一拐走进了门，还没走完他家那个冗长阴暗的门道，他就来了个先声夺人。他的脸上充满了秋天少见的阳光和发财的表情，一张瘦脸眯笑得像刚出蒸笼的花卷，见他手里拧着两只活鸡开门见山地说：“李同志，我吃了你那么多，你的胃不赞劲，这两只鸡改善一下你的生活。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巴结你，我只是觉着欠你，从今天起，派饭干脆嫑吃了，找个人给你做。”
“我一个挂职副村长这咋行哩！”
“我说行就行，我说不行，行也不行。听我的。”村长掂一掂手里的鸡，说，“要是支书问鸡的事，就说是你自己买的。”说时，他把鸡扔在向阳的台基上。两只鸡穷途无路地挣扎着。
“干么要这么说？”
“么也不干，你就这么说，态度坚决一些。”
“这不好吧。”
“反正他不管帐，晚上把会计叫上，一块儿整。”
心想，老态龙钟的村长也有精明之处。想想会计有点好笑，他的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点儿歪，说话的时候，不管等他说话的人怎样着急，总是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地把要说的话说完，怪怪的。像会计那张嘴，长在他的脸上实在不成样子，一般的情况，在农村一定会落下一个歪嘴的骂名，或者肯定是被人们在某种场合用来揭短的一个硬伤，但会计最终没有，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村里人求他写春联。在农村，对一个文化人是十分抬举的，因为文化人的劳动是无尝的，比如写个春联、申请、证明、合同、状子什么的，只要求到人家，从来不推辞。匠人就不同，打一颗钉子也要钱。
说曹操曹操就到，说话间，支书果真踱着步子闻风而来，一眼发现两只活鸡在那里无可奈何挣扎。我这才读懂了墙里说话墙外有人的经典。
“是鸡？”支书的两只眼睛溜溜的。
“是鸡。”
“你买的？”
“嗯。”
支书不放心地瞧一眼村长，见村长极沉着，便说：“公家干部就是有钱。不像我们，整天价瞎折腾，挣不下几个烟钱。”
我忙递给他一支烟，他顺手接住，并不急着要抽，别在耳根上。
“这几日胃里不舒坦，啥也不想吃。”他顺手掂了掂那两只鸡，看了看我，“够沉的，准有五斤肉。”他的眼神怪怪的，鸡们发出了咕咕嘎嘎的惊叫，叫得没有一点节奏。
我点点头说：“晚上，可不要走远了，我请客。”
支书淡然一笑，满脸堆着肉说：“你是下乡干部，我们还没有正经招待你，咋好意思吃你的。”
“酒肉不分家，你就来吧。”
支书说：“你真行。我们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找个时间好好招待一下。”这话是说给自己的，又像是说给村长的。不过，能有这么暧昧的一句话，我的身上像加了一件衣服就有些暖洋洋的了。
临出门，支书叫了村长一声，两人喧喧答答走出门。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把院里的一棵杏树和一棵紧挨着杏树的软儿梨树照得泛红，让秋霜大刀阔斧杀过的树叶，在一大片阴影的包围中寂寞地放射着一团暖洋洋的火红，做最后的燃烧。我开始稀里糊涂地收拾那二只鸡，一只公鸡，一只母鸡。我迷迷糊糊地把鸡的肠肚给糊里糊涂弄破了，白生生的肉倾刻间变得面目全非，皮不是皮肉不是肉，我的脸上羞愧之极，我笨拙的劳动情节像老虎吃天爷。还好，谁也没有看见我的无所适从。
太阳悬悬地挂在离西山不远的头顶上，红得像染了一样，山腰往上的退耕地已经过了莺飞草长的美好季节，沉浸在一片草黄色的光泽里，山腰往下的耕地里码满了庄严的麦捆子。一排排裹头的麦捆像整装待发的列兵，一垛垛散头的麦捆像雨后森林里如火如荼的蘑菇，等待着农人们在旱场上打碾。空中，一群浑身发黑的红嘴飞禽像一个个黑色的精灵，手舞足蹈着铺天盖地冲下来觅食，它们的团队意识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让人羡慕。在这个季节里，它们的劳动充满了旷世的忘我，我却无所适从，过着饭来张口炕来睡觉酒来吃硬的生活。我己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临近黄昏，村长像一个抽了风的病汉佝偻着腰疲软地走进来，让门坎挡了一下差一点摔倒，急忙捂住了门道里的土墙。他满脸灰不溜秋的，像几天没有睡觉的赌博客，他吹了几口沉重的气，老迈而无助地坐在台基上，眼睛都不想睁一下了。我给他倒了一杯水问，要不要去村卫生站看一看，他说不去，才知道是为尕有女人计划外生育的事情。
尕有女人叫尕芬子，这女人别看不怎么样，可特别能生，她旺盛的肚子像盛夏死水池里的青蛙毫无节制，四年时间一口气生了三胎都是不带把儿的，还想再鼓一把劲生一个，再生下来就是第四胎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像这样的女人在村里不是一个、二个，他们生孩子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生个男孩毫不罢休，这让乡政府和计生站的人十分头痛，生下的孩子都上不了户口，只能当“黑孩”处理。
尕芬子一个大活人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好像她嫁人就是为了生孩子，村里人已两年没见她的面，都叫她超生游击婆。先是去年去了格尔木姨娘家躲避，今年听说又去了都兰的一个远方亲戚家，可她有个不好的毛病，手脚不好，只要她看上的衣服和皮鞋，她非穿到自己身上和脚上不可。她的秉性终于让她躲不下去了，不得不打道回府。她的回村给村里的一些超生女人壮了胆儿，但马上成了一项重要工作的突破口，其实她就根本不应该来，至少不应该选择这个时候来。乡上计生所的闻风而动，第一个点名要她去打胎，再结扎，这叫杀鸡儆猴，杀一儆百，谁让她撞在枪口上呢。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说是要死给村干部看。看样子她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尕有女人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掩耳盗铃地披着一件男人们的棉衣，由于棉衣过分肥大，她已经隆起的肚子一点也不显得大，这使她的胆子反而变大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十分猖狂，双手气度不凡地卡在腰里，一边七七八八破口大骂着，一边狠狠地踹着屋顶，好像这屋子不是她家的，是仇人家的，让她赶上了报复的机会。她泼妇骂街般的架式想给村干部来一手硬的。但她哪里知道这是国策，国策的背后是强大无比的人民政府，谁怕谁呀。
村长老迈地走到离尕有家不远的旱场上时，尕芬子的戏正演得热火朝天，围观的人一个个抑着臃肿的脖子，她已经从屋顶上向下真真假假跳了几回了，她甚至抱住了一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准备慷慨地往下一跳，只是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劝她拉她，才没有跳成功。她只好另辟蹊径，在房顶上大张旗鼓。没有死成的尕芬子掉转屁股，顺着梯架噔噔噔爬下来，在院子里很快又做好了死给别人看的一切准备。她的衣服散皮豁眼，头发和面部表情像一个厉鬼。她早就在梁头上拴了一条架子车上拉麦捆用的粗麻绳，一晃一晃的，晃得让围观的人头晕。麻绳下面横着一个木匠用的大马扎，只要把脖子顺其自然套在绳索里，一脚蹬翻马扎儿，一切就完了。尕芬子大有刘胡兰舍身成仁上刑场的架式。她嘴上说是要死，见没有一个人劝她拉她一把，连平常素日跟她十分要好的几个姐儿妹儿也不见立竿见影。她披头散发在院里闹，见又进来了几个人，把头使劲伸进了拴好的麻绳，见没人拦挡她舍身成仁的举动，便瘫在地上一边使劲蹬腿，一边嘤嘤地哭，哭得真真假假。 老婆演完了戏，尕有又开始登台上演，这好像是他俩口子昨天晚上早就商量好了的。他见老婆的举动没有撼动村干部坚定的意志，也没有让村里的人产生一点儿同情，终于大大咧咧走到了前台。他又顺着梯架噔噔噔爬上去，见村长从旱场那边走来，蹲在房头上趾高气扬地骂：“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线把女人的屄都缝上吧，有本事你们把老子的逑割了吧！你们管天管地还管得了老子晚上日屄，早上尿尿！你们这些屠夫！”他明知村长七十多岁的人把他不怎么样，骂得理直气壮。
支书披着衣服进来了，他站在当院里高声宣布，他的讲话阳气十足：“计划生育是根本国策，绝不能因为双女户和三女户就改变政策。那些非法怀孕的人，乖乖去刮宫流产，那些企图非法怀孕的人就是破坏计划生育国策，早早死了这心。尕有，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要干什么，你给老子住口，你以为老子怕你不成！老子是吃五谷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你以为老子管不了你日屄，你再嘴硬，明天就找人劁了你的女人骟了你的那条拐棍，你还把老子咋的！你不信是吧，不信你再犟一句！”支书强硬的态度唬住了尕有。
村长说：“这婆娘死都不会死，没死过还没见过死吗，要死就死呗，一包老鼠药几口农药立竿见影的事，干么要大喊大叫的。这么粗的麻绳咋能吊死人呢，我用活扣儿拴了一条细麻绳，放好了马扎拉她一把让她死，她不哭了，也不死了。”
我笑了笑。
“妈的，这婆娘老说要死，都死过十回了，就是不见死。”村长愤愤地骂，“真是本末倒置，只要不受折磨，老子都想死呐！棺材做了好几年，怕让蛀虫蛀了，放了一蛇皮袋子柏枝儿，每年要收拾一次，铆口里的胶泥都快掉完了，阎王还不见收，你一个尕婆娘有啥福分啥造化让你这么便宜的死。你死吧，死逑了少计划一个，多领干!”
我正为村长粗俗不堪的话中突然冒出的一个成语而惊喜，村长怕断了火再点一次烟嫌罗嗦，他吧哒吧哒咂亮了旱烟锅里的火说：“生生生，肚子里没有带把儿的命，让玉皇大帝吃了壮阳药白天黑夜冷松地日，让王母娘娘坐着火箭从瑶池赶来接生也干逑蛋！再生连我们乡长的位子都保不住哩，让我们这些村干部拿着报酬闹逑哩！”
我说：“支书咋不来？”
村长说：“就为这事村里刚刚成立了一个三人工作小组，他这会儿跟文书守着尕有的婆娘，妇联陪他们做饭，出了人命可不好交代。”
“一个大活人能守到啥时候？”
“守着看吧。乡上计生所的所长说了，要责任到人，谁出的事情谁负责。只要守着，就是当场不明不白死了，我们也是尽到了责任。”
“那今晚上的鸡还吃不吃？”
“吃。”
“文书还没来呢。”
“不来也吃。”
我揭开锅盖，鸡已经熟了。我用筷子试了试，村长吃可能还有些硬，便说：“再煮一会儿吧。”
村长没有回话，他似乎又忘了吃，自己倒了一杯开水，若有所思地坐在院里，无力而哀伤地闭上眼睛。他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他的精神已经十分疲惫，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夕阳照在他苍白的头发上，一泛一泛的，泛出一层不可救药的衰老来。他像一件连农村女人们做鞋底鞋垫都看不上眼的破旧棉袄，堆在院里向阳的地方一动不动。几只可爱的麻雀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跳一下停一下，明目张胆地挑逗着他的老迈，等村长猛然抬起头，麻雀“扑——”一下飞走了。黄昏中翅膀在空中划了一个极优美的弧线。
“村长，你太苦了，还是找个老伴好。”
“我？年轻人，你是不是日鬼我老汉家已经老糊涂了！”村长忽然像被一场梦惊醒了似的睁开眼问，他的两只眼睛活泛地转了几下，脸上一下泛出少见的光泽。看来，再老的男人，对女人还是不无兴趣的。
“年轻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儿心里踏实，回来也有一口热饭，多好，你咋说我日鬼你呢！”
“嗨，都快入土的人了，还想要媳妇？”村长长叹一声，无不忧虑地说，“李同志，你还不知道吧，如今的世道变大了，变得让人跟不上脚步了。别说一件一件去做，想都想得太慢，简直就是毛阿爷时代说的天翻地覆一日千里。你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钱和光阴奔波，都认钱不认人。别的不说，就说女人，山里的女人去川里打工，川里的去县城打工，县里的进了省城，更胆大的女人去了广州、深圳。狗日的打工，像满世界都撒了钱儿似的，把能看过眼的女人打光了打跑了。花花绿绿的城市，把女人的心逛野了，把男人们整苦了，村里三十大几奔四十的光棍四十八条哩！不光是我们村，苦焦一些的山区都这样。”村长咂了一口烟咀说，“这么多的男人没有女人，你说让我们当干部的咋弄，经济指标完不成了可以造假，这活生生的女人咋造。再说了这精壮壮的四十八个男人大白天日还好，有事做了还好，一旦无事可干，一旦晚上骚起来咋熬，会整出多少事情来？唉——”村长长叹一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娶呗。”
村长说：“你说的比母鸡下蛋还轻巧。一个女人就随便能拿到家里？干礼快上六万块了，一年的人均收入三四千块，拿逑娶哩！你把嘴缝上不吃不喝也省不下一个女人。再说了，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这穷山恶水娶来的女人养得住吗？”
我嗨嗨一笑，心想，没逑娶女人做什么。
村长严肃地说：“李同志，你不要跟我玩笑，说真的，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不，县上乡上都搞劳务输出，去年乡政府要求我们村出六十个劳力去新疆摘棉花，这是好事儿，收入也好，只要肯吃苦，挣个三千四千不成问题。可人手不够呀，青壮年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好让五个女人也去了。这一去，不得了呀，只回来了一个，四个让人领跑了，至今是死是活还没个音信儿。四个光棍天天从我手里要媳妇，还把娃领到我家的锅口边，吃了上顿等下顿，晚上还要睡在我家，说是要不回来女人就让我养着，我不养就交给乡政府，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手里还欠着四个大活人呐，好像我是个丧尽天良的黄世仁和南霸天，像霸占喜儿和吴琼华一样把他们的女人霸占了，好像我是人贩子，把他们的女人贩走了，不是乡政府和县上撑腰，我有簸箕大的嘴也说不上。唉，这村长不是好当的，人也不是好惹的。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呀！”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四个女人见异思迁，立场不稳定，没管好自己的腿。” “话不能这么说，工作是我做的，人是我派出去的，还派了村里的文书去带队，不去摘棉花就不会发生这等事，能说我没责任？”
“也是。”
我跟村长抽了一会儿烟，村长几乎没有抽出什么味道来，他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和不可理喻的神情。村长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呀。还有更可恶的女人，好像她的那两片片是挣钱的银行，是造票子的工厂，嫁一家走一家，嫁男人就像解小便，只开花不挂果，弄穷了几家人，她却风光成了工作人，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在哪个单位上班。”
“有这事？”
“咋没有哩，我们村就有一个，已经嫁过八回了，她怕是连几个男人的名字都没记下，为了钱连脸面都不要。不知咋弄的，如今的世道没有了一点人情礼数和教养，人咋都不顾脸面呢。过去都说无利不起早，现时成了无钱不嫁人了，你说咋整！”
村长磕了磕手里的旱烟锅站起来又要出去，他已经有些心灰意懒狼狈不堪。问他去干啥事儿，他说是五保户张家阿奶昨天死了。
打墓的人中午就打发走了，那块墓地土头硬，上面一层是红粘土，下面一层是沙石，也不知打出来了没有。请吹响的人也走了，关键是得连夜找木匠打一口棺材，还得找一些明天发丧的人，村里时下尽是些老人和女人，抬棺的人手不够，村长也不知去哪里找人。村长长叹一声说：“这回八成是个真死的，丧事得大家撩抄。”
“哪支书呢？”
“他是个大忙人，差不多只挂个支书的名。整天价瞎跑着挣钱。当包工头，挖金子，没闲过。前些日子贩虫草让人骗了，贩子在虫草上涂了跟虫草一模一样的铅水，比真虫草还真，听说一斤虫草就压一两秤，他上了大当了，也不知追回了没。折腾了好几年，只见他左踏左窟窿右踏右窟窿，就是不见他真正发。再说这会儿他守着尕有的婆娘，不出事儿就好，出事儿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执行政策的是上面，担责任的是下面。”完了，村长疲惫不堪地走了。一瘸一拐的背影越来越模糊不清，像一片落日中破败的残垣断壁，仰或是夕阳中几间破屋的投影压叠在了一起，晃着，晃着。想想村长如此尽职，也真不简单。
我刚住在村长家里时，村长的衰老和迟钝让我触目惊心，不仅行动迟缓，耳朵也不好使唤，我害怕他会在某个晚上一口气吸进去就吐不出来了，让睡在同一面炕上的我说不清楚。我每天晚上听着他吹吹打打的呼吸，等他没了出气和吸气的声音，便轻轻地伸过手去在他的鼻孔里用手背试一试，是不是真的死了。不料，村长十分敏感，他一把将我的手打回去，倒把我吓了一跳。他自言自语道：“这年轻人，脚动手扬的，八成又开始做女人的梦了。”我在黑暗中偷着笑，村长人老了心却没老，你才做女人的梦呢。
然而时间一长，我才觉得村长是一个大智的人。别看他迷迷糊糊，时常双目半闭着，眼看着快要入土，那只是一个表象，是麻痹别人的，其实，他似乎对村里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和今后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预料，只是让他们任其自然地发生和发展。后来，我才知道，许多事情是社会性的，就一个村长的能力而言，也只能想一想，是无能为力的。村长一件一件做着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已经不错了。
我追过门道高声喊道：“村长，吃了鸡走吧。”
“别等我，你先吃！他妈的尽是一大堆泼烦事，泼烦死了，哪有心肠吃饭哩。”村长的一条腿已经跨出了门槛，另一条腿还迟缓地拖在门里面。
我说：“我也去吧。”
“你就嫑去了，缩手缩脚的，没有你干的活儿。”
我感叹之余，静静地望着那两只炖在锅里的鸡噗噗地冒着热气儿，等着村长回来一块儿享用。辣椒味儿花椒味儿胡椒味儿，诱人的肉香把我弄得舌头上射出了几回口水，我有点急不可待。灶口里的干柴有气无力地泯灭着，我勾着头狠劲儿吹了一口，“喷”一下，火舌又灵活地舔上了锅底，灶口里冲出许多柴灰来。我揭开锅盖，鸡们在一片白气里张牙舞爪地等待我肆无忌惮的撕扯，我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了一会儿，肚子里就踏实了。
太阳西沉了。
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层层叠叠浑圆的山们惊慌地晃荡着一个个硕大的额头，泛动着最后一点温暖的光芒，怕光明抛弃自己。其实，那一层层如梦魇般挤压而来的黑影是自己同族的黑影。昏暗的山影浑然一片，已经辨不清眉眼和嘴脸，更难辨清嘴脸是温情的还是狰狞的，一切都似是而非。若不是张家阿奶家时不时传来一些劈柴砍肉和三三两两吆喝的声音，谁也不会知道，村子里那浑然而昏暗的幽影里正发生着死人的事情。
夜色里，很多人前前后后勾着头走进了张家阿奶家，很多人在方盘里端着雪白的馒头，很多人拿着碗筷走了进去，但大都是些半老的和老了的男人，还有一些是缺胳膊短腿的。丧事里一般不来女人，只有在放亡回来先生念一道一道的祭文时，才围着看热闹的女人，张家阿奶丧事从简，老亲戚都不在了，所以少了这些程序。我似乎有了不少长进，我看了看眼前的景象，知道自已该干什么了。我匆匆吃了几块鸡肉喝了一碗鸡汤，也去了张家阿奶家，进门我就给记账的主溥添了六十块礼钱。
主溥说：“李村，太多了，大家都添五块、十块，你的六十块算是顶了一个劳力，我替张家阿奶谢你了。”
我十分感动，我一把握住主溥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进村这么长时间，主溥是头一个换口叫我李村的人。我终于从群众心目中无所事事的李同志、李干部变成举足轻重的李村长了，其实是个挂职副村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添过了六十块礼钱我要干什么，丧事上的大小礼节我一点也不清楚。还好，歪嘴会计见我无所适从，主动走过来给了我几张黄裱纸，又忙别的事去了。我照着其他人的样子在一个铸铁火盆里点燃了，很快就化成了灰烬。我照着他们想磕三个头，我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双腿没有跪下去，我想行个礼什么的，又觉着不合时宜，一时间把我弄得像个十足的傻瓜。我突然想到我该鞠躬，我就躬了腰有些庄重地鞠了三个躬，我的腰硬得像一根旗杆。
鞠完了躬，我正想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插进去站一会儿，看一看农村里的丧事，见村长和歪嘴会计在门道里每人拿着一个手机打电话，急得团团转。村长的眼睛不好使，他让会计又拨了一个号。打发村砖瓦厂厂长刘文林去县城的劳务市场雇一些人，为捉襟见肘的丧事添一把力，早上打发走的，中午没来，天快黑尽了还不见回来，这让当丧官的村长不得不着急。村长急得嘴唇上起了燎泡，说：“王会，你赶紧给刘文林再打，最迟也得前半夜赶回来，要不事情就麻达了。” 会计说：“是不是邻村火烧坡的十二个劳动力没说成。”
村长说：“该下的话下了，该让步的让步了，我开出了劳力换劳力的价码，等开春调渠修沟时，我的两个劳力顶他的一个劳力。”
“咋说的？”
“话好着，可屎憋到尻门上了，才给了领干话。说是实在没人手，出门打工的人十有八九没回来，只凑了四个靠得住的男人，其他不是老人就是娃娃，让我考虑行不行，行了他就打发过来。我说不行。”
“哪咋办呢？打墓的人中午打发走的，估计快打完了，关键是明天早上抬棺材的人手不够。张家阿奶的坟地在独山洼，差不多四里多路，没二拨精壮壮的男人，怕是拿不下来。”
村长说：“别急，再算算。”
“这有啥可算的，嘴里吃馒头心里有数。除了一些老弱病残和女人，就是上学的娃娃，初中的娃指不住，高中的娃都是住校生，就这些人。”
“那就等吧，等刘文林回来。如果人手不够，好走的那段路就用王马达的车拉，只能这样了。”
“哪有用车拉棺材的？”
“话嫑说死，人手不够，我们也来个改革，只好用车拉。”
门道里，一阵“咔——当、咔——当”铁器和木器的声音匆匆忙忙地重叠着，之后是沉重的脚步声。院里进来了十几个满脸污垢和泥汗的男人，是打墓的凯旋而来。村长抹一把脸上的汗水说：“大家都辛苦了。洗脸，洗脸，洗了吃！”
院子里，三根三角架管上吊着一口锅，是每年清明王家在坟头上用的那个大筒子锅。这是千户台最大的一口锅，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吃“大锅饭”的壮举和见证，除了丧事和清明节上坟，它基本上成了村里人人皆知的文物。村里立了一个规矩，不论谁当了书记和村长，这口锅要一任一任留下去，这是村里的历史，是大家上坟办丧事的家什。锅底下热烈奔放的柴火把电灯光不能照亮的地方烤得敞亮，连躲藏在地洞里的老鼠都觉得暖和和不寻常，锅里的熬饭咕嘟咕嘟吹着面目和霭可亲的浓稠的泡儿。
丧事里一般都是熬饭，不管家境怎样好或怎样差都是熬饭。熬饭千篇一律。羊肉、洋芋、白萝卜、粉条、蒜苗、豆腐，要么猪肉、白萝卜、粉条、蒜苗、洋芋、豆腐，绝对羊肉、猪肉不会在一锅里熬，这已经是近年来一种约定俗成的乡风民俗。对熬饭的好坏和质量评价永远在于肉重肉轻，肉多肉少，是清是稠。张家阿奶的羊肉虽然是山羊肉，但肉是足的。
村长的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些干涩的笑容，因为刘文林雇了一辆“金杯”塞了十六个青一色的精壮男人回来了，已经在锅口周围拉开了吃饭的架式。村长添了几块干柴，铁勺在锅里搅了两圈。一股浓稠的白气在昏黄的光里过后，他吹了几口锅里的白气，以真诚的口气说：“都辛苦了，吃吧！头碗我来打份子，免得肉多了肉少了，给你清了给他稠了，二碗自己舀，不要饥荒，都能吃饱。都把碗伸过来。”
十几个打墓的男人，还有十几个勾着头忙着各自事情的男人，三十几个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男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一个个屁股重重地蹲在自以为合适宽敞的地上，把脸认真忘我地扎在冒着白气的碗里。吹气的声音，吸气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还有吸鼻涕的声音，院子里响满了啪唧啪唧吃饭的声音，哗啦哗啦喝汤的声音。一个个红脸，一个个白牙，一个个汗津津的，吃得踏实，吃得认真，吃得心安理得，吃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肚子都是一个个吃饭的麻袋，疯狂地往里装。从容一点的人还能在吃得时候前后左右瞧上一眼两眼，一心二用地指使年轻一些的给年老一些人和那些腿脚不好使的人把饭舀上，饥荒一些的就没看见脸是什么样子的，一如既往地把头埋在碗里，只顾得像蓐草一样往嘴里送。体力劳动者吃饭就是有滋味，这种景象唤起了我少年时代永远无法吃饱的记忆。
从他们的背影里我看得十分清楚，许多青年的壮年的男人我大都有些陌生，我来村子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吃派饭已经把一半多的农户吃完了，咋丧事里突然出现这么多陌生人呢，面孔又都是青壮年！问村长，村长说，这些人不是本村的，也不是邻村的，是县城劳动力市场上站大脚的，有几个是昨天来的，还有的是刚到的，雇的，管吃管住，一个工60块。
我说：“村长，咋会是这样呢？农村的丧事一般不是全村人都来帮忙吗？”
村长说：“你说得没错，可庄子里看过眼的人都打工去了，等几天才能陆陆续续回来收割麦子，现在剩下的尽是老弱病残缺胳膊短腿的，不雇人咋办，总不能把人挺在地上不管吧。你说这是啥世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农村啥时候缺过劳力？”
“张家阿奶是个五保户，这些人的工钱从哪里来？还有这丧事的费用从哪里来？”
村长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又让文书向乡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五保户死了上面有没有啥特殊政策。歪嘴会计从腰里拿出手机打完电话说：“乡里说，不清楚，等问了县民政局再给回答。”
“有也好，没有也罢，丧事还得抓紧撩抄，等给了回答怕人都放臭了。上半年的干部报酬不是下来了吗，先填上。”
“跟支书没碰头能行吗？”
“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哪有不行的，就照我说的办。”
村长说时抡起铁勺在锅里胸有成竹地转了一圈，把捋到的一些肉头很厚的骨头舀了出来，舀了满满一大碗。人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都把眼睛盯直了。当然他们谁都不会怀疑村长多吃多占，他们自然也明白，这一大碗肉也不会添在自己碗里，只是关心这碗肉最终谁来享用。这是一种礼节，这种礼节谁最有享受权才是关键。
“来，这一晚肉是木匠的，两个徒子个家舀上。”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才注意到码在当院里杏树下的那口白生生的棺材，在一大堆刨花里，最后的材盖还没有套上卯，才明白最应该吃这碗肉的不是自己，是木匠师傅，他们也才意识到一条生命在村里的终结，心里嗝噔一下，很快又往嘴里送饭。
“吃好了吧？”
“好了，好了。再吃肚子就破了。”
“好了就好，吃馒头要心里有数。张家阿奶一无孝子，二无家人，都给我记着，明早五点半吹响，六点发丧，一个也不能少！就是帮个人场也得来。吃挂面不要盐，我把话撂到前头，少了和来晚了跟张家阿奶没关系，是看不起我！是跟我对着干！” 众人走后，空气里还游荡着浓稠的羊肉味儿和白萝卜味儿，那气势磅礴的吃饭场面让我久久不能平息。他们几乎是为吃饭而来的，但他们吃的是真诚，吃的是愿意，吃的是人情。
这一夜，村长没有回家，我看见五保户张家阿奶家一直亮着灯，我看见了乡间一种集体生活的大气象。我从这种气象中看到了一种久违的人情和凝聚的力量，我没有看到这种集体的力量有很长时间了。但我哪里知道，这种人气旺盛的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惊世骇俗的危机。
村长家的老公鸡叫了一声雄壮的鸣，一波三折，接着，又叫了一声雄壮的鸣，还是一波三折，再接着，村里许多的公鸡你一唱它一应相继都有些儿沙哑地叫鸣了，叫成了一片，叫来了黎明。我刚睁开眼睛，听见奔啪——奔啪的“二踢脚”响了八响，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就响满了村子。鞭炮的声音热烈密集，“二踢脚”的响声厚实庄重，是一首二重唱，唱得紧锣密鼓。听见乌拉乌拉的唢呐声响彻高天，听见悲悲切切的哭声一曲完了又一曲，把窗户上浓重的黑色瞬间就化成了灰白色，化成了白色。我原想五保户张家阿奶的丧事没有哭丧的，我错了，村里中年的、老年的女人几乎都在哭，哭得抑扬顿挫。
我披着衣服走出去，一群黑鸦鸦的男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胳膊上都规规矩矩系了一条二尺长的白布，更年轻一些的男人抬着一口白生生的棺材，这些抬棺的就是从劳动力市场雇来的，用的杠子和绳子都是标准化的专用工具，绑在棺材和杠子上的几个活扣和死扣都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我数了数，总共是十六个人，他们一个个膀大腰圆，是一把劳动的好手。过不了多久，在一阵烟冒土扬中一大堆黄土落坑，一个坟堆徐徐立起，他们领了工钱或许又去站他们的大脚，或许让经纪人早就安派好了下一家同样的活儿。要在过去这种丧事里的钱咋挣呢，但现在他们对这样的工作已经大大方方心安理得。
由于木质是湿的，棺材上似乎还泛着一层清爽的水汽儿。他们步履匆匆地走在村路上，前面是四个人，后面是四个人，前面的四个人个头矮小，后面的四个人个头高大，抬的是八抬大轿，非常符合力学原理。八个人抬累了又过来八个人，仍然是四矮四高，人换了人，肩换了肩，又一群累了，又一群接上，整个过程都是在空中的八抬杠子上完成的。他们行进的速度快极了，他们一拨一拨换杆子的动作十分娴熟，一看就有些专业水平的样子，堪称是黄金组合，不是又有了下一茬营干，就是怕另一个不好惹的死鬼抢了张家阿奶的时辰，占了张家阿奶的阴地。我想加入这送葬的队伍，他们疯疯狂狂的奔走速度让我无所适从。走在最前面的两个吹响把脸鼓成了皮球，他们披着臃肿的红踱着八步儿，把喇叭吹得嘟啦嘟啦脆响。送葬队伍里的人等各司其职，一切都正常极了。
村长看着徐徐向前的队伍，总算松了一口气儿，他刚掏出腰里的烟袋，突然，送葬的队伍不动了，撒长钱、撒阴纸和一路上逢路口点燃麦草的几个老人和所有的人也都停了手中的活儿，向前没头没脑地张望着，一脸的迷茫。村长慌了，发丧时阴阳特别交待过，棺材在半道上不能停，更不能落地，否则村里今后三年不正常，这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村里的年轻人会发生血死红亡，先是村西头，后是村东头，阴阳说的字字有声，这还了得。他把烟袋又插在腰里，急急忙忙跌脚绊手跑到送葬队伍的前头说：“咋停下了，发生了什么？”
“丧官爷，这湿木的棺材太沉了，沉得我们直不了腰，我们想缓一下。”
“这是送葬的棺材，咋能半道上缓？你听过送葬的棺材在半道上落地的吗？”
“那是老黄历，如今是改革，要的是与时俱进，讲的是和谐和人道，我们抬不动了，你想累死我们呀，咋就不能缓！”
“不行。改革是政策，谁说了传统丧葬也要改？”
“不让缓是吧，那好，你得加钱。”
“多少？”
“每人二十。”
村长迟疑了一下说：“先送人，送完了再说。”
“不行，你想哄弄我们是吧？得现场直播，要不我们立马走人！”
“你这人咋说话，哪有把人抬到半道上走人的道理？”
“我们是挣钱的，不是挣道理的，争道理你去法院争，我们走人。”说时，抬棺的杠子就从肩膀上滑了下来，滑得整整齐齐。
村长见势不妙，赶紧做出了明智的让步，他不假思索地说：“二十就二十，快走！”
“大家听见了吧，丧官爷金口玉言，每人二十，快给老子跑起来！”一些人的脸上露出了比早晨的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他们像每人打了一针兴奋济，又立马来了劲儿。抬棺的队伍又一次狂奔起来。
刚走出村口，抬棺的人因为加了钱走得正欢，两个蛮劲十足的吹响的八步儿变成了岿然不动的立正，他俩拉着个长脸，大脸盘的是一张马脸，小脸盘的是一张驴脸，喇叭突然又偃旗息鼓了。一个哑了也就罢了，咋两个一块儿哑了呢。回民送葬狂奔快跑，汉民送葬吹吹打打，何况这是给一个老人送葬，哪有不响喇叭的道理。村长说：“这又咋了？是不是吹响没吃饭？”
吹响说：“这是新坟，只能送半程，不送全程。”
“我活了七十岁，还没听过送葬送半程的。”
“那是你坐井观天孤陋寡闻，你以为你岁数大就啥都懂呀。如今是改革年代，讲究的是新事新办。新坟是半程，没说的。”
“哪送全程呢？”村长看了看二张生硬麻木的脸，已经没有一点儿脾气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丧事雪上加霜。
吹响不说话。
村长说：“说吧，多少？”
“他们二十，我们也得二十。”
“他们的活是苦力，你们的活是轻松活。”
“我们这是手艺，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是管乐器，也不是一般人能玩转的，不信了让他们吹个调子。”
村长无力地摆了摆手说：“走吧，给我吹响了。”但吹响并没有吹响喇叭，倒是把喇叭夹在胳肘窝里，蹲在地上各自点燃了一支烟，不慌不忙抽了起来，让丧事变得一点也不严肃了。村长说，“还有啥要求吗？”
“每人还得搭二匹红。”
“去了再搭。”
“不行。现在就得搭上，他是属兔的，我是属羊的，都是小相，新坟阴气太重，压不住，会伤了我们。”
村长给文书说：“今天我们遇上活先人了，刚才还是新事新办，这会儿又讲究得的大相小相、阴气阳气。你赶紧去‘小卖部’拿四匹红来，快！”村长说完话时坐在地上没有动，他已经没有了动的力气，他苍老地目视着送葬的队伍。他不知道他死后的送葬场面是什么样子的，他越想越有些怕，越想越觉得这世道变得不可理喻。 各家各户门前都堆放着一堆还未燃尽的麦草和油香块儿，冒着一些欲燃欲灭的烟气。这年秋天刚刚收尾的水泥路上落满了白色和黄色条状的阴纸，有圆形的和长条形的，一会儿稠，一会儿稀，一会儿宽，一会儿窄，一直向后山那边延伸过去。胳膊上系着白布的人们勾着头走了一长路，显得十分庄严和肃穆。两个吹响走在前面，村长佝偻着腰走在最后。过了一会儿，村里已经没有了大一些的声音，想必张家阿奶已经下葬了，原来人的死亡和转世是如此的简单。空气里还在弥漫着浓烈的五谷烧焦的味儿和调料十分浓的熬饭味儿。
一位老汉背着手慢悠悠走了过来，捋了一下山羊胡子说：“唉，就一口白杨棺材呀，要是一口柏木的重底重盖的上等材多好！”说时，他朝给张家阿奶送葬的方向若有所思望了一眼。
一位准备上路放羊的中年男人说：“你老怕是活糊涂了吧，那金贵的柏木棺材也是一个五保户坐的？人家王家老三在外头当局长，听说他老子的棺材是柏木做的，但也不是重底重盖的呀。谁都坐了柏木材，怕早就连柏树枝都完了。”
“也是，也是。”老汉又捋了一下山羊胡子，“水泥路刚打好，就让她赶上了，张家阿奶遇了个好时辰。你看看这路走起来多舒坦。”
“别着急，等你明天断了气，我们还走这条路。”
我有点疑惑，死就死呗。咋还要个时辰。我望着他佝偻着腰远去的背影，心想，那么，每一条生命的降生和死亡也该要个时辰。我的疑惑不无道理，村里发生的一些七七八八、阴差阳错的事情被我言准。
十三
我这个挂职副村长差点把腰等折，才算等来了一次会。
会场就设在小学校的一座教室里，有点儿张风漏气的。先到的是村长和会计。
会计就是文书，是个歪嘴，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胡子稀稀拉拉，黄黄嫩嫩的，一张娃娃脸。尖鼻子，小眼，一看就知道是农村里那种最精明不过能把树上的麻雀哄下来的人。他见我进来，抬起屁股跟我握手，给我让座。有几个不认识的走了进来，一起抽了一阵烟说了一些话。不多一会儿，见支书横着一身肉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高声喊：
“下通知时说清了没有？”
“说清了。”会计回答。
“大小头头谁也不准请假，多要紧的事也不准请假。除非他大他妈死了。”支书故意虚张声势地将嗓音放大一些，向我友好地望一眼，我知道这是有意说给我听的。
“说清了说清了，一字不漏都说清了。”会计说。
“说清就好。”支书抽出烟，看看周围人多，只给了我一支，自己点了一支。
“不来的就算了。都记下，记好，开春不分化肥，让他买高价去。扶贫面粉和对口帮扶单位的那些物资也没有他们的份，还有哪些低保户名额和危房改造户名额我正愁没办法分哩！”
千户台村一沟四梁，下辖十个自然村，二百二十四户人家，散散落落，松松垮垮，距村委远近不一，最远的有四五华里，召集一场全村户主会，要费点周折。先到的是村委会委员，自然村村长，也就是村级行政区划里的社长。随后零零散散到的，有各社的计生员，团小组长。由于是冬闲时节，来时都收拾得精精干干，光光堂堂，男人们刮了胡子，不多的几个女人们也梳理了发辫，涂了一些面油，光光鲜鲜的。东张西望，好像不是开会，而是赶集。唯独那些三胎、四胎的超生游击婆，将上衣的纽扣扣得紧紧巴巴，还不忘了往紧里裹一下，远远地站在人伙里窥视着动静，生怕突然伸过来一把刀子割破她们的肚皮。
看看各自然村干部的面孔，一派混沌，压根儿就不明白开会的精神实质。有一位边抽烟，边不时地将手伸进挨肉处猛劲儿揉搓一阵，然后，从里面摸出一粒圆圆的黑黑的东西来，仔细瞧一眼，“啪”扔掉。抽一口烟，再搓，再扔。
“人都到齐啦？”支书问。
会计回答：“齐啦。”
支书又高声问道：“尕有来了没有？尕芬子来了没有？他俩一个也不能少！”
尕有没敢吱声。
会计又回答道：“来了，都来了。”
“来了就好，开会。抱娃娃的都收拾好，嫑让喊。”支书发了话，“村长先讲，讲了我再讲。”
村长咂完最后一口烟，在课桌上磕一下，想了半天，不知先说什么，该说什么，他的衰老、迟钝、遗忘和不善言辞是显而易见的。会前他俩党政一把手跟会计、妇联村里的四大员碰过头，先让支书讲，这会儿咋又变了呢？村长勾着头慢慢地将烟锅放进烟袋，装好了一锅旱烟，这才挤出一句话：“这个会重要，还是请支书先给大伙讲。”
大家拍手，掌声很大。
支书倒不在乎这个庄重的仪式，他本来斜靠在墙壁上，悠悠地抽烟，只是大家的掌声不休，基于一种礼貌，这才稍稍欠一下身说：“你先说，再重要还是行政会嘛！又不是党员会，我做补充。”
支书把球踢给了村长。村长心想，这肉头，得罪人的事全让我做，说就说。他抬头望一眼大家，再回头看支书，无反应，就开始说。会前他俩碰过头，今晚的议题有三：一是计划生育，二是低保户名额分配，三是明年的危房改造户名额的确定，这三件事儿都是十分棘手的事。
说什么呢？计划生育会，天下第一难的会，那些计划对象，像尕有女人那样的，除揪着鼻子，抽着屁股，像吆牲口一样往乡卫生院和县计生站赶，还有别的办法不成？但他有他的说法，终竟干了几十年的村长，没有官话，总还有几句套话吧，没有套话，也该有几句不着边的官话吧。
村长先说今年县上有关计划生育的举措，再说乡上的决定，主题鲜明，言辞严厉，态度生硬。这是前奏，是拿人的紧箍咒，其实，谁该计划谁不该计划，谁家女人现在肚子里就怀着一个，正如火如荼地长着，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见男人们的头低下去，女人们也不敢正视主席台了，这才让歪嘴会计一歪一歪没完没了念文件。文件才是真正拿人的紧箍咒。
众人都静静的，特别是那些个多胎户主儿和准备还要持之以恒生下去的女人，更不敢动弹一下，脸上的表情木木的，文件里的每一个字都像割她们肚皮的寒光闪闪的手术刀。
会计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沓红头文件和黑头文件，红头的是原件，黑头的是复印件。某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关于什么什么的通告，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
歪嘴会计不轻不重，不紧不慢地念，一会儿像阴阳念祭文，一会儿又像小学生念课文，用口不用心。会计的字识得真多，只要会计进入了念文件的良好境界，男人们大都开始做一下轻松状，反正只是个文件，又不是大夫的手术刀，就是手术刀也不会在男人们的下半身做文章，挨刀的是那些大肚子婆娘们。谁都知道文件不会很快念完的，就像农村里办丧事有许多秩序一样，总要按照阴阳定下的时间走，总要有一些没完没了的仪式滴水不漏地进行；就像办一件事情要填许多表格、盖许多公章一样，缺一样也不行。于是，调整原来谨慎端坐的姿式，摸旱烟渣子、撕纸条条或旧报纸的，一个个熟练地卷成喇叭筒，对火吹气，互相交换烟渣，品评各家风味。有的说硬了，冲嗓，有的说软了，没劲，还有的说有股子生烟味，不好抽。 满满一教室人头，长发的，短发的，人头之上回旋着浓浓的青烟，亢奋地扩散着，人们一个个像蒸茏里的黑色馒头，慢慢地膨胀了，慢慢地臃肿了，慢慢地面目变得古怪起来了。渐渐地，气氛又活跃起来，有大咧咧笑着的，有窃窃私语的，说某某女人跟某某男子勾上了的，有说谁家的公公扒灰的，有眉眼传情的，脚下面做小动作的。
不知谁把谁拧了一下，“唉——哟”一声，等众人顺着声音扭过身去，都一本正经。黑膛膛的脸上两只眼睛生动地眨着，女人似修女，男人像道士。
这些，支书、村长都一概不闻不问，庄稼人开会从来都是如此散漫和冗长，开会又不发钱不管饭，能将一个村的户主会开起来就算不错，因为他们都喜欢一是一二是二，要的是实惠，要的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心好。支书做一下无可奈何状，这是支书最不满的表情。他离开了刚才的位置，扎在了一群年轻女人的堆里，他不管什么时候，总想往女人堆里扎，他喜欢女人的味儿，只要扎在女人堆里，他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他扎进了女人堆里，脸上的神情活泛得色色的，口水滋啦滋啦的。
只要支书扎在女人堆里，一些有经验的男人就自然而然放松了心情，反正该生的已经生了，不该生的也生了，肚子里头的可以害命，生下来的天王老子也不敢害命，谁害命谁就得尝命。就是天塌下来，烟还是要抽，饭还是要吃，新婚的媳妇照样大大咧咧挺着肚子生娃娃，年老的女人照样要淹制过冬的老咸菜，准备在大冬天有滋有味吃几顿散饭和搅团。
教室里热气烘烘，烟气蒸蒸。歪嘴会计的文件也念得抑扬顿挫，如催眠之曲，如一种冗长而繁重的劳累。
有人睡意朦胧，有大张旗鼓打鼾的，有半醒半睡口里吹气的，有迷迷糊糊说梦话的，谁都知道每年要开这样一个会，每年的这个会特别长，长得让那些缺乏耐心的人有些绝望，有些度日如年。
睡着比听着清醒，反正念上一天两晚上就那个意思。娃娃多，人均占地面积就少；娃娃多，吃饭难，上学难，找工作难。难，难，难上难，所以要刮宫要流产要上环要结扎要脱贫要致富要小康。它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另外的意思，让你再鼓一把劲，再生一个娃，二胎不行来三胎，三胎不行来四胎，让你母鸡下蛋似地一个接着一个下，直下得成群成筐，长得像牧人在草原上放牧的牛羊，让你叫不全名儿，让你英雄般的上讲台，劳模般的戴红花。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就是没个儿子心里不甘。
村长和支书眯着眼，神色混沌，他们的精力也似乎耗得差不多了，尤其是老迈的村长，他像一株霜打的黄烟，歪歪斜斜，欲睡欲醒。听见外面公鸡叫了第一声鸣，不十分透亮，像嗓门里塞了一团麦草似的，教室里会议的氛围正浓，烟抽得把什么都看不清。忽然，会计嘘了一口气，不念了。众人都清醒过来。
支书问：“念完了?”
会计说：“完了完了，把我的嗓子念哑了。”
“完了那就完了。再找别的念。”
“还念？”
“谁让你是文书呢，哪还能唱不行？你能把文件编成眉胡儿和弦孝唱给大家听，才算你的本事。”
“念就念。”
支书出去解手。会计的歪嘴撇一下，又嗡嗡嗡嗡地念。直到公鸡叫乏了鸣的时候，文件念得差不多了。
支书说：“都听清了？”
“听清了！”
“那好，进行第二项内容。下面让会计念关于农村低保的文件，睡觉的都醒了，听好了，这才是大事情。”
会计抹了一把嘴说：“乡上分了二十二户，跟去年一样，每户人均800块。”他看了看村长和书记，确信自己没有传达错，又开始念。
这是涉及个人利益和实惠的事情，人均800块，只要进了低保户名单，一个五口人家就是4000块，是一年的收入，马虎不得。顷刻间，那些欲睡欲醒的人像鼻孔里钻进了痒人的虫，突然唧啦一下吸了一口长长的口水，都把身子坐直了，像猫闻到了鱼肉，眼珠儿在木木的脸上刹那间变得活泛起来，生动起来。望着会计的嘴巴，一个个竖直了兔子一样的耳朵，牛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会计手里的那张纸。
会计只念了几个户主的名字，会场就乱成了一团。村长说：“都别吵！这是村委会定下的，等会计念完。”不说还好，一说更乱了。
社长代表说:“这是口袋里卖毛，不行。两个‘五保户’别说给低保，给高保大家都没啥意见，剩下的二十户一个自然村两户，分！”
支书看了一眼村长，村长还没有给支书表态，群众代表说：“慢，这种分法不公，二十个名额十个让各社社长们占了，群众分啥？分逑？这明明不是让头头脑脑们得实惠吗？”
支书说：“你说咋分？”
“抓阄。”
支书沉默了一会儿，又以同样的神情看了一眼村长说：“那就抓阄。大家看，中不中？”
会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看来这是一种最合理不过的办法了。村长呶了好几回嘴，想说点什么没有说，这时，又有人说：“抓阄最好，但去年得了低保的户不能再抓，不能让他们老得好处。除二个‘五保户’和死了的张家阿奶，是十九户。”
支书似乎有些吃不准，他问会计：“文件上咋说的？”
会计说：“低保户，就是低收入家庭。一定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比如……”
支书打了一个停的手势说：“这我知道，村里难道还有高收入家庭。”支书想了想，低收入家庭除了几个老弱病残的，不就是那些天天晒太阳、倒闲话，年年用政府的面袋子扶不起来的懒汉吗，越不想干活越懒，越懒越得实惠，这样的毛病惯不成，与其把懒汉们饿死，也不能惯下不劳而获和等靠要的坏毛病。想到这里，他在课桌上拧灭了烟头，果断地说，“抓，抓就抓！这是最公平的分配。”
“你们这是违背政策，人家上头的要求是分给最贫困的农户，大家都知道，乡里也清楚，我家里连一条像样的毡都没有，去年前年都给了我，今年为啥不给？我要告你们！”说话的是懒汉刘天明，是支书的本家。刘天明从不劳动，他的劳动不是蹴着膀子晒太阳，就是找人下象棋，所以四十九岁了还是一条光棍。他的贫困几乎是从族上遗传下来的，他的爷爷在解放前是长工，解放后分了最好的地，到他这一辈还不见富。这种贫困户让村里乡里都十分头疼。
“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们还是抓，抓！” 会计问：“咋抓？”
“除了白纸黑字，还咋抓！只写‘有’，不写‘无’，当着我和村长的面把纸团扯开，当场定！”
说话间支书用眼神做了一下暗示，村长、会计、我和妇联李菊花去了另一间教室，支书随后到了。
支书给会计说：“除两个五保户和死了的张家阿奶，是二百二十一户吧！”
在支书、村长、李菊花和我的眼皮底下，会计很快做好了二百二十一个纸团，写了十九个“有”，其他都是空白，重新回到了教室。会计说是念文件念得太长，尿憋得不行，去撒尿，几分种后回来了。
一个个慎重地抓了，一个个庄重地打开了纸团，不在现场的户主让社长代抓了。大多数人脸上的表情惨不忍睹，抓到“有”的人脸上一片灿烂。一个惊人的数字出现了：十户刘姓人家，九户王姓人家，前者代表的是支书，后者代表的是村长。书记和村长所代表的两个家族基本上是平分秋色。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伟大准确惊人的数字，会计是怎样操作的。我怀疑会计做了百分之百的手脚，但我没有一点儿理由，高明呀！
我看了会计很长一会儿，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做贼心虚的惊慌失措，他脸上的表情始终像一个装神弄鬼的道人一样充满了极深的法术和无可置疑的自信，我把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再看了看支书和村长，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十分满意，满意得有点儿这个数就是他们事先定下的，简直就是心照不宣。这是天下最公平最阳光的竞争，人们没有怨言地抬起屁股早早走人了，抓阄顺顺当当地进行完了。想想今晚会议的实质，半天想不起来是什么，便茫然望一下教室斑驳的顶棚，一片暗淡的光一泛一泛；站在门口，瞧一眼星空，一弯月牙如水如银，晃来晃去，轻飘飘的。
村民们陆续散去，留下歪嘴会计和我，村长、支书、妇联也在，这实际上是一个村里的领导会。歪嘴会计勾着头写，把十年来村里的婚娶人数，人口自然增长数，一胎人数，二胎人数，三胎人数……上环人数结扎人数以及将要结扎还未结扎的人数，都一条条地列了出来。歪嘴会计一边算帐，一边不时地在脚趾里抓搓，抓出一团垢痂来，看一眼，扔掉。
“老牛头的儿媳妇算不算？”歪嘴会计抬头问支书。
“哪个？”
“就是老牛头的老三。”
支书想了好半天，说：“算，他不算，算谁？”
歪嘴会计低头唰唰地写。
“还有，死肉头咋算？”歪嘴会计半闭着眼睛，斜靠着一张破课桌，悠悠地等。他好像知道这是件难办的事。
“哪个死肉头？”支书明明知道，却装着记不起来的样子，寻思片刻，又问了一句：“几社的？”
“五社的。就是那个二婚头。”歪嘴会计回了话。
“文件上咋规定？”见会计没有及时做出反应，支书似乎拿不定主意，问村长：“文件上咋说的？”
老村长吱吱唔唔，最后还是说不清楚，两眼望支书，在这种情况下村长才不表态呢。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猫腻，在不涉及重大的实惠和利益的时候，他们三人总是推推搡搡含含糊糊的。
“看看文件再说。”支书做出了决定，“至于尕有的婆娘，再不能让她跑了，不结扎，就割尕有的。”
支书态度很坚定，显然是说给我听的。
教室内一片透明的光，教室外繁星似月。
一张张写满人名字和数字的纸，散放在桌面上，静静地铺展着。
良久，支书将那几张纸推在我面前：“李村，你是驻村干部，你看个，行不行？”
“行。”我说。
“行就好。能不能评上先进，就全靠你了。”支书极热情地给我一支烟，划着了火柴点上，看一下手腕上的表，满意地说：“散!”
村长说：“九户危房改造户不是定下的今晚一块儿过吗？现在正好几个头头都在，干脆定了。”
支书说：“已经后半夜了，另找时间再说！”
村长明白，这狗日的刘天来又要独断专行自作主张了，便说：“上头说了，群众的事情无小事，这样不好吧，还是会上定了好。定了大家没说头。”
“有啥不好的，又没装在我口袋里。散，散吧！”
灯灭了。
走出去，天空飘渺无边，村庄很静。
望一下天色，三星高高地悬在空中，眨着亮亮的眼睛，想必把这些都看见了。迷迷糊糊爬起来，听见歪嘴会计喊我：“李村，你不是去县城办伙食吗，快收拾，王马达的三马子去县城。”
临出门，歪嘴会计关切地问：“材料都带好啦？”
“带好啦。”我会意地一笑，他也笑了。
车到乡政府门口，见那个女干部手里高举着一个大信封，一边喊，一边朝我跑过来：“拿好，是马龙托给你的。”
很沉。打开来，是一沓子新闻报道稿。扫一眼，见马龙的一封信。说我去县广播站跑跑腿，如果有可能去地区和省报也跑跑云云。他知道我跟新闻单位较熟。
想想马龙老婆的巴掌拦嘴面片，胃里又开始隐隐作痛。（未完待续）
长篇小说《泼烦》写的就是青海河湟地区农民阶层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的那些泼烦事儿。是一部河湟谷地的《秦腔》。
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泼烦》，没有宏大的乡土叙事，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是十分琐碎和片断的。但集中在深秋和严冬里的一个个故事和细节的背后是一股股的凉气——生存的困境、心灵的寂寞、精神的虚无和颓废、生命的迷茫和失落、价值的无序和混乱，无不透露着以往经典乡土生活的衰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知识分子）的流失，农村、农民遭遇的迷茫和冷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看似热闹而丰实多彩的物质背后，是精神的颓废、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混乱。
《泼烦》是“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史、小说中农民的迷惘、困惑、犹豫和彷徨，甚至心灵上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在人的肉体被现代文明和象牙塔娇惯得一天天脆弱，人的灵魂在利益的追逐中也日益卑琐时，《泼烦》以良知更多地给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博大、宽容、无畏的人格力量，营造着理想中的乡土和精神家园。
十二
我当挂职副村长已经三个多月了。细细算一下平庸乏味的日子，我简直是个十足的行尸走肉，还不如村里人喂一头年猪实惠。来村长家已经吃了村长的五六十个鸡蛋，这在当地的生活水平而言不是个小数目，想想村长的光阴也是七长八短，就拿那点伤残军人补助金，加之我那娇生惯养不争气的胃经常缺少些香的辣的酸的甜的，喜欢浓浓淡淡的油水，有好几回在半夜里跟我不轻不重地做对，就托人从县城带回几盒午餐肉、几个火腿、几斤猪排骨、三箱“康师傅”方便面和一些蔬菜，准备旷日持久地打发我下村挂职的日子。我把自己的肠胃服了，有了这些东西的亲和，肚子里的气就顺畅了。
早晨起来，我在空口里开始雷打不动地抽烟，对我来说，这比上厕所、刷牙一些非做不可的事更重要。这是个很不好的毛病，它的危害在于饥饿的人体会迅速吸收烟毒，我知道这相当于一种慢性自杀，但我还是毫无节制地抽，我只是表明一种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怎样死都是死。没有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光有冗长的生命长度也是一种浪费，这跟死亡没有什么差别。我连着抽了三支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时下的中心工作，终于理出个三三两两的眉目来。我认为我的工作目前应该至少突出二点：一是无论如何要安慰一下自己的肠胃，它像我的手足那么忠诚地跟随了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亏啥也别亏了它；二是想报答村长五六十个鸡蛋的深情厚谊。滴水之恩理应涌泉相报，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美德，不管世道怎样变化莫测，就是天变成地，地变成天，在我们这一代不能说扔就扔了。
我回头盘点了自己的思想动机，我发现我是个十分低俗和现实的人，我的所有行为万变不离其宗，主题都是一个字：吃。我多想村子里有一个铁嘴钢牙的人不休不止地挖苦我一顿，像我多年前的小学老师骂我一样，将我骂得一败涂地，骂得狗头喷血，骂得我不是个东西。但在这里，这样的礼遇实在是一个贪婪的奢望，他们都把我这个下村吃饭的干部看得高高在上，好像我天生就是当干部的，我好像天生就是吃他们的。但我终于发现，每个人过日子都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再高贵的人也是如此。
村长敞着衣襟疲软地进来时，口里噙着旱烟锅，这种在村里已经不多见的旱烟锅叼在村长的二扇嘴皮上，有点儿幽默和可笑，有点儿世纪隔膜。他脸上的表情不太明朗，看我正好吃方便面。
“吃的啥？”村长探探头，样子很吃惊。
“方便面。”
“好吃不？”
“还行，比豆面馓饭好一点。”
村长听了，一张瘦肌肌的脸巴掌一样凑近碗边，眯眯的，看了好长一会儿，终于发表了他朴素的见解。
“活像软虫，村里的娃们都喜欢吃这东西，有几个零钱儿就屁颠屁颠往小卖部跑，我还没吃过呢。”又盯了一会儿，“看你吃着，痒滋滋的。”
我请他坐，他硬是愣着，给他烟抽也不要，只是愣愣地盯着我的吃相，活像我在吃晒干的软虫，痒得他不自在。
“你也吃点，麻辣味。”我拿出一包给村长。
“我，也能吃？”村长显出吃惊状。
“能，我能吃你咋不能吃呢？”
“那我就试一包吧。”
我煮了一碗给他，起初，他先抿一口汤，抿了好几下，觉得有味，这才吃了一小口。吃一口，抬头看一眼我。吃到后来，就干脆稀哩糊涂哗啦哗啦地满口扒。完了，他咂咂嘴，又舔舔唇：“这东西还有一种怪味儿。”他抹抹嘴，翻翻白眼仁，沉默了一会儿，“八成是啥新式生长素。不闹人（伤人）吧？”
“是调料。不伤人。”我淡淡一笑。
“是调料？”
“嗯。”
“这世道，新东西真多。”村长说，“最好的还是汤。”
“那就多喝一些吧。”
村长想必吃出了一种适合他口味的味道，把剩下的多半碗汤喝得干干净净，意味深长地咂着嘴唇。从此，他不再让儿子媳妇做早饭了。早晨起来，他主动烧了开水，提了暖瓶，来我这煮方便面吃。
头一回，他不开口，只是将暖瓶一放，愣愣地站着，守望着我将一碗方便面和煮进去的两个火腿吃完。我知道他的心思，让他吃。
吃完了一包，他似乎对自己吃惯了五谷杂粮的肚子拿不定主意了，是吃一包合适，还是吃两包合适呢？磨磨蹭蹭愣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这新东西，一般人，就像是我这种人，几包能吃饱？”
“一两包吧。”
“哪我就吃两包，多吃了干花钱，你挣工资也不容易。”于是，他又不慌不忙添了一包，呼噜呼噜吃了，满口满口喝了。完了，又回味无穷地舔了一会儿嘴唇上余味未尽的佐料味儿，也不顾虑我的存在，“喷”地一下，顺势无所事事地松一下裤带，长长地打一个差点把饭和汤从胃里弄出来的饱嗝，背着手欣然走出了门，去行使他村长的职责。 原野一天天在显而易见的收成里厚实而庄重起来，像一个成熟而不外露的中年男人，在踏实的耕耘和左右逢源中见缝插针，眼见着家境一天天好起来一样。村里的人气儿像清晨的地气越来越旺盛，不知不觉增添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几个旱场上大功率的电灯泡高高挂在白杨杆上，往往在后半夜才相继熄灭，少数的灯泡持之以恒地亮到天亮，它们旺盛的精力连千年如一的太阳都望尘莫及。团队式的劳动场面随处可见，那些外出打工的男男女女像一群敏感的候鸟准确无误，他们大包小包三三两两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给村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少有的人气。仅几天时间，陆陆续续出现在麦场上，村子里到处是如火如荼打碾麦子的劳动场面。喊风的口哨声噢喽喽噢喽喽，一声声长，一声声短，响满了所有的麦场，然后从山梁上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徐徐滑过。男人们鼓着腮帮绷紧了脸上的肉，扬场的动作阳刚有力，女人们拧紧扫把，扫场的姿式显示着腰身的优美和腚部的性感。
秋天，一切都在叙说着麦子和劳动、风和果实的事情，村民们把麦场扬成了一种满天纷纷扬扬的大美风景，可惜，这样的场面太短暂了。
村长由于刚吃了两包方便面，他的神情充满了激情。他佝偻着腰，这儿走走哪儿转转，俨然一个勤快称职的管家。我发现，村长能够到达的地方，只要他往人堆里随便一站，人们都十分尊重地给他打招呼，不是敬烟就是敬茶，叫哥叫叔叫伯叫爷的都有，脸上的神情充满了敬重。我不知道除了村长的岁数大和老态龙种的步履，他们到底敬重的是什么。
接连几天，村长的确早饭只吃两包方便面，好像他吃进肚里的是挺皮实的高科技营养，走在人伙里精神也极好，见人时都主动打招呼。其实，千万不要过高估计了现代科技细加工食品的营养价值，对于一个体力劳动者来说，两包方便面无疑是个吊命饭。伟大的时间和实践再一次证明我的想像是理性的，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慢慢地，我发现村长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疲塌嘴歪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村长的秘密，他从我这里吃了方便面，放松裤带又去厨房里拿馒头吃，他的行为不是光明正大。心想，他一个体力劳动者，两包方便面咋能维持半天的热量呢！但他当着我的面还是墨守着原来两包方便面的规矩，因为那东西在他认为吃多了是一种浪费，是一种奢侈。日子一长，我发现他脸上松皮拉肉的，整张脸就是一把刀子，一双深眼窝更深了。
“村长，两包不行，你就多吃几包吧，这东西很便宜的。”我说。
“行哩。”
村长如此顽固，我心里有些罪过感，觉得自己愚弄了一个老实人，过意不去，只好连我那几盒午餐肉也赔上。
听说乡里的干事马龙又要去县里办事，我让他又捎回几箱方便面和一些火腿，踏踏实实守望着一个下乡挂职副村长的日子。
这是一个连山里的老鼠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季节，每一个庄稼人都如火如荼忙碌着一年的收成，连那些旱场上的电灯泡都累得稀里糊涂，让灰土包裹得明明灭灭。整天无事可做的我许多时日倒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不管村民们怎样高看我，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不是吗，在这龙口夺食的季节，我却袖手旁观。我吃过早饭，无所事事地转悠在村里不知要做些什么，我也不知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哪些事情适合我去做，还是那个小学生总结得精辟，他把下村干部叫“吃饭的。”不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下乡吃饭的人，这还算是客气的，要我说，我就是个十足的不可救药的白痴。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是我午休之后出门转悠的固定时间，我对这个时辰情有独钟。村子对面的火烧岭上总有一些一成不变的墩墩柳状的云彩准时飘过来，飘得特别慢，似乎特意等待我的光顾。我想，这地方有点怪，怎么连天上的云彩都是千篇一律的。问村长，村长说：“你是个有心人，我们只管日子，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里的云彩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光顾了过日子不行。那是只埋头苦干不抬头看路。”
“你说得轻松，庄稼人不顾日子顾啥？”
“那要看怎么顾。”
村长没有说话，他可能对我的话题和态度不感兴趣，或者我跟他就不是一丘之貉。他开始掏烟袋，开始抽烟。
来村子十多天了，整天价无所事事，我的工作基本上是要么像一只掉群的孤羊，在村里毫无目的地游荡，无所事事地行走，要么就是兢兢业业一如既往地吃派饭，我简直把吃派饭吃出了水平。我从西头吃到东头，再从东头吃到西头，然后别出心裁地中间开花，一天向东头吃，一天向西头吃，吃得稀里糊涂。反正我要吃饭，我吃了上顿就开始想下顿该吃什么，吃够三天，我付了15元伙食费，又吃下一家。一般的家庭，连续三天就让我吃得惶恐不安，家底儿欠佳没有些底气的主妇让我吃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我看见几个我十分熟悉的妇女在村巷里交头接耳，她们议论的主题肯定与我吃饭有关，我看了他们一眼脸就红了。看来那个小学生说得再经典不过了，姓马的老汉说得更实在，我就是一个下乡吃饭消耗粮食的东西，像我这种人还能做什么呢。许多日子，我看着忙忙碌碌的庄稼人，我把自己不知不觉地归类在行尸走肉之中，我用自责不停地安慰自己的不作不为，我还不如一头牲口。
很想见一下村支书，可一直不见支书踏踏实实闪过面，心里难免有点空寂和失落。其实，进村的头一天，我便向支书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我这次下乡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是了解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情况和村里的低保户资金分配和发放情况，还有残疾人补助金，新一轮危房改造，扶贫面粉和物资的分配和发放。按上面的要求，这些都要经过两个程序，一是在上报乡政府之前要在村里的公示栏张榜公布，二是在发放现金时是要在花名册上一个一个签了名儿摁了手印。尤其是低保户资金分配情况，要一一公示。否则，就视为暗箱操作，出现上访事件谁也不好交代。县上对这几项工作十分重视，已经上升到了有关农民收入、农村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去年出了不少问题，那些按村里的人头平均分配了，然后造假花名册的，让新华分社的记者跟踪调查了一个多月，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差一点上了《内参》，最后让宣传部长给摆平了。
支书可能是忘了我来村里的事，只好找机会再汇报一下。问乡政府的干事马龙，才知道支书是个大能人也是个大忙人。要不是有村长隔三岔五跟我说说话儿拉拉家常，不知心里又要产生几多惆怅，也不知我这个挂职副村长咋混下去。 有一天，我正准备去村西头吃派饭，村长一拐一拐走进了门，还没走完他家那个冗长阴暗的门道，他就来了个先声夺人。他的脸上充满了秋天少见的阳光和发财的表情，一张瘦脸眯笑得像刚出蒸笼的花卷，见他手里拧着两只活鸡开门见山地说：“李同志，我吃了你那么多，你的胃不赞劲，这两只鸡改善一下你的生活。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巴结你，我只是觉着欠你，从今天起，派饭干脆嫑吃了，找个人给你做。”
“我一个挂职副村长这咋行哩！”
“我说行就行，我说不行，行也不行。听我的。”村长掂一掂手里的鸡，说，“要是支书问鸡的事，就说是你自己买的。”说时，他把鸡扔在向阳的台基上。两只鸡穷途无路地挣扎着。
“干么要这么说？”
“么也不干，你就这么说，态度坚决一些。”
“这不好吧。”
“反正他不管帐，晚上把会计叫上，一块儿整。”
心想，老态龙钟的村长也有精明之处。想想会计有点好笑，他的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点儿歪，说话的时候，不管等他说话的人怎样着急，总是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地把要说的话说完，怪怪的。像会计那张嘴，长在他的脸上实在不成样子，一般的情况，在农村一定会落下一个歪嘴的骂名，或者肯定是被人们在某种场合用来揭短的一个硬伤，但会计最终没有，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村里人求他写春联。在农村，对一个文化人是十分抬举的，因为文化人的劳动是无尝的，比如写个春联、申请、证明、合同、状子什么的，只要求到人家，从来不推辞。匠人就不同，打一颗钉子也要钱。
说曹操曹操就到，说话间，支书果真踱着步子闻风而来，一眼发现两只活鸡在那里无可奈何挣扎。我这才读懂了墙里说话墙外有人的经典。
“是鸡？”支书的两只眼睛溜溜的。
“是鸡。”
“你买的？”
“嗯。”
支书不放心地瞧一眼村长，见村长极沉着，便说：“公家干部就是有钱。不像我们，整天价瞎折腾，挣不下几个烟钱。”
我忙递给他一支烟，他顺手接住，并不急着要抽，别在耳根上。
“这几日胃里不舒坦，啥也不想吃。”他顺手掂了掂那两只鸡，看了看我，“够沉的，准有五斤肉。”他的眼神怪怪的，鸡们发出了咕咕嘎嘎的惊叫，叫得没有一点节奏。
我点点头说：“晚上，可不要走远了，我请客。”
支书淡然一笑，满脸堆着肉说：“你是下乡干部，我们还没有正经招待你，咋好意思吃你的。”
“酒肉不分家，你就来吧。”
支书说：“你真行。我们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找个时间好好招待一下。”这话是说给自己的，又像是说给村长的。不过，能有这么暧昧的一句话，我的身上像加了一件衣服就有些暖洋洋的了。
临出门，支书叫了村长一声，两人喧喧答答走出门。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把院里的一棵杏树和一棵紧挨着杏树的软儿梨树照得泛红，让秋霜大刀阔斧杀过的树叶，在一大片阴影的包围中寂寞地放射着一团暖洋洋的火红，做最后的燃烧。我开始稀里糊涂地收拾那二只鸡，一只公鸡，一只母鸡。我迷迷糊糊地把鸡的肠肚给糊里糊涂弄破了，白生生的肉倾刻间变得面目全非，皮不是皮肉不是肉，我的脸上羞愧之极，我笨拙的劳动情节像老虎吃天爷。还好，谁也没有看见我的无所适从。
太阳悬悬地挂在离西山不远的头顶上，红得像染了一样，山腰往上的退耕地已经过了莺飞草长的美好季节，沉浸在一片草黄色的光泽里，山腰往下的耕地里码满了庄严的麦捆子。一排排裹头的麦捆像整装待发的列兵，一垛垛散头的麦捆像雨后森林里如火如荼的蘑菇，等待着农人们在旱场上打碾。空中，一群浑身发黑的红嘴飞禽像一个个黑色的精灵，手舞足蹈着铺天盖地冲下来觅食，它们的团队意识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让人羡慕。在这个季节里，它们的劳动充满了旷世的忘我，我却无所适从，过着饭来张口炕来睡觉酒来吃硬的生活。我己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临近黄昏，村长像一个抽了风的病汉佝偻着腰疲软地走进来，让门坎挡了一下差一点摔倒，急忙捂住了门道里的土墙。他满脸灰不溜秋的，像几天没有睡觉的赌博客，他吹了几口沉重的气，老迈而无助地坐在台基上，眼睛都不想睁一下了。我给他倒了一杯水问，要不要去村卫生站看一看，他说不去，才知道是为尕有女人计划外生育的事情。
尕有女人叫尕芬子，这女人别看不怎么样，可特别能生，她旺盛的肚子像盛夏死水池里的青蛙毫无节制，四年时间一口气生了三胎都是不带把儿的，还想再鼓一把劲生一个，再生下来就是第四胎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像这样的女人在村里不是一个、二个，他们生孩子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生个男孩毫不罢休，这让乡政府和计生站的人十分头痛，生下的孩子都上不了户口，只能当“黑孩”处理。
尕芬子一个大活人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好像她嫁人就是为了生孩子，村里人已两年没见她的面，都叫她超生游击婆。先是去年去了格尔木姨娘家躲避，今年听说又去了都兰的一个远方亲戚家，可她有个不好的毛病，手脚不好，只要她看上的衣服和皮鞋，她非穿到自己身上和脚上不可。她的秉性终于让她躲不下去了，不得不打道回府。她的回村给村里的一些超生女人壮了胆儿，但马上成了一项重要工作的突破口，其实她就根本不应该来，至少不应该选择这个时候来。乡上计生所的闻风而动，第一个点名要她去打胎，再结扎，这叫杀鸡儆猴，杀一儆百，谁让她撞在枪口上呢。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说是要死给村干部看。看样子她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尕有女人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掩耳盗铃地披着一件男人们的棉衣，由于棉衣过分肥大，她已经隆起的肚子一点也不显得大，这使她的胆子反而变大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十分猖狂，双手气度不凡地卡在腰里，一边七七八八破口大骂着，一边狠狠地踹着屋顶，好像这屋子不是她家的，是仇人家的，让她赶上了报复的机会。她泼妇骂街般的架式想给村干部来一手硬的。但她哪里知道这是国策，国策的背后是强大无比的人民政府，谁怕谁呀。
村长老迈地走到离尕有家不远的旱场上时，尕芬子的戏正演得热火朝天，围观的人一个个抑着臃肿的脖子，她已经从屋顶上向下真真假假跳了几回了，她甚至抱住了一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准备慷慨地往下一跳，只是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劝她拉她，才没有跳成功。她只好另辟蹊径，在房顶上大张旗鼓。没有死成的尕芬子掉转屁股，顺着梯架噔噔噔爬下来，在院子里很快又做好了死给别人看的一切准备。她的衣服散皮豁眼，头发和面部表情像一个厉鬼。她早就在梁头上拴了一条架子车上拉麦捆用的粗麻绳，一晃一晃的，晃得让围观的人头晕。麻绳下面横着一个木匠用的大马扎，只要把脖子顺其自然套在绳索里，一脚蹬翻马扎儿，一切就完了。尕芬子大有刘胡兰舍身成仁上刑场的架式。她嘴上说是要死，见没有一个人劝她拉她一把，连平常素日跟她十分要好的几个姐儿妹儿也不见立竿见影。她披头散发在院里闹，见又进来了几个人，把头使劲伸进了拴好的麻绳，见没人拦挡她舍身成仁的举动，便瘫在地上一边使劲蹬腿，一边嘤嘤地哭，哭得真真假假。 老婆演完了戏，尕有又开始登台上演，这好像是他俩口子昨天晚上早就商量好了的。他见老婆的举动没有撼动村干部坚定的意志，也没有让村里的人产生一点儿同情，终于大大咧咧走到了前台。他又顺着梯架噔噔噔爬上去，见村长从旱场那边走来，蹲在房头上趾高气扬地骂：“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线把女人的屄都缝上吧，有本事你们把老子的逑割了吧！你们管天管地还管得了老子晚上日屄，早上尿尿！你们这些屠夫！”他明知村长七十多岁的人把他不怎么样，骂得理直气壮。
支书披着衣服进来了，他站在当院里高声宣布，他的讲话阳气十足：“计划生育是根本国策，绝不能因为双女户和三女户就改变政策。那些非法怀孕的人，乖乖去刮宫流产，那些企图非法怀孕的人就是破坏计划生育国策，早早死了这心。尕有，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要干什么，你给老子住口，你以为老子怕你不成！老子是吃五谷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你以为老子管不了你日屄，你再嘴硬，明天就找人劁了你的女人骟了你的那条拐棍，你还把老子咋的！你不信是吧，不信你再犟一句！”支书强硬的态度唬住了尕有。
村长说：“这婆娘死都不会死，没死过还没见过死吗，要死就死呗，一包老鼠药几口农药立竿见影的事，干么要大喊大叫的。这么粗的麻绳咋能吊死人呢，我用活扣儿拴了一条细麻绳，放好了马扎拉她一把让她死，她不哭了，也不死了。”
我笑了笑。
“妈的，这婆娘老说要死，都死过十回了，就是不见死。”村长愤愤地骂，“真是本末倒置，只要不受折磨，老子都想死呐！棺材做了好几年，怕让蛀虫蛀了，放了一蛇皮袋子柏枝儿，每年要收拾一次，铆口里的胶泥都快掉完了，阎王还不见收，你一个尕婆娘有啥福分啥造化让你这么便宜的死。你死吧，死逑了少计划一个，多领干!”
我正为村长粗俗不堪的话中突然冒出的一个成语而惊喜，村长怕断了火再点一次烟嫌罗嗦，他吧哒吧哒咂亮了旱烟锅里的火说：“生生生，肚子里没有带把儿的命，让玉皇大帝吃了壮阳药白天黑夜冷松地日，让王母娘娘坐着火箭从瑶池赶来接生也干逑蛋！再生连我们乡长的位子都保不住哩，让我们这些村干部拿着报酬闹逑哩！”
我说：“支书咋不来？”
村长说：“就为这事村里刚刚成立了一个三人工作小组，他这会儿跟文书守着尕有的婆娘，妇联陪他们做饭，出了人命可不好交代。”
“一个大活人能守到啥时候？”
“守着看吧。乡上计生所的所长说了，要责任到人，谁出的事情谁负责。只要守着，就是当场不明不白死了，我们也是尽到了责任。”
“那今晚上的鸡还吃不吃？”
“吃。”
“文书还没来呢。”
“不来也吃。”
我揭开锅盖，鸡已经熟了。我用筷子试了试，村长吃可能还有些硬，便说：“再煮一会儿吧。”
村长没有回话，他似乎又忘了吃，自己倒了一杯开水，若有所思地坐在院里，无力而哀伤地闭上眼睛。他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他的精神已经十分疲惫，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夕阳照在他苍白的头发上，一泛一泛的，泛出一层不可救药的衰老来。他像一件连农村女人们做鞋底鞋垫都看不上眼的破旧棉袄，堆在院里向阳的地方一动不动。几只可爱的麻雀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跳一下停一下，明目张胆地挑逗着他的老迈，等村长猛然抬起头，麻雀“扑——”一下飞走了。黄昏中翅膀在空中划了一个极优美的弧线。
“村长，你太苦了，还是找个老伴好。”
“我？年轻人，你是不是日鬼我老汉家已经老糊涂了！”村长忽然像被一场梦惊醒了似的睁开眼问，他的两只眼睛活泛地转了几下，脸上一下泛出少见的光泽。看来，再老的男人，对女人还是不无兴趣的。
“年轻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儿心里踏实，回来也有一口热饭，多好，你咋说我日鬼你呢！”
“嗨，都快入土的人了，还想要媳妇？”村长长叹一声，无不忧虑地说，“李同志，你还不知道吧，如今的世道变大了，变得让人跟不上脚步了。别说一件一件去做，想都想得太慢，简直就是毛阿爷时代说的天翻地覆一日千里。你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钱和光阴奔波，都认钱不认人。别的不说，就说女人，山里的女人去川里打工，川里的去县城打工，县里的进了省城，更胆大的女人去了广州、深圳。狗日的打工，像满世界都撒了钱儿似的，把能看过眼的女人打光了打跑了。花花绿绿的城市，把女人的心逛野了，把男人们整苦了，村里三十大几奔四十的光棍四十八条哩！不光是我们村，苦焦一些的山区都这样。”村长咂了一口烟咀说，“这么多的男人没有女人，你说让我们当干部的咋弄，经济指标完不成了可以造假，这活生生的女人咋造。再说了这精壮壮的四十八个男人大白天日还好，有事做了还好，一旦无事可干，一旦晚上骚起来咋熬，会整出多少事情来？唉——”村长长叹一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娶呗。”
村长说：“你说的比母鸡下蛋还轻巧。一个女人就随便能拿到家里？干礼快上六万块了，一年的人均收入三四千块，拿逑娶哩！你把嘴缝上不吃不喝也省不下一个女人。再说了，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这穷山恶水娶来的女人养得住吗？”
我嗨嗨一笑，心想，没逑娶女人做什么。
村长严肃地说：“李同志，你不要跟我玩笑，说真的，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不，县上乡上都搞劳务输出，去年乡政府要求我们村出六十个劳力去新疆摘棉花，这是好事儿，收入也好，只要肯吃苦，挣个三千四千不成问题。可人手不够呀，青壮年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好让五个女人也去了。这一去，不得了呀，只回来了一个，四个让人领跑了，至今是死是活还没个音信儿。四个光棍天天从我手里要媳妇，还把娃领到我家的锅口边，吃了上顿等下顿，晚上还要睡在我家，说是要不回来女人就让我养着，我不养就交给乡政府，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手里还欠着四个大活人呐，好像我是个丧尽天良的黄世仁和南霸天，像霸占喜儿和吴琼华一样把他们的女人霸占了，好像我是人贩子，把他们的女人贩走了，不是乡政府和县上撑腰，我有簸箕大的嘴也说不上。唉，这村长不是好当的，人也不是好惹的。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呀！”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四个女人见异思迁，立场不稳定，没管好自己的腿。” “话不能这么说，工作是我做的，人是我派出去的，还派了村里的文书去带队，不去摘棉花就不会发生这等事，能说我没责任？”
“也是。”
我跟村长抽了一会儿烟，村长几乎没有抽出什么味道来，他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和不可理喻的神情。村长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呀。还有更可恶的女人，好像她的那两片片是挣钱的银行，是造票子的工厂，嫁一家走一家，嫁男人就像解小便，只开花不挂果，弄穷了几家人，她却风光成了工作人，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在哪个单位上班。”
“有这事？”
“咋没有哩，我们村就有一个，已经嫁过八回了，她怕是连几个男人的名字都没记下，为了钱连脸面都不要。不知咋弄的，如今的世道没有了一点人情礼数和教养，人咋都不顾脸面呢。过去都说无利不起早，现时成了无钱不嫁人了，你说咋整！”
村长磕了磕手里的旱烟锅站起来又要出去，他已经有些心灰意懒狼狈不堪。问他去干啥事儿，他说是五保户张家阿奶昨天死了。
打墓的人中午就打发走了，那块墓地土头硬，上面一层是红粘土，下面一层是沙石，也不知打出来了没有。请吹响的人也走了，关键是得连夜找木匠打一口棺材，还得找一些明天发丧的人，村里时下尽是些老人和女人，抬棺的人手不够，村长也不知去哪里找人。村长长叹一声说：“这回八成是个真死的，丧事得大家撩抄。”
“哪支书呢？”
“他是个大忙人，差不多只挂个支书的名。整天价瞎跑着挣钱。当包工头，挖金子，没闲过。前些日子贩虫草让人骗了，贩子在虫草上涂了跟虫草一模一样的铅水，比真虫草还真，听说一斤虫草就压一两秤，他上了大当了，也不知追回了没。折腾了好几年，只见他左踏左窟窿右踏右窟窿，就是不见他真正发。再说这会儿他守着尕有的婆娘，不出事儿就好，出事儿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执行政策的是上面，担责任的是下面。”完了，村长疲惫不堪地走了。一瘸一拐的背影越来越模糊不清，像一片落日中破败的残垣断壁，仰或是夕阳中几间破屋的投影压叠在了一起，晃着，晃着。想想村长如此尽职，也真不简单。
我刚住在村长家里时，村长的衰老和迟钝让我触目惊心，不仅行动迟缓，耳朵也不好使唤，我害怕他会在某个晚上一口气吸进去就吐不出来了，让睡在同一面炕上的我说不清楚。我每天晚上听着他吹吹打打的呼吸，等他没了出气和吸气的声音，便轻轻地伸过手去在他的鼻孔里用手背试一试，是不是真的死了。不料，村长十分敏感，他一把将我的手打回去，倒把我吓了一跳。他自言自语道：“这年轻人，脚动手扬的，八成又开始做女人的梦了。”我在黑暗中偷着笑，村长人老了心却没老，你才做女人的梦呢。
然而时间一长，我才觉得村长是一个大智的人。别看他迷迷糊糊，时常双目半闭着，眼看着快要入土，那只是一个表象，是麻痹别人的，其实，他似乎对村里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和今后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预料，只是让他们任其自然地发生和发展。后来，我才知道，许多事情是社会性的，就一个村长的能力而言，也只能想一想，是无能为力的。村长一件一件做着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已经不错了。
我追过门道高声喊道：“村长，吃了鸡走吧。”
“别等我，你先吃！他妈的尽是一大堆泼烦事，泼烦死了，哪有心肠吃饭哩。”村长的一条腿已经跨出了门槛，另一条腿还迟缓地拖在门里面。
我说：“我也去吧。”
“你就嫑去了，缩手缩脚的，没有你干的活儿。”
我感叹之余，静静地望着那两只炖在锅里的鸡噗噗地冒着热气儿，等着村长回来一块儿享用。辣椒味儿花椒味儿胡椒味儿，诱人的肉香把我弄得舌头上射出了几回口水，我有点急不可待。灶口里的干柴有气无力地泯灭着，我勾着头狠劲儿吹了一口，“喷”一下，火舌又灵活地舔上了锅底，灶口里冲出许多柴灰来。我揭开锅盖，鸡们在一片白气里张牙舞爪地等待我肆无忌惮的撕扯，我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了一会儿，肚子里就踏实了。
太阳西沉了。
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层层叠叠浑圆的山们惊慌地晃荡着一个个硕大的额头，泛动着最后一点温暖的光芒，怕光明抛弃自己。其实，那一层层如梦魇般挤压而来的黑影是自己同族的黑影。昏暗的山影浑然一片，已经辨不清眉眼和嘴脸，更难辨清嘴脸是温情的还是狰狞的，一切都似是而非。若不是张家阿奶家时不时传来一些劈柴砍肉和三三两两吆喝的声音，谁也不会知道，村子里那浑然而昏暗的幽影里正发生着死人的事情。
夜色里，很多人前前后后勾着头走进了张家阿奶家，很多人在方盘里端着雪白的馒头，很多人拿着碗筷走了进去，但大都是些半老的和老了的男人，还有一些是缺胳膊短腿的。丧事里一般不来女人，只有在放亡回来先生念一道一道的祭文时，才围着看热闹的女人，张家阿奶丧事从简，老亲戚都不在了，所以少了这些程序。我似乎有了不少长进，我看了看眼前的景象，知道自已该干什么了。我匆匆吃了几块鸡肉喝了一碗鸡汤，也去了张家阿奶家，进门我就给记账的主溥添了六十块礼钱。
主溥说：“李村，太多了，大家都添五块、十块，你的六十块算是顶了一个劳力，我替张家阿奶谢你了。”
我十分感动，我一把握住主溥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进村这么长时间，主溥是头一个换口叫我李村的人。我终于从群众心目中无所事事的李同志、李干部变成举足轻重的李村长了，其实是个挂职副村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添过了六十块礼钱我要干什么，丧事上的大小礼节我一点也不清楚。还好，歪嘴会计见我无所适从，主动走过来给了我几张黄裱纸，又忙别的事去了。我照着其他人的样子在一个铸铁火盆里点燃了，很快就化成了灰烬。我照着他们想磕三个头，我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双腿没有跪下去，我想行个礼什么的，又觉着不合时宜，一时间把我弄得像个十足的傻瓜。我突然想到我该鞠躬，我就躬了腰有些庄重地鞠了三个躬，我的腰硬得像一根旗杆。
鞠完了躬，我正想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插进去站一会儿，看一看农村里的丧事，见村长和歪嘴会计在门道里每人拿着一个手机打电话，急得团团转。村长的眼睛不好使，他让会计又拨了一个号。打发村砖瓦厂厂长刘文林去县城的劳务市场雇一些人，为捉襟见肘的丧事添一把力，早上打发走的，中午没来，天快黑尽了还不见回来，这让当丧官的村长不得不着急。村长急得嘴唇上起了燎泡，说：“王会，你赶紧给刘文林再打，最迟也得前半夜赶回来，要不事情就麻达了。” 会计说：“是不是邻村火烧坡的十二个劳动力没说成。”
村长说：“该下的话下了，该让步的让步了，我开出了劳力换劳力的价码，等开春调渠修沟时，我的两个劳力顶他的一个劳力。”
“咋说的？”
“话好着，可屎憋到尻门上了，才给了领干话。说是实在没人手，出门打工的人十有八九没回来，只凑了四个靠得住的男人，其他不是老人就是娃娃，让我考虑行不行，行了他就打发过来。我说不行。”
“哪咋办呢？打墓的人中午打发走的，估计快打完了，关键是明天早上抬棺材的人手不够。张家阿奶的坟地在独山洼，差不多四里多路，没二拨精壮壮的男人，怕是拿不下来。”
村长说：“别急，再算算。”
“这有啥可算的，嘴里吃馒头心里有数。除了一些老弱病残和女人，就是上学的娃娃，初中的娃指不住，高中的娃都是住校生，就这些人。”
“那就等吧，等刘文林回来。如果人手不够，好走的那段路就用王马达的车拉，只能这样了。”
“哪有用车拉棺材的？”
“话嫑说死，人手不够，我们也来个改革，只好用车拉。”
门道里，一阵“咔——当、咔——当”铁器和木器的声音匆匆忙忙地重叠着，之后是沉重的脚步声。院里进来了十几个满脸污垢和泥汗的男人，是打墓的凯旋而来。村长抹一把脸上的汗水说：“大家都辛苦了。洗脸，洗脸，洗了吃！”
院子里，三根三角架管上吊着一口锅，是每年清明王家在坟头上用的那个大筒子锅。这是千户台最大的一口锅，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吃“大锅饭”的壮举和见证，除了丧事和清明节上坟，它基本上成了村里人人皆知的文物。村里立了一个规矩，不论谁当了书记和村长，这口锅要一任一任留下去，这是村里的历史，是大家上坟办丧事的家什。锅底下热烈奔放的柴火把电灯光不能照亮的地方烤得敞亮，连躲藏在地洞里的老鼠都觉得暖和和不寻常，锅里的熬饭咕嘟咕嘟吹着面目和霭可亲的浓稠的泡儿。
丧事里一般都是熬饭，不管家境怎样好或怎样差都是熬饭。熬饭千篇一律。羊肉、洋芋、白萝卜、粉条、蒜苗、豆腐，要么猪肉、白萝卜、粉条、蒜苗、洋芋、豆腐，绝对羊肉、猪肉不会在一锅里熬，这已经是近年来一种约定俗成的乡风民俗。对熬饭的好坏和质量评价永远在于肉重肉轻，肉多肉少，是清是稠。张家阿奶的羊肉虽然是山羊肉，但肉是足的。
村长的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些干涩的笑容，因为刘文林雇了一辆“金杯”塞了十六个青一色的精壮男人回来了，已经在锅口周围拉开了吃饭的架式。村长添了几块干柴，铁勺在锅里搅了两圈。一股浓稠的白气在昏黄的光里过后，他吹了几口锅里的白气，以真诚的口气说：“都辛苦了，吃吧！头碗我来打份子，免得肉多了肉少了，给你清了给他稠了，二碗自己舀，不要饥荒，都能吃饱。都把碗伸过来。”
十几个打墓的男人，还有十几个勾着头忙着各自事情的男人，三十几个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男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一个个屁股重重地蹲在自以为合适宽敞的地上，把脸认真忘我地扎在冒着白气的碗里。吹气的声音，吸气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还有吸鼻涕的声音，院子里响满了啪唧啪唧吃饭的声音，哗啦哗啦喝汤的声音。一个个红脸，一个个白牙，一个个汗津津的，吃得踏实，吃得认真，吃得心安理得，吃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肚子都是一个个吃饭的麻袋，疯狂地往里装。从容一点的人还能在吃得时候前后左右瞧上一眼两眼，一心二用地指使年轻一些的给年老一些人和那些腿脚不好使的人把饭舀上，饥荒一些的就没看见脸是什么样子的，一如既往地把头埋在碗里，只顾得像蓐草一样往嘴里送。体力劳动者吃饭就是有滋味，这种景象唤起了我少年时代永远无法吃饱的记忆。
从他们的背影里我看得十分清楚，许多青年的壮年的男人我大都有些陌生，我来村子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吃派饭已经把一半多的农户吃完了，咋丧事里突然出现这么多陌生人呢，面孔又都是青壮年！问村长，村长说，这些人不是本村的，也不是邻村的，是县城劳动力市场上站大脚的，有几个是昨天来的，还有的是刚到的，雇的，管吃管住，一个工60块。
我说：“村长，咋会是这样呢？农村的丧事一般不是全村人都来帮忙吗？”
村长说：“你说得没错，可庄子里看过眼的人都打工去了，等几天才能陆陆续续回来收割麦子，现在剩下的尽是老弱病残缺胳膊短腿的，不雇人咋办，总不能把人挺在地上不管吧。你说这是啥世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农村啥时候缺过劳力？”
“张家阿奶是个五保户，这些人的工钱从哪里来？还有这丧事的费用从哪里来？”
村长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又让文书向乡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五保户死了上面有没有啥特殊政策。歪嘴会计从腰里拿出手机打完电话说：“乡里说，不清楚，等问了县民政局再给回答。”
“有也好，没有也罢，丧事还得抓紧撩抄，等给了回答怕人都放臭了。上半年的干部报酬不是下来了吗，先填上。”
“跟支书没碰头能行吗？”
“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哪有不行的，就照我说的办。”
村长说时抡起铁勺在锅里胸有成竹地转了一圈，把捋到的一些肉头很厚的骨头舀了出来，舀了满满一大碗。人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都把眼睛盯直了。当然他们谁都不会怀疑村长多吃多占，他们自然也明白，这一大碗肉也不会添在自己碗里，只是关心这碗肉最终谁来享用。这是一种礼节，这种礼节谁最有享受权才是关键。
“来，这一晚肉是木匠的，两个徒子个家舀上。”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才注意到码在当院里杏树下的那口白生生的棺材，在一大堆刨花里，最后的材盖还没有套上卯，才明白最应该吃这碗肉的不是自己，是木匠师傅，他们也才意识到一条生命在村里的终结，心里嗝噔一下，很快又往嘴里送饭。
“吃好了吧？”
“好了，好了。再吃肚子就破了。”
“好了就好，吃馒头要心里有数。张家阿奶一无孝子，二无家人，都给我记着，明早五点半吹响，六点发丧，一个也不能少！就是帮个人场也得来。吃挂面不要盐，我把话撂到前头，少了和来晚了跟张家阿奶没关系，是看不起我！是跟我对着干！” 众人走后，空气里还游荡着浓稠的羊肉味儿和白萝卜味儿，那气势磅礴的吃饭场面让我久久不能平息。他们几乎是为吃饭而来的，但他们吃的是真诚，吃的是愿意，吃的是人情。
这一夜，村长没有回家，我看见五保户张家阿奶家一直亮着灯，我看见了乡间一种集体生活的大气象。我从这种气象中看到了一种久违的人情和凝聚的力量，我没有看到这种集体的力量有很长时间了。但我哪里知道，这种人气旺盛的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惊世骇俗的危机。
村长家的老公鸡叫了一声雄壮的鸣，一波三折，接着，又叫了一声雄壮的鸣，还是一波三折，再接着，村里许多的公鸡你一唱它一应相继都有些儿沙哑地叫鸣了，叫成了一片，叫来了黎明。我刚睁开眼睛，听见奔啪——奔啪的“二踢脚”响了八响，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就响满了村子。鞭炮的声音热烈密集，“二踢脚”的响声厚实庄重，是一首二重唱，唱得紧锣密鼓。听见乌拉乌拉的唢呐声响彻高天，听见悲悲切切的哭声一曲完了又一曲，把窗户上浓重的黑色瞬间就化成了灰白色，化成了白色。我原想五保户张家阿奶的丧事没有哭丧的，我错了，村里中年的、老年的女人几乎都在哭，哭得抑扬顿挫。
我披着衣服走出去，一群黑鸦鸦的男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胳膊上都规规矩矩系了一条二尺长的白布，更年轻一些的男人抬着一口白生生的棺材，这些抬棺的就是从劳动力市场雇来的，用的杠子和绳子都是标准化的专用工具，绑在棺材和杠子上的几个活扣和死扣都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我数了数，总共是十六个人，他们一个个膀大腰圆，是一把劳动的好手。过不了多久，在一阵烟冒土扬中一大堆黄土落坑，一个坟堆徐徐立起，他们领了工钱或许又去站他们的大脚，或许让经纪人早就安派好了下一家同样的活儿。要在过去这种丧事里的钱咋挣呢，但现在他们对这样的工作已经大大方方心安理得。
由于木质是湿的，棺材上似乎还泛着一层清爽的水汽儿。他们步履匆匆地走在村路上，前面是四个人，后面是四个人，前面的四个人个头矮小，后面的四个人个头高大，抬的是八抬大轿，非常符合力学原理。八个人抬累了又过来八个人，仍然是四矮四高，人换了人，肩换了肩，又一群累了，又一群接上，整个过程都是在空中的八抬杠子上完成的。他们行进的速度快极了，他们一拨一拨换杆子的动作十分娴熟，一看就有些专业水平的样子，堪称是黄金组合，不是又有了下一茬营干，就是怕另一个不好惹的死鬼抢了张家阿奶的时辰，占了张家阿奶的阴地。我想加入这送葬的队伍，他们疯疯狂狂的奔走速度让我无所适从。走在最前面的两个吹响把脸鼓成了皮球，他们披着臃肿的红踱着八步儿，把喇叭吹得嘟啦嘟啦脆响。送葬队伍里的人等各司其职，一切都正常极了。
村长看着徐徐向前的队伍，总算松了一口气儿，他刚掏出腰里的烟袋，突然，送葬的队伍不动了，撒长钱、撒阴纸和一路上逢路口点燃麦草的几个老人和所有的人也都停了手中的活儿，向前没头没脑地张望着，一脸的迷茫。村长慌了，发丧时阴阳特别交待过，棺材在半道上不能停，更不能落地，否则村里今后三年不正常，这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村里的年轻人会发生血死红亡，先是村西头，后是村东头，阴阳说的字字有声，这还了得。他把烟袋又插在腰里，急急忙忙跌脚绊手跑到送葬队伍的前头说：“咋停下了，发生了什么？”
“丧官爷，这湿木的棺材太沉了，沉得我们直不了腰，我们想缓一下。”
“这是送葬的棺材，咋能半道上缓？你听过送葬的棺材在半道上落地的吗？”
“那是老黄历，如今是改革，要的是与时俱进，讲的是和谐和人道，我们抬不动了，你想累死我们呀，咋就不能缓！”
“不行。改革是政策，谁说了传统丧葬也要改？”
“不让缓是吧，那好，你得加钱。”
“多少？”
“每人二十。”
村长迟疑了一下说：“先送人，送完了再说。”
“不行，你想哄弄我们是吧？得现场直播，要不我们立马走人！”
“你这人咋说话，哪有把人抬到半道上走人的道理？”
“我们是挣钱的，不是挣道理的，争道理你去法院争，我们走人。”说时，抬棺的杠子就从肩膀上滑了下来，滑得整整齐齐。
村长见势不妙，赶紧做出了明智的让步，他不假思索地说：“二十就二十，快走！”
“大家听见了吧，丧官爷金口玉言，每人二十，快给老子跑起来！”一些人的脸上露出了比早晨的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他们像每人打了一针兴奋济，又立马来了劲儿。抬棺的队伍又一次狂奔起来。
刚走出村口，抬棺的人因为加了钱走得正欢，两个蛮劲十足的吹响的八步儿变成了岿然不动的立正，他俩拉着个长脸，大脸盘的是一张马脸，小脸盘的是一张驴脸，喇叭突然又偃旗息鼓了。一个哑了也就罢了，咋两个一块儿哑了呢。回民送葬狂奔快跑，汉民送葬吹吹打打，何况这是给一个老人送葬，哪有不响喇叭的道理。村长说：“这又咋了？是不是吹响没吃饭？”
吹响说：“这是新坟，只能送半程，不送全程。”
“我活了七十岁，还没听过送葬送半程的。”
“那是你坐井观天孤陋寡闻，你以为你岁数大就啥都懂呀。如今是改革年代，讲究的是新事新办。新坟是半程，没说的。”
“哪送全程呢？”村长看了看二张生硬麻木的脸，已经没有一点儿脾气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丧事雪上加霜。
吹响不说话。
村长说：“说吧，多少？”
“他们二十，我们也得二十。”
“他们的活是苦力，你们的活是轻松活。”
“我们这是手艺，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是管乐器，也不是一般人能玩转的，不信了让他们吹个调子。”
村长无力地摆了摆手说：“走吧，给我吹响了。”但吹响并没有吹响喇叭，倒是把喇叭夹在胳肘窝里，蹲在地上各自点燃了一支烟，不慌不忙抽了起来，让丧事变得一点也不严肃了。村长说，“还有啥要求吗？”
“每人还得搭二匹红。”
“去了再搭。”
“不行。现在就得搭上，他是属兔的，我是属羊的，都是小相，新坟阴气太重，压不住，会伤了我们。”
村长给文书说：“今天我们遇上活先人了，刚才还是新事新办，这会儿又讲究得的大相小相、阴气阳气。你赶紧去‘小卖部’拿四匹红来，快！”村长说完话时坐在地上没有动，他已经没有了动的力气，他苍老地目视着送葬的队伍。他不知道他死后的送葬场面是什么样子的，他越想越有些怕，越想越觉得这世道变得不可理喻。 各家各户门前都堆放着一堆还未燃尽的麦草和油香块儿，冒着一些欲燃欲灭的烟气。这年秋天刚刚收尾的水泥路上落满了白色和黄色条状的阴纸，有圆形的和长条形的，一会儿稠，一会儿稀，一会儿宽，一会儿窄，一直向后山那边延伸过去。胳膊上系着白布的人们勾着头走了一长路，显得十分庄严和肃穆。两个吹响走在前面，村长佝偻着腰走在最后。过了一会儿，村里已经没有了大一些的声音，想必张家阿奶已经下葬了，原来人的死亡和转世是如此的简单。空气里还在弥漫着浓烈的五谷烧焦的味儿和调料十分浓的熬饭味儿。
一位老汉背着手慢悠悠走了过来，捋了一下山羊胡子说：“唉，就一口白杨棺材呀，要是一口柏木的重底重盖的上等材多好！”说时，他朝给张家阿奶送葬的方向若有所思望了一眼。
一位准备上路放羊的中年男人说：“你老怕是活糊涂了吧，那金贵的柏木棺材也是一个五保户坐的？人家王家老三在外头当局长，听说他老子的棺材是柏木做的，但也不是重底重盖的呀。谁都坐了柏木材，怕早就连柏树枝都完了。”
“也是，也是。”老汉又捋了一下山羊胡子，“水泥路刚打好，就让她赶上了，张家阿奶遇了个好时辰。你看看这路走起来多舒坦。”
“别着急，等你明天断了气，我们还走这条路。”
我有点疑惑，死就死呗。咋还要个时辰。我望着他佝偻着腰远去的背影，心想，那么，每一条生命的降生和死亡也该要个时辰。我的疑惑不无道理，村里发生的一些七七八八、阴差阳错的事情被我言准。
十三
我这个挂职副村长差点把腰等折，才算等来了一次会。
会场就设在小学校的一座教室里，有点儿张风漏气的。先到的是村长和会计。
会计就是文书，是个歪嘴，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胡子稀稀拉拉，黄黄嫩嫩的，一张娃娃脸。尖鼻子，小眼，一看就知道是农村里那种最精明不过能把树上的麻雀哄下来的人。他见我进来，抬起屁股跟我握手，给我让座。有几个不认识的走了进来，一起抽了一阵烟说了一些话。不多一会儿，见支书横着一身肉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高声喊：
“下通知时说清了没有？”
“说清了。”会计回答。
“大小头头谁也不准请假，多要紧的事也不准请假。除非他大他妈死了。”支书故意虚张声势地将嗓音放大一些，向我友好地望一眼，我知道这是有意说给我听的。
“说清了说清了，一字不漏都说清了。”会计说。
“说清就好。”支书抽出烟，看看周围人多，只给了我一支，自己点了一支。
“不来的就算了。都记下，记好，开春不分化肥，让他买高价去。扶贫面粉和对口帮扶单位的那些物资也没有他们的份，还有哪些低保户名额和危房改造户名额我正愁没办法分哩！”
千户台村一沟四梁，下辖十个自然村，二百二十四户人家，散散落落，松松垮垮，距村委远近不一，最远的有四五华里，召集一场全村户主会，要费点周折。先到的是村委会委员，自然村村长，也就是村级行政区划里的社长。随后零零散散到的，有各社的计生员，团小组长。由于是冬闲时节，来时都收拾得精精干干，光光堂堂，男人们刮了胡子，不多的几个女人们也梳理了发辫，涂了一些面油，光光鲜鲜的。东张西望，好像不是开会，而是赶集。唯独那些三胎、四胎的超生游击婆，将上衣的纽扣扣得紧紧巴巴，还不忘了往紧里裹一下，远远地站在人伙里窥视着动静，生怕突然伸过来一把刀子割破她们的肚皮。
看看各自然村干部的面孔，一派混沌，压根儿就不明白开会的精神实质。有一位边抽烟，边不时地将手伸进挨肉处猛劲儿揉搓一阵，然后，从里面摸出一粒圆圆的黑黑的东西来，仔细瞧一眼，“啪”扔掉。抽一口烟，再搓，再扔。
“人都到齐啦？”支书问。
会计回答：“齐啦。”
支书又高声问道：“尕有来了没有？尕芬子来了没有？他俩一个也不能少！”
尕有没敢吱声。
会计又回答道：“来了，都来了。”
“来了就好，开会。抱娃娃的都收拾好，嫑让喊。”支书发了话，“村长先讲，讲了我再讲。”
村长咂完最后一口烟，在课桌上磕一下，想了半天，不知先说什么，该说什么，他的衰老、迟钝、遗忘和不善言辞是显而易见的。会前他俩党政一把手跟会计、妇联村里的四大员碰过头，先让支书讲，这会儿咋又变了呢？村长勾着头慢慢地将烟锅放进烟袋，装好了一锅旱烟，这才挤出一句话：“这个会重要，还是请支书先给大伙讲。”
大家拍手，掌声很大。
支书倒不在乎这个庄重的仪式，他本来斜靠在墙壁上，悠悠地抽烟，只是大家的掌声不休，基于一种礼貌，这才稍稍欠一下身说：“你先说，再重要还是行政会嘛！又不是党员会，我做补充。”
支书把球踢给了村长。村长心想，这肉头，得罪人的事全让我做，说就说。他抬头望一眼大家，再回头看支书，无反应，就开始说。会前他俩碰过头，今晚的议题有三：一是计划生育，二是低保户名额分配，三是明年的危房改造户名额的确定，这三件事儿都是十分棘手的事。
说什么呢？计划生育会，天下第一难的会，那些计划对象，像尕有女人那样的，除揪着鼻子，抽着屁股，像吆牲口一样往乡卫生院和县计生站赶，还有别的办法不成？但他有他的说法，终竟干了几十年的村长，没有官话，总还有几句套话吧，没有套话，也该有几句不着边的官话吧。
村长先说今年县上有关计划生育的举措，再说乡上的决定，主题鲜明，言辞严厉，态度生硬。这是前奏，是拿人的紧箍咒，其实，谁该计划谁不该计划，谁家女人现在肚子里就怀着一个，正如火如荼地长着，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见男人们的头低下去，女人们也不敢正视主席台了，这才让歪嘴会计一歪一歪没完没了念文件。文件才是真正拿人的紧箍咒。
众人都静静的，特别是那些个多胎户主儿和准备还要持之以恒生下去的女人，更不敢动弹一下，脸上的表情木木的，文件里的每一个字都像割她们肚皮的寒光闪闪的手术刀。
会计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沓红头文件和黑头文件，红头的是原件，黑头的是复印件。某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关于什么什么的通告，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
歪嘴会计不轻不重，不紧不慢地念，一会儿像阴阳念祭文，一会儿又像小学生念课文，用口不用心。会计的字识得真多，只要会计进入了念文件的良好境界，男人们大都开始做一下轻松状，反正只是个文件，又不是大夫的手术刀，就是手术刀也不会在男人们的下半身做文章，挨刀的是那些大肚子婆娘们。谁都知道文件不会很快念完的，就像农村里办丧事有许多秩序一样，总要按照阴阳定下的时间走，总要有一些没完没了的仪式滴水不漏地进行；就像办一件事情要填许多表格、盖许多公章一样，缺一样也不行。于是，调整原来谨慎端坐的姿式，摸旱烟渣子、撕纸条条或旧报纸的，一个个熟练地卷成喇叭筒，对火吹气，互相交换烟渣，品评各家风味。有的说硬了，冲嗓，有的说软了，没劲，还有的说有股子生烟味，不好抽。 满满一教室人头，长发的，短发的，人头之上回旋着浓浓的青烟，亢奋地扩散着，人们一个个像蒸茏里的黑色馒头，慢慢地膨胀了，慢慢地臃肿了，慢慢地面目变得古怪起来了。渐渐地，气氛又活跃起来，有大咧咧笑着的，有窃窃私语的，说某某女人跟某某男子勾上了的，有说谁家的公公扒灰的，有眉眼传情的，脚下面做小动作的。
不知谁把谁拧了一下，“唉——哟”一声，等众人顺着声音扭过身去，都一本正经。黑膛膛的脸上两只眼睛生动地眨着，女人似修女，男人像道士。
这些，支书、村长都一概不闻不问，庄稼人开会从来都是如此散漫和冗长，开会又不发钱不管饭，能将一个村的户主会开起来就算不错，因为他们都喜欢一是一二是二，要的是实惠，要的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心好。支书做一下无可奈何状，这是支书最不满的表情。他离开了刚才的位置，扎在了一群年轻女人的堆里，他不管什么时候，总想往女人堆里扎，他喜欢女人的味儿，只要扎在女人堆里，他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他扎进了女人堆里，脸上的神情活泛得色色的，口水滋啦滋啦的。
只要支书扎在女人堆里，一些有经验的男人就自然而然放松了心情，反正该生的已经生了，不该生的也生了，肚子里头的可以害命，生下来的天王老子也不敢害命，谁害命谁就得尝命。就是天塌下来，烟还是要抽，饭还是要吃，新婚的媳妇照样大大咧咧挺着肚子生娃娃，年老的女人照样要淹制过冬的老咸菜，准备在大冬天有滋有味吃几顿散饭和搅团。
教室里热气烘烘，烟气蒸蒸。歪嘴会计的文件也念得抑扬顿挫，如催眠之曲，如一种冗长而繁重的劳累。
有人睡意朦胧，有大张旗鼓打鼾的，有半醒半睡口里吹气的，有迷迷糊糊说梦话的，谁都知道每年要开这样一个会，每年的这个会特别长，长得让那些缺乏耐心的人有些绝望，有些度日如年。
睡着比听着清醒，反正念上一天两晚上就那个意思。娃娃多，人均占地面积就少；娃娃多，吃饭难，上学难，找工作难。难，难，难上难，所以要刮宫要流产要上环要结扎要脱贫要致富要小康。它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另外的意思，让你再鼓一把劲，再生一个娃，二胎不行来三胎，三胎不行来四胎，让你母鸡下蛋似地一个接着一个下，直下得成群成筐，长得像牧人在草原上放牧的牛羊，让你叫不全名儿，让你英雄般的上讲台，劳模般的戴红花。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就是没个儿子心里不甘。
村长和支书眯着眼，神色混沌，他们的精力也似乎耗得差不多了，尤其是老迈的村长，他像一株霜打的黄烟，歪歪斜斜，欲睡欲醒。听见外面公鸡叫了第一声鸣，不十分透亮，像嗓门里塞了一团麦草似的，教室里会议的氛围正浓，烟抽得把什么都看不清。忽然，会计嘘了一口气，不念了。众人都清醒过来。
支书问：“念完了?”
会计说：“完了完了，把我的嗓子念哑了。”
“完了那就完了。再找别的念。”
“还念？”
“谁让你是文书呢，哪还能唱不行？你能把文件编成眉胡儿和弦孝唱给大家听，才算你的本事。”
“念就念。”
支书出去解手。会计的歪嘴撇一下，又嗡嗡嗡嗡地念。直到公鸡叫乏了鸣的时候，文件念得差不多了。
支书说：“都听清了？”
“听清了！”
“那好，进行第二项内容。下面让会计念关于农村低保的文件，睡觉的都醒了，听好了，这才是大事情。”
会计抹了一把嘴说：“乡上分了二十二户，跟去年一样，每户人均800块。”他看了看村长和书记，确信自己没有传达错，又开始念。
这是涉及个人利益和实惠的事情，人均800块，只要进了低保户名单，一个五口人家就是4000块，是一年的收入，马虎不得。顷刻间，那些欲睡欲醒的人像鼻孔里钻进了痒人的虫，突然唧啦一下吸了一口长长的口水，都把身子坐直了，像猫闻到了鱼肉，眼珠儿在木木的脸上刹那间变得活泛起来，生动起来。望着会计的嘴巴，一个个竖直了兔子一样的耳朵，牛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会计手里的那张纸。
会计只念了几个户主的名字，会场就乱成了一团。村长说：“都别吵！这是村委会定下的，等会计念完。”不说还好，一说更乱了。
社长代表说:“这是口袋里卖毛，不行。两个‘五保户’别说给低保，给高保大家都没啥意见，剩下的二十户一个自然村两户，分！”
支书看了一眼村长，村长还没有给支书表态，群众代表说：“慢，这种分法不公，二十个名额十个让各社社长们占了，群众分啥？分逑？这明明不是让头头脑脑们得实惠吗？”
支书说：“你说咋分？”
“抓阄。”
支书沉默了一会儿，又以同样的神情看了一眼村长说：“那就抓阄。大家看，中不中？”
会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看来这是一种最合理不过的办法了。村长呶了好几回嘴，想说点什么没有说，这时，又有人说：“抓阄最好，但去年得了低保的户不能再抓，不能让他们老得好处。除二个‘五保户’和死了的张家阿奶，是十九户。”
支书似乎有些吃不准，他问会计：“文件上咋说的？”
会计说：“低保户，就是低收入家庭。一定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比如……”
支书打了一个停的手势说：“这我知道，村里难道还有高收入家庭。”支书想了想，低收入家庭除了几个老弱病残的，不就是那些天天晒太阳、倒闲话，年年用政府的面袋子扶不起来的懒汉吗，越不想干活越懒，越懒越得实惠，这样的毛病惯不成，与其把懒汉们饿死，也不能惯下不劳而获和等靠要的坏毛病。想到这里，他在课桌上拧灭了烟头，果断地说，“抓，抓就抓！这是最公平的分配。”
“你们这是违背政策，人家上头的要求是分给最贫困的农户，大家都知道，乡里也清楚，我家里连一条像样的毡都没有，去年前年都给了我，今年为啥不给？我要告你们！”说话的是懒汉刘天明，是支书的本家。刘天明从不劳动，他的劳动不是蹴着膀子晒太阳，就是找人下象棋，所以四十九岁了还是一条光棍。他的贫困几乎是从族上遗传下来的，他的爷爷在解放前是长工，解放后分了最好的地，到他这一辈还不见富。这种贫困户让村里乡里都十分头疼。
“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们还是抓，抓！” 会计问：“咋抓？”
“除了白纸黑字，还咋抓！只写‘有’，不写‘无’，当着我和村长的面把纸团扯开，当场定！”
说话间支书用眼神做了一下暗示，村长、会计、我和妇联李菊花去了另一间教室，支书随后到了。
支书给会计说：“除两个五保户和死了的张家阿奶，是二百二十一户吧！”
在支书、村长、李菊花和我的眼皮底下，会计很快做好了二百二十一个纸团，写了十九个“有”，其他都是空白，重新回到了教室。会计说是念文件念得太长，尿憋得不行，去撒尿，几分种后回来了。
一个个慎重地抓了，一个个庄重地打开了纸团，不在现场的户主让社长代抓了。大多数人脸上的表情惨不忍睹，抓到“有”的人脸上一片灿烂。一个惊人的数字出现了：十户刘姓人家，九户王姓人家，前者代表的是支书，后者代表的是村长。书记和村长所代表的两个家族基本上是平分秋色。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伟大准确惊人的数字，会计是怎样操作的。我怀疑会计做了百分之百的手脚，但我没有一点儿理由，高明呀！
我看了会计很长一会儿，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做贼心虚的惊慌失措，他脸上的表情始终像一个装神弄鬼的道人一样充满了极深的法术和无可置疑的自信，我把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再看了看支书和村长，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十分满意，满意得有点儿这个数就是他们事先定下的，简直就是心照不宣。这是天下最公平最阳光的竞争，人们没有怨言地抬起屁股早早走人了，抓阄顺顺当当地进行完了。想想今晚会议的实质，半天想不起来是什么，便茫然望一下教室斑驳的顶棚，一片暗淡的光一泛一泛；站在门口，瞧一眼星空，一弯月牙如水如银，晃来晃去，轻飘飘的。
村民们陆续散去，留下歪嘴会计和我，村长、支书、妇联也在，这实际上是一个村里的领导会。歪嘴会计勾着头写，把十年来村里的婚娶人数，人口自然增长数，一胎人数，二胎人数，三胎人数……上环人数结扎人数以及将要结扎还未结扎的人数，都一条条地列了出来。歪嘴会计一边算帐，一边不时地在脚趾里抓搓，抓出一团垢痂来，看一眼，扔掉。
“老牛头的儿媳妇算不算？”歪嘴会计抬头问支书。
“哪个？”
“就是老牛头的老三。”
支书想了好半天，说：“算，他不算，算谁？”
歪嘴会计低头唰唰地写。
“还有，死肉头咋算？”歪嘴会计半闭着眼睛，斜靠着一张破课桌，悠悠地等。他好像知道这是件难办的事。
“哪个死肉头？”支书明明知道，却装着记不起来的样子，寻思片刻，又问了一句：“几社的？”
“五社的。就是那个二婚头。”歪嘴会计回了话。
“文件上咋规定？”见会计没有及时做出反应，支书似乎拿不定主意，问村长：“文件上咋说的？”
老村长吱吱唔唔，最后还是说不清楚，两眼望支书，在这种情况下村长才不表态呢。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猫腻，在不涉及重大的实惠和利益的时候，他们三人总是推推搡搡含含糊糊的。
“看看文件再说。”支书做出了决定，“至于尕有的婆娘，再不能让她跑了，不结扎，就割尕有的。”
支书态度很坚定，显然是说给我听的。
教室内一片透明的光，教室外繁星似月。
一张张写满人名字和数字的纸，散放在桌面上，静静地铺展着。
良久，支书将那几张纸推在我面前：“李村，你是驻村干部，你看个，行不行？”
“行。”我说。
“行就好。能不能评上先进，就全靠你了。”支书极热情地给我一支烟，划着了火柴点上，看一下手腕上的表，满意地说：“散!”
村长说：“九户危房改造户不是定下的今晚一块儿过吗？现在正好几个头头都在，干脆定了。”
支书说：“已经后半夜了，另找时间再说！”
村长明白，这狗日的刘天来又要独断专行自作主张了，便说：“上头说了，群众的事情无小事，这样不好吧，还是会上定了好。定了大家没说头。”
“有啥不好的，又没装在我口袋里。散，散吧！”
灯灭了。
走出去，天空飘渺无边，村庄很静。
望一下天色，三星高高地悬在空中，眨着亮亮的眼睛，想必把这些都看见了。迷迷糊糊爬起来，听见歪嘴会计喊我：“李村，你不是去县城办伙食吗，快收拾，王马达的三马子去县城。”
临出门，歪嘴会计关切地问：“材料都带好啦？”
“带好啦。”我会意地一笑，他也笑了。
车到乡政府门口，见那个女干部手里高举着一个大信封，一边喊，一边朝我跑过来：“拿好，是马龙托给你的。”
很沉。打开来，是一沓子新闻报道稿。扫一眼，见马龙的一封信。说我去县广播站跑跑腿，如果有可能去地区和省报也跑跑云云。他知道我跟新闻单位较熟。
想想马龙老婆的巴掌拦嘴面片，胃里又开始隐隐作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