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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在天津，在广州，在上海，在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里，沿街乞讨的流浪儿不胜枚举，其中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那些身患重病、先天残疾的孩子。
10月26日，一场围绕民间救助组织的研讨会将在京举行，身份不合法、资金难持续、政策不明朗，种种问题摆在专家面前，也摆在全社会面前。
当微笑成了一种奢侈
在北京通州附近的燕郊地区，出生在前门大街的寇洁明于2002年创办了一家名为“生命树”的助养中心。如今，这里住着30名特殊孩子，他们大都是从官办福利院接来的脑瘫弃婴。寇洁明说，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政府减轻一些救助压力，同时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为温暖、专业的成长环境。为什么要选址燕郊？寇洁明的答复很简单：便宜。
12年前，寇洁明在银川看到一个孤儿中转站，附近捡来的弃婴都被放在这里，等官办福利院腾出了位置再把孩子转过去。这番经历唤起了她对弃婴的悲悯之心，回京后，她决定去福利院看一看，收集一些资料，从而寻求另一种帮助弃婴的方式。
“结果人家福利院不让我进，后来还是参加了一个慈善机构的志愿者队伍，才有机会进到福利院里面去。”寇洁明至今都对这家机构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孩子，更不会最终走上这条路。”
就这样，作为志愿者的寇洁明，在昌平区流村镇敬老院遇到了大约2、3岁的刘胖——一个只能喝豆奶粉，其它味道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脑瘫孤儿。
“我陪刘胖去房山脑瘫儿童康复中心接受训练，一共两周。”其间寇洁明发现，这竟是刘胖生命中第一次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全天候地陪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看人，后来只要看不到我，他会有点惊慌，但如果我在他的视线里，他就会开心地笑。”
看到刘胖的变化，康复中心的意大利专家找到寇洁明，询问她未来怎么打算。
“我说把他送回福利院，然后出钱雇一个阿姨，然后教这个阿姨该怎么照顾刘胖，怎么做康复训练。”
专家听后十分不安，他将寇洁明的打算称为不道德。因为她的出现，刘胖感受到了爱，内心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但如果就这么送回去，这种希望突然被灭掉，孩子会很难接受。
这番谈话让寇洁明感慨良多，她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弃婴和孤儿来说，爱和关注是缩小他们与正常孩子差距的基础，而实现的手段，则是想方设法为这些孩子找一个家。
寇洁明回到昌平时，恰逢一位名叫刘俊的严重脑瘫弃婴被送到福利院。看到这一幕，寇洁明开始酝酿着，要为这些孩子成立一个家。
“他们需要一个家，一个不会再遭到抛弃、不会再把他们送走的家。”
就这样，“生命树”助养中心成立了，刘胖成了这里第一个被救助的患儿。1个月后，刘俊也被接到了燕郊。
“刚被接来的时候他是对眼，两眼不能与人交流，脸上满是小红痘，面部也没有表情，浑身僵硬，双臂后旋非常严重。”
2002年7月3日，寇洁明第一次见到患有5级脑瘫的刘俊。“当时，一位美国的物理治疗师见到刘俊的样子后说：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笑。”
对患有脑瘫的孩子来说，训练不一定能够进步，但是不训练就会退步得非常快。寇洁明深谙这个道理，刘俊也似乎明白寇妈妈的心思。
“刘俊是个憨厚、聪明的孩子，理解能力远大于表达能力。他能吃苦、很善良，而且求知欲也强，总是很努力配合、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推着助走器绕着小区的一座楼走，每次都要一个半小时，练得满身是汗。”
从北京到杭州，从上海到香港，寇洁明带着刘俊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在密集、系统的康复训练中，刘俊的抓握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进食、脱鞋脱袜等自理能力也有明显提高，每次上课，他都会积极地回答问题，不仅口齿比以前更加清晰，他的脸上还时常挂着会心的笑容。2012年5月，刘俊的脑瘫严重等级从“5”改写成了“3”，彻底打破了美国专家“永远不会笑”的预言。
寇洁明说，她现在根本不敢想象这些孩子如果得不到救助会怎样，“他们都是在生死线边上的孩子，他们渴望被关爱，渴望被接纳，但被父母遗弃的痛苦却会伴随他们一生，如果不去抢救呵护和长久陪伴，他们可能会生不如死的。”
孩子的笑脸是最大的激励
在“生命树”助养中心，像刘俊这样给人惊喜和感动的孩子还有很多。在寇洁明的记忆中，她一生都不会忘记自己38岁的生日。
那一天，她正在办公室给母亲发来的生日祝福写回信。忽然听到同事对她说：“寇姐，外面有人找你。”
话音刚落，寇洁明赶忙放下手机，起身跑出了办公室。她哪里知道，其实外面并没有人找，而是同事们故意把她支走，然后赶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把她最初抱来的几个孩子找来，大家一起给这位至今未婚的创始人过一次生日。
“当时我还纳闷呢，心说没人找我，你们瞎叫什么。结果还没走到办公室门口呢，就听见里面生日歌响了。等我走进去，看到那些孩子，还有我的同事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把面条端给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没人给我过生日都可以，因为我已经满足了。”
如今，寇洁明依然清晰地记着所有人对她微笑，看她许愿，陪她感动。“那种感觉，特别幸福。”
11年来，“生命树”先后从北京昌平、内蒙古包头、河北廊坊、山西太原、河南平顶山等地的福利院接收了70多个孩子，其中仅北京就接收了20多个。如今，这里的养护中心和康复中心各司其职，分别担负着孩子的日常生活照顾、康复特殊教育、医疗特护、后勤支持等不同职能。在每年600-800余人次志愿者的协助下，“生命树”让孩子们每年都有十余次机会参加各种社会融合活动，同时为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救助机构提供康复器械和服务支持。在寇洁明眼里，这些成绩离不开孩子们带来的鼓舞和感动，每个工作人员的生命都在多年的服务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家一起付出、一起收获，一些志愿者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孩子们的笑脸大大地医治并激励了我们。我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 “从2003年开始，每周末都会有志愿者团队从北京来到燕郊，他们当中最辛苦的要清晨4点就从家出来。当年的一支志愿团队，那时候还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会来一两次，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就散了。今年他们从全国各地特意来‘生命树’聚会，10年了，他们说想来看看孩子们。还有些志愿者，因为来‘生命树’工作而相识，结果谈起了恋爱，最后还结婚了，光我参加过的就有3对。”寇洁明知道，在志愿者和孩子之间，始终有一份难以磨灭的亲情和牵挂，也正是基于这种无私的爱，助养中心每年百万的支出中，才会有很大一部分被志愿者们分担。
民间救助的困境
“今年初，袁厉害事件让我们险些被取缔，救助的35个孩子中有5个被内蒙的福利院要了回去。现在我们也在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尤其是身份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清楚，最后真的被取缔，孩子们是最可怜的。”
在中国，寇洁明创办的“生命树”只是一个缩影，同样的阴霾其实正在让几乎全部的民间救助组织为未来而担忧。
白手起家 为孩子讨饭
1988年，中国的经济还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摸索，电视机还是一个城市家庭中最为贵重的物件，而在河北省宁晋县农村，像样的砖瓦房都还没有几间。“黎明之家”福利院的成立，正是为了让更多弃婴得到救助，甚至是更好的救助。
“在民政局下属的福利院里，孩子多，工人少，大伙儿每天忙得四脚朝天，可还是有照顾不到位的情况。”作为首批参与者之一的王清芬，内心常常隐隐作痛。
越来越多的弃婴开始让官办福利院吃不消，王清芬身上的担子也在不断变重。她发现，一些弃婴被直接放在了“黎明之家”福利院的门口，每当这时，她都觉得远处的某个角落里正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环顾四周，试图找到这双眼睛，然后将襁褓中的孩子抱起，示意孩子的父母：你的宝宝得救了。
起初，王清芬和同事们连给孩子们买饭的钱都没有。“我们只能到附近村子里讨一些粮食和蔬菜，就连炒菜的锅都是要来的。后来募到了一些善款，条件才稍好一些。”
直到1989年，福利院才有了一间60多平米的砖瓦房，“20多个孩子和十多个工作人员，全部挤在里面。”王清芬回忆说，“因为缺水，洗尿布的水要用来和煤泥生炉子，炉子上坐着锅，锅里煮着饭，湿哒哒的尿布就放在饭锅上烤。”
1991年，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福利院终于得以改善住房。
“哪有钱雇人盖房啊，都是自己来。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和泥、搬砖、打钢钉、盖房子，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血来了，但谁也没放弃。”终于，福利院的空间被扩大到500多平米，被救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截至1997年，先后有80多个孩子被送进福利院。“那时候孩子已经饱和了，但还是有弃婴不断被送进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工作人员只能住在地下室，孩子们也是小床摞大床地挤着睡。”
没身份=不合法？
面对各方捐助，曾经的“感动中国”人物石青华却眉头紧锁，他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合法身份，自己创办的“光爱学校”就无法接受这些善款。9年来，他们已经救助了来自全国的500多名流浪儿童。
“要想在民政局注册，必须要有一个主管单位，可是没人愿意管我们。”为了一个合法的身份，石青华这些年一直在四处奔走。
而对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以救助孤残儿童为己任的“天使之家”来说，“没有任何渠道和民政部沟通，也找不到主管单位”，同样是创办人邓志新最头疼的事情。
“我们救助的这些需要治疗的孤儿基本来自全国各地的福利院，当我们找到这些福利院，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帮助的时候，经常被人家怀疑为骗子，他们只相信政府的人，对我们这些民间草根完全不信任，做善事还要苦苦求人。”
多年来，邓志新和同事们想尽办法与民政部门沟通，但始终没有渠道，“连一个主管我们的单位都没有。”她表示，自己做的是替政府分忧的事情，解决不了身份问题，至少能得到一份认可。
“比如哪个地区福利院的孩子需要治疗，政府可以帮我们介绍，这样会得到当地的信任，工作也会更加顺利。”邓志新说，“我们盼着有人来监督管理，不仅是对资金和设施，也包括孩子手术治疗和康复的效果。”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童小军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没有好制度 弃婴可能“被乞讨”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完全支撑起所有弃婴的救助工作，对重大残疾孩子的福利保障仍然不到位，有关部门应该予以关注，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尽快研究解决办法。
民间机构发挥怎样的作用？
对这些孩子的救助工作，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只要能够让孩子们有尊严地生存发展就可以。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民间力量的参与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政府只在宏观层面上扮演机制管理者的角色，具体提供服务的任务则交给社会力量。
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对于救助机构资质、品质、标准的监督考核责任，同时向这些机构提供硬件支持，并且在政策方面适当放宽，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一些资金支持。而民间救助机构也应该自觉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共同营造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
普通公民可以怎么做？
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不排除不法分子利用弃婴从事乞讨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我们在生活中见到未成年人参与乞讨活动，不论是独立进行还是由成年人带领，首先应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拨打当地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求助，同时公安机关也有责任和义务出警救助，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对于已经被官办或民间救助机构收留的弃婴，普通公民最好在接受理念和技能上的培训后再提供帮助。因为面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儿童，每个人都会产生类似惊讶、好奇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很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伤害。
对于向弃婴提供捐款的帮助形式，在我国现行制度和环境下，我们并不建议作为首选。
记者手记
“弃婴之家”亟待救助
他们是一群被命运抛弃的孩子，却偏偏遇到了无力承担这份重担的父母，成为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于是，抛弃成了孩子们一生的标签。
直到遇见另一群人，一群甘愿奉献自己，为孩子撑起一个相对健全的家的爱心人士。他们有些供职于公立福利院，有些供职于低薪的民间救助机构，还有一些则以志愿者的身份无偿地照料着孩子们。于是，爱开始替代恨，快乐开始替代悲伤，弃婴逐渐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工作、自力更生。
在北京，公立福利院同样不比其它地区更普遍，所以大批民间救助组织在近些年应运而生。光爱学校、天使之家、太阳村……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孤儿、弃儿、残障儿童，孩子们的权益在被救助组织悉心保护着，但这些组织的权益却始终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
正如寇杰明所言，这些曾被抛弃的孩子首先需要一个家。然而，当公立福利院供不应求，民间救助组织面临各种风险，我们不禁要替这些已经身处死亡边缘的孩子们大声疾呼：“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本刊记者 张 晨
图片提供 “生命树”助养中心
10月26日，一场围绕民间救助组织的研讨会将在京举行，身份不合法、资金难持续、政策不明朗，种种问题摆在专家面前，也摆在全社会面前。
当微笑成了一种奢侈
在北京通州附近的燕郊地区，出生在前门大街的寇洁明于2002年创办了一家名为“生命树”的助养中心。如今，这里住着30名特殊孩子，他们大都是从官办福利院接来的脑瘫弃婴。寇洁明说，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政府减轻一些救助压力，同时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为温暖、专业的成长环境。为什么要选址燕郊？寇洁明的答复很简单：便宜。
12年前，寇洁明在银川看到一个孤儿中转站，附近捡来的弃婴都被放在这里，等官办福利院腾出了位置再把孩子转过去。这番经历唤起了她对弃婴的悲悯之心，回京后，她决定去福利院看一看，收集一些资料，从而寻求另一种帮助弃婴的方式。
“结果人家福利院不让我进，后来还是参加了一个慈善机构的志愿者队伍，才有机会进到福利院里面去。”寇洁明至今都对这家机构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孩子，更不会最终走上这条路。”
就这样，作为志愿者的寇洁明，在昌平区流村镇敬老院遇到了大约2、3岁的刘胖——一个只能喝豆奶粉，其它味道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脑瘫孤儿。
“我陪刘胖去房山脑瘫儿童康复中心接受训练，一共两周。”其间寇洁明发现，这竟是刘胖生命中第一次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全天候地陪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看人，后来只要看不到我，他会有点惊慌，但如果我在他的视线里，他就会开心地笑。”
看到刘胖的变化，康复中心的意大利专家找到寇洁明，询问她未来怎么打算。
“我说把他送回福利院，然后出钱雇一个阿姨，然后教这个阿姨该怎么照顾刘胖，怎么做康复训练。”
专家听后十分不安，他将寇洁明的打算称为不道德。因为她的出现，刘胖感受到了爱，内心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但如果就这么送回去，这种希望突然被灭掉，孩子会很难接受。
这番谈话让寇洁明感慨良多，她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弃婴和孤儿来说，爱和关注是缩小他们与正常孩子差距的基础，而实现的手段，则是想方设法为这些孩子找一个家。
寇洁明回到昌平时，恰逢一位名叫刘俊的严重脑瘫弃婴被送到福利院。看到这一幕，寇洁明开始酝酿着，要为这些孩子成立一个家。
“他们需要一个家，一个不会再遭到抛弃、不会再把他们送走的家。”
就这样，“生命树”助养中心成立了，刘胖成了这里第一个被救助的患儿。1个月后，刘俊也被接到了燕郊。
“刚被接来的时候他是对眼，两眼不能与人交流，脸上满是小红痘，面部也没有表情，浑身僵硬，双臂后旋非常严重。”
2002年7月3日，寇洁明第一次见到患有5级脑瘫的刘俊。“当时，一位美国的物理治疗师见到刘俊的样子后说：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笑。”
对患有脑瘫的孩子来说，训练不一定能够进步，但是不训练就会退步得非常快。寇洁明深谙这个道理，刘俊也似乎明白寇妈妈的心思。
“刘俊是个憨厚、聪明的孩子，理解能力远大于表达能力。他能吃苦、很善良，而且求知欲也强，总是很努力配合、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推着助走器绕着小区的一座楼走，每次都要一个半小时，练得满身是汗。”
从北京到杭州，从上海到香港，寇洁明带着刘俊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在密集、系统的康复训练中，刘俊的抓握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进食、脱鞋脱袜等自理能力也有明显提高，每次上课，他都会积极地回答问题，不仅口齿比以前更加清晰，他的脸上还时常挂着会心的笑容。2012年5月，刘俊的脑瘫严重等级从“5”改写成了“3”，彻底打破了美国专家“永远不会笑”的预言。
寇洁明说，她现在根本不敢想象这些孩子如果得不到救助会怎样，“他们都是在生死线边上的孩子，他们渴望被关爱，渴望被接纳，但被父母遗弃的痛苦却会伴随他们一生，如果不去抢救呵护和长久陪伴，他们可能会生不如死的。”
孩子的笑脸是最大的激励
在“生命树”助养中心，像刘俊这样给人惊喜和感动的孩子还有很多。在寇洁明的记忆中，她一生都不会忘记自己38岁的生日。
那一天，她正在办公室给母亲发来的生日祝福写回信。忽然听到同事对她说：“寇姐，外面有人找你。”
话音刚落，寇洁明赶忙放下手机，起身跑出了办公室。她哪里知道，其实外面并没有人找，而是同事们故意把她支走，然后赶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把她最初抱来的几个孩子找来，大家一起给这位至今未婚的创始人过一次生日。
“当时我还纳闷呢，心说没人找我，你们瞎叫什么。结果还没走到办公室门口呢，就听见里面生日歌响了。等我走进去，看到那些孩子，还有我的同事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把面条端给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没人给我过生日都可以，因为我已经满足了。”
如今，寇洁明依然清晰地记着所有人对她微笑，看她许愿，陪她感动。“那种感觉，特别幸福。”
11年来，“生命树”先后从北京昌平、内蒙古包头、河北廊坊、山西太原、河南平顶山等地的福利院接收了70多个孩子，其中仅北京就接收了20多个。如今，这里的养护中心和康复中心各司其职，分别担负着孩子的日常生活照顾、康复特殊教育、医疗特护、后勤支持等不同职能。在每年600-800余人次志愿者的协助下，“生命树”让孩子们每年都有十余次机会参加各种社会融合活动，同时为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救助机构提供康复器械和服务支持。在寇洁明眼里，这些成绩离不开孩子们带来的鼓舞和感动，每个工作人员的生命都在多年的服务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家一起付出、一起收获，一些志愿者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孩子们的笑脸大大地医治并激励了我们。我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 “从2003年开始，每周末都会有志愿者团队从北京来到燕郊，他们当中最辛苦的要清晨4点就从家出来。当年的一支志愿团队，那时候还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会来一两次，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就散了。今年他们从全国各地特意来‘生命树’聚会，10年了，他们说想来看看孩子们。还有些志愿者，因为来‘生命树’工作而相识，结果谈起了恋爱，最后还结婚了，光我参加过的就有3对。”寇洁明知道，在志愿者和孩子之间，始终有一份难以磨灭的亲情和牵挂，也正是基于这种无私的爱，助养中心每年百万的支出中，才会有很大一部分被志愿者们分担。
民间救助的困境
“今年初，袁厉害事件让我们险些被取缔，救助的35个孩子中有5个被内蒙的福利院要了回去。现在我们也在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尤其是身份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清楚，最后真的被取缔，孩子们是最可怜的。”
在中国，寇洁明创办的“生命树”只是一个缩影，同样的阴霾其实正在让几乎全部的民间救助组织为未来而担忧。
白手起家 为孩子讨饭
1988年，中国的经济还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摸索，电视机还是一个城市家庭中最为贵重的物件，而在河北省宁晋县农村，像样的砖瓦房都还没有几间。“黎明之家”福利院的成立，正是为了让更多弃婴得到救助，甚至是更好的救助。
“在民政局下属的福利院里，孩子多，工人少，大伙儿每天忙得四脚朝天，可还是有照顾不到位的情况。”作为首批参与者之一的王清芬，内心常常隐隐作痛。
越来越多的弃婴开始让官办福利院吃不消，王清芬身上的担子也在不断变重。她发现，一些弃婴被直接放在了“黎明之家”福利院的门口，每当这时，她都觉得远处的某个角落里正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环顾四周，试图找到这双眼睛，然后将襁褓中的孩子抱起，示意孩子的父母：你的宝宝得救了。
起初，王清芬和同事们连给孩子们买饭的钱都没有。“我们只能到附近村子里讨一些粮食和蔬菜，就连炒菜的锅都是要来的。后来募到了一些善款，条件才稍好一些。”
直到1989年，福利院才有了一间60多平米的砖瓦房，“20多个孩子和十多个工作人员，全部挤在里面。”王清芬回忆说，“因为缺水，洗尿布的水要用来和煤泥生炉子，炉子上坐着锅，锅里煮着饭，湿哒哒的尿布就放在饭锅上烤。”
1991年，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福利院终于得以改善住房。
“哪有钱雇人盖房啊，都是自己来。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和泥、搬砖、打钢钉、盖房子，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血来了，但谁也没放弃。”终于，福利院的空间被扩大到500多平米，被救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截至1997年，先后有80多个孩子被送进福利院。“那时候孩子已经饱和了，但还是有弃婴不断被送进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工作人员只能住在地下室，孩子们也是小床摞大床地挤着睡。”
没身份=不合法？
面对各方捐助，曾经的“感动中国”人物石青华却眉头紧锁，他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合法身份，自己创办的“光爱学校”就无法接受这些善款。9年来，他们已经救助了来自全国的500多名流浪儿童。
“要想在民政局注册，必须要有一个主管单位，可是没人愿意管我们。”为了一个合法的身份，石青华这些年一直在四处奔走。
而对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以救助孤残儿童为己任的“天使之家”来说，“没有任何渠道和民政部沟通，也找不到主管单位”，同样是创办人邓志新最头疼的事情。
“我们救助的这些需要治疗的孤儿基本来自全国各地的福利院，当我们找到这些福利院，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帮助的时候，经常被人家怀疑为骗子，他们只相信政府的人，对我们这些民间草根完全不信任，做善事还要苦苦求人。”
多年来，邓志新和同事们想尽办法与民政部门沟通，但始终没有渠道，“连一个主管我们的单位都没有。”她表示，自己做的是替政府分忧的事情，解决不了身份问题，至少能得到一份认可。
“比如哪个地区福利院的孩子需要治疗，政府可以帮我们介绍，这样会得到当地的信任，工作也会更加顺利。”邓志新说，“我们盼着有人来监督管理，不仅是对资金和设施，也包括孩子手术治疗和康复的效果。”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童小军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没有好制度 弃婴可能“被乞讨”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完全支撑起所有弃婴的救助工作，对重大残疾孩子的福利保障仍然不到位，有关部门应该予以关注，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尽快研究解决办法。
民间机构发挥怎样的作用？
对这些孩子的救助工作，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只要能够让孩子们有尊严地生存发展就可以。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民间力量的参与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政府只在宏观层面上扮演机制管理者的角色，具体提供服务的任务则交给社会力量。
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对于救助机构资质、品质、标准的监督考核责任，同时向这些机构提供硬件支持，并且在政策方面适当放宽，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一些资金支持。而民间救助机构也应该自觉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共同营造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
普通公民可以怎么做？
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不排除不法分子利用弃婴从事乞讨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我们在生活中见到未成年人参与乞讨活动，不论是独立进行还是由成年人带领，首先应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拨打当地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求助，同时公安机关也有责任和义务出警救助，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对于已经被官办或民间救助机构收留的弃婴，普通公民最好在接受理念和技能上的培训后再提供帮助。因为面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儿童，每个人都会产生类似惊讶、好奇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很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伤害。
对于向弃婴提供捐款的帮助形式，在我国现行制度和环境下，我们并不建议作为首选。
记者手记
“弃婴之家”亟待救助
他们是一群被命运抛弃的孩子，却偏偏遇到了无力承担这份重担的父母，成为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于是，抛弃成了孩子们一生的标签。
直到遇见另一群人，一群甘愿奉献自己，为孩子撑起一个相对健全的家的爱心人士。他们有些供职于公立福利院，有些供职于低薪的民间救助机构，还有一些则以志愿者的身份无偿地照料着孩子们。于是，爱开始替代恨，快乐开始替代悲伤，弃婴逐渐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工作、自力更生。
在北京，公立福利院同样不比其它地区更普遍，所以大批民间救助组织在近些年应运而生。光爱学校、天使之家、太阳村……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孤儿、弃儿、残障儿童，孩子们的权益在被救助组织悉心保护着，但这些组织的权益却始终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
正如寇杰明所言，这些曾被抛弃的孩子首先需要一个家。然而，当公立福利院供不应求，民间救助组织面临各种风险，我们不禁要替这些已经身处死亡边缘的孩子们大声疾呼：“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本刊记者 张 晨
图片提供 “生命树”助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