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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音
今世何如前世扰，今人不似古人闲。
只一次惬意的出恭，于今世亦不可多求。
惯以时间与精魄来换取生存，连梦寐都典当给了浮生，更奈如厕何？所以，宋人“上厕阅小词”的闲适，今世芸芸众生，也多无福消受了。
“上厕阅小词”，此语不必玄想，但口中念之，便如“噙香对月吟”，有一种唇齿间的愉悦。闲来无事，不如考析一番音韵吧。“厕”，上古音初母、职部，中古音初母、志韵;“词”，上古音邪母、之部，中古音邪母、之韵。二者韵部相近。在北宋官修韵书《广韵》中，“厕”为初吏切，属去声志韵第七;“词”为似兹切，属上平声之韵第七。《广韵》编排以四声相承，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者归为一个韵类，“厕”与“词”同属一大韵类，可知其在近古音中的相近。在现代汉语中，“厕”与“词”声母皆为C，齿音。若以今日江浙方言念之，则“上厕阅小词”除一“阅”字外，馀四字皆为齿音，念起来毫不费力，似一股清幽之气鼓荡、穿梭、渟滀于唇齿舌颚间，行于所当行，止乎不可不止。
“上厕阅小词”，又让我想起李清照的《声声慢》，也是齿音，但过了头，是齿音的狂欢，是齿音的歇斯底里，女性的一种权利。“寻寻、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时、最、息、三、盏、酒……这次、怎、愁”，统共41个齿音字！可惜北方人不太能感受到，南方的老师若能区分尖团，是很可以与学生讲讲语文课本里这件小精品的。
溯源
“上厕阅小词”出自欧阳修《归田录》：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关于这段文字，我们立刻会想到宋人好读书。宋代文人之博学，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显赫的。《宋史》上说王安石经史之外，医书、小说无所不读，甚至连“女工”之书也感兴趣，当然不是要学刺绣，只出于对阅读的喜爱罢了。又一位宰相文彦博，苏东坡说他：“学问之富，自汉以来，出入驰骋，略无遗者，下迨曲技校数，靡不究悉。”换言之，文彦博在今天既可授课于北大，复能兼职于蓝翔技校。
宰相之上更有皇帝，天子身体力行，流风所及，文人官僚自然景从响应。宋太宗赵光义读书有恒，一千卷的《太平总类》，一天读三卷，一年读毕。太宗读毕后就把书名改成了《太平御览》。这才是真正的“御览”，后代动辄用“御览”的皇帝应该羞惭。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生动表现了赵光义的性格，他并不把读书人放在眼里：“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
如果王安石在厕所阅小词，那么女红书在哪里闲览呢？读者自可想去。选取不同场所、不同时间以阅读不同类别的书，早在西汉就有了。汉代延笃（？—167）有一篇《与李文德书》，其中说：“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也就是早上读儒家经典，晚间讽诵诗歌。诗歌是放在最后的，正如把词放在厕所里。“上厕阅小词”，可见宋人重诗轻词的传统，因为词在诞生之初即不登大雅之堂。若从另一角度看，则古人读书，不只为了学道求知，也有很大部分是消遣娱乐、涵养性情而已。
宋代文人的心态，应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个朝代。因为他们有自我调剂、发泄乃至叛逆的窗口。据说，北宋翰林学士韩维，早晨与门客吃饭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俨然正经;可一到了晚上，“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如此劳逸结合，是怎么也不会得抑郁症的。填词与阅词，也是宋代文人的一个调剂品，他们可以在这里抛却诗文中仁义道德、思想学识的枷锁，暂且赎回“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本性，以避免人性在过度文明化、人文化过程中可能遭致的压抑、扭曲。
会通
苏东坡要是在今天复活，一定会惊讶，竟然有那么多以东坡词为主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哪有那么多学问啊？而可真正填词、阅词、玩词的人，却人海中难觅。
阅词与读经史不一样，不应是拿学位的姿态。阅词是一种赏会，是把玩，是持正性情。
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阅书，阅书是一种人生的状态。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文官系统，孕育出的公务员基本上是读过书的，深谙儒家经典，诗文上绝不含糊。至于经典之外的博览群书，每个朝代和时期，风气略有不同。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如果一个高级官员只读过有限的经典，则会遭受嘲笑，龙图阁学士沈文通便是一例。
沈遘，字文通，钱塘人，他的堂弟便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因为祖上对赵宋王朝有贡献，沈文通以荫封得官，之后又考中进士，殿试得了第一名。当时群臣认为沈文通已有官位，不应再去跟那些尚未踏上仕途的寒士们较劲，不宜抢他们的风头，于是沈文通的状元头衔被迫让给了别人，自己得了个第二。沈文通做过杭州知府、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宋史》上说他“疏隽博达，明于吏治，令行禁止”。
沈文通四十岁就去世了，为他撰写墓志铭的是宰相王安石。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有一轶事：王安石曾在沈文通墓志铭中写下“不常读书”四字，此举立刻遭到非议，人家沈文通毕竟是殿试第一，怎么说一个状元不常读书呢？须知，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不读书是个不轻的罪过。于是，王安石把“不常读书”改成了“不常视书”，这下才平息了非议。读过此则笔记后，我去查下一了《临川文集》，这篇墓志铭确有“不常视书”四个字，但原文看不出任何贬义：“公平居不常视书而文辞敏丽可喜，强记精识，长于议论，世所谓老师宿学、无所不读、通于世务者，皆莫能屈也。”如果不是陆游的爆料，后人大概都会被王安石的文字骗过。
“读书”与“视书”之别，其实就是读与阅的区别。王安石说沈文通“不常视书”，就是含蓄地批评他不爱看闲书，虽然曾为举业读过一些经典，但没有看书的爱好，离泛滥百家、博览群籍还差得远呢。 《曾国藩家训》“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论读书与看书之别，甚为精彩，转录于下：“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池，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如果只守着几本书反复读，那也会坐吃山空，所以要“外出经商”，甚至“攻城略池”，开垦人类精神文化的领域。
何以当代没有通人，只有专家？荧屏、讲座上露脸多了，厕所里的功夫便少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通人的会通之境，与“无益之事”成正比，必须要有数十年的“无益之事”，才可能企及会通的老境。厕所里适合看书，而非读书，看阅闲书就是“无益之事”。利益驱动之下，当代即便有通人，也多肥遁于边缘。
风雅
厕所不仅可用来阅书，也能为其他文艺活动提供场所。
魏晋时的书法家钟繇，就喜欢在厕所里练功。大限之际，他对儿子钟会说：“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书，未终尽学其字。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另一个版本说：“十六年未尝窥户……如厕忘返，拊膺尽青。”“拊膺”是抚摸胸口的意思，也许他在如厕之时，脑海中反复出现前代书家的字，遂把胸口当作纸，手指在其上书写，写得皮肤发青。
魏晋风雅，少不了“如厕”。钟繇之外，还有孟嘉。
陶潜曾为这位外祖父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据传中记载：九月九日，桓温与众僚佐会宴，忽然一阵风过，孟嘉帽落，桓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孟嘉举止。孟嘉“初不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谘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孟嘉读了嘲文，立即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山落帽”。
落帽的风雅中，如厕环节必不可少。如厕是从一种常态中走出，然后再返回另一种常态。当先后两种常态之间产生龃龉，常人就难免失态。桓温就是希望看见孟嘉从厕所回来发现帽子不在头上的尴尬，可惜他失望了。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大赞厕所的美：“在日本的所有建筑中最有情趣的莫过于厕所了”，“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厕所实在是最适宜倾听虫鸣、鸟啼以及赏月和享受四集情趣的好地方。”谷崎润一郎不仅强调厕所之气味宜人，环境清冷，更讲究厕所的视觉感受。即便如今“高大上”的酒店厕所，也达不到谷崎润一郎的要求。高档酒店的厕所无非白、净而已，谷崎润一郎则“不希望那云鬓花颜的东方美人在这样的厕所如厕”，白色的抽水马桶可以看清楚自己的排泄物，即使非刻意去看，也总能看到。谷崎润一郎理想中厕所，是昏暗的，要能看不见自己的排泄物。
怎么办呢？还是中国古人厉害，据说元代画家倪云林收集大量飞蛾翅，放于厕所中，待排泄物一落下，即湮没在飞蛾翅中，人看不见。据说那是很美的景象：“无数的彩翅象烟雾般腾升飞舞，它们都是汇集在一起的干燥的、闪烁着金黄色暗光的、非常薄的云母状断片……”
日本厕所唯一的不便，是厕所离母屋甚远，夜深如厕要忍受寒冷，但谷崎润一郎引用斋藤绿雨的话说：“风雅乃清冷之物。”这让我想起陈子龙写柳如是的词《蝶恋花·春晓》：“才与五更春梦别。半醒帘栊，偷照人清切。简点凤鞋交半折。泪痕落镜红明灭。枝上流莺啼不绝。故脱馀绵，忍耐寒时节。慵把玉钗轻绾结。恁移花影窗前没。”倪云林的蛾翅之所，也许只配“耐寒”的柳如是享用。
风雅与清冷相伴，排除喧闹与哄热，厕所正相宜。
神思
弗洛伊德指出，儿童排泄时能体会到肛门快感，成人当然也隐约保留着这份感觉。然而快感需由体表上升到精神，方才有馀不尽。欧阳修说如厕“尤可以属思”，正是快感的升华。
此处之“思”非一般的思维、思索，而是“神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西方人称大小便为nature’s call（自然在召唤），这nature不仅指自然，还指道、逻各斯。
唐人李商隐有一首《药转》诗，就在描绘厕所里的神思：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厕所里特别容易“得句”，于是不免奇怪李贺偏要骑毛驴外出寻句，风雪灞桥，真是舍近求远了。
创作之外，品读与赏析，也可以在厕所里遭遇神思。
以我自身的经验而言，虽然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学与研究中国古典的诗与美，但我似乎时常与美擦肩而过。我的阅读主要在书桌前进行，正襟危坐，书本平摊，右手执笔，电脑伺候一旁，随时圈点，札录，上网查索。这其实很功利。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不时的卧读、仰读、欹床而读、如厕而读，这样的书斋人生将有多么乏味！
在我的电脑文档中，有一个名曰“上厕阅小词”，记录早晨如厕时的阅读体验。因不是每日如厕皆看书，故此文断断续续、零零索索，但数年来只鳞片羽也积攒得不少。行文至此，不妨抽选其中一二，以飨读者。
2013年8月29日
郁达夫《图书馆的惨劫》，讲述日本侵略中国，郁达夫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书籍毁于一旦，损失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此次南来（福州），书籍一本也不曾带得。所以，每伸管作文，想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感到不便的，就是类书的不足。”
类书与现代的词典不同，不妨称之为文学创作的工具书，尤其诗词创作用典、押韵、词藻都缺不了它，典型如《佩文韵府》、《诗韵合璧》。现代作家中，郁达夫旧体诗词第一流，当然类书随身。如今有电子数据库，可以取代类书了。有一次我笔记本中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坏了，于是什么事也不相干，折腾了五个多小时，才重新安装好。如今笔记本中没有电子版《四库全书》，我就感觉像出门没带钱包，也没带卡。 2014年4月4日
厕上读清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堂中有二十七棵松，似嫌略多，不如冯友兰的“三松”，少而有味。文集卷十“尺牍”有《与乐说和尚》：“名山一过，遂难再践。尘事羁人，每用为愧。拙著初集已刻成，赉呈削正。独恨其中尚缺游丹霞山一记，岂忘之耶，盖山为郡中名胜，题目重大，构思维艰，亦以匆匆过目，未得奥妙，写之不尽，不如不作也。俟重踏烟岚，补此缺典耳。古今绝奇山水，只如一篇绝佳文字。燕他日作此一篇文字，亦只如替丹霞山临一副本耳，非有所增损于其间。”
作家都渴望尽量客观描摹对象，做到丝毫无损，传统文学存有这样的善意，现代文学还曾经高举过这样的旗帜。然而纵观古今，谈何容易，每一次文学的成功写作，都对物象的真实呈现起到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廖燕的写作姿态很好，他只把自己的作品视作“副本”，作家应该要有这样的谦虚。
2014年9月10日
今日上厕阅小词，抽了一本《东坡乐府》。读到《贺新郎·夏景》：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