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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沪报和港报刊文，记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老报人陈凡为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遍访内地名家邀稿，致该版群星璀璨，高手云集，后来汇集佳作编成《艺林丛录》十册，也留下一段文坛佳话。如若着眼于书写中国或香港的文学史、新闻史，香港《大公报·艺林》以及所刊佳作汇编成册的《艺林丛录》均微不足道，但要研究香港《大公报》副刊或是撰写老报人陈凡的传记，这样的文章便不可或缺。陈凡向内地一些著名文化人尤其是几位当时身处逆境而名列另册之人约稿的经历，读来令人感慨！他的邀稿名单，计有章士钊、陈垣、启功、沈尹默、唐圭璋、温肇桐、俞剑华、夏承焘、冼玉清、潘伯鹰、宋云彬、郭绍虞等，咸为文史大家。此外，岭南的容庚、商承祚、梁宗岱、詹安泰，沪上的熊十力、郑逸梅、周瘦鹃、陶菊隐、张友鸾、黄裳，这些一流学者或作家也在其拜访或邀约后，欣然为《大公报？艺林》撰稿。成此“群星璀璨”局面的因素，既有《大公报》在知识界多年累积的影响力，亦不乏陈凡个人的热诚和周全。
但“艺林”仅是《大公报》副刊的一种，且为周刊，那个时期陈凡每年到内地一至两次，与文化界中人广泛联系，是为他主编的副刊各版扩大稿源，所邀之稿并不限于“艺林”。比如，他邀原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撰稿，所写大都为民国时期的政坛秘辛，刊发于每日均备的副刊“大公园”，与“艺林”的“内容广泛，举凡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书画篆刻、各类艺术，以至人物掌故，几涉及中国人文学问的所有范畴”，显然并非同类题材。
有关陈凡邀稿的缘起，我在徐铸成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听他谈过，另有一层内情：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后，不仅撤去所有职务，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行政级别也从八级降到十四级，二百七十元月薪减至一百四十元，加上他调去出版局工作，不再享受报社每月一百元房租津贴，不得不退掉所住五间正房中的三间，由单位分给其他职工入住。但即使这样仍需每月支付五十元房租，而家中还雇有照顾年迈母亲的保姆，经济状况变得十分拮据，要不时变卖旧衣物维持开销。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石西民知悉后，趁陈凡来沪时关照其向徐铸成约稿，有心让他以稿酬贴补生活，不过限定文章只能用笔名发表，尽管徐在1959年9月底已获摘掉“右派”帽子。说起来，徐铸成还是陈凡的老上司。徐从1927年进入新闻界，在《大公报》前后工作十八年，当过记者、特派记者、编辑、编辑主任、桂版和沪版总编辑，其中1942年初至1944年10月主持桂林《大公报》时，陈凡任记者、采访课副主任。
以不同的笔名给《大公报》撰寄稿件这段往事，在《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中“1959年”那一节有极为简略的记述：“我两年前‘戴帽’时，受降职降薪的‘宽大’处分，撤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并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等公职，薪给被降下六级。时我母亲尚健在，每月收入，辄赖出售旧衣补贴。后由石西民批准，为港报写稿，得以帮助。”此处，没有提及陈凡邀稿之事。该书的“1963”一节，涉及写稿之事又记一笔：“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该书系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收文包括《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阎锡山软禁冯玉祥》、《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十日主席”阎锡山》、《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宁粤分裂的趣剧》、《何成竣养蛇弄笛》等。经手此事的“港友”是何人，徐铸成没有写出姓名，但无疑以陈凡的可能性最大。
不久前出版的《徐铸成日记》中，有关给陈凡寄稿的记载即有多处。如1965年“十一月十日”条下，记“下午，抽空写了稿子二千余字，题为《王国维之死》，估计可写五千字”；又“十一月十一日”条下，记“上午，又抽空写稿，迄午后二时，已将《王国维之死》写好，共计六千字，写作相当快，内容亦较充实而严紧（谨），回家前，购邮票五角，准备发出”；而“十一月十二日”条下，有“上午，寄陈凡稿……”之语。又如该年“十一月廿四日”条下，记“上午未上班，在家写好《记三个张人杰》，两千三百字，连同前天写的《再谈王国维之死》（一千四百字）寄给陈凡兄”。再如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条下，记“寄陈凡一稿《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两千六百字”。
徐铸成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陆续发表的文章，除了前面那几篇，日记里述及的还有《蒋介石的结婚和投降》、《蒋介石、陈其美及陶成章》、《曹汝霖与汪荣宝》、《柳亚子两填金缕曲》、《鲁迅与教育部佥事》、《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严青》、《吴佩孚与张其锽》、《记张自忠的转变》、《旧闻杂记》》、《白狼讨猿》》、《老〈申报〉的幕后人物》、《我国第一次民航》、《国民党与进步党》、《记钱玄同》和《蒋介石与张宗昌》等，除了几则文坛掌故外，大都是鲜为人知的政坛秘辛。可是，《徐铸成日记》只收有1947、1949、1951、1957、1958、1965和1966年这七年的日记，而涉及他给《大公报》撰稿的记载，至少缺1960年至1964年这五年的日记。据此，徐铸成的《海角寄语金陵旧梦》的编者“前言”，称“此后，作者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刊发了二十五篇写民国时期政坛秘闻的文章”，似不准确，实际的篇数必定远超这个数目。即使以1963年出版的《金陵旧梦》为界，除了已经收入的二十五篇外，或许还有一些遗漏的篇什。所有这些集外之文，如若汇集起来，当可另编一部《金陵旧梦》续集了。
徐铸成为“大公园”撰写民国政治秘辛，前后持续约六、七年，无论写作、邮寄还是领取稿费，以至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在日记里均有零星记载。如1965“十月十八日”条下，记“《大公报》通知《曹汝霖与汪荣宝》一稿已注销，稿费五十六元，如此，下月家用补贴可以不成问题。希望今年还能注销两三篇稿子，则今年的经济情况不至窘迫了”。又如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条下，记“《大公报》通知，上月下半月注销短稿两篇（《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严青》），稿费共十七元七角，拟为霖孙购大衣。本月分（份）别处无款寄来，赖此挹注”。再如1966年“四月廿四日”条下，记“按《大公报》通知，上半月注销短稿三篇，稿费二十六元，本月共收稿费五十七元，本月开支浩大，得此可较（减）少困难不少”。由于稿费确实对家计不无小补，他撰稿的积极性很高。然而，随着“文革”风暴匝地而起，一批他所熟悉的知名文化人开始被批判和揪斗，邻居吴朴、老友李平心自杀，而所在单位也有人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他在“六月廿六日”条下写道：“往事和今后事均不敢想矣。”稍早数天的日记，已经没有任何关于撰稿的点滴记录了。 尽管这段撰稿经历属于“为稻粱谋”，且又不能署自己的本名，徐铸成回想起来未必愉快，但又何至于在回忆录中述及此事时只字不提陈凡呢？其间的原委，是在他1985年3月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之前，与陈已经心存芥蒂，或者说是“交恶”了。1980年，徐铸成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后，重返《文汇报》社担任顾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出版了《报海旧闻》、《旧闻杂忆》等书，还在香港《新晚报》开设专栏“海角寄语”，又给《明报》写“上海书简”专栏。不知何故，这一切引起了时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不满。他从1983年3月15日起，在“大公园”发表《〈大公报〉在港复刋的时候——劳生碎梦录之一》，一连刊载了十多天，不料在后半段的三篇抛开题旨，以他在桂林工作时曾表示敬佩的“新闻界老前辈”指代徐铸成，进行大肆攻讦，指责其有关《大公报》的回忆及评价不符事实，嘲讽其为报老板的高稿酬在《明报》上勤写专栏，还转录其《新晚报》“海角寄语”专栏中内容尖锐的一文以揭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更对1982年6月号《读书》上一篇《报海旧闻》的书评加以批驳，甚至翻出历史上徐“几乎被《大公报》‘炒鱿鱼’”的旧事。他不加掩饰地请读者把该文“当作稽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或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以示与徐铸成一刀两断的立场。全文逻辑混乱，用语粗鄙，不像是出自一位知书识礼而清醒自持的文化人之笔。徐铸成看到后，当然既惊又气，认定陈凡是在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唆使下写这文章的，当即给予了回击。有一天，他拿出在《明报》刊出的专栏文章《大地奔驰》剪报给我看。该文是写他坐火车赴京的路途见闻，却有一个相当突兀的结尾：“赶写这篇书简时，窗外传来一阵阵汪汪声，令人烦厌。推窗一看，有一个老妇，穿着洋装，妖里妖气，她正在逗一头吧儿（指小哈巴狗），掷给一块糖，它就摇动尾巴，汪汪几声。这类吧儿，这几年已不多见，是稀有品种了。”只有圈内极少人明白，他把陈凡比作哈巴狗，身穿洋装的老妇是谁也呼之欲出。但不悉内情的读者看到这一明显虚设的场景，肯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好在事件没有持续和扩大，徐先生有次对我说：“《大公报》的朋友带话来，讲陈凡精神上出了毛病，叫我不必计较。”以后，未闻他再提此事。
梁羽生先生曾撰文回忆老同事陈凡说：“我亲眼看见的是他在报上写的骂人文字，他本是能文之士，文字的简练尤其得到行家赞赏。但不知怎的，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骂人文章竟是毫无章法，不但欠缺逻辑，有时甚至可说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除了笔伐，还有口诛，激动之时，‘友’、‘敌’都骂，他的‘失态’，往往使得朋友心酸，‘凡兄怎么会变成这样？’。”梁还说：“好在终于等到‘四人帮’倒台这一天，‘文革’成为了过去，陈凡最后也渐渐好起来。大概是在一九八四年或者八五年吧，陈凡宣告退休，得以享受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晚年乐趣。”这是将陈凡的精神不正常归咎于“文革”。在陈凡手下工作过的杜渐先生今年3月在港报刊文，对这位前上司也有回忆：“他长期服用越来越强的安眠药，抑制不了他的精神亢奋，就变得越来越暴躁和偏激，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结果最后变成了‘大刀卫士’，实在是很可悲的。大家对陈凡就有点敬而远之畏之，背后叫他‘神经刀’，避之则吉。”“后来我离开了报馆，自然很少有机会接触陈凡，后来听说他退休后把病治好了。”依此是否可以判断，陈凡撰文宣布与徐铸成绝交时是1983年，还没有退休，精神上的疾症尚未治愈，所以有此“失态”之举？
但“艺林”仅是《大公报》副刊的一种，且为周刊，那个时期陈凡每年到内地一至两次，与文化界中人广泛联系，是为他主编的副刊各版扩大稿源，所邀之稿并不限于“艺林”。比如，他邀原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撰稿，所写大都为民国时期的政坛秘辛，刊发于每日均备的副刊“大公园”，与“艺林”的“内容广泛，举凡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书画篆刻、各类艺术，以至人物掌故，几涉及中国人文学问的所有范畴”，显然并非同类题材。
有关陈凡邀稿的缘起，我在徐铸成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听他谈过，另有一层内情：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后，不仅撤去所有职务，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行政级别也从八级降到十四级，二百七十元月薪减至一百四十元，加上他调去出版局工作，不再享受报社每月一百元房租津贴，不得不退掉所住五间正房中的三间，由单位分给其他职工入住。但即使这样仍需每月支付五十元房租，而家中还雇有照顾年迈母亲的保姆，经济状况变得十分拮据，要不时变卖旧衣物维持开销。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石西民知悉后，趁陈凡来沪时关照其向徐铸成约稿，有心让他以稿酬贴补生活，不过限定文章只能用笔名发表，尽管徐在1959年9月底已获摘掉“右派”帽子。说起来，徐铸成还是陈凡的老上司。徐从1927年进入新闻界，在《大公报》前后工作十八年，当过记者、特派记者、编辑、编辑主任、桂版和沪版总编辑，其中1942年初至1944年10月主持桂林《大公报》时，陈凡任记者、采访课副主任。
以不同的笔名给《大公报》撰寄稿件这段往事，在《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中“1959年”那一节有极为简略的记述：“我两年前‘戴帽’时，受降职降薪的‘宽大’处分，撤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并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等公职，薪给被降下六级。时我母亲尚健在，每月收入，辄赖出售旧衣补贴。后由石西民批准，为港报写稿，得以帮助。”此处，没有提及陈凡邀稿之事。该书的“1963”一节，涉及写稿之事又记一笔：“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该书系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收文包括《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阎锡山软禁冯玉祥》、《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十日主席”阎锡山》、《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宁粤分裂的趣剧》、《何成竣养蛇弄笛》等。经手此事的“港友”是何人，徐铸成没有写出姓名，但无疑以陈凡的可能性最大。
不久前出版的《徐铸成日记》中，有关给陈凡寄稿的记载即有多处。如1965年“十一月十日”条下，记“下午，抽空写了稿子二千余字，题为《王国维之死》，估计可写五千字”；又“十一月十一日”条下，记“上午，又抽空写稿，迄午后二时，已将《王国维之死》写好，共计六千字，写作相当快，内容亦较充实而严紧（谨），回家前，购邮票五角，准备发出”；而“十一月十二日”条下，有“上午，寄陈凡稿……”之语。又如该年“十一月廿四日”条下，记“上午未上班，在家写好《记三个张人杰》，两千三百字，连同前天写的《再谈王国维之死》（一千四百字）寄给陈凡兄”。再如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条下，记“寄陈凡一稿《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两千六百字”。
徐铸成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陆续发表的文章，除了前面那几篇，日记里述及的还有《蒋介石的结婚和投降》、《蒋介石、陈其美及陶成章》、《曹汝霖与汪荣宝》、《柳亚子两填金缕曲》、《鲁迅与教育部佥事》、《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严青》、《吴佩孚与张其锽》、《记张自忠的转变》、《旧闻杂记》》、《白狼讨猿》》、《老〈申报〉的幕后人物》、《我国第一次民航》、《国民党与进步党》、《记钱玄同》和《蒋介石与张宗昌》等，除了几则文坛掌故外，大都是鲜为人知的政坛秘辛。可是，《徐铸成日记》只收有1947、1949、1951、1957、1958、1965和1966年这七年的日记，而涉及他给《大公报》撰稿的记载，至少缺1960年至1964年这五年的日记。据此，徐铸成的《海角寄语金陵旧梦》的编者“前言”，称“此后，作者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刊发了二十五篇写民国时期政坛秘闻的文章”，似不准确，实际的篇数必定远超这个数目。即使以1963年出版的《金陵旧梦》为界，除了已经收入的二十五篇外，或许还有一些遗漏的篇什。所有这些集外之文，如若汇集起来，当可另编一部《金陵旧梦》续集了。
徐铸成为“大公园”撰写民国政治秘辛，前后持续约六、七年，无论写作、邮寄还是领取稿费，以至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在日记里均有零星记载。如1965“十月十八日”条下，记“《大公报》通知《曹汝霖与汪荣宝》一稿已注销，稿费五十六元，如此，下月家用补贴可以不成问题。希望今年还能注销两三篇稿子，则今年的经济情况不至窘迫了”。又如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条下，记“《大公报》通知，上月下半月注销短稿两篇（《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严青》），稿费共十七元七角，拟为霖孙购大衣。本月分（份）别处无款寄来，赖此挹注”。再如1966年“四月廿四日”条下，记“按《大公报》通知，上半月注销短稿三篇，稿费二十六元，本月共收稿费五十七元，本月开支浩大，得此可较（减）少困难不少”。由于稿费确实对家计不无小补，他撰稿的积极性很高。然而，随着“文革”风暴匝地而起，一批他所熟悉的知名文化人开始被批判和揪斗，邻居吴朴、老友李平心自杀，而所在单位也有人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他在“六月廿六日”条下写道：“往事和今后事均不敢想矣。”稍早数天的日记，已经没有任何关于撰稿的点滴记录了。 尽管这段撰稿经历属于“为稻粱谋”，且又不能署自己的本名，徐铸成回想起来未必愉快，但又何至于在回忆录中述及此事时只字不提陈凡呢？其间的原委，是在他1985年3月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之前，与陈已经心存芥蒂，或者说是“交恶”了。1980年，徐铸成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后，重返《文汇报》社担任顾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出版了《报海旧闻》、《旧闻杂忆》等书，还在香港《新晚报》开设专栏“海角寄语”，又给《明报》写“上海书简”专栏。不知何故，这一切引起了时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不满。他从1983年3月15日起，在“大公园”发表《〈大公报〉在港复刋的时候——劳生碎梦录之一》，一连刊载了十多天，不料在后半段的三篇抛开题旨，以他在桂林工作时曾表示敬佩的“新闻界老前辈”指代徐铸成，进行大肆攻讦，指责其有关《大公报》的回忆及评价不符事实，嘲讽其为报老板的高稿酬在《明报》上勤写专栏，还转录其《新晚报》“海角寄语”专栏中内容尖锐的一文以揭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更对1982年6月号《读书》上一篇《报海旧闻》的书评加以批驳，甚至翻出历史上徐“几乎被《大公报》‘炒鱿鱼’”的旧事。他不加掩饰地请读者把该文“当作稽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或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以示与徐铸成一刀两断的立场。全文逻辑混乱，用语粗鄙，不像是出自一位知书识礼而清醒自持的文化人之笔。徐铸成看到后，当然既惊又气，认定陈凡是在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唆使下写这文章的，当即给予了回击。有一天，他拿出在《明报》刊出的专栏文章《大地奔驰》剪报给我看。该文是写他坐火车赴京的路途见闻，却有一个相当突兀的结尾：“赶写这篇书简时，窗外传来一阵阵汪汪声，令人烦厌。推窗一看，有一个老妇，穿着洋装，妖里妖气，她正在逗一头吧儿（指小哈巴狗），掷给一块糖，它就摇动尾巴，汪汪几声。这类吧儿，这几年已不多见，是稀有品种了。”只有圈内极少人明白，他把陈凡比作哈巴狗，身穿洋装的老妇是谁也呼之欲出。但不悉内情的读者看到这一明显虚设的场景，肯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好在事件没有持续和扩大，徐先生有次对我说：“《大公报》的朋友带话来，讲陈凡精神上出了毛病，叫我不必计较。”以后，未闻他再提此事。
梁羽生先生曾撰文回忆老同事陈凡说：“我亲眼看见的是他在报上写的骂人文字，他本是能文之士，文字的简练尤其得到行家赞赏。但不知怎的，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骂人文章竟是毫无章法，不但欠缺逻辑，有时甚至可说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除了笔伐，还有口诛，激动之时，‘友’、‘敌’都骂，他的‘失态’，往往使得朋友心酸，‘凡兄怎么会变成这样？’。”梁还说：“好在终于等到‘四人帮’倒台这一天，‘文革’成为了过去，陈凡最后也渐渐好起来。大概是在一九八四年或者八五年吧，陈凡宣告退休，得以享受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晚年乐趣。”这是将陈凡的精神不正常归咎于“文革”。在陈凡手下工作过的杜渐先生今年3月在港报刊文，对这位前上司也有回忆：“他长期服用越来越强的安眠药，抑制不了他的精神亢奋，就变得越来越暴躁和偏激，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结果最后变成了‘大刀卫士’，实在是很可悲的。大家对陈凡就有点敬而远之畏之，背后叫他‘神经刀’，避之则吉。”“后来我离开了报馆，自然很少有机会接触陈凡，后来听说他退休后把病治好了。”依此是否可以判断，陈凡撰文宣布与徐铸成绝交时是1983年，还没有退休，精神上的疾症尚未治愈，所以有此“失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