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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学校内尤其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为社会所广泛关注，论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不可能不思考、讨论这一命题，也应当比局外人有较深切的体会。于此胪列几点心得，题曰“刍议”。
笔者此前在《钱学森之问献解》中提到教育须去行政化，主要说了行政部门在评估、管理方面应当尊重学校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减少干预，不能把政府部门应做的工作诸如就业等加之于学校。高等院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人才，弘扬学术，传承文化，服务社会。既然按序排列，前三者不言而喻是最重要及次重要的。至于服务社会的职能，不同类型学校应当有所区别，如，工科、农林学科院校成效来得快，从事基础学科的文理院校或专业，一般不易与社会需求即时对接，应允许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来验证。
去行政化，我们体会更深的是，与学校无直接关联的政府及行政部门应当尊重学校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应跟普通政府部门等量齐观。学校本身的人力财力资源有限，人所共知，还被要求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实乃勉为其难。教师的天职是育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需要沉静的讲桌与平静的书桌。随意安排学生到校外参加欢迎领导或重大仪式的装点性的活动应该休矣！我们不应再看到下雨、下雪天小学生列队恭候领导而哆嗦的场面，更不应容忍克拉玛依大火事故中“孩子们等一下，让领导先走”的痛心疾首的噩梦。学生和“领导”的生命和尊严是平等的，给学生自小灌输“官本位”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我们社会和教育的悲哀！
这是就学校外部而言，在学校内部，去行政化的任务也很艰巨。近年来，很多学校内部行政级别与政府机关对应，管理上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机关作风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部门的衙门化和领导的官僚化。权钱交易、渎职犯罪现象的发生，实与学校的“行政化”密切相关。因而，学校应在内部去行政化方面切实下功夫，回归教育本体，回到学校自我认知的哲学层面。
由于学校的行政化倾向，导致行政人员一般都超编，这在高校更加明显。就许多高校而言，现在的生师比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总编制却是满的。专任老师不足，行政人员过多，这就是症结所在。最近读到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文章，他是辞掉美国大学教授的职务来复旦任教的，他说美国大学行政人员极少，两个系共用一位教学秘书，工作依然井井有条；复旦大学每个系都有几位秘书，很多由秘书应当干的事务都分摊到教授身上，甚至还安排一些本来与教授无关的事给教授做，行政人员俨然是“管理者”而非服务者。就此现象，我们力主简政，即消减行政人员编制，提高服务效益，增加教师数量，达到合理的生师比，让学生享有更多更好的教师资源。
现在，政府在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项目，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举措，学校也应反思、借鉴。有些学校老师要新增选修课程，需教研室、学院、教务处层层审批；老师有事请假调课也要层层报批。有时老师为了参加学术会议调整课程可能得跑好多趟才能办完“手续”，几乎身心疲惫，不无怨言。简单事情人为复杂化，造成内耗，真是得不偿失！我们应追求管理或服务方面的举重若轻，避免举轻若重。中国古人言“大政至简”，值得效法。
笔者之前学习习近平主席教师节跟北师大师生的座谈讲话，感到学校行政化问题已得到中央的重视。习主席强调：要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建立学校的现代治理结构，提高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让学校真正按照现代教育的规律来办事；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把对学生的教育权真正交给老师和教育委员会；需控制行政评价制度给学校带来的负面压力，要改变教师评价体系等等。这为学校去行政化指明了路径和方法，可谓切中肯綮，令人鼓舞。只要我们教育者努力付诸实施，身体力行，就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笔者此前在《钱学森之问献解》中提到教育须去行政化，主要说了行政部门在评估、管理方面应当尊重学校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减少干预，不能把政府部门应做的工作诸如就业等加之于学校。高等院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人才，弘扬学术，传承文化，服务社会。既然按序排列，前三者不言而喻是最重要及次重要的。至于服务社会的职能，不同类型学校应当有所区别，如，工科、农林学科院校成效来得快，从事基础学科的文理院校或专业，一般不易与社会需求即时对接，应允许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来验证。
去行政化，我们体会更深的是，与学校无直接关联的政府及行政部门应当尊重学校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应跟普通政府部门等量齐观。学校本身的人力财力资源有限，人所共知，还被要求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实乃勉为其难。教师的天职是育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需要沉静的讲桌与平静的书桌。随意安排学生到校外参加欢迎领导或重大仪式的装点性的活动应该休矣！我们不应再看到下雨、下雪天小学生列队恭候领导而哆嗦的场面，更不应容忍克拉玛依大火事故中“孩子们等一下，让领导先走”的痛心疾首的噩梦。学生和“领导”的生命和尊严是平等的，给学生自小灌输“官本位”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我们社会和教育的悲哀！
这是就学校外部而言，在学校内部，去行政化的任务也很艰巨。近年来，很多学校内部行政级别与政府机关对应，管理上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机关作风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部门的衙门化和领导的官僚化。权钱交易、渎职犯罪现象的发生，实与学校的“行政化”密切相关。因而，学校应在内部去行政化方面切实下功夫，回归教育本体，回到学校自我认知的哲学层面。
由于学校的行政化倾向，导致行政人员一般都超编，这在高校更加明显。就许多高校而言，现在的生师比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总编制却是满的。专任老师不足，行政人员过多，这就是症结所在。最近读到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文章，他是辞掉美国大学教授的职务来复旦任教的，他说美国大学行政人员极少，两个系共用一位教学秘书，工作依然井井有条；复旦大学每个系都有几位秘书，很多由秘书应当干的事务都分摊到教授身上，甚至还安排一些本来与教授无关的事给教授做，行政人员俨然是“管理者”而非服务者。就此现象，我们力主简政，即消减行政人员编制，提高服务效益，增加教师数量，达到合理的生师比，让学生享有更多更好的教师资源。
现在，政府在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项目，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举措，学校也应反思、借鉴。有些学校老师要新增选修课程，需教研室、学院、教务处层层审批；老师有事请假调课也要层层报批。有时老师为了参加学术会议调整课程可能得跑好多趟才能办完“手续”，几乎身心疲惫，不无怨言。简单事情人为复杂化，造成内耗，真是得不偿失！我们应追求管理或服务方面的举重若轻，避免举轻若重。中国古人言“大政至简”，值得效法。
笔者之前学习习近平主席教师节跟北师大师生的座谈讲话，感到学校行政化问题已得到中央的重视。习主席强调：要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建立学校的现代治理结构，提高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让学校真正按照现代教育的规律来办事；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把对学生的教育权真正交给老师和教育委员会；需控制行政评价制度给学校带来的负面压力，要改变教师评价体系等等。这为学校去行政化指明了路径和方法，可谓切中肯綮，令人鼓舞。只要我们教育者努力付诸实施，身体力行，就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