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而持续的动力，然而近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增长迟缓低迷，这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活力。对于如何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本文从提高收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进产品供给、创新商业模式四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消费;增长;对策
当前，投资和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持续下降，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然而，受种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制约着经济增长的步伐。如何激发消费动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激发消费潜力必须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结构
第一，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考虑到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基本决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就业的原因。以美国为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重点保障就业者权利，努力促进就业，让劳动者有相应的收入去消费。美国劳工部25个局有12个是与促进就业有关的，美国有完善的促进、保障就业的法律体系，比如直接提升就业机会的《就业法案》;提供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的《人力发展与培训法案》、《职业培训合作法》;加强失业救济的《紧急失业补偿法》、《劳动保障法》等。此外，美国的失业保险机制覆盖97%的工资收入者。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不断缩小贫富收入差距。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比例要远低于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收入差距过大大幅拉低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47%左右的水平，尤其是城乡二元化体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社会分配中的占比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意愿和消费倾向的影响不可忽视。据统计，本世纪初到2013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从数据来看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以税收为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对于降低收入差距、增强消费驱动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针对高收入纳税人设置随应纳税所得额递增逐步减少分项扣除额和宽免额的征管体系;二是对应纳税所得额设置上限，达到上限全额适用最高一级的边际税率;三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抵税福利、低税率等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常见的首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美国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引导和促进企业、个人捐赠来完成“特色鲜明”的第三次分配：如果企业和个人财产用于慈善捐助或公益事业支出，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税赋扣除待遇。机构捐赠可以获得15%的税前抵扣;如果给公众募款机构进行个人捐赠、现金部分捐赠，可享有50%的税前扣除;捐赠给基金会，则享有2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个人遗产的全部捐赠，则享有100%税前扣除。中国与美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条件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收入分配经验，但美国收入分配机制的成功做法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消费预期
每个人对未来生活保障的预期决定着即期收入是否更多用于即期消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和保障水平高低是制约人们即期消费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资金从其性质上看仍是消费性资金，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无法给人们提供对未来收入和生活有足够保障的信心，是导致消费预期长期居高的重要制度根源。参照发达国家的社保经验，美国几乎所有在职员工都参加了政府养老保障、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养老体系，覆盖面非常高。一般美国人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80%，公务员更高，是在职收入的1.2倍。医疗方面，美国医疗保险覆盖率高达近90%，中产阶层主要靠商业医疗保险，而低收入者和65岁以上老人则有专门的国家财政给予保障。如果得了大病，可以先看病，然后挂账处理，这部分人群的病后支出政府也會给予补助。美国还设有专门服务于穷人的医疗服务救助体系，主要面向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在教育方面，美国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一些社区大学的学费非常低廉，因而美国人的基本教育支出比较低。我国的社保制度体系从总体上看，依然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老百姓对自己的养老、医疗、失业和生活困难心里没底，对社保制度心存疑虑。以养老和医疗为例，2015年，中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54亿人，占中国所有成年人的比例为31.22%;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66亿人，覆盖率为48.43%。社保水平不高使得储蓄率居高不下，2000年—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3711.84元提高到22229.19元，年均增长12.6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从5075.82元增加到40782.6元，年均增长14.90%;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875.48元增加到16049.81元，年均增长12.15%。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储蓄、消费的增长速度看，储蓄增长分别超过收入增长2.23个百分点，高于消费增长2.75个百分点，而人均消费增长是三项指标中最低的。可见，城乡居民储蓄欲望远远超过其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和收入保障缺乏足够的信心，这极大地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支出。
三、产品供给应满足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升级、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日趋强烈，尤其是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但是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由于缺乏有效供给而无法得到满足。例如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用品、奢侈品、安全的绿色食品、舒适高效的生活服务等，中国传统的以模仿、“山寨”为基础的制造体系无法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产品结构与档次调整升级缓慢，出现了供给制约消费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国内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故而纷纷转向国外市场“爆买”。从日常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到高端消费品，这种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1.2亿人次，在海外消费金额达到1045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2%和16.7%。
我国尽管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其结果是：本来旺盛的现实消费，要么“储币待购”，要么通过境外购买来满足，产生“需求外溢”。适应居民需求结构升级，调整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能力，从供给角度释放消费能量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消费品工业升级的重要意义。总理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大众对消费品的需求正在转变升级。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广、结构相对完整的消费品工业体系，但仍然面临高品质产品不足、产品种类不够丰富等问题。为此，总理强调，消费品工业必须更加积极应对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要用民众消费需求升级，带动国内消费品产业升级。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家庭逐年在增加，消费升级的需求日趋旺盛，要紧紧抓住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释放这一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力量。
四、产品供给上推进商业模式变革
市场供给方式落后，供需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处于睡眠状态的重要原因。传统商业模式不仅存在流通环节多、效率低、成本高等困惑，而且完全依靠实体网点的零售模式存在经营时间与空间限制，即使是最大购物中心陈列商品也是有限的，消费者无法及时得到全部商品信息、无法比较同一类商品的质量、功能与价格，商家找不到顾客，消费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心仪的商品，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因此，必须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优化消费供给方式，方便居民消费。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继续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保持商业革命全球领先势头，从优化供给方式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互联网、物联网、电商的商业模式革命，促使各种便民服务、便利店、便民店遍布城乡各居民生活点。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接近14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快递国。新一轮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商业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商业模式，对缩短服务链条、加速流通、降低物流费用和经济活动成本，激发消费潜力、唤醒消费需求、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供就业、拉动制造业发展、带动经济深化等，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模式迅速发展，有利于促进消费稳定和结构升级、培育新增消费点、挖掘内需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消费;增长;对策
当前，投资和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持续下降，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然而，受种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制约着经济增长的步伐。如何激发消费动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激发消费潜力必须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结构
第一，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考虑到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基本决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就业的原因。以美国为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重点保障就业者权利，努力促进就业，让劳动者有相应的收入去消费。美国劳工部25个局有12个是与促进就业有关的，美国有完善的促进、保障就业的法律体系，比如直接提升就业机会的《就业法案》;提供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的《人力发展与培训法案》、《职业培训合作法》;加强失业救济的《紧急失业补偿法》、《劳动保障法》等。此外，美国的失业保险机制覆盖97%的工资收入者。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不断缩小贫富收入差距。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比例要远低于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收入差距过大大幅拉低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47%左右的水平，尤其是城乡二元化体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社会分配中的占比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意愿和消费倾向的影响不可忽视。据统计，本世纪初到2013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从数据来看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以税收为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对于降低收入差距、增强消费驱动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针对高收入纳税人设置随应纳税所得额递增逐步减少分项扣除额和宽免额的征管体系;二是对应纳税所得额设置上限，达到上限全额适用最高一级的边际税率;三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抵税福利、低税率等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常见的首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美国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引导和促进企业、个人捐赠来完成“特色鲜明”的第三次分配：如果企业和个人财产用于慈善捐助或公益事业支出，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税赋扣除待遇。机构捐赠可以获得15%的税前抵扣;如果给公众募款机构进行个人捐赠、现金部分捐赠，可享有50%的税前扣除;捐赠给基金会，则享有2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个人遗产的全部捐赠，则享有100%税前扣除。中国与美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条件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收入分配经验，但美国收入分配机制的成功做法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消费预期
每个人对未来生活保障的预期决定着即期收入是否更多用于即期消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和保障水平高低是制约人们即期消费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资金从其性质上看仍是消费性资金，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无法给人们提供对未来收入和生活有足够保障的信心，是导致消费预期长期居高的重要制度根源。参照发达国家的社保经验，美国几乎所有在职员工都参加了政府养老保障、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养老体系，覆盖面非常高。一般美国人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80%，公务员更高，是在职收入的1.2倍。医疗方面，美国医疗保险覆盖率高达近90%，中产阶层主要靠商业医疗保险，而低收入者和65岁以上老人则有专门的国家财政给予保障。如果得了大病，可以先看病，然后挂账处理，这部分人群的病后支出政府也會给予补助。美国还设有专门服务于穷人的医疗服务救助体系，主要面向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在教育方面，美国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一些社区大学的学费非常低廉，因而美国人的基本教育支出比较低。我国的社保制度体系从总体上看，依然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老百姓对自己的养老、医疗、失业和生活困难心里没底，对社保制度心存疑虑。以养老和医疗为例，2015年，中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54亿人，占中国所有成年人的比例为31.22%;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66亿人，覆盖率为48.43%。社保水平不高使得储蓄率居高不下，2000年—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3711.84元提高到22229.19元，年均增长12.6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从5075.82元增加到40782.6元，年均增长14.90%;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875.48元增加到16049.81元，年均增长12.15%。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储蓄、消费的增长速度看，储蓄增长分别超过收入增长2.23个百分点，高于消费增长2.75个百分点，而人均消费增长是三项指标中最低的。可见，城乡居民储蓄欲望远远超过其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和收入保障缺乏足够的信心，这极大地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支出。
三、产品供给应满足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升级、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日趋强烈，尤其是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但是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由于缺乏有效供给而无法得到满足。例如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用品、奢侈品、安全的绿色食品、舒适高效的生活服务等，中国传统的以模仿、“山寨”为基础的制造体系无法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产品结构与档次调整升级缓慢，出现了供给制约消费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国内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故而纷纷转向国外市场“爆买”。从日常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到高端消费品，这种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1.2亿人次，在海外消费金额达到1045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2%和16.7%。
我国尽管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其结果是：本来旺盛的现实消费，要么“储币待购”，要么通过境外购买来满足，产生“需求外溢”。适应居民需求结构升级，调整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能力，从供给角度释放消费能量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消费品工业升级的重要意义。总理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大众对消费品的需求正在转变升级。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广、结构相对完整的消费品工业体系，但仍然面临高品质产品不足、产品种类不够丰富等问题。为此，总理强调，消费品工业必须更加积极应对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要用民众消费需求升级，带动国内消费品产业升级。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家庭逐年在增加，消费升级的需求日趋旺盛，要紧紧抓住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释放这一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力量。
四、产品供给上推进商业模式变革
市场供给方式落后，供需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处于睡眠状态的重要原因。传统商业模式不仅存在流通环节多、效率低、成本高等困惑，而且完全依靠实体网点的零售模式存在经营时间与空间限制，即使是最大购物中心陈列商品也是有限的，消费者无法及时得到全部商品信息、无法比较同一类商品的质量、功能与价格，商家找不到顾客，消费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心仪的商品，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因此，必须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优化消费供给方式，方便居民消费。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继续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保持商业革命全球领先势头，从优化供给方式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互联网、物联网、电商的商业模式革命，促使各种便民服务、便利店、便民店遍布城乡各居民生活点。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接近14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快递国。新一轮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商业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商业模式，对缩短服务链条、加速流通、降低物流费用和经济活动成本，激发消费潜力、唤醒消费需求、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供就业、拉动制造业发展、带动经济深化等，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模式迅速发展，有利于促进消费稳定和结构升级、培育新增消费点、挖掘内需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