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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在档案界已耳熟能详，这是为适应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在原有概念上加上“大”，以囊括传统档案观所无法包含的内容。实际上，这类“大”概念是在保持共有理念的同时对原有概念外延的扩展，是一种“泛化”现象。档案“泛化”现象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渊源，正视这种“泛化”现象可彰显我们宽广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档案学；泛化
档案“泛化”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对于“泛化”指什么，又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于“泛化”一词大多从负面进行评述。实际上，档案界耳熟能详的“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就是一种档案概念的“泛化”现象，这是档案界为适应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在原有的概念基础上加上“大”，来囊括传统概念中所没有的新现象。档案“泛化”是指现代社会对档案概念偏离传统的延伸、扩张或借用，并保持与传统档案语义的关联度。换一种角度研究已经存在的档案之“大”概念，对认清其实质非常有意义。
1 “大文件”
“大文件”的说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引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把本土的“广义文件”论与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对接时提出的。本来我们是用“办理完毕”和“归档”这样的环节来区分文件和档案，后来把档案对应于“文件生命周期”的非现行文件，当时也面临着“文档一体化”的实践问题，而“文件生命周期”为“文档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合拍让“大文件”概念盛行一时。
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之前，我国本就有广义和狭义文件之说，如广义文件指“组织或个人为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1]。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大文件”被视为文件范围的扩展与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同一根据。“大文件”之“大”可与“广义”互换，“大”的言下之意就不是最核心的，是拓宽外延才能包含的，是对传统档案体系中的传统文件概念的“泛化”陈述。
陈兆祦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我国后，大文件概念的首倡者[2]。1987年，陈兆祦从“档案概念外延的拓展”和“文件运动中的档案”两个角度来论证“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3]。而“广义文件”和“大文件”本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如王茂跃认为陈兆祦上述观点“涉及的只是文件范围的大小，并不能证明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4]；张照余认为，“广义文件”概念的引入仍不能使“档案来源于文件”的结论成立[5]。陈兆祦一定程度上混同了这两个视角，许多学者也是如此，如何嘉荪直接用文件生命周期来解释广义文件概念，认为我国的狭义文件特指现行文件，而广义文件就是贯穿于文件整个生命过程的大文件[6]；潘连根、刘东斌认为，“大文件”其实就是“广义文件”，既有包含各种载体材料的含义，也包含文件从其产生到成为档案以至消亡这一过程的含义[7]，等。
然而，不能因为引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使原本的“广义文件”概念面目全非，从而使“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似乎变成了外国档案理论的‘传声筒’” [8]。更何况，“文件生命周期”还有翻译错误的可能，如王岚所说，“Record Life”本应译为“档案生命周期”而却译为“文件生命周期”，这使得我们的理解与英语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完全相反，也导致进入中国20多年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运用[9]。我国广义文件概念实际本为适应我国政策重心的转移从而对文件范围的拓展，用“大文件”来涵盖“广义文件”后，很多场合“大文件”概念被中国化后，也只有“广义文件”所表达的“概念范围拓展”的直观含义了。因此，我国“大文件”这种表达是粗糙的，是一种“泛化”陈述。
2 “大档案”
“大档案”也是时代产物，从名称上看，也是档案的一种“泛化”。“大档案”的思维主要来自于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源的综合管理或一体化管理，努力把档案馆建设成为面向社会的开放的科学文化基地。所以，这个概念开始提出时也并不是档案范围的拓展，就犹如“大文件”开始时不是“文件”范围的拓展一样。只是后来人们脱离开实践背景，特别是学界“望文生义”，简单把“大档案”理解为“大”的档案范围，而且“大档案”显然是个名词，要用它来表明“来自于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源的综合管理”这样的管理过程，由不得人不“望文生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怕后人更少知道“大档案”原是对应于“档案制度”空缺的弥补性实践建设。
“大档案”的含义如李承富等认为：“所谓‘大档案’观念，指的是以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全部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为基点来考虑档案馆建设的观念”[10]；潘连根、刘东斌认为：“大档案”是将传统档案管理体制下原来分散保存在各处的专门档案，集中到地方国家综合性档案馆保存的措施 [11]。魏勤政侧重于档案概念外延的拓展，认为“大档案”实质就是要将档案做大、将档案馆做大[12]。近来，“大档案”也是与大经济、大科技、大文化相适应的名词，把档案馆变成大档案格局成为国家政策性要求 [13]。
“大档案”的实践观念，即主要把专业档案也纳入综合档案馆这样的观念已被定格为时代产物，比如“和县模式”或称“安徽档案管理模式”，其基本内容有：按重点发展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原则，专业档案资源规范整理后按规定移交本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建设国家档案资源监管新机制[14]。这种“和县模式”被认为是民生工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需求，其“大档案”管理体制的提出，说明大多数专业档案还没有被纳入档案馆接收范围；换句话说，之所以用“大”档案来形容这个举措，从范畴上来讲似乎把以前不被认为是档案的纳入管理范畴之中，造成“泛化”的现象。如魏勤政所认为的“大档案”可能会导致“泛档案”现象的出现[15]；潘连根、刘东斌也否认“大档案”提法的科学性，说我们“事实上从来没有否认原来没有保存在国家综合性档案馆之中的档案不是档案”[16]。
总的来说，《档案法》对于档案术语的范畴定义已很全面，并没有涵盖不了的内容需要用“大”档案来表达，而“大档案”实际上是为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使国家综合档案馆拓宽收集范围的弥补性做法。由于制度缺失，一部分档案没有很好地收集，所以，有这种举措从而对档案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大档案”从档案概念范围上来讲并没有进行扩充，反倒是表现出一种档案概念“泛化”的现象。 3 “大编研”
“大编研”，是档案界对以往传统编研工作的全面扩展和纵向延伸，扩大编纂者、载体、出版形式、材料来源等。杨冬权最早提出“大编研”一词[17]，认为大编研是相对于传统的档案编研而言的，传统的档案编研实际上主要就是档案馆、室对所藏档案的编纂和公布，而“大编研”则突破了单个档案馆的视角，如收集本馆藏以外的档案进行编纂，为企业级撰写传记、为旅游景点编写名胜志等，而且，是以通俗形式的编研成果去开拓市场、争取读者或观众。
档案实践部门人士对于“大编研”的认识多如上述观点，如宋加梅认为，“大编研”是档案馆传统封闭格局的改变，积极主动地向全社会提供档案信息资源[18]；肖正德认为，“大编研”是档案编研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部门以占有丰富档案资料这一优势完全可以在史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19]；许岩认为，“十一五”档案工作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更具时代意识的编研业务的发展，编研业务变得适应社会公众不同层面的需要，而档案馆与媒体的合作也逐渐形成趋势 [20]。这里须说明的是档案界的“大编研”，还都是档案界立足于档案馆自身的编研，不是指史学界的史料汇编，也不是社会人士兴起的“档案热”、档案公布、档案揭秘，如不同于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中的“档案”解密等。但是，档案界和大众媒体加强合作后，也许会改变这种“大编研”的性质。
“大编研”与传统编研没有本质的不同，用“大”附加于编研之前，目的是面向市场需求、突破单个档案馆馆藏，编撰雅俗共赏的产品，这样就拓宽了传统编研工作的边界，但也会有戏说“档案”之风险，造成远离档案编研核心的“泛化”。
4 档案概念“泛化”论
“档案” 一词如今正被大量使用，很多揭秘、纪实、备忘录等书籍、电视栏目等被冠以“档案”之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我国，“国人通性，最重典籍”，重视档案的价值一直是国人共有的嗜好，并不是档案界的专利，近年来，档案脱离专业环境的日常用语化使用越来越热。
我国档案学者对于档案概念的“泛化”现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黄存勋认为，我国档案界近年来相继出现了几种拓宽档案概念外延的现象[21]；谷凯波认为，“泛化”现象是“档案”一词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的种种偏差[22]；任汉中认为，“泛化”是“社会公众”缺乏对档案的深入了解造成的“档案”概念的泛化和庸俗化[23]；郭红解认为，“泛档案”现象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它折射出社会上档案观念的嬗变和档案人开放、包容的姿态[24]；赵永强把如今社会生活中以“××档案”出现的载体统称为“泛档案”或“俗档案”，认为这些是“某活动主体在某行为过程中形成的记录或结晶体”[25]；高大伟认为，“档案泛化”并非绝对合理，但通过对它的扬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让“制度档案学”勾兑些“人文”内容的方法[26]。还有如朱梁靓认为，档案泛化是“档案”大众化的过程，是公众的档案意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的结果[27]，如此等等。不过，档案泛化现象多从负面被评述，因此，被档案界提倡的档案之“大”概念没有与“泛化”现象挂钩。
档案“泛化”是概念变迁的必然表现。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对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指称，那么，借此就可以与一般日常用语相区别，而日常用语并不涉及严格的专业概念，仅反映一般人的一个朴素的、简单的认识[28]；语义泛化则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谓范围[29]。因此，术语与普通日常词汇虽不同但它们可以相互转换，即术语词也有可能变成日常的普通词，人们对原术语的理解不必再借助专业概念，而是简化为一般人能理解的语词了。
档案概念的“泛化”其实也就是其“日常用语化”的过程。大多数术语使用范围很窄，一般只为该专业人员所理解和运用，只有专门化程度较低的术语，所表示的对象能为普通人所熟悉或了解，可以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中，这样的术语才可能“泛化”[30]。“档案”术语正是这样专门化程度较低的术语，因此，档案术语通过转义，来形象地或简洁地代表“一事之直接的记载”、“最下层史料”、“未掺过水的史料”、“最未经文人笔所点窜”的资料、“未经过改篡而仍保存一件事真相的文书”等含义。在现代语言的发展中，专业术语的非术语化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对于语言的发展是有益而无害的，因此，我们应主动接受档案术语的日常生活化使用，即“泛化”使用。
5 结论
档案界提倡的“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之“大”概念，是相对于传统档案观而言的，是在社会档案意识的推动下，以概念的“泛化”方式适应变迁的现代社会。档案界之“大”概念，表达的是原有概念外延的扩展、多元化、无中心化，是既要保持“共有”的档案理念又要适应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所采取的对策。然而，“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来表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档案现象，是当下一种过渡式的描述，这种粗糙的表达也许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
档案“泛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渊源，泛化后的“档案”也许已经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档案，但我们应正视。正视档案“泛化”现象，就是正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档案“世俗化”或日常生活化的趋向、正视后现代思潮中传统档案学的“困境”、正视信息社会档案学“去档案化”的利弊。只有正视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彰显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广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吴宝康，冯子直.档案学词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95～96.
[2][4]王茂跃.关于大文件概念的一些思考[J].档案管理，2007（6）：16～18.
[3]陈兆祦.再论档案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J].档案学通讯，1987（2）：21～25.
[5]张照余.文件与档案关系问题评论———兼与陈兆祦、刘东斌先生探讨[J].档案管理，2006（5）：31～34. [6]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46～47.
[7][11][16]潘连根，刘东斌.关于大文件概念的辨析[J].档案管理，2008（5）：4～10.
[8]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J].档案学通讯，2009（5）：24～27.
[9]王岚.文件管理还是档案管理？——Records Management 正义[J].档案学研究，2010（5）：23～29.
[10]李承富，王洪良.谈档案馆建设中的“大档案”观念[J].浙江档案，2002（11）：24～25.
[12][15]魏勤政.大档案热的冷思考[J].档案管理，2006（3）：30～31.
[13]张富林.必须建立“大档案”——实现档案事业赶超发展的根本出路[J].北京档案，2011（8）：17～19.
[14]李学香.新时期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研究——安徽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工作者年会论文集，2008：2～10.
[17][19]肖正德.从“小编研”到“大编研”的实践与思考——以南通市档案馆为例[J].档案管理，2010（3）：34～37.
[18]宋加梅.树立大编研意识[J].兰台世界，2000（7）：21.
[20]许岩.构建大档案 服务大发展——“蓝皮书”中的“十一五”档案工作[J].中国档案，2011（2）：22～23.
[21]黄存勋.“档案泛化”论驳议[J].四川档案，1999（03）：12～14.
[22]谷凯波.对档案概念泛化现象的思考[J].兰台世界，2007（16）：6～7.
[23]任汉中.别把“档案”一词当狗皮膏药[J].档案管理，2008（6）：65.
[24]郭红解.“泛档案”现象析[J].中国档案，2005（5）：42.
[25]赵永强.档案：历史话语的霸权、缺失及丰富[J].档案学研究，2005（2）：18～22.
[26]高大伟.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回归——基于学科范畴体系的考察[J].档案学通讯，2010（1）：15～19.
[27]朱梁靓.档案概念泛用现象刍议[J].兰台世界，2010（7）下：3～4.
[28]郑述谱.从术语学角度说“进化”及其泛化[J].求是学刊，2006，33 （4）：23～26.
[29]王同伦.“山寨”语义泛化的隐喻机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3（6）：111～115.
[30]张颖.“语境”泛化透析[J].语文建设，2007（3）：54～55.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来稿日期：2013-08-18）
关键词：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档案学；泛化
档案“泛化”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对于“泛化”指什么，又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于“泛化”一词大多从负面进行评述。实际上，档案界耳熟能详的“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就是一种档案概念的“泛化”现象，这是档案界为适应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在原有的概念基础上加上“大”，来囊括传统概念中所没有的新现象。档案“泛化”是指现代社会对档案概念偏离传统的延伸、扩张或借用，并保持与传统档案语义的关联度。换一种角度研究已经存在的档案之“大”概念，对认清其实质非常有意义。
1 “大文件”
“大文件”的说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引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把本土的“广义文件”论与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对接时提出的。本来我们是用“办理完毕”和“归档”这样的环节来区分文件和档案，后来把档案对应于“文件生命周期”的非现行文件，当时也面临着“文档一体化”的实践问题，而“文件生命周期”为“文档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合拍让“大文件”概念盛行一时。
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之前，我国本就有广义和狭义文件之说，如广义文件指“组织或个人为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1]。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大文件”被视为文件范围的扩展与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同一根据。“大文件”之“大”可与“广义”互换，“大”的言下之意就不是最核心的，是拓宽外延才能包含的，是对传统档案体系中的传统文件概念的“泛化”陈述。
陈兆祦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我国后，大文件概念的首倡者[2]。1987年，陈兆祦从“档案概念外延的拓展”和“文件运动中的档案”两个角度来论证“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3]。而“广义文件”和“大文件”本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如王茂跃认为陈兆祦上述观点“涉及的只是文件范围的大小，并不能证明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4]；张照余认为，“广义文件”概念的引入仍不能使“档案来源于文件”的结论成立[5]。陈兆祦一定程度上混同了这两个视角，许多学者也是如此，如何嘉荪直接用文件生命周期来解释广义文件概念，认为我国的狭义文件特指现行文件，而广义文件就是贯穿于文件整个生命过程的大文件[6]；潘连根、刘东斌认为，“大文件”其实就是“广义文件”，既有包含各种载体材料的含义，也包含文件从其产生到成为档案以至消亡这一过程的含义[7]，等。
然而，不能因为引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使原本的“广义文件”概念面目全非，从而使“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似乎变成了外国档案理论的‘传声筒’” [8]。更何况，“文件生命周期”还有翻译错误的可能，如王岚所说，“Record Life”本应译为“档案生命周期”而却译为“文件生命周期”，这使得我们的理解与英语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完全相反，也导致进入中国20多年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运用[9]。我国广义文件概念实际本为适应我国政策重心的转移从而对文件范围的拓展，用“大文件”来涵盖“广义文件”后，很多场合“大文件”概念被中国化后，也只有“广义文件”所表达的“概念范围拓展”的直观含义了。因此，我国“大文件”这种表达是粗糙的，是一种“泛化”陈述。
2 “大档案”
“大档案”也是时代产物，从名称上看，也是档案的一种“泛化”。“大档案”的思维主要来自于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源的综合管理或一体化管理，努力把档案馆建设成为面向社会的开放的科学文化基地。所以，这个概念开始提出时也并不是档案范围的拓展，就犹如“大文件”开始时不是“文件”范围的拓展一样。只是后来人们脱离开实践背景，特别是学界“望文生义”，简单把“大档案”理解为“大”的档案范围，而且“大档案”显然是个名词，要用它来表明“来自于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源的综合管理”这样的管理过程，由不得人不“望文生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怕后人更少知道“大档案”原是对应于“档案制度”空缺的弥补性实践建设。
“大档案”的含义如李承富等认为：“所谓‘大档案’观念，指的是以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全部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为基点来考虑档案馆建设的观念”[10]；潘连根、刘东斌认为：“大档案”是将传统档案管理体制下原来分散保存在各处的专门档案，集中到地方国家综合性档案馆保存的措施 [11]。魏勤政侧重于档案概念外延的拓展，认为“大档案”实质就是要将档案做大、将档案馆做大[12]。近来，“大档案”也是与大经济、大科技、大文化相适应的名词，把档案馆变成大档案格局成为国家政策性要求 [13]。
“大档案”的实践观念，即主要把专业档案也纳入综合档案馆这样的观念已被定格为时代产物，比如“和县模式”或称“安徽档案管理模式”，其基本内容有：按重点发展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原则，专业档案资源规范整理后按规定移交本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建设国家档案资源监管新机制[14]。这种“和县模式”被认为是民生工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需求，其“大档案”管理体制的提出，说明大多数专业档案还没有被纳入档案馆接收范围；换句话说，之所以用“大”档案来形容这个举措，从范畴上来讲似乎把以前不被认为是档案的纳入管理范畴之中，造成“泛化”的现象。如魏勤政所认为的“大档案”可能会导致“泛档案”现象的出现[15]；潘连根、刘东斌也否认“大档案”提法的科学性，说我们“事实上从来没有否认原来没有保存在国家综合性档案馆之中的档案不是档案”[16]。
总的来说，《档案法》对于档案术语的范畴定义已很全面，并没有涵盖不了的内容需要用“大”档案来表达，而“大档案”实际上是为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使国家综合档案馆拓宽收集范围的弥补性做法。由于制度缺失，一部分档案没有很好地收集，所以，有这种举措从而对档案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大档案”从档案概念范围上来讲并没有进行扩充，反倒是表现出一种档案概念“泛化”的现象。 3 “大编研”
“大编研”，是档案界对以往传统编研工作的全面扩展和纵向延伸，扩大编纂者、载体、出版形式、材料来源等。杨冬权最早提出“大编研”一词[17]，认为大编研是相对于传统的档案编研而言的，传统的档案编研实际上主要就是档案馆、室对所藏档案的编纂和公布，而“大编研”则突破了单个档案馆的视角，如收集本馆藏以外的档案进行编纂，为企业级撰写传记、为旅游景点编写名胜志等，而且，是以通俗形式的编研成果去开拓市场、争取读者或观众。
档案实践部门人士对于“大编研”的认识多如上述观点，如宋加梅认为，“大编研”是档案馆传统封闭格局的改变，积极主动地向全社会提供档案信息资源[18]；肖正德认为，“大编研”是档案编研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部门以占有丰富档案资料这一优势完全可以在史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19]；许岩认为，“十一五”档案工作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更具时代意识的编研业务的发展，编研业务变得适应社会公众不同层面的需要，而档案馆与媒体的合作也逐渐形成趋势 [20]。这里须说明的是档案界的“大编研”，还都是档案界立足于档案馆自身的编研，不是指史学界的史料汇编，也不是社会人士兴起的“档案热”、档案公布、档案揭秘，如不同于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中的“档案”解密等。但是，档案界和大众媒体加强合作后，也许会改变这种“大编研”的性质。
“大编研”与传统编研没有本质的不同，用“大”附加于编研之前，目的是面向市场需求、突破单个档案馆馆藏，编撰雅俗共赏的产品，这样就拓宽了传统编研工作的边界，但也会有戏说“档案”之风险，造成远离档案编研核心的“泛化”。
4 档案概念“泛化”论
“档案” 一词如今正被大量使用，很多揭秘、纪实、备忘录等书籍、电视栏目等被冠以“档案”之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我国，“国人通性，最重典籍”，重视档案的价值一直是国人共有的嗜好，并不是档案界的专利，近年来，档案脱离专业环境的日常用语化使用越来越热。
我国档案学者对于档案概念的“泛化”现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黄存勋认为，我国档案界近年来相继出现了几种拓宽档案概念外延的现象[21]；谷凯波认为，“泛化”现象是“档案”一词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的种种偏差[22]；任汉中认为，“泛化”是“社会公众”缺乏对档案的深入了解造成的“档案”概念的泛化和庸俗化[23]；郭红解认为，“泛档案”现象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它折射出社会上档案观念的嬗变和档案人开放、包容的姿态[24]；赵永强把如今社会生活中以“××档案”出现的载体统称为“泛档案”或“俗档案”，认为这些是“某活动主体在某行为过程中形成的记录或结晶体”[25]；高大伟认为，“档案泛化”并非绝对合理，但通过对它的扬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让“制度档案学”勾兑些“人文”内容的方法[26]。还有如朱梁靓认为，档案泛化是“档案”大众化的过程，是公众的档案意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的结果[27]，如此等等。不过，档案泛化现象多从负面被评述，因此，被档案界提倡的档案之“大”概念没有与“泛化”现象挂钩。
档案“泛化”是概念变迁的必然表现。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对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指称，那么，借此就可以与一般日常用语相区别，而日常用语并不涉及严格的专业概念，仅反映一般人的一个朴素的、简单的认识[28]；语义泛化则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谓范围[29]。因此，术语与普通日常词汇虽不同但它们可以相互转换，即术语词也有可能变成日常的普通词，人们对原术语的理解不必再借助专业概念，而是简化为一般人能理解的语词了。
档案概念的“泛化”其实也就是其“日常用语化”的过程。大多数术语使用范围很窄，一般只为该专业人员所理解和运用，只有专门化程度较低的术语，所表示的对象能为普通人所熟悉或了解，可以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中，这样的术语才可能“泛化”[30]。“档案”术语正是这样专门化程度较低的术语，因此，档案术语通过转义，来形象地或简洁地代表“一事之直接的记载”、“最下层史料”、“未掺过水的史料”、“最未经文人笔所点窜”的资料、“未经过改篡而仍保存一件事真相的文书”等含义。在现代语言的发展中，专业术语的非术语化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对于语言的发展是有益而无害的，因此，我们应主动接受档案术语的日常生活化使用，即“泛化”使用。
5 结论
档案界提倡的“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之“大”概念，是相对于传统档案观而言的，是在社会档案意识的推动下，以概念的“泛化”方式适应变迁的现代社会。档案界之“大”概念，表达的是原有概念外延的扩展、多元化、无中心化，是既要保持“共有”的档案理念又要适应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所采取的对策。然而，“大文件”、“大档案”、“大编研”来表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档案现象，是当下一种过渡式的描述，这种粗糙的表达也许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
档案“泛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渊源，泛化后的“档案”也许已经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档案，但我们应正视。正视档案“泛化”现象，就是正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档案“世俗化”或日常生活化的趋向、正视后现代思潮中传统档案学的“困境”、正视信息社会档案学“去档案化”的利弊。只有正视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彰显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广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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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来稿日期：2013-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