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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在这之前，中国大地还处于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后代就把各项文明的开创之功都与他联系在一起，贴附在他身上，并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这并不是说，华夏文明由他开始，而只是说，决定华夏文明之成为华夏文明的那个关键历史阶段，以他为代表。
黄帝出生在哪里？肯定不是巴比伦，而是在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的部落一直在战争中迁徙，所谓“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说法倒是有好几种，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经过仔细比较，陕西、河南两地似乎更有说服力。而我个人则倾向于河南新郑，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以对应起来。
-1-
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神农氏时代的最后一位首领。炎帝好像出生在陕西，后来也到河南来了，并且延伸到了长江流域。
黄帝和炎帝分别领导的两个部落，在当时是最显赫的。
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范围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做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历法。
由此做出判断，黄帝应该比炎帝稍稍晚一点。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黄帝可以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一些文明等级更高的事情了。这样，后来他们发生军事对峙，也就各自代表着前后不同的历史痕迹。简单说来，黄帝要比炎帝进步一点。所谓“轩辕之时，神农世衰”，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平和务实，厚德载物;而黄帝则气吞山河，怀抱千里。
据《商子》记载，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这实在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向往的太平世道。《庄子》也有记载，说那个时期“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按《庄子》的说法，那还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其实，从其他种种迹象判断，那已经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
黄帝就不一样了。男性的力量大为张扬，温柔的平静被打破，试图追求一种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马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部落的雄心。这在大大小小各个部落互相杀伐的乱局中，是一种自然心理。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也是一种历史需要。
大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也曾收服过周边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认为自己的部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身立场而言，这种“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体文明进程的“大道”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部落已经开始衰落。
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
-2-
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终于成了战争中的对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称“炎黄子孙”的我们十分尴尬。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不难想象，长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具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强力拓展者黄帝。这个仗打得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从此中国语文中出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用语：“血流漂杵”。杵，舂粮、捶衣的圆木棒。战场上流血太多，把这样的圆木棒都漂浮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场面！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3-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这种说法延续了下来。贾谊的《新书·益壤》记载：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这样的记载猛一读，会对炎帝产生负面评价，其实是不公平的。
这里所说的涿鹿之野，应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后来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
黄帝相继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威震中原，各方势力“咸尊轩辕为天子”。原来炎帝的部落与黄帝的部落地缘相近，关系密切，很自然地组成了“炎黄之族”。这中间其实还包含着蚩尤和其他部落的文明。后来，各地各族的融合进一步加大加快，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逐渐被跨地域的部落联盟所取代。
-4-
黄帝之后，便是著名的尧、舜、禹时代。
这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拥有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才能、辉煌的业绩，因此也都拥有了千古美名。在此后的历史上，他们都成了邈远而又高大的人格典范，连恶人歹徒也不敢诋毁。原因是，他们切切实实地发展了黄帝时代开创的文明事业，有效地抗击了自然灾害，推进了社会管理制度，使华夏文明更加难于倾覆了。
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利益争逐的加剧，权力性质发生了变化。英雄主义的无私首领，不能不演变为巨大利益的执掌者。终于，大禹的儿子建立了第一个君位世袭的王朝——夏。
君王世袭制的建立，很容易被激进的现代学人诟病，认为这个曾经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终于要安排子孙把财富和权力永远集中在自家门内，成为“家天下”。其实，这是在用现代小农思维和市民心理贬低远古巨人。
-5-
一种重大政治制度的长久建立，大多是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和各种社会需要的综合成果，而不会仅仅出于个人私欲。否则，为什么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都会必然地进入帝国时代？
部落首领由谁继位，这在大禹的时代已成了一个极为复杂险峻、时时都会酿发战祸的沉重问题。选择贤者，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谁是贤者？哪一个竞争者不宣称自己是贤者？哪一个族群不认为自己的头目是贤者？
在这种情况下，鉴定贤不贤的机制又在哪里？这种机制是否公平，又是否有效？如果说，像大禹这样业已建立了“绝对权威”的首领可以替代鉴定机制，那他会不会看错？如果壮年时代不会看错，那么老了呢？病了呢？精神失控了呢？退一万步说，他永远不会看错，那么，在他离世之后又怎么办？他的继位者再做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缺少权威而引起纷争？当纷争一旦燃烧为战火，谁还会在乎部落？谁还会在乎联盟？当一切都不在乎的时候，文明何在？苍生何在？
这一系列问题，人类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摸索之后才渐渐找到出路的，但直到今天，任何一条出路仍然无法适合不同的地域。因此，要大禹在四千多年前眼看禅让选贤的办法已经难于继续的时候立即找到一个有效的民主选拔制度，是颠倒历史的幻想。
在大禹看来，与其每次选拔都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还不如找一条能够堵住太多野心的小路，那就是世袭。世袭中也会有争夺，但规模总要小得多，与苍生关涉不大。高明的大禹当然不会不知道，儿孙中必有不良、不肖、不才之辈，将会辱没自己的家声和王朝尊严，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祸。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可以通过强化朝廷的辅佐力量和行政机制来弥补？总而言之，这是在文明程度还不高的时代，为了防止无休无止的权力争夺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新开端。从现代世界判断文明程度的一些基本标准，例如是否拥有文字、城市、青铜器、祭祀来看，华夏文明由此迈进了一个极重要的门槛。
时间，大概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从此，“茫茫禹迹，划为九州。”
传说时代结束了。
黄帝出生在哪里？肯定不是巴比伦，而是在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的部落一直在战争中迁徙，所谓“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说法倒是有好几种，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经过仔细比较，陕西、河南两地似乎更有说服力。而我个人则倾向于河南新郑，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以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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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神农氏时代的最后一位首领。炎帝好像出生在陕西，后来也到河南来了，并且延伸到了长江流域。
黄帝和炎帝分别领导的两个部落，在当时是最显赫的。
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范围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做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历法。
由此做出判断，黄帝应该比炎帝稍稍晚一点。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黄帝可以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一些文明等级更高的事情了。这样，后来他们发生军事对峙，也就各自代表着前后不同的历史痕迹。简单说来，黄帝要比炎帝进步一点。所谓“轩辕之时，神农世衰”，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平和务实，厚德载物;而黄帝则气吞山河，怀抱千里。
据《商子》记载，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这实在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向往的太平世道。《庄子》也有记载，说那个时期“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按《庄子》的说法，那还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其实，从其他种种迹象判断，那已经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
黄帝就不一样了。男性的力量大为张扬，温柔的平静被打破，试图追求一种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马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部落的雄心。这在大大小小各个部落互相杀伐的乱局中，是一种自然心理。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也是一种历史需要。
大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也曾收服过周边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认为自己的部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身立场而言，这种“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体文明进程的“大道”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部落已经开始衰落。
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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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终于成了战争中的对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称“炎黄子孙”的我们十分尴尬。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不难想象，长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具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强力拓展者黄帝。这个仗打得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从此中国语文中出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用语：“血流漂杵”。杵，舂粮、捶衣的圆木棒。战场上流血太多，把这样的圆木棒都漂浮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场面！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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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这种说法延续了下来。贾谊的《新书·益壤》记载：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这样的记载猛一读，会对炎帝产生负面评价，其实是不公平的。
这里所说的涿鹿之野，应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后来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
黄帝相继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威震中原，各方势力“咸尊轩辕为天子”。原来炎帝的部落与黄帝的部落地缘相近，关系密切，很自然地组成了“炎黄之族”。这中间其实还包含着蚩尤和其他部落的文明。后来，各地各族的融合进一步加大加快，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逐渐被跨地域的部落联盟所取代。
-4-
黄帝之后，便是著名的尧、舜、禹时代。
这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拥有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才能、辉煌的业绩，因此也都拥有了千古美名。在此后的历史上，他们都成了邈远而又高大的人格典范，连恶人歹徒也不敢诋毁。原因是，他们切切实实地发展了黄帝时代开创的文明事业，有效地抗击了自然灾害，推进了社会管理制度，使华夏文明更加难于倾覆了。
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利益争逐的加剧，权力性质发生了变化。英雄主义的无私首领，不能不演变为巨大利益的执掌者。终于，大禹的儿子建立了第一个君位世袭的王朝——夏。
君王世袭制的建立，很容易被激进的现代学人诟病，认为这个曾经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终于要安排子孙把财富和权力永远集中在自家门内，成为“家天下”。其实，这是在用现代小农思维和市民心理贬低远古巨人。
-5-
一种重大政治制度的长久建立，大多是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和各种社会需要的综合成果，而不会仅仅出于个人私欲。否则，为什么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都会必然地进入帝国时代？
部落首领由谁继位，这在大禹的时代已成了一个极为复杂险峻、时时都会酿发战祸的沉重问题。选择贤者，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谁是贤者？哪一个竞争者不宣称自己是贤者？哪一个族群不认为自己的头目是贤者？
在这种情况下，鉴定贤不贤的机制又在哪里？这种机制是否公平，又是否有效？如果说，像大禹这样业已建立了“绝对权威”的首领可以替代鉴定机制，那他会不会看错？如果壮年时代不会看错，那么老了呢？病了呢？精神失控了呢？退一万步说，他永远不会看错，那么，在他离世之后又怎么办？他的继位者再做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缺少权威而引起纷争？当纷争一旦燃烧为战火，谁还会在乎部落？谁还会在乎联盟？当一切都不在乎的时候，文明何在？苍生何在？
这一系列问题，人类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摸索之后才渐渐找到出路的，但直到今天，任何一条出路仍然无法适合不同的地域。因此，要大禹在四千多年前眼看禅让选贤的办法已经难于继续的时候立即找到一个有效的民主选拔制度，是颠倒历史的幻想。
在大禹看来，与其每次选拔都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还不如找一条能够堵住太多野心的小路，那就是世袭。世袭中也会有争夺，但规模总要小得多，与苍生关涉不大。高明的大禹当然不会不知道，儿孙中必有不良、不肖、不才之辈，将会辱没自己的家声和王朝尊严，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祸。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可以通过强化朝廷的辅佐力量和行政机制来弥补？总而言之，这是在文明程度还不高的时代，为了防止无休无止的权力争夺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新开端。从现代世界判断文明程度的一些基本标准，例如是否拥有文字、城市、青铜器、祭祀来看，华夏文明由此迈进了一个极重要的门槛。
时间，大概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从此，“茫茫禹迹，划为九州。”
传说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