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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我始终认为汉学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一股大潮流。16～17世纪，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正式“见面”，开始接触、碰撞，也开始了它们融合、交流的过程。从那时起，就产生了这股非常大的潮流，或者说是这场大的运动，直至今日，这股潮流也没有完全结束。
在这股大潮中，西方产生了汉学，中国产生了西学。所谓汉学，就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字等方面的研究。相应地，中国也产生了对西方的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即西学。所以说，汉学和西学的产生都是16～17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结合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有更加特殊的研究意义。
明清之际，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迁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当时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变迁。那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和学者，他们刚刚看到陌生的中国文化，从不了解到力图去了解，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即根据自己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开始探索和学习中国的经典著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他们首先学习和探索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文献，正是他们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了西方，介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误解和曲折，但历史意义重大。
所谓跨文化，也就是不同的“学”，所以产生了“汉学”“西学”和“国学”。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经探讨过中国的“学”和外国的“学”到底有没有差别这个问题。他认为学无中西，世间学问也不过就是这么几种，一种是科学，一种是史学，一种是文学。这三种“学”，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学”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所得不同、所用的语言不同罢了。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持相似的论点，他说，“国学”这个词以后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学”没有中西。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分中西的，即在具体的客观知识上无所谓中西，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是不相同的，所以跨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明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过程中，外国人力求认识了解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汉学;同样，中国人力求认识了解外国的文化，也就有了西学，而且在对待西学这个词上，中国还产生了一个词，就是“中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中学也称国学。从明清之际到晚清，再到“五四”前期，都曾出现过中学和西学的讨论，“国学热”也随即产生，直到今天，我们仍处在“国学热”的讨论中。
中学和西学之间的讨论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更值得关注。在外国的汉学界，有关怎样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些专家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大的贡献。王国维说，他所处的20世纪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在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这些年，我们在文献方面做了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一些经典，这是过去大家没有机会看到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
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说汉学本身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那么，这门学问从来就有，即我们常说的中学或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今天再说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是在全世界影响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汉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这股大潮中，西方产生了汉学，中国产生了西学。所谓汉学，就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字等方面的研究。相应地，中国也产生了对西方的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即西学。所以说，汉学和西学的产生都是16～17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结合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有更加特殊的研究意义。
明清之际，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迁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当时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变迁。那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和学者，他们刚刚看到陌生的中国文化，从不了解到力图去了解，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即根据自己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开始探索和学习中国的经典著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他们首先学习和探索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文献，正是他们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了西方，介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误解和曲折，但历史意义重大。
所谓跨文化，也就是不同的“学”，所以产生了“汉学”“西学”和“国学”。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经探讨过中国的“学”和外国的“学”到底有没有差别这个问题。他认为学无中西，世间学问也不过就是这么几种，一种是科学，一种是史学，一种是文学。这三种“学”，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学”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所得不同、所用的语言不同罢了。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持相似的论点，他说，“国学”这个词以后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学”没有中西。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分中西的，即在具体的客观知识上无所谓中西，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是不相同的，所以跨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明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过程中，外国人力求认识了解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汉学;同样，中国人力求认识了解外国的文化，也就有了西学，而且在对待西学这个词上，中国还产生了一个词，就是“中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中学也称国学。从明清之际到晚清，再到“五四”前期，都曾出现过中学和西学的讨论，“国学热”也随即产生，直到今天，我们仍处在“国学热”的讨论中。
中学和西学之间的讨论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更值得关注。在外国的汉学界，有关怎样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些专家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大的贡献。王国维说，他所处的20世纪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在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这些年，我们在文献方面做了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一些经典，这是过去大家没有机会看到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
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说汉学本身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那么，这门学问从来就有，即我们常说的中学或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今天再说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是在全世界影响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汉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