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被摆弄的活道具
地上溢满黑色淤泥，屋子旁堆放着木棍和酒罐。汽油味、烟味，弥漫在空气里。一个小孩静静地躺在单轮小推车上，眼角发青、嘴唇苍白。他耷拉着脑袋，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像是死去的样子。小车被穿白大褂的日本士兵推着，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孩子像随时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
这是抗日剧《我叫赵红花》剧组在横店拍摄外景的一幕。扮演被日军做活体实验致死尸体之一的，是一个名叫杨嘉旺的9岁孩子。从3岁起，他和哥哥便被酷爱演戏的爸爸带到横店，在剧组跑龙套、当群演、做替身，成为横店三十多个常驻“童替”中的一员。
拍摄结束，杨爸爸从孩子鞋底拿出剧组人员塞在里面的红包，只有一张绿色纸币：1元。
他显然有些失望，因为平时像这样最多可以拿到10元。按横店的“规矩”，剃头、抬棺材、淋雨、披麻戴孝都要加钱，从10元到30元不等。
每周至少有两天时间，杨嘉旺是独自在片场等待拍戏中度过的。家里开了小餐馆，父母要照顾生意、间歇拍戏，没时间陪他。遇上剧本里看不懂的汉字，他也习惯了自己查字典。
父母只是嘱咐他：走路看路，注意车辆，远离水塘，不要被草丛里的蛇咬到。独自照料自己的童年自然多了些风险。曾有一次，他在拍戏现场撞到柱子上，钉子划破额头，流了很多血；还有一次在《武则天》剧组，他伸手去救掉到水塘里的小伙伴，不料自己也掉了进去。幸好旁边有大人，他裹着毛巾被人送回了家。
9岁的杨嘉旺已经是有6年经验的“老演员”了。死尸、被杀死的活体实验者、披麻戴孝、淋雨、跳水，他全都经历过。他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做替身拍淋雨戏时，“千万不能抬头往天上看”，因为雨水都是用高压水枪喷出来的，落到眼睛可不是小事。
父亲的明星梦
跑龙套的演员里，不乏有人做着明星梦。
1米8个头的岳冬峰，混过黑社会、进过赌场、搞过传销，性格彪悍，一身江湖习气。最惨痛的一个月，赌博输掉了20万元。“我爸爸是打麻将的。”儿子岳训宇在幼儿园和老师说的这句话，让他决定结束此前糜烂的人生。
初到横店第四天时，岳冬峰才得到一个群演的机会。一天40元，是戏里的大背景。群演之上是“群特”，每天70至90元。再往上是“小特”，无台词或者有几句短台词，每天200元起。群演中最高等级是有大段台词的“大特”，每天500至800元。
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半年之内升为群特，一年到小特，两年之内混到大特，三年得到一个小角色，三年以后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8年过去，如今的岳冬峰可以做到“演戏一条过”，却仍只是一个小角色。他渐渐发觉，当明星比想象中困难得多，“现在像我这样，演戏一条过的演员多的是，就差一个机会。”
事实上，他差的不只是机会。“他的形象不够，只能做绿叶。”多年来和岳冬峰合作数次的副导演如此评价他。演戏需要用文化和内涵去琢磨——而岳冬峰只有初中学历，读了一年煤炭技校，之后就去当了兵。
“如果上天没有安排给我机会做明星，我愿意做一辈子绿叶。”他开始安慰自己。未完成的希望，渐渐转移到了儿女身上。
所以岳训宇和妹妹成了横店人熟悉的两个孩子。除了跑龙套，岳训宇也当过“童替”，曾在一个古装剧里扮演女生：披上一身长裙，戴上一袭长发，代替另一个不习水的小演员演掉到水里的戏。当时正是秋天，湖水冰凉，他冷得直打哆嗦。
角色随时可能被抢
岳冬峰把儿女送到横店，未尝没有闯出一条星路的打算。但不管多么刻苦，在导演眼中，岳训宇都很难成为男一号。“看上去一副柔弱的样子，小V脸、尖下巴，五官偏小，像个清秀的小姑娘，这与通常意义上的男孩审美标准有距离。”曾与岳家人合作多次的副导演赵岩表示。
还有一个成名因素，是这些孩子难以企及的：钱。
横店有很多从北京、上海、温州、杭州等地专程赶来拍戏的小演员。他们一般家底雄厚，有经纪人、房车接送，并配有专门的老师和保姆。为了让孩子尽早成为童星，父母可以花重金买下角色、打通关系。
有一次，岳训宇终于得到了一个剧组的小角色。他把剧本拿回家，查着字典，将台词背得烂熟，满心期待着第二天能博得导演欢心。不料，等第二天到剧组，他被通知，小角色变成了大群众——本来属于他的角色，被温州一个小孩的家长花20万元买走了。
戏还是要拍的，岳训宇边看剧本边哭。休息时，他和那个小孩打了一架：“这个角色本来是我演的，是你爸妈花了20元万抢了我的角色！”
岳冬峰明显感觉到，这次换角风波后，儿子不再那么在乎角色了。在横店，儿童演戏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角色很难获得，成名的机会微乎其微。
岳家经济收入，大部分由岳冬峰演戏所得勉强支撑。
剧组里，家庭条件好的小演员人手一个iPad，在一起玩打鱼游戏。岳训宇落了单，自己低着头在一边玩，“这时候你会明显察觉到，他有一种自卑感。”
早熟的童年
每到一个组，杨嘉旺可以很快和大家熟悉。由于在现场比较爱闹，他得到了“话唠”的外号。他不过9岁，很多“话”来自于剧本中。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黑吗？”杨嘉旺不时问哥哥各种奇怪的问题。哥哥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弟弟就会像入戏一样，不停地说：“你猜啊，你猜啊，你再猜啊，你接着接着接着猜啊……”
杨嘉旺最引以为傲的是教别人怎么泡妞。拍《三少爷的剑》时，大伙休息一起聊天。几个刚失恋的角色演员讨论，怎样才能追到心爱的人。“第一招，陪她去看电影或者请她吃饭；第二招，直接向她求婚；第三招，百依百顺。”他不但语出惊人，最后还卖了个关子，“如果实在不行再来问我！”
第二天有人问他，没成功，那怎么办？杨嘉旺指导对方，那直接开个泡妞公司，这样就可以有很多泡妞的机会，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
他有时也会担心学习成绩。“小孩拍戏在一个很松散的环境里，突然回到学校，很难安静下来。”以前杨嘉旺考试都拿满分，可最近这次跟了三个月剧组，回来参加期末考试，语文只考了79分。岳训宇也是一样。每次英语考试他总是不及格。岳家的墙上，挂的全是岳训宇妹妹的奖状——妹妹后来不怎么去拍戏，没有耽误学习。
2015年开始，广电总局实施“一剧两星”政策，一部电视剧每晚在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这种缩减让横店的剧组大大减少，一些在拍的戏甚至停拍。
尽管如此，岳冬峰仍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想让儿子以后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因为拍戏，儿子成长了很多——在学校里，同班的同学们说岳训宇比他们成熟。他也愿意呈现“老大”的一面，回家，即便是要绕个路，他都要把哥们先送回家自己再走。
“最近横店戏少了很多，我都在怀疑，我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岳训宇说到未来，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
地上溢满黑色淤泥，屋子旁堆放着木棍和酒罐。汽油味、烟味，弥漫在空气里。一个小孩静静地躺在单轮小推车上，眼角发青、嘴唇苍白。他耷拉着脑袋，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像是死去的样子。小车被穿白大褂的日本士兵推着，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孩子像随时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
这是抗日剧《我叫赵红花》剧组在横店拍摄外景的一幕。扮演被日军做活体实验致死尸体之一的，是一个名叫杨嘉旺的9岁孩子。从3岁起，他和哥哥便被酷爱演戏的爸爸带到横店，在剧组跑龙套、当群演、做替身，成为横店三十多个常驻“童替”中的一员。
拍摄结束，杨爸爸从孩子鞋底拿出剧组人员塞在里面的红包，只有一张绿色纸币：1元。
他显然有些失望，因为平时像这样最多可以拿到10元。按横店的“规矩”，剃头、抬棺材、淋雨、披麻戴孝都要加钱，从10元到30元不等。
每周至少有两天时间，杨嘉旺是独自在片场等待拍戏中度过的。家里开了小餐馆，父母要照顾生意、间歇拍戏，没时间陪他。遇上剧本里看不懂的汉字，他也习惯了自己查字典。
父母只是嘱咐他：走路看路，注意车辆，远离水塘，不要被草丛里的蛇咬到。独自照料自己的童年自然多了些风险。曾有一次，他在拍戏现场撞到柱子上，钉子划破额头，流了很多血；还有一次在《武则天》剧组，他伸手去救掉到水塘里的小伙伴，不料自己也掉了进去。幸好旁边有大人，他裹着毛巾被人送回了家。
9岁的杨嘉旺已经是有6年经验的“老演员”了。死尸、被杀死的活体实验者、披麻戴孝、淋雨、跳水，他全都经历过。他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做替身拍淋雨戏时，“千万不能抬头往天上看”，因为雨水都是用高压水枪喷出来的，落到眼睛可不是小事。
父亲的明星梦
跑龙套的演员里，不乏有人做着明星梦。
1米8个头的岳冬峰，混过黑社会、进过赌场、搞过传销，性格彪悍，一身江湖习气。最惨痛的一个月，赌博输掉了20万元。“我爸爸是打麻将的。”儿子岳训宇在幼儿园和老师说的这句话，让他决定结束此前糜烂的人生。
初到横店第四天时，岳冬峰才得到一个群演的机会。一天40元，是戏里的大背景。群演之上是“群特”，每天70至90元。再往上是“小特”，无台词或者有几句短台词，每天200元起。群演中最高等级是有大段台词的“大特”，每天500至800元。
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半年之内升为群特，一年到小特，两年之内混到大特，三年得到一个小角色，三年以后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8年过去，如今的岳冬峰可以做到“演戏一条过”，却仍只是一个小角色。他渐渐发觉，当明星比想象中困难得多，“现在像我这样，演戏一条过的演员多的是，就差一个机会。”
事实上，他差的不只是机会。“他的形象不够，只能做绿叶。”多年来和岳冬峰合作数次的副导演如此评价他。演戏需要用文化和内涵去琢磨——而岳冬峰只有初中学历，读了一年煤炭技校，之后就去当了兵。
“如果上天没有安排给我机会做明星，我愿意做一辈子绿叶。”他开始安慰自己。未完成的希望，渐渐转移到了儿女身上。
所以岳训宇和妹妹成了横店人熟悉的两个孩子。除了跑龙套，岳训宇也当过“童替”，曾在一个古装剧里扮演女生：披上一身长裙，戴上一袭长发，代替另一个不习水的小演员演掉到水里的戏。当时正是秋天，湖水冰凉，他冷得直打哆嗦。
角色随时可能被抢
岳冬峰把儿女送到横店，未尝没有闯出一条星路的打算。但不管多么刻苦，在导演眼中，岳训宇都很难成为男一号。“看上去一副柔弱的样子，小V脸、尖下巴，五官偏小，像个清秀的小姑娘，这与通常意义上的男孩审美标准有距离。”曾与岳家人合作多次的副导演赵岩表示。
还有一个成名因素，是这些孩子难以企及的：钱。
横店有很多从北京、上海、温州、杭州等地专程赶来拍戏的小演员。他们一般家底雄厚，有经纪人、房车接送，并配有专门的老师和保姆。为了让孩子尽早成为童星，父母可以花重金买下角色、打通关系。
有一次，岳训宇终于得到了一个剧组的小角色。他把剧本拿回家，查着字典，将台词背得烂熟，满心期待着第二天能博得导演欢心。不料，等第二天到剧组，他被通知，小角色变成了大群众——本来属于他的角色，被温州一个小孩的家长花20万元买走了。
戏还是要拍的，岳训宇边看剧本边哭。休息时，他和那个小孩打了一架：“这个角色本来是我演的，是你爸妈花了20元万抢了我的角色！”
岳冬峰明显感觉到，这次换角风波后，儿子不再那么在乎角色了。在横店，儿童演戏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角色很难获得，成名的机会微乎其微。
岳家经济收入，大部分由岳冬峰演戏所得勉强支撑。
剧组里，家庭条件好的小演员人手一个iPad，在一起玩打鱼游戏。岳训宇落了单，自己低着头在一边玩，“这时候你会明显察觉到，他有一种自卑感。”
早熟的童年
每到一个组，杨嘉旺可以很快和大家熟悉。由于在现场比较爱闹，他得到了“话唠”的外号。他不过9岁，很多“话”来自于剧本中。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黑吗？”杨嘉旺不时问哥哥各种奇怪的问题。哥哥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弟弟就会像入戏一样，不停地说：“你猜啊，你猜啊，你再猜啊，你接着接着接着猜啊……”
杨嘉旺最引以为傲的是教别人怎么泡妞。拍《三少爷的剑》时，大伙休息一起聊天。几个刚失恋的角色演员讨论，怎样才能追到心爱的人。“第一招，陪她去看电影或者请她吃饭；第二招，直接向她求婚；第三招，百依百顺。”他不但语出惊人，最后还卖了个关子，“如果实在不行再来问我！”
第二天有人问他，没成功，那怎么办？杨嘉旺指导对方，那直接开个泡妞公司，这样就可以有很多泡妞的机会，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
他有时也会担心学习成绩。“小孩拍戏在一个很松散的环境里，突然回到学校，很难安静下来。”以前杨嘉旺考试都拿满分，可最近这次跟了三个月剧组，回来参加期末考试，语文只考了79分。岳训宇也是一样。每次英语考试他总是不及格。岳家的墙上，挂的全是岳训宇妹妹的奖状——妹妹后来不怎么去拍戏，没有耽误学习。
2015年开始，广电总局实施“一剧两星”政策，一部电视剧每晚在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这种缩减让横店的剧组大大减少，一些在拍的戏甚至停拍。
尽管如此，岳冬峰仍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想让儿子以后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因为拍戏，儿子成长了很多——在学校里，同班的同学们说岳训宇比他们成熟。他也愿意呈现“老大”的一面，回家，即便是要绕个路，他都要把哥们先送回家自己再走。
“最近横店戏少了很多，我都在怀疑，我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岳训宇说到未来，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