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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舟的身上，贴着南辕北辙的两个标签：先天愚型儿、天才指挥家。
19岁，舟舟穿着高级燕尾服赴美演出，聚光灯下，意气风发，他恣意指挥着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数百名顶尖乐手。台下座无虚席，一群媒体记者等待演出完毕便一拥而上。
如今的舟舟，37岁，中年发福。属于他的舞台，是街道小学昏暗的旧剧院，歌剧《卡门》的音乐声从后台音箱里传出。没有乐团，在一团空气中，他挥舞着指挥棒。
稀稀拉拉的观众中坐着舟舟的父亲胡厚培，74岁的他为儿子的演出四处奔波：“我要阻止舟舟被遗忘。”
这个世界爱和善总会更多
胡一舟的生命在18岁那年拐了一个幸运的弯。
1996年，湖北电视台导演张以庆到武汉歌舞剧院拍纪录片。乐手指挥悉数到位，跟着，一个目光恍惚、耷拉着舌头的孩子晃悠悠走上台，“预备，开始。”他煞有介事地用指挥棒敲敲指挥台。音乐声起，呆愣的他瞬间大变，神采飞扬，挥斥方遒，他的指挥节奏精准，大师范儿十足，一曲《卡门》演绎得酣畅淋漓。曲毕，他鞠躬致谢，走下台，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张以庆震惊，这个小孩是谁？有人告诉他，那是“场外指导”舟舟，乐团的人早已习惯这个编外指挥的出现。
一年多后，张以庆跟踪拍摄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在央视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播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舟舟”——这个天才智障儿的奇迹。
1978年4月1日，低音提琴手胡厚培迎来了儿子的诞生。几天后，这个出生在愚人节的婴儿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愚型病症。
搞艺术的，总比常人多出几分乐观。“孩子有病，但他有活下去的权利。”胡厚培把儿子当正常人看待，他鼓励舟舟出门跟人交往。他相信，外面的世界会用善意包容这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小孩。
因为父亲，舟舟从小爱逛街，但待得最久的地方还是胡厚培所在的武汉歌舞剧院。母亲不想让他上残疾人学校，何况每个月400元的学费，他们承受不起。乐团默认了胡厚培带儿子上班的做法，因为当父亲拉琴时，舟舟只是安静地坐在远处的小板凳上，不吵不闹。
一天，乐团排练时，胡厚培惊讶地发现远处的舟舟竟开心地随着音乐不停挥舞双手，那些动作竟是在模仿乐队指挥张起。挥手，抬臂，身体的摆动幅度，甚至连扶眼镜的习惯动作也没落下。那年，舟舟7岁。
“我就知道，老天没有遗忘舟舟，它给他开了一扇叫音乐的窗！”父亲欣喜若狂。
培养儿子，胡厚培的生活多了一项安排。他花好几百元为舟舟买来音乐碟片，给儿子自制指挥棒—— 一根用绝缘胶布缠着的筷子，带着儿子参加各地演出。在家时，他总会把收音机调到音乐频道，“舟舟不识谱，不认字，指挥完全靠对音乐的感觉。”
与丈夫的豁达不同，在武汉机械厂当厂医的母亲张惠琴更想把儿子揽入羽翼下，永远不受伤害。敏感的她害怕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哪怕一个善意的玩笑，她也觉得是恶毒的讽刺。
成名前，舟舟爱到商店卖音响的地方玩，看到一群人围观电视里的音乐节目时就会跑过去表演，他以为那些人是观众。一次，张惠琴去那里找舟舟，表演完，店主拿给他一大瓶可乐，周围人哈哈大笑。这一幕让她的心像被针扎一样难受，儿子的表演难道就换回一瓶饮料的施舍？她抢过可乐扔在地上，拉了舟舟就往家里走，“他们都在嘲笑舟舟。”
操碎了心，也透支了健康。1994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但她没有时间休息。舟舟的天赋需要金钱支持——买唱片，要钱；丈夫带儿子随团演出，要钱；请专业指挥家指导舟舟，要钱……
化疗结束三天后，张惠琴就去上班，私底下又找了个私人诊所的兼职工作。钱还是不够用，她又放下脸皮，晚上去江汉大学门口摆小摊，卖银耳汤和绿豆汤。
不懂音乐的她唯一能为儿子做的就是挣钱。
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有意义
纪录片播出后，舟舟成了人气骤升的耀眼明星。他受邀参加残联在京举行的新春晚会，并成为中国残联艺术团的重量级演员之一。他跟随艺术团赴世界各地演出，与施瓦辛格、刘德华等巨星同台，还受到了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妹妹的邀约，“天才指挥家”，人们都这么称呼他。
对于上台，舟舟是严肃的。面对镜子，他整理发型、画眉、搽粉，一丝不苟。“我是个演员。”他口齿不清，这是唯一能说清楚的一句话。
不懂金钱名利，舟舟拥有着只属于自己的开心。外界的非议全部压在父亲一人肩上。
“我就是个音乐匠人，混口饭吃，五十多年一直为生计奔波。不知道哪个星球来的舟舟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胡厚培把自己的音乐梦想掺进舟舟的快乐里。
他是舟舟的生活助理、发言人、经纪人，陪着他跑遍所有演出地点。巅峰期，父子俩一年要参加168场演出。非议四起，“你不过在借儿子捞钱。”很多人谴责他，“孩子能懂什么？”“他真的能承受这么高负荷的演出任务吗？”
胡厚培平静地回应：“站在舞台上，才是舟舟生命的意义。”
1997年后，舞台越来越大，父子俩和胡家女主人越来越远。这个家不再需要张惠琴来维护儿子的快乐与尊严，她仿佛失去了坚持的动力，癌细胞迅速扩散，身体“大厦将倾”。
生命的最后，她开始对舟舟有了一丝奢望。她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她想：如果儿子能关心问候一句，如果他能给自己倒杯热水……舟舟却只是背对着妈妈，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里的动画片。舞台上的天才舟舟，走下舞台永远只有3岁的智商。
2006年，张惠琴离开了人世。舟舟的生活仍然充斥着忙碌的演出。他不懂得死亡的意义，可每当有人提到妈妈，他的眼睛立马皱成一团，用手捂住嘴，小声地啜泣。
倾尽全力，让你被人记住
盛极而衰，这一点，舟舟也没能幸免。 “舟舟已经被人遗忘。”采访中，胡厚培眼里闪着浑浊的泪光。2014年，舟舟跌至谷底，全年只有6场演出。“媒体不可能永远报道你，观众也是有审美疲劳的。”胡厚培承认，与专业指挥相比，舟舟欠缺很多。
可作为父亲，他不能放弃儿子，尤其在妻子去世后。2005年，舟舟所在的乐团由于经营不善，为节省开支，团长将团员人数从40多人裁到28人，“香饽饽”舟舟并没有被辞退。可胡厚培不答应，他让舟舟退了团，“舟舟要的是音乐，不是牟利。”之后，他自己出资组建了有50余名乐手的“舟舟交响乐团”。这个民间乐团几乎全靠舟舟艰难维持生计。不到一年即宣告解散。
演出还得继续，那是舟舟唯一的快乐源泉。2010年，胡厚培同意让儿子听着碟片表演。山东滨州的一个酒店会场，昏暗的蓝色灯光下，舟舟孤零零地站在空荡的舞台上，音乐响起，他像一个孤独的光杆司令指挥着一团空气，气氛尴尬。
下台后，观众热情地找他合影，照片上，舟舟写满一脸的小情绪。有人问：“舟舟，怎么不高兴啦？”他孩子气地嘀咕：“没钱，请不起乐队了呗。”
尽管演出前舟舟懂事地表示理解无法请乐队，但仍难以消化这种怪异演出的失落感。
胡厚培比儿子更心酸：“我知道这样很奇怪，但至少比不能上台好。”还有多少人记得舟舟？如果被人遗忘，这个有天赋的智障者会被生活打回原形，在无知和敷衍中度过晚景凄凉的余生。年过七旬的他开始担忧另一件事：没有我，舟舟以后如何生活？
2015年，胡厚培开始联系以前电视台的熟人，他想让儿子重返人们的视野中。《鲁豫有约》、《向幸福出发》、《大王小王》、《让我帮助你》……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父子，一个已是年迈的古稀老人，一个变成发福的中年男子，眼边生出许多细纹，额前有一撮耀眼的白发。为了唤起人们的关注，胡厚培不惜将儿子的窘境袒露于大众。
这样的做法有时适得其反。曾有嘉宾激动地斥责他：“你做的所有事，就是想让舟舟继续当明星，你觉得现实吗？作为父亲，你难道想的不该是让舟舟下半生有个保障？而不是谈这些虚无的名声！”现场气氛尴尬，胡厚培没有反驳。这些年，他听过太多类似的反对声。
懂他的友人为他辩护：“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舟舟的快乐。”
还能快乐吗
所有的努力都是杯水车薪，演出机会依然挣扎不起。胡厚培把儿子拜托给友人穆建志，后者在北京大兴西红门巷子里经营一家民营的北京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他自己回了武汉老家，因为两个人在北京花销太大。
“为什么让舟舟一个人在团里生活？”
“只有在舞台上，他才能活。”
正如对死亡的陌生，舟舟对家也毫无留念。团长穆建志说：“舟舟现在和团员们一起住在六人宿舍里，和大家关系很好。吓他的办法就是说‘把你送回家’。”
舟舟的演出机会多由街道提供，他被邀请去街道小学指挥唱儿歌。“一年有一二十次演出机会，但真正能指挥的时候很少。”穆建志说，艺术团没钱请乐队，大把的闲暇时间里，舟舟会跟着团员们一起跳跳“小苹果”，唱唱歌。她保证：有她在，就一定会尽力给舟舟安排演出，“可我不在了，就什么都保证不了。”
“我不想他变得和普通残疾人一样。”胡厚培不愿看到那样的舟舟：闲在家，领着政府的补助，或去一家残疾人工厂做手工养活自己。
34年前，胡厚培和妻子还为儿子找了一条退路：生了一个女儿，期待她能成为舟舟最后的依靠。事实上，兄妹俩的交集少之又少。偶尔回到武汉的家，舟舟亲昵地想逗逗外甥木果，木果有些不情愿，躲闪着舅舅的靠近。他的母亲从不看舅舅的演出，更不可能像外祖父母那样为舅舅的快乐奔波。胡厚培无奈：“她有自己的生活。”
作为父亲，他似乎已经看到儿子悲哀的未来。可在外人看来，舟舟已极其幸运。中国有568万智残儿，很多人活不过成年，或在襁褓中就被人遗弃。善良和爱心能保证幸存者的基本物质生活，却不能让他们像舟舟那样找到生命的意义。
未来谁也无法解答：37岁的舟舟，以后还能快乐吗？
19岁，舟舟穿着高级燕尾服赴美演出，聚光灯下，意气风发，他恣意指挥着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数百名顶尖乐手。台下座无虚席，一群媒体记者等待演出完毕便一拥而上。
如今的舟舟，37岁，中年发福。属于他的舞台，是街道小学昏暗的旧剧院，歌剧《卡门》的音乐声从后台音箱里传出。没有乐团，在一团空气中，他挥舞着指挥棒。
稀稀拉拉的观众中坐着舟舟的父亲胡厚培，74岁的他为儿子的演出四处奔波：“我要阻止舟舟被遗忘。”
这个世界爱和善总会更多
胡一舟的生命在18岁那年拐了一个幸运的弯。
1996年，湖北电视台导演张以庆到武汉歌舞剧院拍纪录片。乐手指挥悉数到位，跟着，一个目光恍惚、耷拉着舌头的孩子晃悠悠走上台，“预备，开始。”他煞有介事地用指挥棒敲敲指挥台。音乐声起，呆愣的他瞬间大变，神采飞扬，挥斥方遒，他的指挥节奏精准，大师范儿十足，一曲《卡门》演绎得酣畅淋漓。曲毕，他鞠躬致谢，走下台，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张以庆震惊，这个小孩是谁？有人告诉他，那是“场外指导”舟舟，乐团的人早已习惯这个编外指挥的出现。
一年多后，张以庆跟踪拍摄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在央视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播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舟舟”——这个天才智障儿的奇迹。
1978年4月1日，低音提琴手胡厚培迎来了儿子的诞生。几天后，这个出生在愚人节的婴儿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愚型病症。
搞艺术的，总比常人多出几分乐观。“孩子有病，但他有活下去的权利。”胡厚培把儿子当正常人看待，他鼓励舟舟出门跟人交往。他相信，外面的世界会用善意包容这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小孩。
因为父亲，舟舟从小爱逛街，但待得最久的地方还是胡厚培所在的武汉歌舞剧院。母亲不想让他上残疾人学校，何况每个月400元的学费，他们承受不起。乐团默认了胡厚培带儿子上班的做法，因为当父亲拉琴时，舟舟只是安静地坐在远处的小板凳上，不吵不闹。
一天，乐团排练时，胡厚培惊讶地发现远处的舟舟竟开心地随着音乐不停挥舞双手，那些动作竟是在模仿乐队指挥张起。挥手，抬臂，身体的摆动幅度，甚至连扶眼镜的习惯动作也没落下。那年，舟舟7岁。
“我就知道，老天没有遗忘舟舟，它给他开了一扇叫音乐的窗！”父亲欣喜若狂。
培养儿子，胡厚培的生活多了一项安排。他花好几百元为舟舟买来音乐碟片，给儿子自制指挥棒—— 一根用绝缘胶布缠着的筷子，带着儿子参加各地演出。在家时，他总会把收音机调到音乐频道，“舟舟不识谱，不认字，指挥完全靠对音乐的感觉。”
与丈夫的豁达不同，在武汉机械厂当厂医的母亲张惠琴更想把儿子揽入羽翼下，永远不受伤害。敏感的她害怕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哪怕一个善意的玩笑，她也觉得是恶毒的讽刺。
成名前，舟舟爱到商店卖音响的地方玩，看到一群人围观电视里的音乐节目时就会跑过去表演，他以为那些人是观众。一次，张惠琴去那里找舟舟，表演完，店主拿给他一大瓶可乐，周围人哈哈大笑。这一幕让她的心像被针扎一样难受，儿子的表演难道就换回一瓶饮料的施舍？她抢过可乐扔在地上，拉了舟舟就往家里走，“他们都在嘲笑舟舟。”
操碎了心，也透支了健康。1994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但她没有时间休息。舟舟的天赋需要金钱支持——买唱片，要钱；丈夫带儿子随团演出，要钱；请专业指挥家指导舟舟，要钱……
化疗结束三天后，张惠琴就去上班，私底下又找了个私人诊所的兼职工作。钱还是不够用，她又放下脸皮，晚上去江汉大学门口摆小摊，卖银耳汤和绿豆汤。
不懂音乐的她唯一能为儿子做的就是挣钱。
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有意义
纪录片播出后，舟舟成了人气骤升的耀眼明星。他受邀参加残联在京举行的新春晚会，并成为中国残联艺术团的重量级演员之一。他跟随艺术团赴世界各地演出，与施瓦辛格、刘德华等巨星同台，还受到了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妹妹的邀约，“天才指挥家”，人们都这么称呼他。
对于上台，舟舟是严肃的。面对镜子，他整理发型、画眉、搽粉，一丝不苟。“我是个演员。”他口齿不清，这是唯一能说清楚的一句话。
不懂金钱名利，舟舟拥有着只属于自己的开心。外界的非议全部压在父亲一人肩上。
“我就是个音乐匠人，混口饭吃，五十多年一直为生计奔波。不知道哪个星球来的舟舟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胡厚培把自己的音乐梦想掺进舟舟的快乐里。
他是舟舟的生活助理、发言人、经纪人，陪着他跑遍所有演出地点。巅峰期，父子俩一年要参加168场演出。非议四起，“你不过在借儿子捞钱。”很多人谴责他，“孩子能懂什么？”“他真的能承受这么高负荷的演出任务吗？”
胡厚培平静地回应：“站在舞台上，才是舟舟生命的意义。”
1997年后，舞台越来越大，父子俩和胡家女主人越来越远。这个家不再需要张惠琴来维护儿子的快乐与尊严，她仿佛失去了坚持的动力，癌细胞迅速扩散，身体“大厦将倾”。
生命的最后，她开始对舟舟有了一丝奢望。她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她想：如果儿子能关心问候一句，如果他能给自己倒杯热水……舟舟却只是背对着妈妈，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里的动画片。舞台上的天才舟舟，走下舞台永远只有3岁的智商。
2006年，张惠琴离开了人世。舟舟的生活仍然充斥着忙碌的演出。他不懂得死亡的意义，可每当有人提到妈妈，他的眼睛立马皱成一团，用手捂住嘴，小声地啜泣。
倾尽全力，让你被人记住
盛极而衰，这一点，舟舟也没能幸免。 “舟舟已经被人遗忘。”采访中，胡厚培眼里闪着浑浊的泪光。2014年，舟舟跌至谷底，全年只有6场演出。“媒体不可能永远报道你，观众也是有审美疲劳的。”胡厚培承认，与专业指挥相比，舟舟欠缺很多。
可作为父亲，他不能放弃儿子，尤其在妻子去世后。2005年，舟舟所在的乐团由于经营不善，为节省开支，团长将团员人数从40多人裁到28人，“香饽饽”舟舟并没有被辞退。可胡厚培不答应，他让舟舟退了团，“舟舟要的是音乐，不是牟利。”之后，他自己出资组建了有50余名乐手的“舟舟交响乐团”。这个民间乐团几乎全靠舟舟艰难维持生计。不到一年即宣告解散。
演出还得继续，那是舟舟唯一的快乐源泉。2010年，胡厚培同意让儿子听着碟片表演。山东滨州的一个酒店会场，昏暗的蓝色灯光下，舟舟孤零零地站在空荡的舞台上，音乐响起，他像一个孤独的光杆司令指挥着一团空气，气氛尴尬。
下台后，观众热情地找他合影，照片上，舟舟写满一脸的小情绪。有人问：“舟舟，怎么不高兴啦？”他孩子气地嘀咕：“没钱，请不起乐队了呗。”
尽管演出前舟舟懂事地表示理解无法请乐队，但仍难以消化这种怪异演出的失落感。
胡厚培比儿子更心酸：“我知道这样很奇怪，但至少比不能上台好。”还有多少人记得舟舟？如果被人遗忘，这个有天赋的智障者会被生活打回原形，在无知和敷衍中度过晚景凄凉的余生。年过七旬的他开始担忧另一件事：没有我，舟舟以后如何生活？
2015年，胡厚培开始联系以前电视台的熟人，他想让儿子重返人们的视野中。《鲁豫有约》、《向幸福出发》、《大王小王》、《让我帮助你》……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父子，一个已是年迈的古稀老人，一个变成发福的中年男子，眼边生出许多细纹，额前有一撮耀眼的白发。为了唤起人们的关注，胡厚培不惜将儿子的窘境袒露于大众。
这样的做法有时适得其反。曾有嘉宾激动地斥责他：“你做的所有事，就是想让舟舟继续当明星，你觉得现实吗？作为父亲，你难道想的不该是让舟舟下半生有个保障？而不是谈这些虚无的名声！”现场气氛尴尬，胡厚培没有反驳。这些年，他听过太多类似的反对声。
懂他的友人为他辩护：“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舟舟的快乐。”
还能快乐吗
所有的努力都是杯水车薪，演出机会依然挣扎不起。胡厚培把儿子拜托给友人穆建志，后者在北京大兴西红门巷子里经营一家民营的北京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他自己回了武汉老家，因为两个人在北京花销太大。
“为什么让舟舟一个人在团里生活？”
“只有在舞台上，他才能活。”
正如对死亡的陌生，舟舟对家也毫无留念。团长穆建志说：“舟舟现在和团员们一起住在六人宿舍里，和大家关系很好。吓他的办法就是说‘把你送回家’。”
舟舟的演出机会多由街道提供，他被邀请去街道小学指挥唱儿歌。“一年有一二十次演出机会，但真正能指挥的时候很少。”穆建志说，艺术团没钱请乐队，大把的闲暇时间里，舟舟会跟着团员们一起跳跳“小苹果”，唱唱歌。她保证：有她在，就一定会尽力给舟舟安排演出，“可我不在了，就什么都保证不了。”
“我不想他变得和普通残疾人一样。”胡厚培不愿看到那样的舟舟：闲在家，领着政府的补助，或去一家残疾人工厂做手工养活自己。
34年前，胡厚培和妻子还为儿子找了一条退路：生了一个女儿，期待她能成为舟舟最后的依靠。事实上，兄妹俩的交集少之又少。偶尔回到武汉的家，舟舟亲昵地想逗逗外甥木果，木果有些不情愿，躲闪着舅舅的靠近。他的母亲从不看舅舅的演出，更不可能像外祖父母那样为舅舅的快乐奔波。胡厚培无奈：“她有自己的生活。”
作为父亲，他似乎已经看到儿子悲哀的未来。可在外人看来，舟舟已极其幸运。中国有568万智残儿，很多人活不过成年，或在襁褓中就被人遗弃。善良和爱心能保证幸存者的基本物质生活，却不能让他们像舟舟那样找到生命的意义。
未来谁也无法解答：37岁的舟舟，以后还能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