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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对一篇小说的解读，我们习惯从语言、人物形象、性格命运、小说主旨等角度入手，而从写作学的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并不多见。本文尝试从写作学的角度或者说从叙事学的视角对高中语文必修二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进行解读，希望能对广大同仁的教学有所帮助，也欢迎广大同仁批评指正。
视角：躺在担架和病床上
初看本文视角，并无新鲜、奇特之处。二战时期的德国，一个在文科中学上学的孩子应征入伍，又负伤归来，通过细节的回忆一步步猜测、验证，最终确认伤病医院就是自己三个月前就读的学校。在小说叙事中，儿童（孩子）视角有其独特优点。它可以把小说的主题以一种不直说、不点破的形式表达，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孔乙己》。但是《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视角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以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孩子——伤者——作为叙事者。我们知道，人躺在担架上或者病床上，他视野范围内的事物主要分布在人的上方和左右两侧。因此，这篇小说中有大量对这所文科中学的走廊、墙壁、塑像、画像、电灯的描写。例如，文章第一段对车顶上灯泡的描写“只有螺口还留在灯座上，三两根细钨丝和灯泡残片在颤动着……”正常视角写走廊，一般先写目光所能达到的尽头，而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却是“墙壁刷成绿色，墙上钉着黑色弯型挂衣钩，两扇门上都挂着搪瓷小牌……”作者通过孩子的视觉，通过对走廊、墙壁、塑像、画像、电灯这些内容的描写，呈现了德国人统一、规整的特点，读者也可以从学校的统一布置中看到其具有的法西斯时代的鲜明特征。
再例如，本文写武士塑像，没有从上到下写武士是什么样子，而是只写头部：“希腊重甲胄武士，头上插着羽毛，看上去像只大公鸡。”这也符合主人公躺着的这一独特视角。
这篇小说的视角方向的变化主要通过主人公身体的调整来实现。“后来我的担架倾斜了”，暗示“我”的观察可以集中在过道某一侧，于是“我”看到的是“北部的船长，他有着鹰一般的眼神和肥厚的嘴唇；有西部的莫泽尔河流域的女人，稍嫌瘦削而严厉；有东部的格林斯人，长着蒜头鼻子；再就是南部山地人的侧面像，长脸盘，大喉結”。“我又平躺下来”暗示“我”只能看到高于担架的内容，“我就看见了小型阵亡将士碑。碑顶上有个金色铁十字架和月桂花环石雕”。
读者注意到上述倾斜和平躺视角的方向变化，对主题的思考才能更深入：此时作者强调的是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战争，都在走向阵亡。
小说后来又出现了“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透过右边的窗户，我看见了火光”，“我不禁再往左边看去，又看见了……”，“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这是一张疲惫苍老的脸……”。“我注视着面前的这排窗户，又不时望望屋顶”时对窗外的景物描写只有“熊熊大火”，远处是什么，近处是什么，不能写得太具体。如果写得太具体，就不符合“躺”这一叙事视角。
所以，本文的后半部分写到隆隆炮声就可以理解了。一个视觉视野受限制的人，必定会关心听到的内容。“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对炮声的赞美，产生在一个受伤的孩子心里，有人说不正常，有人说从写法上叫反讽。其实，从主人公的年龄看，一个中学生，生长在法西斯的环境下，迷恋战争，恰恰十分正常。这也从细节上支持了战争对孩子的毒害这一主题。
我们知道，这篇小说的故事类型是悬念如何一步步被揭开，怀疑与猜测如何一步步被证实。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成人的视角，很多关于学校的信息，会一下子扑面而来，那么“我”就很容易确定这是母校。躺在担架和病床上这一特殊的视角，会让文科学校的事物以一个缓慢的节奏进入“我”的视野，进入读者的视野。
贴着人物写，这是一种接地气的写法，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蜜蜂和草叶露珠，细心人会发现，正是坐轮椅者的视角。
情节：没有起伏时如何制造起伏
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当然讲究情节的发展、起伏、波折。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中国传统小说经常会用“重复”来制造起伏。如《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西游记》里的三打白骨精、《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和过五关斩六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作为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结构松散，有流水叙事的意味。作为小说线索的，一是“我”的位置变化，二是“我”的思想变化，位置变化带来的现实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一步步合拢，从而完成全文。
本文制造起伏采用的是“是不是？——怀疑——否定——肯定——否定——肯定”的结构模式。这增加了情节发展的可信度。
通览全文，我们画下了下面的句子：
第7节：随后见到的，仿佛也似曾相识：……
第10节：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人在发高烧时什么东西不会在眼前显现呢！
第13节：“假如现在，”我闪过一个念头，“假如现在是……”……我看见涂了些什么玩意儿，莫非这是我自己干的……
第16节：“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第18节：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这样想，汽车不会跑这么远。……八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八年内的一切，难道你只凭一双肉眼，就都能辨认出来吗？
第26节：看来我当真是在本多夫，那么说就是到家了。
第34节：现在必须承认，我正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美术教室里。
第36节：可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当真回到了母校。我现在无论如何要把这—点弄清楚。
第44节：我又闭上眼睛想：“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受了什么伤；另外，你现在是不是就在自己的母校里。”
第45节：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
第46节：十字还留在这里，假如再仔细地看看，还可以在右边的横梁上看到一道明显的斜痕，这是多年来挂黄杨树枝的地方。那是门房比尔格勒夹上去的，那时还允许在学校里挂十字架…… 第47节：当我被抬过这扇门，来到灯光耀眼的木板后面时，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内，我突然回忆起了这一切。
第49节：黑板上有我的笔迹。在上端第一行。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的手迹！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为凭……
这种情节的安排妙处有二：首先，起伏的故事情节伴随着主人公的视觉认识的增加和思想认识的深化，充分表明了“我”的意识觉醒和小说的主题揭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当一切猜疑、悬念揭晓，小说又设置了最后一个起伏，或者叫高潮：
“牛奶，”我喃喃地说……
牛奶是孩子幼年时期离不开的营养品。“我”这样一个少年，经历战争的洗礼与摧残后，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灯泡的透明玻璃上，恐懼感突然而至：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婴儿。当得知自己失去了双臂和右腿，这种恐惧感更加可想而知。人在恐惧的时候最想回到自己的本源状态，回到有人保护的婴儿时期，甚至回到子宫里。所以，小说以“死人”开头，以“牛奶”结束，生命的逆轮，将脆弱少年的恐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
炮声：为什么赞美它
在第一部分“视角”，我们从叙事角度分析了“赞美炮声”。现在我们再详细谈一下。文中赞美炮声可以置换为对战争的赞美。一个受战争残害的孩子，为什么会赞美炮声？而且这一赞美是发生在“我”由一个花季少年到肉体被戕害后走进手术室的阶段。也就是说，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重点阶段。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我们一般会认为小说情节进行到重点阶段，应该是主题升华之时：所有的主题都即将明确，所有的悬念都即将解开，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也必须呈现。如鲁迅在《伤逝》中最后一段的思想升华，《药》的末尾坟上的花环处理。这篇小说在“批判战争”的主题上，主人公的思想认识有“反战”主旨的扎根，为什么还要赞美象征战争的炮声？就好像长跑者在接近终点时又往后退了一步，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听见外面重炮在轰鸣。要没有炮声，周围几乎一片沉寂；只听见偶尔传来大火的吞噬声，以及黑暗中什么地方山墙倒坍的巨响。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队啊！我知道，炮声通常都是这样的，但我还是这么想。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觉得大炮即使在轰鸣时，也是高雅的。炮声听起来也是那么高雅，确实是图画书里打仗的模样……接着我想到，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铁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那么又该有多少人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突然想到：倘若我果真是在母校，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刻到石碑上去；在校史上，我的名字后面将写着：“由学校上战场，为……而阵亡。”
小说叙事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家的失控”。作家在创作一篇小说的时候，主人公的命运已在脑海中有了大致的发展方向和大致的结局。小说的创作就是在开端与结束的中间丰富情节。但是随着小说的写作，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不再受作家起初的安排而发展，而是按照小说情节的自有逻辑发展，这就是“失控”。最典型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这一人物形象的“失控”。于是，一部分读者就猜测，主人公由对战争无知觉到深受其害，最后在已经深刻体会到战争戕害的情节里依然赞美炮声，是不是主人公形象与性格的“失控”？
高明的作家不让读者的阅读期待轻易实现。我们觉得，虽然主人公深受战争摧残，但是作为一个少年，作为一个长期接受法西斯教育的孩子，他对战争的理解、反思必定是有限度的，他的思想上还残留着对战争的欣赏、迷恋、自豪。
“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为一篇反战小说，经过前面的铺垫渲染，文章的思想指向主人公的反战与对战争的反思，这固然十分正常，但是也会有一个弊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一下子进入到反战的精神境界，这显得十分不真实。就像孙犁在小说《荷花淀》里塑造的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小说的最后能讲出抗战大道理一样，让人觉得很不真实。经过战争的摧残，有身体的伤害，进而又有精神的觉醒，同时精神的觉醒里又有法西斯教育的残留，这才是一个可信的人物形象。
抒情的限度：除了控诉，还能做什么
作为一篇反战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通过写主人公的身体遭遇、少年的单纯天真被战争扭曲，以此来表达反战主旨，展开对战争戕害人类的控诉。初读这篇小说，总觉得，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和一篇优秀的小说，不应该只满足于对苦难的控诉。它应该超越控诉，上升到对人性的思考。似乎这篇小说并没有做到。
整体上看，本文通过以下几个细节表达对战争的控诉：
“我”原本是一个谨守清规戒律的学生，通过战争学会了抽烟。
“我”以前上学时喝牛奶，作为伤员只能喝水。
校园、教室各种艺术、美学、哲学都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黑板上的铭文“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利用历史典故来点题。
这篇小说还缺少什么？我们先看一个细节：
“我”失去了双臂和右腿，“我”应该关心什么？“我”会做什么？小说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现在我看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包扎解开了，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现在消防队员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挡住了。
我们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会发现史铁生尤其关注生活中的四肢健全者（如地坛公园里的那个长跑选手）和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会从他们那里回望自己，通过对他人命运的思考来反思自己的遭遇。这是人的脆弱也是人的敏感。在这种脆弱和敏感中，作家对生活和生存的反思才能深入下去，小说中这样的处理就是超越控诉，上升到人性反思。而《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在这一本该好好用一些笔墨的地方，却吝惜文字，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前些年，笔者的一个学生因车祸失去了双腿。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看到了在常人世界没有见到过的画面：这名学生把墙上画中所有人物的腿都用纸盖住了！看了这些被糊住一半的画，我们一下子感觉到了学生心中的痛苦与孤独、脆弱与敏感，我们还能对伤者说些什么？ 不过，从文学史看，现代文学摒弃了“象征手法的唯一指向”，被认为是当下文学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文学界的主流创作取向是反战与揭露战争创伤，对此德国作家伯尔振臂呐喊，积极投身于其中，在“控诉和赞美”的任务范围内写作，是一种使命和职责，也是别无选择。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意义的丰富，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我国现代作家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挖掘出来，就是因为它们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主题先行”的文学，而是更多地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写作。读者从他们的小说中往往会得到多个主题，哪怕对一个人物形象，也有丰富的可阐释性。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由风生水起到逐渐被读者抛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类文章只会控诉而没有深度反思，虽然感情真挚，但是人物形象和性格简单固定，小说的主题具有唯一性，小说的写作态度具有唯一的指向性。和伤痕文学一样，《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主题是确定的，控诉的对象、悲劇的原因都是唯一的。但文学史上他们的作品永远不可能抹煞。
结语
刘小枫有一篇文章《记恋冬妮娅》。写的是“文革”时期重庆红卫兵的武斗悲剧。文中的少男少女，在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与蛊惑下，迷恋红缨枪，迷恋真枪实弹，真像《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写到的文科中学无论从装饰还是从摆设弥漫着“牺牲、服从、英雄、战争”等法西斯气息。在《记恋冬妮娅》中，无数的红卫兵在武斗中死于同龄人之手，在喧天的红色歌曲中葬身荒山野岭。这多像“我”在炮火声中，在圣洁的艺术教室里接受简易的手术。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穿巷而过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依据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锈痕斑驳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像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的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结合《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和《记恋冬妮娅》，我们发现小说中写的悲剧曾经距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也许觉得，那样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可是，走出宁静的家园，仔细倾听，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如中东，依然有战火狂卷，依然有孩子被恐怖分子（如ISIS）控制、蛊惑，参与自认为崇高伟大的“圣战”。这一切正是我们读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后，应该引起的思考和警惕，也是这篇小说的不朽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
视角：躺在担架和病床上
初看本文视角，并无新鲜、奇特之处。二战时期的德国，一个在文科中学上学的孩子应征入伍，又负伤归来，通过细节的回忆一步步猜测、验证，最终确认伤病医院就是自己三个月前就读的学校。在小说叙事中，儿童（孩子）视角有其独特优点。它可以把小说的主题以一种不直说、不点破的形式表达，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孔乙己》。但是《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视角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以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孩子——伤者——作为叙事者。我们知道，人躺在担架上或者病床上，他视野范围内的事物主要分布在人的上方和左右两侧。因此，这篇小说中有大量对这所文科中学的走廊、墙壁、塑像、画像、电灯的描写。例如，文章第一段对车顶上灯泡的描写“只有螺口还留在灯座上，三两根细钨丝和灯泡残片在颤动着……”正常视角写走廊，一般先写目光所能达到的尽头，而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却是“墙壁刷成绿色，墙上钉着黑色弯型挂衣钩，两扇门上都挂着搪瓷小牌……”作者通过孩子的视觉，通过对走廊、墙壁、塑像、画像、电灯这些内容的描写，呈现了德国人统一、规整的特点，读者也可以从学校的统一布置中看到其具有的法西斯时代的鲜明特征。
再例如，本文写武士塑像，没有从上到下写武士是什么样子，而是只写头部：“希腊重甲胄武士，头上插着羽毛，看上去像只大公鸡。”这也符合主人公躺着的这一独特视角。
这篇小说的视角方向的变化主要通过主人公身体的调整来实现。“后来我的担架倾斜了”，暗示“我”的观察可以集中在过道某一侧，于是“我”看到的是“北部的船长，他有着鹰一般的眼神和肥厚的嘴唇；有西部的莫泽尔河流域的女人，稍嫌瘦削而严厉；有东部的格林斯人，长着蒜头鼻子；再就是南部山地人的侧面像，长脸盘，大喉結”。“我又平躺下来”暗示“我”只能看到高于担架的内容，“我就看见了小型阵亡将士碑。碑顶上有个金色铁十字架和月桂花环石雕”。
读者注意到上述倾斜和平躺视角的方向变化，对主题的思考才能更深入：此时作者强调的是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战争，都在走向阵亡。
小说后来又出现了“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透过右边的窗户，我看见了火光”，“我不禁再往左边看去，又看见了……”，“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这是一张疲惫苍老的脸……”。“我注视着面前的这排窗户，又不时望望屋顶”时对窗外的景物描写只有“熊熊大火”，远处是什么，近处是什么，不能写得太具体。如果写得太具体，就不符合“躺”这一叙事视角。
所以，本文的后半部分写到隆隆炮声就可以理解了。一个视觉视野受限制的人，必定会关心听到的内容。“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对炮声的赞美，产生在一个受伤的孩子心里，有人说不正常，有人说从写法上叫反讽。其实，从主人公的年龄看，一个中学生，生长在法西斯的环境下，迷恋战争，恰恰十分正常。这也从细节上支持了战争对孩子的毒害这一主题。
我们知道，这篇小说的故事类型是悬念如何一步步被揭开，怀疑与猜测如何一步步被证实。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成人的视角，很多关于学校的信息，会一下子扑面而来，那么“我”就很容易确定这是母校。躺在担架和病床上这一特殊的视角，会让文科学校的事物以一个缓慢的节奏进入“我”的视野，进入读者的视野。
贴着人物写，这是一种接地气的写法，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蜜蜂和草叶露珠，细心人会发现，正是坐轮椅者的视角。
情节：没有起伏时如何制造起伏
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当然讲究情节的发展、起伏、波折。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中国传统小说经常会用“重复”来制造起伏。如《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西游记》里的三打白骨精、《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和过五关斩六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作为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结构松散，有流水叙事的意味。作为小说线索的，一是“我”的位置变化，二是“我”的思想变化，位置变化带来的现实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一步步合拢，从而完成全文。
本文制造起伏采用的是“是不是？——怀疑——否定——肯定——否定——肯定”的结构模式。这增加了情节发展的可信度。
通览全文，我们画下了下面的句子：
第7节：随后见到的，仿佛也似曾相识：……
第10节：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人在发高烧时什么东西不会在眼前显现呢！
第13节：“假如现在，”我闪过一个念头，“假如现在是……”……我看见涂了些什么玩意儿，莫非这是我自己干的……
第16节：“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第18节：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这样想，汽车不会跑这么远。……八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八年内的一切，难道你只凭一双肉眼，就都能辨认出来吗？
第26节：看来我当真是在本多夫，那么说就是到家了。
第34节：现在必须承认，我正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美术教室里。
第36节：可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当真回到了母校。我现在无论如何要把这—点弄清楚。
第44节：我又闭上眼睛想：“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受了什么伤；另外，你现在是不是就在自己的母校里。”
第45节：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
第46节：十字还留在这里，假如再仔细地看看，还可以在右边的横梁上看到一道明显的斜痕，这是多年来挂黄杨树枝的地方。那是门房比尔格勒夹上去的，那时还允许在学校里挂十字架…… 第47节：当我被抬过这扇门，来到灯光耀眼的木板后面时，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内，我突然回忆起了这一切。
第49节：黑板上有我的笔迹。在上端第一行。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的手迹！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为凭……
这种情节的安排妙处有二：首先，起伏的故事情节伴随着主人公的视觉认识的增加和思想认识的深化，充分表明了“我”的意识觉醒和小说的主题揭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当一切猜疑、悬念揭晓，小说又设置了最后一个起伏，或者叫高潮：
“牛奶，”我喃喃地说……
牛奶是孩子幼年时期离不开的营养品。“我”这样一个少年，经历战争的洗礼与摧残后，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灯泡的透明玻璃上，恐懼感突然而至：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婴儿。当得知自己失去了双臂和右腿，这种恐惧感更加可想而知。人在恐惧的时候最想回到自己的本源状态，回到有人保护的婴儿时期，甚至回到子宫里。所以，小说以“死人”开头，以“牛奶”结束，生命的逆轮，将脆弱少年的恐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
炮声：为什么赞美它
在第一部分“视角”，我们从叙事角度分析了“赞美炮声”。现在我们再详细谈一下。文中赞美炮声可以置换为对战争的赞美。一个受战争残害的孩子，为什么会赞美炮声？而且这一赞美是发生在“我”由一个花季少年到肉体被戕害后走进手术室的阶段。也就是说，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重点阶段。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我们一般会认为小说情节进行到重点阶段，应该是主题升华之时：所有的主题都即将明确，所有的悬念都即将解开，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也必须呈现。如鲁迅在《伤逝》中最后一段的思想升华，《药》的末尾坟上的花环处理。这篇小说在“批判战争”的主题上，主人公的思想认识有“反战”主旨的扎根，为什么还要赞美象征战争的炮声？就好像长跑者在接近终点时又往后退了一步，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听见外面重炮在轰鸣。要没有炮声，周围几乎一片沉寂；只听见偶尔传来大火的吞噬声，以及黑暗中什么地方山墙倒坍的巨响。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队啊！我知道，炮声通常都是这样的，但我还是这么想。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觉得大炮即使在轰鸣时，也是高雅的。炮声听起来也是那么高雅，确实是图画书里打仗的模样……接着我想到，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铁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那么又该有多少人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突然想到：倘若我果真是在母校，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刻到石碑上去；在校史上，我的名字后面将写着：“由学校上战场，为……而阵亡。”
小说叙事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家的失控”。作家在创作一篇小说的时候，主人公的命运已在脑海中有了大致的发展方向和大致的结局。小说的创作就是在开端与结束的中间丰富情节。但是随着小说的写作，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不再受作家起初的安排而发展，而是按照小说情节的自有逻辑发展，这就是“失控”。最典型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这一人物形象的“失控”。于是，一部分读者就猜测，主人公由对战争无知觉到深受其害，最后在已经深刻体会到战争戕害的情节里依然赞美炮声，是不是主人公形象与性格的“失控”？
高明的作家不让读者的阅读期待轻易实现。我们觉得，虽然主人公深受战争摧残，但是作为一个少年，作为一个长期接受法西斯教育的孩子，他对战争的理解、反思必定是有限度的，他的思想上还残留着对战争的欣赏、迷恋、自豪。
“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为一篇反战小说，经过前面的铺垫渲染，文章的思想指向主人公的反战与对战争的反思，这固然十分正常，但是也会有一个弊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一下子进入到反战的精神境界，这显得十分不真实。就像孙犁在小说《荷花淀》里塑造的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小说的最后能讲出抗战大道理一样，让人觉得很不真实。经过战争的摧残，有身体的伤害，进而又有精神的觉醒，同时精神的觉醒里又有法西斯教育的残留，这才是一个可信的人物形象。
抒情的限度：除了控诉，还能做什么
作为一篇反战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通过写主人公的身体遭遇、少年的单纯天真被战争扭曲，以此来表达反战主旨，展开对战争戕害人类的控诉。初读这篇小说，总觉得，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和一篇优秀的小说，不应该只满足于对苦难的控诉。它应该超越控诉，上升到对人性的思考。似乎这篇小说并没有做到。
整体上看，本文通过以下几个细节表达对战争的控诉：
“我”原本是一个谨守清规戒律的学生，通过战争学会了抽烟。
“我”以前上学时喝牛奶，作为伤员只能喝水。
校园、教室各种艺术、美学、哲学都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黑板上的铭文“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利用历史典故来点题。
这篇小说还缺少什么？我们先看一个细节：
“我”失去了双臂和右腿，“我”应该关心什么？“我”会做什么？小说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现在我看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包扎解开了，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现在消防队员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挡住了。
我们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会发现史铁生尤其关注生活中的四肢健全者（如地坛公园里的那个长跑选手）和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会从他们那里回望自己，通过对他人命运的思考来反思自己的遭遇。这是人的脆弱也是人的敏感。在这种脆弱和敏感中，作家对生活和生存的反思才能深入下去，小说中这样的处理就是超越控诉，上升到人性反思。而《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在这一本该好好用一些笔墨的地方，却吝惜文字，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前些年，笔者的一个学生因车祸失去了双腿。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看到了在常人世界没有见到过的画面：这名学生把墙上画中所有人物的腿都用纸盖住了！看了这些被糊住一半的画，我们一下子感觉到了学生心中的痛苦与孤独、脆弱与敏感，我们还能对伤者说些什么？ 不过，从文学史看，现代文学摒弃了“象征手法的唯一指向”，被认为是当下文学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文学界的主流创作取向是反战与揭露战争创伤，对此德国作家伯尔振臂呐喊，积极投身于其中，在“控诉和赞美”的任务范围内写作，是一种使命和职责，也是别无选择。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意义的丰富，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我国现代作家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挖掘出来，就是因为它们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主题先行”的文学，而是更多地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写作。读者从他们的小说中往往会得到多个主题，哪怕对一个人物形象，也有丰富的可阐释性。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由风生水起到逐渐被读者抛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类文章只会控诉而没有深度反思，虽然感情真挚，但是人物形象和性格简单固定，小说的主题具有唯一性，小说的写作态度具有唯一的指向性。和伤痕文学一样，《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主题是确定的，控诉的对象、悲劇的原因都是唯一的。但文学史上他们的作品永远不可能抹煞。
结语
刘小枫有一篇文章《记恋冬妮娅》。写的是“文革”时期重庆红卫兵的武斗悲剧。文中的少男少女，在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与蛊惑下，迷恋红缨枪，迷恋真枪实弹，真像《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写到的文科中学无论从装饰还是从摆设弥漫着“牺牲、服从、英雄、战争”等法西斯气息。在《记恋冬妮娅》中，无数的红卫兵在武斗中死于同龄人之手，在喧天的红色歌曲中葬身荒山野岭。这多像“我”在炮火声中，在圣洁的艺术教室里接受简易的手术。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穿巷而过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依据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锈痕斑驳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像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的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结合《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和《记恋冬妮娅》，我们发现小说中写的悲剧曾经距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也许觉得，那样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可是，走出宁静的家园，仔细倾听，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如中东，依然有战火狂卷，依然有孩子被恐怖分子（如ISIS）控制、蛊惑，参与自认为崇高伟大的“圣战”。这一切正是我们读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后，应该引起的思考和警惕，也是这篇小说的不朽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