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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教研是近来教学研究方面的热点话题，它是集体备课的延伸，二者既密切相关又有着极大的区别，都具有集体参与、共同研究、以提升教学质量为目的等特性，但是集体备课着眼于“备”字，以完成课前基础性准备工作为目的，强调学科教学的统一性，完成的是教学前的一般性工作，而深度教研则侧重“深度”研究，以研究的形式追求理解认识和教学品位的高度，开放性、延展性、个性化是其具体特征，课前、课后皆可。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在深度教研方面作了一些有效探索，这里选录学校语文学科组小说文本《说书人》深度教研的部分成果材料，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要读出“说书人”存在的意义
面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我们更多时候是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注;在这个快速进步的社会，“同情与悲悯”的话题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地遗忘在生活的边缘。读师陀先生小说《说书人》也许会是对现代人一次关于生命意识的提醒，一次关于他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同情与抚慰意识的唤起，一次即使时代沧桑、社会冷落也能窥见底层人精神之光的感动。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与感受师陀先生笔下“说书人”存在的意义吧。
一、说书人存在的生存意义与职业意义
说书人就是一个被遗弃的苦命人。即使咳嗽即使吐血也唯有吼塌嗓子说书方可使自己活着，这是“说书人”每天必要直面的问题。他几乎生存在社会的夹缝中，所以一夜之间死了，谁为足惜？有的，至少作者用他的文字解剖着那个生冷的社会里哪怕最底层人的人性以及哪怕最卑微人的温热;已经觉得“被他迷住了”。师陀1937年因《果园城记》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在全民自顾不暇的时代，能被这样一位作家“迷住”的原因只有一点——一个人的生命，一个贱民的生命，一个艰难谋生的国民的生命;如果还不仅仅如此，那就是，这个“说书人”还能说书，还能在全民的寂寞中给民众带来一点苦痛之后的慰藉，甚至一些振奋。
对于说书人的职业，作者说，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贱于吃不饱肚皮。说书人只好用“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这样近乎哀怜的口吻讨食。他贱于几乎“光身”。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死后，他也“没有留下家族”。他也贱于无人在意他的生死存在。当国难当头，当经济萧条，当北方“水旱蝗汤”，“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大家放弃听书不是厌倦而是要远去奔命，自顾活命。他还贱于说书职业的无人承续。说书人一死，当时谁还会接过说书人的“醒木”呢！
二、说书人存在的情感意义与精神意义
关于说书人，“我不知道别人对于这种职业抱的态度;但是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首先，别人对说书以“贱”视之的原因不外乎说书无利可图甚或求生艰难，但为什么只要可能他们也会乐于听他的说书呢？只能说，在“别人”眼里，说书人的精神价值远大于其生存价值。
其次，“我”意欲以说书为志愿，大概是以为“觉得这种职业可爱，另外，或者我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迷住的是什么？任何时代，“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的台衔都是令人仰慕的，可是“我”却偏偏是个对此厌弃不及的人，而那些身份卑微、职业低贱的“说书人”们，在那个“沉闷的世界”，似乎更能深深地激发“我”对于武松和鲁智深们的神往，更能激发“我”内心深处对说书人创造出的“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的敬仰。有此精神的鼓舞，“我”才会甘心让出那些高贵的“台衔”，“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这一职业。
再次，为什么“我”会说“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20世纪30至40年代，兵燹天灾，国家前途渺茫，民众自顾不暇，但放弃听书并非他们内心本愿，说书人创造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气质，在那些苦难民众心中就是一抹虽虚幻却也美好的亮光，民众的痛苦也许会因此得以抚慰;说书人的“撒谎”，恰恰成了“世人”苦难的追梦，而且，愈是苦难就愈愿意给说书人以“特准”。
说书人的存在，给世人一份情感的寄托，一种精神的支撑。
三、说书人存在的社会意义
师陀笔下的“果园城”看似平静，背后却充满动荡，无论哪个阶层都无法逃脱家庭没落或者事业失败的命运，而离别故土的游子们无论返乡还是客死，同样不能幸免于灾难社会的悲凉结局。
“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寂寞的黑夜之下，寺院里的大钟、鼓楼上的云牌响过之后，安静的星空之下，脑海里没有喧嚣与人流，只有说书人书中“数百年前的大盗刘唐，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莽夫武松”。师陀曾借其小说《结婚》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小市镇生活的画面，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乡村才有的“静”正是那个包括作家在内百姓流离的内心反向投射——闲来听听书，晚来望星空的日子，太难得了;国难让那份和平宁静、恬淡自然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
看小说中说书人的死。“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废墟和死亡是师陀笔下最频繁出现的意象，师陀善于通过这样的意象叙事和象征手法来实现他的美学效应，对荒野意象的关注恰恰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民主情怀。说书人的死，似乎更像是一种死亡仪式，一种注入了作者强烈不满与抗争精神的庄严仪式，一种为无力挣扎、死不瞑目的冤魂讨要一份尊严与希望的凄美仪式。——那个暗黑的时代，底层苦难的人们能争取的，无法存在在现实，但尊严与希望的种子不可能消亡。这颗种子，就是作家笔下的说书人的“书”，就是说书人给世人的“感动”，就是引领人心灵的“多少幻想”，就是说书人“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寻找。“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这书中的“十字坡”“小商河”“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就是作者的“梦”，虽因时势艰难得让作者感到“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这梦“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无力得近乎痛苦，然而，不可否认，虽然作者对那个社会未能深入地发掘其黑暗的根源，但作者为民族的生存现状深感焦虑与悲哀，为民族的未来走向深感担忧与迷惘，作者的这一份人生理想，一份社会希望从来未曾破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 ，师陀和祖国一起体验着被异族欺凌的痛苦。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读《说书人》这样的作品，读者仍能向那冰冷的社会挣扎的生活发出诅咒，仍能从那些底层弱者身上得到温暖，并能自觉地比之以平等施之以关爱，也许这正是师陀先生笔下“说书人”的价值所在。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要读出“说书人”存在的意义
面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我们更多时候是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注;在这个快速进步的社会，“同情与悲悯”的话题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地遗忘在生活的边缘。读师陀先生小说《说书人》也许会是对现代人一次关于生命意识的提醒，一次关于他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同情与抚慰意识的唤起，一次即使时代沧桑、社会冷落也能窥见底层人精神之光的感动。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与感受师陀先生笔下“说书人”存在的意义吧。
一、说书人存在的生存意义与职业意义
说书人就是一个被遗弃的苦命人。即使咳嗽即使吐血也唯有吼塌嗓子说书方可使自己活着，这是“说书人”每天必要直面的问题。他几乎生存在社会的夹缝中，所以一夜之间死了，谁为足惜？有的，至少作者用他的文字解剖着那个生冷的社会里哪怕最底层人的人性以及哪怕最卑微人的温热;已经觉得“被他迷住了”。师陀1937年因《果园城记》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在全民自顾不暇的时代，能被这样一位作家“迷住”的原因只有一点——一个人的生命，一个贱民的生命，一个艰难谋生的国民的生命;如果还不仅仅如此，那就是，这个“说书人”还能说书，还能在全民的寂寞中给民众带来一点苦痛之后的慰藉，甚至一些振奋。
对于说书人的职业，作者说，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贱于吃不饱肚皮。说书人只好用“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这样近乎哀怜的口吻讨食。他贱于几乎“光身”。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死后，他也“没有留下家族”。他也贱于无人在意他的生死存在。当国难当头，当经济萧条，当北方“水旱蝗汤”，“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大家放弃听书不是厌倦而是要远去奔命，自顾活命。他还贱于说书职业的无人承续。说书人一死，当时谁还会接过说书人的“醒木”呢！
二、说书人存在的情感意义与精神意义
关于说书人，“我不知道别人对于这种职业抱的态度;但是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首先，别人对说书以“贱”视之的原因不外乎说书无利可图甚或求生艰难，但为什么只要可能他们也会乐于听他的说书呢？只能说，在“别人”眼里，说书人的精神价值远大于其生存价值。
其次，“我”意欲以说书为志愿，大概是以为“觉得这种职业可爱，另外，或者我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迷住的是什么？任何时代，“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的台衔都是令人仰慕的，可是“我”却偏偏是个对此厌弃不及的人，而那些身份卑微、职业低贱的“说书人”们，在那个“沉闷的世界”，似乎更能深深地激发“我”对于武松和鲁智深们的神往，更能激发“我”内心深处对说书人创造出的“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的敬仰。有此精神的鼓舞，“我”才会甘心让出那些高贵的“台衔”，“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这一职业。
再次，为什么“我”会说“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20世纪30至40年代，兵燹天灾，国家前途渺茫，民众自顾不暇，但放弃听书并非他们内心本愿，说书人创造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气质，在那些苦难民众心中就是一抹虽虚幻却也美好的亮光，民众的痛苦也许会因此得以抚慰;说书人的“撒谎”，恰恰成了“世人”苦难的追梦，而且，愈是苦难就愈愿意给说书人以“特准”。
说书人的存在，给世人一份情感的寄托，一种精神的支撑。
三、说书人存在的社会意义
师陀笔下的“果园城”看似平静，背后却充满动荡，无论哪个阶层都无法逃脱家庭没落或者事业失败的命运，而离别故土的游子们无论返乡还是客死，同样不能幸免于灾难社会的悲凉结局。
“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寂寞的黑夜之下，寺院里的大钟、鼓楼上的云牌响过之后，安静的星空之下，脑海里没有喧嚣与人流，只有说书人书中“数百年前的大盗刘唐，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莽夫武松”。师陀曾借其小说《结婚》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小市镇生活的画面，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乡村才有的“静”正是那个包括作家在内百姓流离的内心反向投射——闲来听听书，晚来望星空的日子，太难得了;国难让那份和平宁静、恬淡自然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
看小说中说书人的死。“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废墟和死亡是师陀笔下最频繁出现的意象，师陀善于通过这样的意象叙事和象征手法来实现他的美学效应，对荒野意象的关注恰恰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民主情怀。说书人的死，似乎更像是一种死亡仪式，一种注入了作者强烈不满与抗争精神的庄严仪式，一种为无力挣扎、死不瞑目的冤魂讨要一份尊严与希望的凄美仪式。——那个暗黑的时代，底层苦难的人们能争取的，无法存在在现实，但尊严与希望的种子不可能消亡。这颗种子，就是作家笔下的说书人的“书”，就是说书人给世人的“感动”，就是引领人心灵的“多少幻想”，就是说书人“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寻找。“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这书中的“十字坡”“小商河”“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就是作者的“梦”，虽因时势艰难得让作者感到“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这梦“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无力得近乎痛苦，然而，不可否认，虽然作者对那个社会未能深入地发掘其黑暗的根源，但作者为民族的生存现状深感焦虑与悲哀，为民族的未来走向深感担忧与迷惘，作者的这一份人生理想，一份社会希望从来未曾破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 ，师陀和祖国一起体验着被异族欺凌的痛苦。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读《说书人》这样的作品，读者仍能向那冰冷的社会挣扎的生活发出诅咒，仍能从那些底层弱者身上得到温暖，并能自觉地比之以平等施之以关爱，也许这正是师陀先生笔下“说书人”的价值所在。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