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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孝道”（Traditional Filial Piety）是我国家庭伦理道德的精髓之一，是华人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行为准则。传统“孝道”的繁盛与衰减及其实践行为既有知恩图报的自然天性基础，也有深刻的经济根源。
古代社会并不存在普遍的社会保障系统，而是实行家庭或家族层次上的保障，而传统意义上的“孝道”中的许多内容可谓这种家庭保障系统的一种非制度性安排。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有足够的激励去创新能够确保在他们年老之后维持一定水平生活质量的“游戏规则”。
一种创新的方向是由长辈控制整个家庭或家族的物质财富，掌握财政权和决策权，对子女实行完全的经济控制，运用经济手段强制子女们在自身的生命周期里按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行事。
另一种创新的方向是运用说服教育和道德约束的手段，使子女们自愿遵从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可谓“孝子教科书”，里面记载了许多无从考证的“模范孝子”的先进事迹，有些还相当血腥和恐怖，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地降低因反抗和强制执行所带来的物质成本和心理成本。
第三个努力的方向就是寻求政治力量的帮助，如借助于封建皇权或现代政府的力量，使这种游戏规则成为立法基础，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获得一种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保障水平，这时，非制度性安排就演化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有力地降低了运用家庭财政手段和道德手段去保障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家庭就不再会因为家庭财政控制能力和家庭的思想政治教育技巧等家庭“执政”能力的差异，影响年长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当然，不同的家庭还会由于所拥有的财富存量、政治资源和创造财富的能力的不同而不同，这个问题直到现代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和完善以后才得到有效的缓解。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全社会层次上用法律的手段去保证“年轻一代”赡养“年老一代”——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通过纳税去赡养我们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父母，而不是仅仅赡养自己的父母，这是一种更有效、更稳定、更能提高老年人平均生活质量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时，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各自的家庭内部接将许多精力、时间和物质财富配置在父母亲身上，而是通过现代税收系统去履行赡养老年人的义务，这样，父母们就不再需要过分担忧子女因失业或“变心”而陷入困境了，老年人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子女对自己的“孝”了，将逐渐减少配置到对子女们进行“孝道”方面教育的时间数量，而将其配置到其它方面，以提高自己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时间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这种间接的或隐形的途径去瞻养老人来取代直接的家庭赡养方式正是许多人悲叹“今不如古”或“人心不古”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考道”衰减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结构的变化、信息生产规模和知识创新速度的急剧上升。
在农业社会中，知识创新的速度极慢。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西方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长期接近于零，而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中，大多数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掌握。由此，知识的拥有数量和一个人的年龄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年老的人一般经验丰富，比较容易建立起权威和赢得尊重，而且这种权威的维持成本较低，因为它是建立在信息占有量的优势上的，年轻人比较信服。而另外一部分适合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其传播效率也由于书本生产成本、书本传递成本和教育诸方面成本的因素的制约而降低，使这种类型信息的拥有量也与一个人的年龄同方向变动。
在知识创新速度、信息传播技术、研发机构和教育机构的组织模式都已获得相当水平发展的今天，这种相关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在许多领域甚至出现了知识拥有量与年龄呈反方向变动的特点。在这些领域年老的人往往显得知是陈旧甚至很无知，如在IT行业，而年长的人拥有信息数量方面的优势正是传统“孝道”确立的基础之一，所以，传统孝道的衰减有现代信息生产结构、生产规模、增长率方面的原因。
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也使人们的信息、知识的积累逐渐基于专业化需要而不断细化，在新的分工体系下，年轻人成为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本，拥有量迅速地超过年长的人，例如，一个农民到了城市以后，往往会发现农田管理或农作物种植技术方面的知识会迅速贬值，这些人力资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价格极低，甚至一文不值。人力资本（知识、信息）的这种贬值或无形磨损是由于它的资产专用性所决定的，无形磨损使年长的人从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上所获得的资本收益率不断降低，收入的降低相应地使其获得的尊重减少，感到传统“孝道”在衰减。
知识和信息生产规模的高增长率也使年轻人在积累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的方面占有优势，医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会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在越过峰值后与年龄呈现出反方向的变动关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单独凭借年龄而获得的尊重也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传统“孝道”的衰减还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关。在农业社会里，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它不仅是主要的消费活动场所，而且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年长的人在经济活动的分工与组织、物质财富的分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如何时娶妻生子）等方面均拥有天然的优势，下一代人在经济上独立以前，上一代人有充足的时间去建立这种权威。而在现代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地脱离家庭到大型经济机构中去从事经济活动，家庭成为典型的生活消费部门而非典型的生产部门，子女的经济独立不再依赖于父辈对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分配，这就为下一代人摆脱来自家庭内部上一代人的控制创造了外部条件，提供了经济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院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
古代社会并不存在普遍的社会保障系统，而是实行家庭或家族层次上的保障，而传统意义上的“孝道”中的许多内容可谓这种家庭保障系统的一种非制度性安排。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有足够的激励去创新能够确保在他们年老之后维持一定水平生活质量的“游戏规则”。
一种创新的方向是由长辈控制整个家庭或家族的物质财富，掌握财政权和决策权，对子女实行完全的经济控制，运用经济手段强制子女们在自身的生命周期里按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行事。
另一种创新的方向是运用说服教育和道德约束的手段，使子女们自愿遵从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可谓“孝子教科书”，里面记载了许多无从考证的“模范孝子”的先进事迹，有些还相当血腥和恐怖，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地降低因反抗和强制执行所带来的物质成本和心理成本。
第三个努力的方向就是寻求政治力量的帮助，如借助于封建皇权或现代政府的力量，使这种游戏规则成为立法基础，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获得一种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保障水平，这时，非制度性安排就演化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有力地降低了运用家庭财政手段和道德手段去保障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家庭就不再会因为家庭财政控制能力和家庭的思想政治教育技巧等家庭“执政”能力的差异，影响年长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当然，不同的家庭还会由于所拥有的财富存量、政治资源和创造财富的能力的不同而不同，这个问题直到现代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和完善以后才得到有效的缓解。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全社会层次上用法律的手段去保证“年轻一代”赡养“年老一代”——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通过纳税去赡养我们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父母，而不是仅仅赡养自己的父母，这是一种更有效、更稳定、更能提高老年人平均生活质量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时，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各自的家庭内部接将许多精力、时间和物质财富配置在父母亲身上，而是通过现代税收系统去履行赡养老年人的义务，这样，父母们就不再需要过分担忧子女因失业或“变心”而陷入困境了，老年人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子女对自己的“孝”了，将逐渐减少配置到对子女们进行“孝道”方面教育的时间数量，而将其配置到其它方面，以提高自己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时间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这种间接的或隐形的途径去瞻养老人来取代直接的家庭赡养方式正是许多人悲叹“今不如古”或“人心不古”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考道”衰减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结构的变化、信息生产规模和知识创新速度的急剧上升。
在农业社会中，知识创新的速度极慢。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西方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长期接近于零，而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中，大多数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掌握。由此，知识的拥有数量和一个人的年龄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年老的人一般经验丰富，比较容易建立起权威和赢得尊重，而且这种权威的维持成本较低，因为它是建立在信息占有量的优势上的，年轻人比较信服。而另外一部分适合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其传播效率也由于书本生产成本、书本传递成本和教育诸方面成本的因素的制约而降低，使这种类型信息的拥有量也与一个人的年龄同方向变动。
在知识创新速度、信息传播技术、研发机构和教育机构的组织模式都已获得相当水平发展的今天，这种相关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在许多领域甚至出现了知识拥有量与年龄呈反方向变动的特点。在这些领域年老的人往往显得知是陈旧甚至很无知，如在IT行业，而年长的人拥有信息数量方面的优势正是传统“孝道”确立的基础之一，所以，传统孝道的衰减有现代信息生产结构、生产规模、增长率方面的原因。
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也使人们的信息、知识的积累逐渐基于专业化需要而不断细化，在新的分工体系下，年轻人成为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本，拥有量迅速地超过年长的人，例如，一个农民到了城市以后，往往会发现农田管理或农作物种植技术方面的知识会迅速贬值，这些人力资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价格极低，甚至一文不值。人力资本（知识、信息）的这种贬值或无形磨损是由于它的资产专用性所决定的，无形磨损使年长的人从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上所获得的资本收益率不断降低，收入的降低相应地使其获得的尊重减少，感到传统“孝道”在衰减。
知识和信息生产规模的高增长率也使年轻人在积累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的方面占有优势，医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会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在越过峰值后与年龄呈现出反方向的变动关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单独凭借年龄而获得的尊重也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传统“孝道”的衰减还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关。在农业社会里，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它不仅是主要的消费活动场所，而且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年长的人在经济活动的分工与组织、物质财富的分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如何时娶妻生子）等方面均拥有天然的优势，下一代人在经济上独立以前，上一代人有充足的时间去建立这种权威。而在现代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地脱离家庭到大型经济机构中去从事经济活动，家庭成为典型的生活消费部门而非典型的生产部门，子女的经济独立不再依赖于父辈对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分配，这就为下一代人摆脱来自家庭内部上一代人的控制创造了外部条件，提供了经济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院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